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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順：70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點擊：作者：張順來源：《人民論壇》發布時間:2019-11-25 08: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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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每一個國家民族，每一段歷史時空，都有自己的精神指引和實踐創新。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系的轉變。圍繞這一主線，社會學者對中國社會分層機制與社會流動進行了持續而深入的探索，不斷推動社會分層流動的理論創新與發展。

回顧往昔，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哪些歷史性變化？展望新時代，中國社會流動與社會階層結構又面臨怎樣的問題與挑戰？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順，從國家與經濟、社會關系的維度進行了梳理，可供研究參考。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快速建成一個具有完整工業體系的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強國，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跨越。從宏觀理論層面上來看，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發展的過程，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演變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體現為國家權力與經濟社會一體化，政治權力直接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及其經濟資源配置。因此，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國家權力與經濟、社會相對分離，并且相互建構的過程，從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本文將從國家與經濟、社會關系的維度，回顧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社會流動的歷史性變遷過程，梳理有關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研究的理論創新，展望新時代中國社會流動與社會階層結構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計劃經濟時期

中國的社會結構如何？社會流動是否通暢？

新中國成立意味著社會階層結構的巨大變革，其基本特點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人民當家作主，全面實現了社會主義全民與集體所有制。從國家與經濟、社會的關系來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或者說是計劃經濟，就是國家權力統管經濟、社會的過程。在城市，國家對民族私有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建設現代工業經濟體系，積極發展城市國有與集體經濟。在社會管理方面，創建多層次的單位制，每個單位均隸屬于不同的行政層次，單位的行政層次決定其資源獲取能力，也對單位中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重要影響。在農村，為了推動農業快速發展并支持城市發展，我國于1956年開始實行城鄉戶口制度，逐漸取消小農經濟，實現土地集體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合作社，后發展為人民公社與人民大隊，從而形成了城鄉分割、城市優先發展并逐漸帶動農村發展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新格局。

從社會分層與流動的理論視角來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有兩個重要問題：

其一，通過對城鄉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如何？

其二，社會流動是否通暢？影響機制是什么？

首先，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但卻形成了新的官僚階層，社會仍然存在階層結構，但階層差異較小，經濟不平等程度很低。在這一時期的社會分層主要體現為以政治分層為主導，政治分層決定了經濟分層，政治不平等程度顯著高于經濟不平等程度。其次，在社會流動狀況及其機制方面，由于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一體化的制度安排，國家權力直接影響每一個社會成員乃至每一個階層的社會位置與社會流動機會。

因此，個人社會地位的上升與下降，階層地位的興盛與衰落，均基于國家制度與政策的變化，這個時期的社會流動模式被稱為政治主宰型模式。從個體的社會流動機制來看，經歷了從政治資本主導社會流動，過渡到政治資本、教育或人力資本雙軌并行的社會流動機制。新中國成立之初，政治資本是向上流動、并進入精英群體的主要因素。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業化發展以工具理性為基礎，教育與人力資本重要性快速上升，政治資本、教育水平分別成為政治精英與技術精英地位獲得的重要影響條件，此即為精英地位獲得的二元現象。在代際流動方面，代際單位地位有較強的代際傳遞性，單位層級是社會地位的重要表征。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社會流動與階層研究有哪些理論創新？

中國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遷吸引了社會學家的濃厚興趣，圍繞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的研究形成了兩個大的研究流派，一是以美國學者為主導的社會轉型或社會分層機制的研究；另一流派是以中國本土學者為主導的社會分層結構與社會流動研究。前者立足國際視野，后者將本土經驗與國際視野相結合，共同推動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研究的理論創新。

在社會學的視野里，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改變原有的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源配置方式，人們的資源獲取機制、地位獲得方式發生轉變，也就是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機制將發生重要轉變。因此，圍繞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的變化，美國社會學界基于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展開了關于國家與市場關系的深入研究與討論。這一爭論源于1989年美國社會學家倪志偉提出的市場轉型理論，該理論提出了市場刺激命題與權力貶值命題，認為資源配置機制從計劃走向市場機制，再分配權力勢弱，市場機制更有利于直接生產者。社會學家邊燕杰等基于中國的社會轉型實踐，提出了與市場轉型論相左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國家與市場同向同行，政治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回報均同步上升，政治權力不會貶值，提出了“權力維續論”。

隨后有更多學者參與了這一學術爭論，多數研究對市場轉型論提出挑戰，如政府廠商論、政治市場論、地方市場社會主義、國家市場互構論、機會選擇論等，均從多種視角論證了政治權力的慣性作用，這一學術爭論對中國社會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啟示作用。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探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層變遷及其影響，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學者的神圣使命。國內社會學界的主要研究議題包括：

第一，社會分層機制研究。社會學家李培林提出了轉型機制論，認為社會轉型就是“另一只看不見的手”，是一種有別于國家與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拓展了美國學者關于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的研究。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人際社會網絡能夠通過人情機制、信息機制影響職業獲得機會，從而影響人們的收入分層，可以稱之為網絡機制論。除政治權力、市場與人際社會網絡之外，公共場域中的尋租能力能夠影響資源配置，也是轉型社會的社會分層機制之一。

第二，社會分層的整體特征研究。社會學家李強認為中國的社會分層動力正在由政治分層為主導逐漸轉向經濟分層為主導，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逐漸呈現出穩定的分層結構，我國社會階層結構逐漸呈現定型化。他進一步分析了社會各職業階層的比例分布，發現工農階層比重非常之大，提出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倒丁型”理論。

第三，社會階級結構及社會流動機制研究。進入2000年以來，我國社會分層結構呈現穩定態勢，我國社會學者借鑒西方社會分層的理論邏輯，結合本土社會變遷的實踐，創新性地提出了多種階層結構模型。社會學家陸學藝依據勞動分工、權威關系、生產關系與制度分割四大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十大階層理論，系統地分析了各階層的來源與流向，較為全面分析了中國社會流動機制及其變遷。社會學家李路路等從生產性資源占有的權力維度提出了五階層社會階層結構模型，從體制排斥與市場排斥的視角，解釋了代際社會流動機會的長期變化趨勢。社會學家劉欣則從行政協調與市場協調的關系維度，提出了一個新的七階層社會結構模型，分析了東部與中西部社會階層結構的差異性。

當代中國

中國階層變化與社會流動面臨哪些問題與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來，一方面，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不僅迅速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也為市場機制的高效運作提供了更好的技術手段，市場也日益成為資源調節的基礎性機制；另一方面，隨著改革不斷深化，國有經濟高質量發展壯大，國家權力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力也不斷加深。這兩種力量將進一步形塑社會階層結構與社會流動機制，也使得我們將面臨四個主要問題：

新社會階層不斷發展壯大，其社會態度呈現何種特征？
我國社會階層是否趨于固化及其原因？
如何推動社會結構趨于穩定的橄欖型？
如何提升非正規經濟就業群體的獲得感？

第一，新社會階層概念與社會態度。2006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指出，新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其中，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指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股份制公司中自然人股東等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群體；自由擇業知識分子是指其組織、人事關系隸屬于非國有機構和人才交流中心，不參與“體制內”收入分配，憑借自身的知識、技藝、特長和意愿，自由選擇專業和管理工作的知識分子。

從理論角度來看，新社會階層就是體制外的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并與體制內的中產階層形成對應關系，其最大的特征是缺乏體制保護，也不存在體制結構制約。實證研究發現“體制內”中間階層的政府信任顯著高于新社會階層群體；相比社會中下層，新社會階層群體的政治態度不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傾向；而在新社會階層群體內部，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相比較，自由擇業知識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義傾向的政治態度。因此，如何讓新社會階層人士更加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第二，階層固化與教育不公平的研究與爭論。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階層是否趨于固化成為學術研究與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內容。社會輿論方面，“寒門難出貴子？”“富二代”“官二代”問題的討論，常見于各類傳統和新興媒體。在學術界，一方面，學者們通過直接研究代際社會地位關系的演變，揭示階層固化的變化趨勢。伴隨著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代際向上流動率呈現上升趨勢，這在理論上屬于絕對流動率，絕對流動率上升是由于經濟結構變遷所致，并非社會階層結構趨于開放。從衡量社會開放性相對流動率來看，我國社會相對流動性卻經歷了波浪式變化，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相對流動率較高，社會開放度高，但隨著社會利益加速分化，市場排斥程度增加，社會相對流動率逐漸下降，階層固化程度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教育已成為社會流動的主導性機制。那么，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是高校擴招是否提升了教育公平？實證研究發現，高校擴招之后，出生工農階層者進入高校的機會雖有所增加，但進入名牌高校的機會卻持續下降，高校擴招并未真正提升中下階層的高等教育機會。從長期視角來看，父代社會經濟地位對子代的教育獲得的影響逐步增強。由此可見，教育機會不平等是導致社會結構趨于封閉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創造更加公平的教育機會，是新時代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

第三，如何建構橄欖型社會結構，以保持社會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上世紀 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特征是社會下層比重較大，中產階層發展滯后。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與中產階層規模，建構更為合理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成為政策關注與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從政策維度看，合理的社會結構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是維護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從理論邏輯來看，經濟結構決定社會職業結構，而經濟結構又受制于經濟發展階段，勞動力的技術水平、人力資本存量等因素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

因此，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加快技術創新與產業轉型，從而推動職業結構升級，是擴大中產階層規模的基本路徑。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最龐大的人群是農民工群體，農民工中有許多人實際上已經進入技術階層，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技術認證體系，使得他們難以獲得應有的收入并成為中產階層的一員。應該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與職業認證，讓部分農民工進入中間階層或中產階層，快速擴大中產階層規模，以改善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維持社會長期穩定發展。

第四，非正規經濟就業群體問題。我國社會中下層主要由非正規經濟的就業群體構成。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鄉經濟體制改革將更多勞動力推向市場，互聯網經濟迅速崛起，經濟平臺化趨勢明顯，就業形式多元化，自雇、靈活就業、半工半農、亦工亦農的勞動力數量不斷增多，這些勞動者游離于體制外，勞動合同不規范，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不完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類勞動者將是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大多數，如何讓他們更多分享改革紅利，提升其獲得感與幸福感，對維護社會長期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是黨和政府在新時期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人民論壇》10月中，原標題《70年來中國階層變化與社會流動機制變遷》；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人民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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