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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經濟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思想傳統的核心概念，是西方激進主義思潮用以顛覆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合作制企業是經濟民主的典型模式，它堅持勞動雇傭資本，實現了工人參與管理和分享剩余，從而使企業的勞動者與所有者這兩種身份有機統一。馬克思對這種企業模式給予高度贊揚和充分肯定。本文擬對西方左翼學者關于將民主引入經濟領域的邏輯、經濟民主的內涵，以及實現其理念的微觀企業模式設計進行述評，以豐富我們關于經濟民主與合作制經濟的研究，獲得有益啟示。

關鍵詞：經濟民主，合作制經濟，自我治理型企業，自我管理

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是社會主義思想傳統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是西方左翼陣營用以顛覆資本主義企業模式的重要理念。經濟民主的控制權、經濟剩余索取權和生產、分配決策權的基礎來自勞動，而非資本。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基本邏輯。工人合作制企業是經濟民主的典型模式，馬克思對其高度肯定，他將工人合作工廠的締造者喻為“勇敢的手”，將這場無產階級合作運動看作“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凱旋。合作制企業實行勞動雇傭資本原則，由在此工作的所有勞動者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參與管理，并分享企業剩余，從而使企業的勞動者與所有者這兩種身份有機統一，產生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當前，學術界對合作制經濟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本文擬對西方左翼政治學者關于經濟民主理論的論述進行探討，以進一步豐富合作制經濟理論。

西方左翼政治學者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拉米斯（Douglas Lummis）、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通過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及對民主內涵的闡釋，提出了將民主引入到經濟領域的經濟民主理論。拉米斯把經濟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重要優勢，他這樣寫道，“資本主義發展的缺陷是，它剝削和壓迫工人并產生不平等，也就是說，它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它結束剝削和壓迫并給工人指派自己生活的權利，也就是說，它將使經濟領域民主化。”達爾將實現勞動者的企業自我管理作為理想社會的重要基礎。他們關于要將民主應用于經濟組織的論述，對合作制經濟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資本主義經濟的反民主性

作為激進民主理論的代表人物，拉米斯結合馬克思的學說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反民主性進行批判，提出了要將民主引入經濟領域，從而顛覆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模式，使人民享有廣泛民主權利的激進民主理論。

按照拉米斯的說法，“激進”一詞在于說清民主的本質，激進民主是“左”的，這來自于一個政治比喻，1789年的法國國民大會上，人民的代表坐在左邊。因此，激進民主的含義是它“站在人民的一邊”，簡單講其目的是使人民有權力。可以從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這兩個方面理解激進民主，前者指所有的權利根源于人民，后者指那些產生權力的人民應該擁有權力。拉米斯把民主看作目的，制度和安排都是手段。這帶來理解上的革命，將民主作為目的意味著，“拒絕這樣的慣式，諸如在效率和使人民有權力之間做交易。如果使人民有權力被大家同意作為要達到的效果，那么任何削弱人民的經濟或技術安排按界定來說是無效率的。”

在拉米斯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具有反民主的性質。資本主義是通過破壞社區和技藝，使用暴力運轉起來，它僅僅在政治領域實現了程度有限的民主，在經濟領域則大力推行等級管理制度，工作場所很少有民主，工人階級被資本同化，身心備受壓迫和控制。而且，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模式正把這種瘟疫正向第三世界廣為傳播，摧毀了那里的社區形態、文化傳統和原有的謀生手段，榨取勞苦大眾的血汗。具體講，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反民主性體現為三個方面：（1）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體現為剝奪了勞動人民的選擇自主性。從圈地運動、移民地種植園到現代資本主義企業模式都是在強制人民出賣勞動力維持生存。（2）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加深了社會不平等，財富、權力的分配極不公正。（3）資本主義經發展強化了企業治理的等級化，“民主原則上被排除出去了。”

拉米斯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準確地論述了資本主義機械化大生產對工作場所民主的摧殘和破壞。大工廠的中心機器不僅是自動機，也是專制的君主，使工人進行毫無內容的勞動。以機械技術為要挾，資本家將專制法典引入到工廠政治中，嚴密地控制和管理勞動者，“資產階級平時十分喜歡分權制，特別是喜歡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由此，工廠創造了一種兵營式的紀律。人們往往強調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機械化大生產對經濟效率和生產力的推動作用，而拉米斯提醒大家注意馬克思關于其弊端的闡述。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生產模式的批判，拉米斯指出，應當將民主引入到經濟領域，來改善工人處境。經濟民主并不是一個向未知領域的躍進，而是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說的，是一種回歸、向本源的回歸。

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層認為，工人關心的是獲得一份工作和取得一張工資單。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有很多工人說他們關心的不是工作狀態，而是工作的報酬。拉米斯認為，這樣的事實恰恰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嚴厲攻擊，“那些真的相信工人對工作是否有滿足感對于工人無關緊要的人是那些自己從未曾從事過生產勞動的人。”拉米斯指出，激進民主以普遍的民主價值號召在社區、工作場所盡可能地實行直接民主和自治，從而將勞動者從資本主義壓迫中解放出來，壯大公民社會，建立自由空間，推動民主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現。不過，拉米斯并未給理想社會的設計方案，也沒有提供行動計劃，他坦言自己不打算進行一種烏托邦式的模式設計。拉米斯學說的主要意義在于揭示民主的價值，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反民主性，提出民主要走進工廠、走向工作場所的呼聲，推動企業中的勞動者自治。關于經濟民主理念的具體論證和相應地企業模式設計，來自羅伯特·達爾的有關研究。

二、民主由政治延伸至經濟領域

（一）經濟民主的內涵

羅伯特·達爾是多元主義民主理論[vii]的倡導者，他積極推動將民主范疇從政治延伸至經濟，使民主走進工廠大門，從而形成了經濟民主理論。

1．將民主治理標準引入經濟領域

達爾指出，通過民主程序實行自治是組織中的每個人所擁有的一種不可讓渡的權利，因此，民主政治意味著在特定人的聯合中，政府最大限度地使治理過程符合民主標準。各級民主治理組織的決策過程都要符合民主過程的標準，這一標準可以概括為以下五點：

（1）選舉的平等性：決定結果的規則以及每位公民對結果的不同偏好都應被充分考慮，因此，選票要平等分配；（2）表達的準確性：每位公民都有充分且平等的機會，在規定的時間內表明其偏好并進行決策；（3）參與的有效性：在集體決策的整個過程，所有公民享有平等且充分的表達權；（4）充分的包容性：所有精神正常的成年公民都享有投票參與權；（5）主權在民原則：全體公民享有最終控制權，集體確定哪些問題由符合頭三個標準的程序決定。

民主治理的標準應該被引入經濟領域，實現企業的民主管理。公司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企業與政府相仿，由管理機構對全體或部分工人統一實施決策，工作的崗位、條件、時間和任務，就業水平，乃至開設新廠或企業破產等，都是對組織成員在某一方面行為的強有力約束。可見，在企業的內部體系中，同樣是一系列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的權力關系。因此，企業同樣可以被視為一個政治體系，如同國家公民，企業職工作為“企業公民”應當享有基本的自治權利。企業成員有權通過民主程序實現自治，來保證自身的基本權益。這種把政治中的民主過程運用于企業管理的思想，被稱之為經濟民主。

2．經濟民主的合理性

達爾分別從經濟民主與自由、財產權利、所有權性質這三方面之間的關系為經濟民主正名。

（1）經濟民主與自由。達爾以人的基本權利為前提，批判了民主與平等對自由造成威脅這一傳統論調，證明了經濟民主與自由是相互統一的。維護多數人的利益是民主過程的目標之一，并不能認定少數人與多數人意見不一致就比如導致多數人暴政。民主制度是現代社會的最好選擇，民主過程必然與某種權利和自由發生關聯，以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能夠行使民主權利是一個人自由的組成部分，當發生托克維爾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描述的多數人通過民主決策危害少數人的自由和權益之時，民主就喪失了它的本質。真正的民主將在根本上保護個人的權益與自由。回眸歷史和審視當下，都是極端的不平等或極端的不平等感促使全體公民產生分化乃至發展為敵對陣營，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制度遭到破壞，獨裁統治獲得支持。在這里，威脅自由的并非平等而是太多的不平等，并非民主而是太多的不民主。結合西方國家的民主進程，達爾給出如下論斷：現代民主制度擴大了對政治權利的法律保護效力及范圍，早期民主制度進程中曾出現的多數人暴政的現象已經被消除。

那么，民主的本源是什么呢？在這里，達爾提出了基本權利這一概念。它包括了民主過程所要求的全部權利，其中，自治權利是所有人最重要的基本權利，具有不可讓渡性。基本權利不僅先于民主制度，還決定了民主過程的目標與范圍。從這一意義上講，基本權利要比民主制度更為根本。以保障基本權利為前提的民主過程，將促進自由的實現。當人們組成某一集體通過民主程序實行自治時，其中的大多數并不應當剝奪少數人的自由和權益。歷史的實踐表明，公民集體能夠進行自治。自治是民主制度的本質，它與民主程序緊密關聯，遵守民主程序的政府定會維護基本權利。自由是不可讓渡的基本權利，民主是將更大自由變為現實的必要手段，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自治作為基本權利之一，是充分民主的具體形式，充分民主將實現充分自由。

綜上所述，民主與自由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這種統一也適用于經濟領域；而且唯有民主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都得到實現，公民的基本權利方可獲得充分維護。資本主義企業制度沒有實現經濟民主，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是殘缺的。正因為經濟民主的缺席，導致人們對可以轉化為政治資源的經濟資源無法公平分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呈現利益集團操控國家政策的局面，少數人（富人）剝奪了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經濟民主為原則建立起來的自我治理型企業保證了企業成員的充分參與權，成員自由得到維護。經濟民主是最大多數人實現最大程度自由并有效行使其民主權利的有效途徑。

（2）經濟民主與財產權利。當民主被引入到經濟領域時，便涉及到政治學中財權權利與民主之間的關系。在傳統觀點中，民主與財產權利之間存在沖突：其一，民主危害財產權利。民主制度帶來政治平等，但如果在經濟上不平等的公民獲得政治上的平等，貧窮者就有可能聯合起來反對富裕者。一般而言，占大多數的貧窮者會通過民主程序來侵害少數富有者的財產，即通過國家政策要求公民平等的分享社會財富。其二，財產權利危害民主。由于經濟資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政治資源，因此，經濟上的不平等很可能會帶來政治上的不平等。與人民大眾相比，少數富有者掌握更多的政治資源，他們操縱選舉和媒體、影響國家政策，抽空了民主的本質。

在美國的歷史上，古典共和方案曾經重點關注經濟資源盡可能平等的分配，以避免社會貧富的差距過大，財產權利對民主理念進行妥協，人們的自治權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但是，資本主義企業模式改變了民主的進程，大企業占有龐大的社會資產，大資本家集團成為多數公民的老板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古典共和方案已經失效，社會公民在財產與收入、社會地位、教育背景、職業技能與聲望等諸多方面差異顯著，當這一系列的不平等被引入政治生活中時，政治民主面臨嚴峻挑戰。此番狀況之下，財產權利不僅優于民主也嚴重地威脅民主，“人成為經濟人，民主制度等價于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等價于財產及其使用，平等等價于獲利的機會，發展等價于經濟變革和資本積累。”總之，由現代資本主義企業所主導的經濟秩序已經嚴重侵害了大多數人的基本權利，民主自治無從談起，憲法對民主的承諾成為空談。正因為如此，達爾得出論斷：理想的經濟秩序要遵循民主優先，以民主程序來分配經濟資源，保證經濟平等，推動政治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經濟民主。

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資本主義的信條，達爾從道德權利的角度對此進行反思。他認為，自治權和民主過程是最基本的道德權利，而資本主義企業的私有制不在此列。他這樣寫道，“即便假定每個人都有一項基本的對經濟自由的道德權利，也不能得出每個人都有基本的對私有財產的道德權利的結論；即便假定每個人都有對私有財產的基本道德權利，也不能證明企業應該是私有的；即便假定企業應當是私有的，也并不意味著它應當被少數人所有，只為出資者而不考慮職工的利益來經營管理。”因此，資本主義企業的私有制與道德權利無關。但資本主義企業的股東認為，他們對企業投資，犧牲了資金的用途，承擔了風險，理所當然地擁有所有權和收益權。達爾指出，犧牲資金是為從中獲利，不能說明控制的正當性，而工人犧牲的則是基本權利乃至生存權。當經濟形勢惡化時，工人首當其沖的承擔惡果。因此，傳統上關于私有財產權的論證不能說明無限獲取私有財產的合理性，而僅僅證明，積累必要的關乎基本權利的資源是正當的，沒有一種論證成功地證明資本主義公司模式為正當。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因素來自多個方面：資本家的積累、投資和經營，勞動力的規模、受教育水平和勞動技能，國家政策及法律環境，科學技術水平和歷史文化因素（如新教倫理），等等。很多因素是社會性的，不由資本家所能主導，這說明大公司應該具有社會性，而不是被資本家所操控。

（3）經濟民主與所有權性質。資本所有制與企業的控制權可以相分離是達爾經濟民主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達爾提出，“所有制等同于控制”的觀念是一種誤解。從實踐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南斯拉夫推行企業自治，其他國家的公有企業的內部與外部控制組合也有多種模式，混合經濟的出現使傳統“出資即控制模式”發生變化，政府、工人和消費者也對企業決策產生影響，德國聯合決策規定企業職工和股東都參與企業管理。這說明，出資方并不必然要擁有和控制企業，企業以貸款或發行債券方式籌措資金，不說明它必然對外放棄部分所有權和控制權。因此，核心問題并非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企業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而是企業的自治程度以及內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情況。“如果我們接受所有權的特定形式一般不是特定控制關系的充分條件這個原則，那么控制的問題在理論上先于所有權問題。”

如果現代資本主義大企業的決策控制權從資本家和經理手中轉移到職工手中，經濟民主企業將取代傳統模式，一國政治領域的民主也將更好的得到保證。而且，由“私人”所有至“社會”所有的遷徙也不會影響這個國家內部的多元主義。“一個國家內組織多元主義的數量似乎不取決于企業是私有的還是社會所有的。它確實取決于決定被分散的程度，也就是說取決于允許給企業自治的量。”按照這一思路，經濟民主企業既可以與資本主義制度相融合，也可以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融合。

三、經濟民主企業的特性與優勢

達爾將承載經濟民主理念的具體經濟組織稱為自我治理型企業(self-government firm)，它按照民主治理的標準行事，企業成員的經濟權益、政治權利得以實現。自我治理型企業的首要準則是選舉的平等性，即對于每一次決策，每名企業成員都有且僅有一票投票權。企業成員作為企業公民，有充分的機會表達個人偏好，掌握企業事務信息，決定管理制度和機構設置，形成了開放式的管理體系。在具體的企業事務方面，參與的主要內容包括：收入水平，投資基金的份額及投資方向，工作條件以及醫療、休假、養老等福利待遇，教育和培訓計劃，等等。大型自我管理企業涉及到雇傭職業經理人的問題，即將哪些權利委托給經理人來代理全體成員行使權利，以及如何制約經理人保證其為維護全體成員的利益。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在自我治理型企業中每一個成員都要達到經理水平的管理技能，而是要讓全體成員能夠民主有效地選出及監督管理者。在目標函數上，與資本主義企業追求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不同，自我治理型企業追求的是企業成員（企業公民）的人均收益最大化。

既然資本所有制與企業的控制權可以相互分離，那么，經濟民主就獨立于所有權形式，即獨立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本身。經濟民主的真正意義是勞動者在工作場所實行民主自治，這與資本所有制是相分離的兩個范疇。因此，無需確定經濟民主的所有制性質，資產階級擁護者可以把它看作一種全新的優秀資本主義企業，社會主義理論家也可以把它看作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模式。說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也是對自我治理型企業特性的分析。企業成員參與管理并獲得利潤的一部分，（正常）退休時將獲得他作為成員期間所積累的那部分利潤額。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當他是本企業成員時他才擁有這些權益，成員身份不能出售和轉讓，非正常退出時，他不能全額獲得此前積累的利潤。可見，自我治理型企業成員所擁有的企業財產份額與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不同，全體成員共同擁有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也只有當他在本企業中工作時享有這一完整的權利束。從這種意義上講，自我治理型企業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的，由它實現的經濟民主即可以與社會主義共存亦可以與資本主義相和諧。

總之，自我治理型企業由在此工作的成員自我管理，它滿足民主治理的標準，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合理替代。自我治理型企業的治理結構和目標函數都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并超越了傳統觀點上資本所有制與控制權的羈絆，因此，它不僅自身的發展前景光明，還將對社會公正和政治民主產生積極的影響。

1．自我治理型企業的和諧與發展

在資本主義企業模式下，工人僅僅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投入要素，雇主向工人所支付的工資屬于企業成本，工人無權參與他勞動崗位以外的公司事務。而在自我治理型企業中，工人是企業的主人，作為企業公民，他的勞動和參與管理是實現自身價值的具體行動。自我治理型企業實現了車間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這改變了資本主義企業模式的治理結構，車間等級大幅減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拉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有利于減少敵對沖突。企業的目標是成員人均收益最大化，成員的各項福利被充分考慮和重視，利益趨同性使管理者與成員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的沖突減少。工人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來關注企業成長，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能夠綜合考慮短期和長期利益。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要求企業在技術設備、經營管理方法等方面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自我治理型企業的成員具有很強的參與意識，企業的治理結構有利于信息的傳遞、討論與反饋，因此，這種企業模式具有很強的創新性。由于經濟民主形成了一個利益整體，當經濟環境惡化時，企業公民很可能在降低工資水平上達成一致，以同舟共濟、共渡難關。

2．自我治理型企業促進政治民主

工人參與企業事務，使自身的品性與行為發生改變。勞動者的受剝奪受壓迫感大幅度減少至最終消失，參與的政治活動效能感提高，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縮短，有利于擺脫自私自利的困擾。公民的道德責任水平提高，傾向于加強團結，促進公眾利益。集體擁有企業的公民大部分共同生活在當地社區，這使得自我治理型企業比資本主義企業更加關注它所社區的社會利益。“企業內部的民主制把人們轉變為更好的公民，人們之間會形成更大的政治平等，以推動政府中更大的政治平等。”總之，勞動者在企業中實現經濟資源的平等可以塑造其作為公民的民主精神，社會沖突大幅度減少，政治平等在全社會范圍內得以實現，公民積極參與政治事務，推動政治民主的進程。

四、啟示

拉米斯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機械化大生產以及資本主義工廠體系弊端的批判進行分析，促使我們更全面的理解馬克思的理論學說。更重要的是，他結合資本主義現實，對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反民主性進行揭露，并按照馬克思的邏輯思路得出要將民主引入經濟領域的觀點，這為經濟民主理論奠定了基礎。羅伯特·達爾則論述了要引入經濟領域的民主標準的具體內容，細化了經濟民主的諸多概念，并將它與自由、財產權利及所有權性質這三大社會經濟內容的關系作以甄別，論證了經濟民主的重要意義。達爾還設計了實現經濟民主的具體微觀經濟組織，其核心理念和運行原則與合作制企業模式相契合。以上成果豐富了關于經濟民主及合作制經濟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學說。

在秉承經濟民主理念的合作制經濟中，勞動者成為企業的主人。勞動不是商品，這是《共產黨宣言》（1848）和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綱領性文件《費城宣言》（1944）中要實現的目標。合作制經濟產生了巨大吸引力，當前，西班牙蒙特拉貢聯合公司（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色列基布茲（Kibbutz）等一大批合作制企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國際勞工組織指出，合作制企業在創造和保持就業方面成績顯著，現在已提供了超過1億個崗位，而國際合作社聯盟表示合作制企業世界300強總營業額已達1.1億美元，相當于世界第10大經濟體。正因為合作制企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聯合國大會在(64/136號決議)宣布將2012年作為“國際合作型企業年”（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Cooperatives），提出要大力推動合作制經濟的發展，以此達到減少貧窮、增進社會團結、促進民主進程和提高勞動者生活質量的目標。實踐的發展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化，不僅僅是本文所分析的西方左翼理論，即便是占據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對合作制經濟或經濟民主問題非常關注。其代表人物如雅羅斯拉夫·瓦內克（Jaroslav Vanek）、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格里高利·道（Gregory Dow）等對合作制經濟在生產效率、就業量及工作質量、資金運營、技術創新乃至生態環境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形成了有影響的理論假說及有關合作制企業的發展建議，這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在人類社會“自身份到契約”的發展歷程中，人們始終追求自我解放與人格獨立。我國傳統文化倡導合作與和諧的價值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勞動關系正是要實現勞動關系主體雙方的利益均衡。需要注意的是，現階段的國民經濟依然存在勞動者不完全擁有生產資料以及勞動力資源豐富與資本相對稀缺的矛盾。這就更有必要將重視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放在突出位置。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參與管理和分享凈收益是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經濟民主理論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實踐證明，合作制經濟在提高就業質量和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成效明顯。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發展合作制經濟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資金的政策性支持，并在就業、稅收、保險支持等方面給予合作制經濟一些更加寬松、優惠的政策。這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總量，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為新常態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基礎。

本文注釋略

【作者簡介】張嘉昕，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吉林省總工會勞動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新常態下我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創新與國際比較研究（16YJC710050）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家》2017年第6期，第15-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