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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 | 大國競爭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兼評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點擊：  作者：陳平    來源：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8-10-12 11:00:20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 Romer），以分別表彰其他們在氣候變化與技術創新的貢獻。

 

國內媒體照例發表介紹文章，贊揚兩位經濟學家的工作，顯示中國經濟學家努力追趕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好學生心態，卻沒有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的時代背景和瑞典評獎委員會的漸進改革。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得主為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獲獎理由分別是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

 

諾貝爾經濟學獎終于不再那么“落伍”了

 

和諾貝爾科學獎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代落伍是出了名的。

 

最荒唐的例子是201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同時獎給兩個互相矛盾的經濟學理論——提出有效市場假設的法瑪（Fama）早在1970年宣稱有效市場不存在內生的不穩定性，而席勒卻從市場波動率的過度波動中在2000年就預言美國股市的非理性繁榮將導致股市泡沫。

 

如果中國經濟學家依靠諾貝爾經濟學獎來指導自己的研究路線，將會導致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水平落后世界大勢約半個世紀，而且嚴重脫離當代經濟問題的嚴重挑戰。

 

今年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機，突顯經濟學研究和當代經濟挑戰之間不可避免的聯系。

 

客觀地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大部分發給經濟研究方法論上的研究，尤其是微觀、計量、金融經濟學的研究，幾乎和現實經濟問題沒有關系。經濟學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構造的是沒有區域差距、沒有技術創新、也沒有生命周期的市場烏托邦，而計量經濟學的噪聲驅動模型更是金融煉金術和永動機模型。只有宏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和西方社會的經濟問題有密切聯系，但是完全無視西方社會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之間的聯系，更無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開始顯示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漸進改革的苗頭。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對象，涉及當代兩個重大問題，即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諾德豪斯和羅默試圖修正一般均衡的框架，來討論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這樣典型的非均衡問題。這比法瑪干脆否定市場的非均衡波動當然進了一步，但也突顯一般均衡框架的局限。

 

中國經濟四十年來的高速增長，完全超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預言。如果中國經濟學家不能理解一般均衡框架的局限，就不可能發展新的經濟學理論，總結和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也無力引領世界面對當代的經濟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經濟學反對全球化、反對氣候暖化，以及保護夕陽產業的就業政策，恰好是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反題，卻故意被主流媒體略而不提。

 

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進步與局限

 

我們在這里深入分析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進步及其局限，對理解當代經濟危機和挑戰有現實意義。

 

薩繆爾森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奠定新古典綜合在當代經濟學教育中的主流地位，2005年修訂的第18版，諾德豪斯成為薩繆爾森的合作者。從第1版到第18版的最大變化，就是刪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體制的比較，以及經濟選擇的典型案例是大炮和黃油之間的選擇。

 

換言之，諾德豪斯在《經濟學》修訂的第18和19版（2012）中，保持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蘇東劇變后的制度自信，即資本主義制度優于社會主義制度。

 

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依然堅信，新古典經濟學描寫的完美市場（私有產權、完全競爭、完全信息、理性預期）可以保證國際分工市場的自動穩定，無需政府干預。其條件是排除規模經濟（學術語言是“規模報酬遞增）存在的內生不穩定性，否則不存在市場一般均衡的唯一穩定解。

 

在理論上突破這一禁區的是1986年羅默的文章《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型》。羅默的技巧是找到一個經濟學家沒有爭議的規模報酬遞增的經濟學變量：技術知識的積累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羅默后來的工作，進一步用教育年限和技術培訓水平，來解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

 

可惜，羅默的工作無法理解中國的崛起，也無法解釋歐美經濟的衰落，因為東歐國家的教育水平比中國高得多，但是經濟轉型的過程是去工業化和長期衰退，而美歐的技術研發水平也遠比中國高，卻沒有帶來相應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特朗普發動這次史無前例的貿易保護，全面逆轉美國二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趨勢。

 

 

▲保羅·羅默（Paul M. Romer）

 

西方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這次貿易摩擦面臨的世界經濟轉型，幾乎到了思想混亂的程度。原因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的要害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以及否認規模經濟的內生不穩定性，也就無力理解亞當·斯密提出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

 

大國競爭的核心是競爭市場規模和市場份額，不是競爭成本和利潤。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控制了世界的多數資源、金融資本和軍備優勢，進而得以控制國際分工市場和專利的定價權，以獲取高額利潤。但是中國的規模經濟和產業集群在國際競爭中顛覆工業革命以來歐美國家的技術優勢，使發達國家產生福利危機和就業危機，使西方社會的過度消費和“高收入”在國際競爭中漸入頹勢，難以持續。這是諾德豪斯和羅默的工作難以回答的問題。

 

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工作，涉及宏觀經濟學的增長理論。

 

諾德豪斯的老師——麻省理工學院的索羅(Solow)提出的外生增長理論，假設規模報酬不變，所以各國經濟增長的趨勢趨同到人口增長率，把計量分析無法解釋的殘差命名為技術創新的隨機變量，并發明了一個美妙的概念“全要素生產率”，其要害是假設技術進步是隨機的（即“看不見的手”的數學模型），排除政府產業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羅默提出的內生增長論經過他的老師——芝加哥大學的盧卡斯的推薦，成為解釋新“知識經濟”的王牌理論。如果羅默模型成立，則先進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將永保世界霸權，沒有后起國家挑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知識霸權的可能性。特朗普驚呼中國加入WTO以后，美國輸給了中國，也就成為荒唐的神話。

 

可惜哈佛經濟學博士、特朗普貿易策略的高參納瓦羅，和主流經濟學家一樣，缺乏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知識，即中國崛起挑戰美國的經濟學機制，不是因為什么意識形態或盜竊知識產權，而是規模經濟。因為羅默所提的人力資本和知識經濟是一個國家的整體教育水平和知識積累，后起國家不可能用派遣留學生和盜版的辦法打敗研發的先進國家，否則就無法理解工業革命引發的現代化和手工作坊時代的技術差距了。

 

諾德豪斯把環境改善視為一種長期投資，但是完全不提為什么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只追逐短期投資，而只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如中國，才會大力投資沒有短期回報的基礎建設。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其實，我早在1968年就在企業調查中發現規模經濟對中國重型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進而深入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即為什么科學和資本主義產生于西歐而非中國。

 

和當時“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主流理論相反，我們發現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落后于西方，并非源于中國的“封建專制”或“重農抑商”，而是中國多山少地的自然環境，迫使中國發展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走上“節省資源和消耗人力”的分工模式；而歐美多雨的平原，發展了廣種薄收的農牧混合經濟，尤其在中世紀的黑死病導致人口大減之后，發展了“節省人力和消耗資源”的規模經濟，導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規模擴張，成為西方模式現代化的特征。

 

但是，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摧毀了生物多樣性，加大生態系統的不穩定性，才有東方模式復興的可能性。

 

我們早在1987年（羅默文章的一年之后），發展了動態規模經濟的一般生態動力學模型，并在2012年提出“代謝增長論”和產業小波的概念，于2014年發表。我們指出，技術創新和產業競爭并非阿羅(Arrow)和羅默描寫的知識積累過程，而是新舊技術競爭淘汰產生的新陳代謝的非線性動態過程。

 

西方文化（資源密集）和東方文化（勞力密集）在不同的生態約束和技術創新過程中，有不同的競爭優勢。如果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大幅動蕩，或技術創新開發新資源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則分享資源和善于學習的東方文化，有可能戰勝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因為西方模式現代化的前提是假設資源無限，人的貪欲也無限，而新古典經濟學的這一基本假設違背了演化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的基本觀察：即人的本質是社會動物。

 

國際勞動分工的協調遠比爭奪國際分工的財富和權勢重要。這是斯密本人也承認的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矛盾，即“財富是權勢”（Wealth is power）。特朗普發動貿易摩擦，奪的不是美國藍領工人的就業，也不是西方高科技企業的知識產權，而是美國對世界資源、世界市場和世界金融的控制權。這是諾德豪斯和羅默都沒有回答的問題。

 

批評是為了中國經濟學更好的發展

 

我們批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不足，并非源于我們的盲目自信或自大，而是源于我們長期從事跨學科對話的經驗。經濟學和自然科學最大的差距，是沒有找到復雜經濟系統的測量方法。亞當·斯密和新古典經濟學都把市場經濟看成互相沒有關聯的原子經濟的加總，完全無視工業化產生的個人、組織、產業之間的高度關聯形成的復雜系統。

 

我的經濟學常識是從當鐵路工人的經驗來的。如果鐵路運行推行“看不見的手”，火車必然相撞，無法通行。當代的高科技，如互聯網、GPS導航系統，都是美國軍備競賽的產業政策的產物，沒有任何私有企業有能力開發原子能和雷達這樣的高科技。當代的計算機技術越發展，淘汰的傳統就業越多，人均GDP高的美歐國家的社會福利負擔越來越重，才有持續增長的債務危機，推動發達國家的產業外移。

 

中國經濟學家如果不從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更新出發，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以及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福利危機，就不可能避免西方發達國家片面工業化的覆轍，不可能堅持中國和東亞已經發展出來的新型現代化道路。

 

希望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不要滿足只當西方經濟學“傳道受業”的好學生，而要站在巨人肩上，既學到西方名家的長處，也看到西方名家的局限，才能直面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挑戰，發展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的中國經濟學。

 

參考文獻：

 

1、陳平，《中國經濟改革之路：對話斯密及馬恩列斯》：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767.

2、Chen, Ping. “Metabolic Growth Theory: Market-Share Competition, Learning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Wavel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4(2), 239-262 (2014).

 

3、陳平，“代謝增長論: 市場份額競爭，學習不確定性和技術小波”, 《清華政治經濟學報》，2014年，第2卷，第1期, 26-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