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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機之間具有人所創(chuàng)造的語言、知識這樣一層生態(tài)行為環(huán)境，既與人的本質不同，又不包容這些形式自身的本質。中國傳統邏輯思想既不同于西方傳統邏輯，也不同于經典邏輯意義上的"非形式邏輯"。中國傳統邏輯思想具有集合論的層次屬性而不同于謂詞邏輯。人工智能的實體性無法形式表達。人、機之間的技術關系與倫理關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質。從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邏輯思想看， "人具有本質"是人的本質，即"人具有人的本質"；機器因人而有意義。

       目錄：

　　 一、人、機器、語言

　　 二、形式邏輯、非經典邏輯與非形式邏輯

　　 三、"白馬非馬"案例

　　 四、中西文化中的非形式邏輯思想

　　 五、事實（實在）與抽象方法

　　 六、人工智能的實體性與非經典邏輯方法

　　 七、歷史地看人、機關系

　　 人與外界的聯系是由人的感覺、身體行為、思想和社會關系形成的有機關系，從人的行為能力上說，就是"智能"行為。構成人的智力活動的直接表達形式就是語言，雖然對語言這個本質目前還不能確定性地給予定義，但人的本質無法離開語言是確定的（比如"狼孩"等事例），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通過語言進行比較、檢測機器的智能就是最基本的方法（如"中文屋子"），這里面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這種檢測、比較的標準是基于人還是基于機器。"中文屋子" 就是以機器為標準，由人充當機器去和機器比較，以分離語言表達這種行為中人與機器的區(qū)別。與此不同，圖靈的"模仿游戲"卻是以機器冒充人去進行試驗，由于人的標準是無法確定的，機器能在何種程度上與人進行比較也就是不確定的，所以"模仿游戲"的檢驗標準是基于人的開放體系，實際上是一個人工智能綜合研究的理論平臺。

　　 "模仿游戲"以自然語言為表達工具，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不同在于機器語言是形式語言，而自然語言具有意義內涵，一個形式語言能否或多大程度上表達或被賦予意義，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機器語言基于布爾邏輯，布爾邏輯基于命題邏輯，電子化的基本邏輯電路門就是這種本質的體現，集成電路中就沒有謂詞邏輯這樣的門電路，因此編程語言中也沒有"有些"這樣的"存在"性命題的函數可供直接調用，這種情況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更加突出，這直接表現為與人工智能的本質緊密相關的"異或邏輯"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性是由馬文-明斯基指出的，機器不具有這種邏輯性質。從現有主流發(fā)展的基于人工神經網絡模型（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所發(fā)展起來的"機器學習"，仍然是這樣一種情況，大規(guī)模的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只是用大量的多層次并列電子邏輯門電路代替異或門邏輯，通過函數擬合方法建立算法模型后，在計算機中運行機器算法，而人工神經網絡模ANN的工作原理迄今無法解釋。

　　 本文跳出傳統西方邏輯體系的觀點，以不同于現有的基于經典邏輯的"非形式邏輯"的方法研究人工智能中的人、機關系問題，把人、機技術關系放在人、機倫理關系層次上［2］，提供一個在更廣泛和深入的視野中進行研究的方向。

　　 一、 人、機器、語言

　　 人工智能研究中最重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是，有沒有不同于（可計算性）算法（圖靈機）本質的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就是算法本質的，那就沒有特別研究這個問題的必要，因為"可計算理論"" 、"計算復雜性理論"和NP理論已經包含了這些內容；但如果人工智能具有不同于算法的本質，那就具有特別的意義了。這個研究包含了二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人、機技術關系，也就是機器如何在功能上達到或超過人的智能，比如通過"模仿"或"學習"人的智能而達到或超過人的某些智能（實際上這是現在的事實和期望）；第二個方面是人、機倫理關系，也就是機器能否完全達到甚或超過人的所有智能，潛臺詞就是"機器性"和"人性"是否具有可比較的關系和具有何種性質的比較關系。

　　 "可計算性理論"和"不可判定問題"理論是由希爾伯特、丘奇、歌德爾等數學家和圖靈對希爾伯特第十問題的解決等一系例成果而基本完成或奠定基礎的，在那個時代，"計算"只被看成是人的智能的一方面，"算法"或機器只不過是人的工具方法，因此當時的人普遍認為機器只可以代替人的計算工作，機器是不能"思維"的，如果有人說機器可以思維，就像要人相信算盤可以思想一樣荒謬。這種情況就反映在圖靈當時對公眾所作的三篇論文里（圖靈的思想中，機器具有"思維"能力是事實，但機器仍與人的本質不同）。但現在的情況相反，人們不但認為機器可以思維，而且能替代和超越人的思維，以至于對人的價值和地位的替代，終結人類的歷史。

　　 到目前為止，計算機的巨大進步是建立在符號語言這個基礎上，最一般地看來，機器能使用符號語言，似乎也就能"思考"了，而且，計算機由它巨大的存貯能力和極高的運算速度獲得了超出人的想象的工作能力，那末自然可以問：計算機是否能和人一樣的進行思考？但這個問題不是基于對計算機的能力的評價決定，對計算機的能力的評估早就有確定性的方法，比如對現有的最強大的計算機能力的評判可以例表排名，這些標準都是基于機器的評估方法和標準，是機器之間的能力的評價，只是把人的某種能力形式化后作為機器的標準，而不是真正基于人的能力的標準，所以，真正的困難在于對人的智能無法定義，也就無法對"機器是否能和人同樣思維"這樣的問題進行實質性的研究。圖靈的論文就是保留這種態(tài)度的。

　　 問題似乎回到歷史上最困難的哲學和認知理論上的老問題，"語言"的本質和語言與人的關系，現在只不過是添加了新內容：能使用符號語言的機器與使用自然語言的人有何本質不同？就是說，傳統的關于人的認知的問題變成了人、機之間的倫理關系問題。

　　 二、 形式邏輯、非經典邏輯與非形式邏輯

　　 語言具有語法和語義兩個層次，人們使用語言表達意義和進行思維，作為思維的邏輯研究（形式邏輯），并不直接體現語法與語義之間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形式邏輯與思維的內容無關，作為思維內容的語義只是深藏在邏輯形式和邏輯規(guī)律之后，實際上，"邏輯"自身的性質一直是隱含得非常深的哲學問題，主要在數理邏輯理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問題的研究里體現出來，不同于經典二值邏輯（yes or no）的問題都是以多值邏輯、模糊邏輯、高階邏輯或"不確定性問題"等方式表現出來的，但大體上仍努力沿著傳統邏輯的形式化的方法發(fā)展，產生了很多"非經典邏輯"，如構造邏輯、模態(tài)邏輯，甚至非標準的模態(tài)邏輯系統，如認知邏輯、道義邏輯、時態(tài)邏輯等等，相對于傳統邏輯對象的外延性和有效推理的目的，非經典邏輯一般都具有意義內涵性，涉及思維的內容和語義以及思維本身的性質，這些已經包含了人的主體因素，而且這些新的邏輯發(fā)展方向不斷出現，似乎看不到傳統邏輯學中的那種邏輯架構上的層次的一致性。

　　 "非經典邏輯"大體上都牽涉到語法或與語義的關系，因此直接關注人的現實思維活動，但如果不沿用現代邏輯的形式化的研究方法，這種"非經典邏輯"研究就與一般的語言理論和直接的對思維、思想方法或方法論等研究沒有分別了，那么在自然語言形式中，有沒有特殊邏輯性的表現？

　　 實際上，自然語言表現的邏輯特殊性一直存在，歷史悠久，這就是以"詭辯"方式出現的非形式方法，如古希臘的芝諾（Zeno of Elea，約公元前490-約公元前425）、中國的"名家"、禪宗的"話頭"和一般所說的"矛盾"、"悖論"所表現的以自然語言表達的邏輯思維自身發(fā)生的困難而暴露的思維邏輯自身的本質問題。

　　 著名的"芝諾悖論"如"飛矢不動"，是從運動事實的抽象分析中導出運動的抽象形式與事實的分離而產生的背謬，這種非形式化的邏輯性是對邏輯形式純粹性的一個外在揭示。據說芝諾從"多"和運動的假設出發(fā)，一共推出了40個各不相同的悖論，后來的研究認為芝諾的悖論是最早的無限和有限關系的研究，因此人們可以用數學理論中關于"無限"的理論化表達對"芝諾悖論"進行再解釋，并沒有從"芝諾悖論"中得到邏輯學上更多的收益。

　　  相比之下，中國的易經模式卻給現代二進制符號表達帶來了啟示，今天我們不用去抱怨古人沒有形式化的抽象思想，因為我們還從來沒有去認真思考"非形式邏輯"的"邏輯性"，如中國古人的實體思想所具有的（非形式化的）"對稱性"在現代理論的前沿意義。

　　 三、 "白馬非馬"案例

　　 與芝諾的邏輯思想不同，中國的名家雖然在諸子之中卻不在儒家之列，這種歷史的不排除是由中國文化的內涵性保證的。公孫龍的思想后面具有比現代邏輯和集合論后面所隱藏的實在的事物和事物的屬性的更基本關系的意義，"芝諾悖論"如"飛矢不動"今天仍難以一說即明，但用現代集合論的觀點解釋中國傳統邏輯如"白馬非馬"卻很容易，但這并不意味僅僅把"白馬非馬"從"詭辯"這個惡名中解放出來，更重要的是，從"白馬非馬"后面的中國傳統邏輯思想里可以伸引出有關集合論和邏輯理論中更深刻的層次相關性問題，這樣的更深層問題只有放在中國傳統邏輯思想與西方形式邏輯相對照的比較平臺上才能顯現。本文只就這個別案例討論。

　　 在最抽象的意義上，集合的本質是"屬于"關系，對屬于關系的否定，就產生了邏輯上的悖論，因為這是對集合論的本質的否定，這正是"羅素悖論"所包含的邏輯與集合論的關系的本質；悖論的產生是邏輯形式的抽象性本質決定的，純粹形式上的邏輯悖論正是形式方法的無法克服的困難，這一點最終是由歌德爾定理確立的。與此不同，相對于純粹的形式而言，在事實上只有"矛盾"而不會有悖論，中國傳統寓言故事中的"矛、盾"之難，難在說，而不在事實，賣矛又賣盾的吆喝并不等于戰(zhàn)場上自相殘殺，矛和盾的關系是可以戰(zhàn)爭解決的，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關系，這不是由矛和盾的抽象對立決定的。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實最終是基于人的，形式化的方法追求純粹抽象而脫離了事實和內容，不確定性本質變成了確定性的自我否定的悖論。

　　 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確缺少形式化方法，但卻具有基于人和實在性的本質，"白馬非馬"這個案例就是一個基于事物的屬性和層次關系所展開的分析，事實之間的最基本屬性關系就是"屬于"關系，這正是集合論關系的本質，而與邏輯形式所表達的形式關系不同，所以套用形式邏輯的方法無法說清"白馬非馬"，而用集合論的觀點就很容易把作為白馬的子集合與作為馬的母集合分開。相比較地看，芝諾的運動悖論雖然也是基于事實的分析，但這種運動過程的抽象與形式化的純粹性具有不同的性質，即使現在也難用邏輯方法簡單地說清楚，只能用現代的數學方法加以解釋，這并不是人可顯見的（這并不是顯而易見的？）。

　　 四、 中西文化中的非形式邏輯思想

　　 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基于人與人性的，人性的本質是由（廣義的）"行為"事實表現的，在這種意義上，語言只是人性的表象，語言本身并沒有感性、感情，是人運用語言和語言的意義才使語言具有使用意義，兩只猴子相對打字或許可以打出"有意義的句子"，但這只是無意義的動物游戲。但兩人相對無語，卻可以有無窮的思想。或許是由于這種基于事實的表達能力，中國的語言重在人的境域表現，這種抽象性能力的強大使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沒有走向形式抽象化的道路。"中國傳統邏輯雖然沒有產生自己專業(yè)化的理論體系，但正是由于它植根于日常生活和自然語言之中，所以以內在的深刻性和隱喻方式與中國傳統文化共體存在，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特質。" ［1］

　　 "日常語言與邏輯形式語言的不同和對這兩者不同的認識現在已成為了一種常識，西方的知識體系特別地發(fā)展了形式化的方法體系，這是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客觀性和確定性的基礎。在中國語言環(huán)境中，中國傳統邏輯重視判斷的主體意識，比如'白馬非馬'就突出了人的判斷在邏輯中的主動地位，這是與西方古代邏輯學不同的發(fā)展方向，所以中國傳統邏輯不分離于日常語言，也沒有產生專門化的邏輯學，而是存在于中國文化本質中，中國傳統邏輯始終深入在中國思想與中國思維方式中，以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邏輯學發(fā)展的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中國文化典籍中的傳統邏輯以經典案例形式傳承不絕，中國傳統邏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也就是中國文化本質的表現，用中國文化中最具傳統特色的一句哲學語言來表達，就是'大象無形' 。" ［1］

　　 "以集合論的觀點看，'白馬非馬'建立在'形'、'色'相異基礎上，以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本質與形式的區(qū)別，但這種區(qū)別不是建立在形式化的基礎上。'白馬非馬'中'形'、'色'相異，但不是對立，所以不會發(fā)展為悖論，也不是詭辯，因此與'質'、'量'等辯證對立的范疇不同，'白馬非馬'是集合論意義上的層次的不同，這是現代集合論的基本思想。在西方現代邏輯理論中，如何打通集合論和謂詞邏輯，是一個自近代開始而遠未能有效展開的艱難課題，實際上，集合論與邏輯學的鴻溝就是現代謂詞邏輯中最困難的部份。在數理邏輯中，集合論與邏輯學是并例分別的，它們是數理邏輯四大構成部份中的具有更基本意義二個理論體系，但是集合論自康托爾之后已經停滯在'連續(xù)統假設'前無法前進，而謂詞邏輯實際上已經以'現代邏輯'的不同發(fā)展方向而處于分裂分化之中。

　　 中國傳統邏輯與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一致的，'大象無形'背后是清晰的層次思想，這正是西方思想和現代邏輯遍歷不得的，中國傳統邏輯吸收西方邏輯學豐富成果而得到清晰的體系化，中國傳統邏輯可以給現代數理邏輯涉及自身的最困難的問題帶來洞察的思想。" ［1］

　　 五、 事實（實在）與抽象方法

　　 西方的現代思想和理論起源于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科學實驗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理論方法論，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生物分類體系第一次把人類所面對的事實的自然界納入到一個統一的分類體系中，把人從神學的桎梏和人的認知蒙眛中解放出來，以科學的觀點回歸人的自然性，這種革命性的思想甚至在西方引起的很多近代人的憤怒和恐慌，而當它傳播到中國時卻波瀾不驚，中國古人基于事實的特點能理解人與自然的連續(xù)性關系，雖然當時無法具有明確的人的進化環(huán)節(jié)的認知，卻有明確的從獸性到人性的文化演進思想，我們的先人早在兩千年就以經典地方式平淡地這樣說了：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 (禮記·禮運)

　　 這正是人類的人類化過程階段性的寫照，進化論不過是對中國傳統信念的實證化而已。

　　 這種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表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認識論問題，事實與形式之間的相對關系不是基于形式的而是于歷史事實本身的，這正是哲學和很多基本理論發(fā)展中的理論自身的前提問題，比如內容與形式、語義與語法、共相與殊相、唯名論與唯實論、確定論與懷疑論，……，這種相對關系已經成為了形式方法和理論形式自身無可逃脫的命運。另一方面，中國傳統邏輯思想中雖然沒有發(fā)展出形式化的方法，但以案例記錄和分析，"述而不作"的歷史方法，策略推演、領悟、頓悟和理解、把環(huán)境因素納入生命機能的體系性，箴銘式的表達，特別是易經的案例記載與數、圖結合的"對稱性"或"同時性"的抽象方法，甚至能讓人看到近現代才出現的群論的影子。這種基于事實的抽象與形式化所追求的形式自身的純粹性不同，是人類自身最本質的本質性。

　　 以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為先導的現代進步把整個人類對自然對象的認知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進步的加速度本身揭示了人類自身行為的一種超越性本質，這不是基于任何形式本質上的發(fā)展性（如摩爾定律）所能表達的，而且這個意義正在凸現，這就是當前飛速發(fā)展的人工智能所面臨的最困難的人、機倫理關系問題，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基于人的本質而只是基于機器的能力去理解，就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

　　 六、 人工智能的實體性與非經典邏輯方法

　　 在計算機理論中，算法與遞歸函數是同義的，而遞歸函數與遞歸謂詞是邏輯等價的，就是說，遞歸函數與遞歸邏輯可以相互表達，現代電子計算機的核心就是由大量的電子邏輯門構成的，算法在其中運行并得到邏輯一致性的結果。

　　 無論是電子邏輯或命題邏輯形式，本質上與遞歸函數或遞歸謂詞等價（"遞歸謂詞"仍是命題邏輯而不是本質的謂詞邏輯）。謂詞邏輯是基于命題邏輯的高級邏輯形式，命題邏輯或謂詞邏輯都是二值邏輯（只有兩個真值yes or no）。但是，事實特別是日常語言所表達的事實，遠不是二值邏輯所能包容的，這首先在邏輯和數學自身的性質和本質上以"悖論"或"理論危機"的方式表現出來，在邏輯學理論中，這就是相對傳統的經典邏輯而出現的"非經典邏輯"，但在邏輯學理論中，"非經典邏輯"并非是與"形式邏輯"對立的，很多"非形式邏輯"研究，如模糊邏輯、模態(tài)邏輯等都在盡力使用形式化的方法進行表達，真正具有非形式邏輯意義的研究觀點，就是把以自然語言方式進行的泛邏輯行為，如對事實和事實關系的理解、分析、論辯、論證，包括數學證明活動等都看作是"非形式邏輯"，這種理解已經"非邏輯地"包含了人的因素，把以自然語言表達的推理、論證方式所包含的"智慧"因素，如應對性策略推理、批判性思維、價值評價，甚至意義理解、以及在這些非形式邏輯后的人的精神氣質、創(chuàng)造性思維都包含在內。正如"非形式邏輯"雜志主編拉爾夫·約翰遜(Ralph H. Johnson)和安東尼·布萊爾(J. Anthony Blair) 給出的定義，"非形式邏輯是邏輯的一個分支，其任務是講述日常生活中分析、解釋、評價、批評和論證建構的非形式標準、尺度和程序" ，這大體上表達了這種認識。

　　 一般人認為非形式的就是非邏輯的，這正是造成今天人們無法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質的原因，"非形式邏輯"這種人的因素的包含性，與現在的主流人工智能"人工神經網絡模型（ANN）"中的算法和邏輯的不可理解性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

　　 人工智能的確是從技術領中發(fā)展起來的，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研究大體上仍然基于這種層次，人工智能研究主要也就是處理人、機技術關系，大體上就是機器如何模仿人的行為或思想，包括模仿人的"學習"。人的"學習"是一種智能"行為"，人們常說"思想支配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人的"思維"和"行為"作為功能都可以分別地形式化，如"形式邏輯"和"機械步驟"，這兩者也是可以結合的，如"圖靈機"就是范例的范例，但人的思想和人的行為的生成性關系卻是無法形式化、無法復制的，這種生成性超越也是生命的有機性區(qū)別于機器的物理性本質。當然，物理地看，生命和化學過程也可歸結到最初的物理定律，但直到今天，物理定律最多只能解釋自己如何消失于"奇點"，遠不能解釋自己如何從大爆炸中產生，每個科學家總有自己的上帝。

　　 中國傳統邏輯思想遵循就是"非形式化"的道路，中國傳統邏輯思想沒有發(fā)展形式化的方法和學說，現在看來正是保留了這種最本質的與形式化方法的對立性，雖然不能以形式邏輯的方法特別地表達中國傳統邏輯思想，但中國傳統邏輯思想始終與人的自身和歷史發(fā)展過程結合在一起，這種大象無形的隱伏性總能在某些現象中表現，自然而平易，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傳統邏輯的一個案例"白馬非馬"能夠很容易地由集合論的觀點予以解釋的原因。

　　 ANN的實體本質性（Agent）是無法用算法或命題邏輯表達的，而以形式方法表達的"非形式邏輯"也無法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中來，甚至沒有得到特別的注意，但中國傳統邏輯思想的非形式化本質和人的因素內在性卻正是當前人工智能發(fā)展所展現出來的前沿方向，我們從圖靈的"模仿游戲"中看到的人機三層和三方關系與中國傳統邏輯中的實體性和人的因素的內含性相結合,可以成為從人、機技術關系發(fā)展到人、機倫理關系研究的一個自然方向。

　　 七、 歷史地看人、機關系

　　 人類使用工具一直被認為是人的進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雖然有些動物也使用工具，但那是本能級的，依靠工具而生存是人由動物的個體性成為人的個人性的一個臺階，依靠工具而生存使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一層新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人也就社會化了，人類最先的私有一定是從不離身的工具開始的。工具不同于物理對象是人將人的屬性賦予了工具，特別是工具的半自動化和自化體現了人對工具的賦予的目的性，如澳大利亞土著的獰獵工具"飛去來器"、中國古老的桔槔、水車等，離開了人，這些工具僅僅只是物體或物理過程。人類的知識和認知的不斷提高和積累，人類的工具也不斷走向完全自動化，這是人、機關系的自然過程，自動工具就是把人的知識和能力通過機械運動結構表達出來去達到人的目的，就是說，自動機的目的性首先是人賦予的，今天的機器也可以學習人的目的性，但這不是機器本質性。

　　 人的能力中，智能是最高級的形式，人的智能不能分離于人的本質，人類只能將知識等智能形式通過信息化方式表達出來并賦予機器工具，迄今為止，人類還只能利用而不能創(chuàng)造基于生物組織的信息化"自動工具"，是否可能超過基于現有物理性質和信息化的自動化、目的化的機器或"類人"，是一個不確定性的問題。

　　 由人、機之間的工具、技術關系上升為人、機之間的倫理關系，是人類認知的一個巨大進步，從這一點上說，機器的進步因人的進步而有意義，而這個問題的困難性正是對"人"這個概念的理解的不確定性產生的，而不是由對"工具"這個概念的不確定性產生的，無論是"工具"的構造或原理包括自動化原理都是可以實證性地研究和開發(fā)、使用的，無論一種功能如何強大，自動功能不能自動成為目的，自動的功能是目的，但機器的自動不能成為目的本身，為自動而自動只是"熱寂一"樣的無目的渾沌。所以人、機倫理關系中真正關鍵在于對機器工具的"自動"性質的理解，人工智能與生物或生命的"本能"、"智能'的區(qū)別不在于能力的相互比較而在于他們的本質不同，但什么是"本質"？這同樣是人的問題而不是機器的問題。或許可以說，機器的自動能力無關"本質"，比如機器無限產生自己或機器同類而爭奪人類的生存，但這正是出于機器的本質，機器永遠不會產生一個本質相異的自己或同類，但生命、人和人類正是在自己的歷史進程不斷地超越自身、包括自己所創(chuàng)造人文環(huán)境中而不斷進步的。所以，人、機倫理關系基于人和人的歷史過程而不是基于機器的功能能力。未來的機器能否把包括人類在內的宇宙歷史看成是自己的歷史，不是由機器能力決定的，而是由歷史決定的，而這恰恰就是中國文化中的本質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