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蘇共這樣一個擁有70多年歷史、2000多萬黨員的大黨來說,其垮臺是諸多“合力”作用的結果。在這些因素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蘇共沒有跳出“周期律”陷阱,特別是黨內逐漸形成的特權腐敗,也就是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干部憑借其政治地位和社會身份,壟斷政治、經濟等權力,并為謀取私利而濫用權力。在蘇共黨內,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特權腐敗已成為根深蒂固和習以為常的痼疾,以致蛻變成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腐敗集團。可以說,蘇共垮臺很大程度上是特權階層的“自我蛻變”。
一、蘇共特權階層的形成和演變
從歷史上看,蘇共的特權階層是逐步形成的。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但由于種種原因,執政后,在蘇維埃政權機關以至布爾什維克黨內,官僚主義逐漸地滋生并蔓延開來,并逐漸成為人民群眾對黨產生不滿的重要根源之一,這引起了列寧的高度重視,他曾尖銳地指出:“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者”,(《列寧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我們所有經濟機構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能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列寧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頁)為此,列寧投入極大的精力同官僚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
斯大林時期,干部任命制度化(“官員名冊制”)和非制度性的黨內斗爭不斷發生,為黨內高級干部逐步圍繞政治權力中心形成特權階層提供了土壤。但自赫魯曉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時,在組織上也開始背離列寧的建黨原則,在黨和國家機構中逐漸形成一個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經過勃列日涅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失誤,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最終形成且羽翼已經豐滿。這個階層主要是黨的高級官員,在20世紀60—70年代,又擴大到工會領導、享有特權待遇的科學家和高級知識分子。這個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控制了黨政機關的重要領導崗位,享受名目繁多的諸如宅第權、特供權、特教權、特繼權和特支權等,把為人民服務的職能變成謀取私利的職能。
20 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戈爾巴喬夫自由化經濟改革政策的推行,原先體制內的官僚特權階層,除了享受種種堂而皇之的特權待遇,而且還在改革的名義下,通過改組經濟管理系統、銀行系統、分配系統,把最盈利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或者直接控制著巨額的財富,實現了財富的迅速積累。通過各種“合法”的私有化手段,官僚特權階層將支配權置變為實際所有權,將隱形占有變成公開合法占有,形成了極少數人掌控的寡頭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領導人絕大多數都是蘇聯的黨政高級官員。當時甚至連共青團也動了起來,開始經營“共青團經濟”,開辦共青團商品交易所等。如果說,從前的財產歸高級官員支配但并不占有,現在這些財產則都轉為法律認可的私有財產,這些變化的實質是把高級官員在政治經濟中的權力置換成財產。
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蘇共領導層的絕大多數人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這些腐化變質的特權階層在蘇共及其思想理論的瓦解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野心與私利不斷被誘發并膨脹。當他們感到社會主義制度朝不保夕,他們掛在嘴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和罩在身上的共產黨人的光環都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原有的特權必須改頭換面,而資本主義是他們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適的制度時,便不顧一切扯去最后一塊遮羞布,成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毀者和私有化的最實際的推動者。至此,蘇聯官僚特權階層進一步演化,呈現出典型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并進一步演化為反社會主義性質,蘇共特權階層最終毀滅了蘇共和蘇聯。
可以說,搞垮蘇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特權腐敗分子。蘇聯解體后他們搖身一變,變成了新體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1995年的調查,當時在俄總統周圍和政府部門任職的政治精英,有74%—75%來自蘇聯時期的干部,而那些發財致富的經濟精英,則有 61%來自蘇聯時期的干部,特別是共青團干部和經濟領導人。從這里可以看出,蘇共的垮臺,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場黨內高層官僚特權“異化”和“自我蛻變”,私有化實際上是早就準備竊取這些財產的蘇聯官僚階層玩弄的順水推舟的把戲而已。
二、蘇共特權腐敗的嚴重政治危害
從蘇共蛻化變質的過程來看,一切腐敗現象都同沒有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蘇共的腐敗從根本上來說是權力的變質和異化。
1.特權腐敗削弱了蘇共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造成了人們的信仰危機。蘇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先進政黨,是以“人民的選擇”名義取得政權,并把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公平正義、平等自由作為黨的旗幟的。但在現實的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這樣一個標榜“社會平等”、“黨員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的政黨,卻在無所顧忌地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享受種種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墮落,與共產黨人的信仰和共產黨的宗旨格格不入。在蘇聯時期,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社會上關于官員們物質揮霍的閑言和流言越來越多,社會群體意識中彌漫著各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負面情緒,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嘲諷和鄙棄。
2.特權腐敗嚴重影響了黨群關系,加重了民眾對黨的信任危機。蘇共在執政中后期,隨著特權腐敗勢力的不斷發展蔓延,特別是蘇共實行“民主化”、“公開性”以后,以往被認為掩蓋著的腐敗現象被大量揭露,人民所接受的社會主義理想精神和道德標準迅速趨于崩潰,人民群眾對黨和社會主義產生了信任危機。隨著人們對政府和社會主義的信任下降,傾慕、崇拜西方的意識在社會大眾領域的“夜間人”(指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到了夜間則揭開“面紗”露出真實的一面,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或批評時政)和“廚房辯論”(指為避免政治麻煩關起廚房門與家人或朋友悄聲議論或批評政府,在私下里表達對現實政治的反感)中滋生蔓延。正像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格·阿·阿爾巴托夫所說的那樣:特權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人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沖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層的威信下降,同時作為一種自然反應,右的和左的平民主義都冒出來了”。([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頁)可以說,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前,蘇聯社會主義的方向已悄然發生了偏轉!正是這種偏轉,為后來民主派思潮的廣泛傳播和民主派奪取政權播下了種子。
3.特權腐敗破壞了黨紀國法,潛規則盛行,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共產黨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政治組織。蘇共黨章明確規定,一切共產黨員,不管他們的功勞和職位如何,都必須遵守黨紀和國法,都沒有例外。然而特權階層的存在卻使這樣的規定形同虛設。在特權存在的情況下,正式的規則和規范可以不遵守,潛規則卻大行其道。一方面,權力商品化,大搞權錢交易。特別是在70年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后,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買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等戰略物資,大發橫財。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大肆賣官鬻爵。勃列日涅夫時期,許多地區和部門提拔干部已不是按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了,而是任人唯親,拉幫結派,行賄受賄,某些地區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據資料顯示: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10萬盧布。期間,全國性貪腐大案要案不斷發生,有些案件還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親屬,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同時,潛規則的盛行也敗壞了社會風氣。人們為了實現和滿足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行賄、找門路、拉關系,尋求那些有權有勢人的庇護。在20世紀70年代末,特別是80年代初,謊報指標、弄虛作假、偽造企業賬目、貪污受賄,實際上已經成為群眾性現象。1987年戈爾巴喬夫推行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之后,蘇聯官員的貪污活動規模更大。特權及其滋生出的種種消極腐敗現象,嚴重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蘇共越來越脫離群眾,黨的聲譽和威信一落千丈。
4.特權腐敗階層充當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急先鋒,親手葬送了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官僚特權階層,貪戀權勢,貪圖享受,化公為私,恣意妄為,客觀上起著瓦解蘇共組織、敗壞蘇共聲譽、消解人們對蘇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從根本上動搖蘇共執政的基礎。同時,他們為維護既得利益,極力阻撓和反對任何有損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成為積聚社會矛盾、制造社會積怨和引發社會動蕩的重要因素。他們一方面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以各種崇高的名義,以奪取權力為中心,結黨營私,形成既得利益的保護圈;一方面利用僵化的體制,拒絕或者利用改革的名義,維護和強化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在條件具備的時候,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拋棄他們一貫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則,公開舉起了全盤私有化的旗幟。
大衛·科茨在其所著《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中,介紹了1990年前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民意測驗的情況,結果表明:在民眾中主張搞資本主義的只占5%—20%之間,而高達80%的人希望堅持社會主義。但是,在大約10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中,調查結果卻相反:9.6%的人主張堅持社會主義,12.3%的人鼓吹搞民主社會主義,76.7%的人希望實行資本主義。從這里可以看出,蘇共的垮臺,適應了既得利益官僚特權集團的需要,在這一場“自我蛻變”中,他們充當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急先鋒,親手埋葬了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正如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們國家的那些具體的人,他們懷著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和算計,更主要的是出于個人對利益的貪婪,促成了這樣一次歷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毀滅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毀滅了它的社會制度,使絕大多數百姓陷入了極度貧困的境地。”( [俄]雷日科夫:《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頁)
三、特權腐敗導致蘇共垮臺的警示
歷史是一面鏡子。蘇共的教訓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應該銘刻在心!既讓人心痛,又促人警醒!近些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動的顏色革命之所以屢屢得手,除了他們采取強有力的顛覆措施之外,更主要的是利用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制造政治動蕩。我們黨已經風風雨雨走過了95個年頭,并帶領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不斷增強憂患意識。
1.在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認識到反特權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蘇聯的歷史教訓表明,特權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而不是某一種政治體制的專利,推翻階級統治也并不能自動消滅特權,只要存在階級差別和官僚系統,就有特權現象存在的條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存在封建特權的殘余,又有資本主義特權的影響,加上我國政治體制還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使得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消除,甚至在一段時期內表現的比較突出,反對特權斗爭的形勢嚴峻復雜,任務艱巨。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充分認識到反特權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必須始終堅定反對特權斗爭的政治決心,必須保持反特權斗爭政策的連續性。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必須下決心解決領導干部權力觀問題,一定要站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認識和解決黨內存在的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必須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狠抓作風建設,按照“三嚴三實”要求,徹底鏟除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努力營造公權為民,謹慎用權,依法辦事的善治環境。
2.要高度警惕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由于理想信念動搖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為獲取巨額利益而阻撓改革進程甚至走向類似蘇共那樣的“制度轉型”。蘇共垮臺的過程中伴隨著蘇共意識形態的瓦解,而真正導致蘇共患上“軟骨病”的根源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動搖。這個特權階層喪失了信仰,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說已成為只是口頭上說說的東西,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高揚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決抵制和批判一切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態度曖昧,立場模糊。對于那些不信馬列信鬼神、對前途喪失信心、隨時準備“跳船”的黨員干部,對那些喪失黨性、形成既得利益小圈子的黨員干部要堅決查處和撤換,決不姑息。與此同時,要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加強對各級黨員干部的黨史國史黨章教育,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堅決抵制任何對黨的歷史的丑化歪曲,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一全黨和全社會的認識。
3.必須警惕把特權作為維護政治秩序的工具。從蘇共特權形成的歷史教訓上看,特權腐敗之所以能滋生蔓延并最終導致亡黨亡國,一個主要動因就是蘇共出于各個時期的政治需要,將特權作為政治斗爭和維護執政的需要。而特權一旦被作為鞏固執政、拉攏人心的工具,就會迅速滋生蔓延并異化為各種特權腐敗,最終導致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因此,我們必須把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作為一項根本的政治任務,時刻警惕將特權作為維護執政秩序的工具,時刻警惕因為政治需要而將特權現象合理化,縱容特權思想、特權現象的滋生蔓延。
4.鑒于蘇共監察制度的虛化所造成的特權腐敗和異化,要加強和創新新時期黨內監督體制機制建設。蘇共特權和腐敗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還是要從體制上找原因。鄧小平說:“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頁)對于一個執政黨而言,必須有健全的強有力的監督制約機制。要繼續以鐵腕手段打老虎、拍蒼蠅,有案必查、有腐必懲,讓那些反腐敗斗爭中出現的所謂“有限時間論”“政策赦免論”等不攻自破;要繼續深化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推動組織和制度創新,把反腐敗制度的籠子扎緊扎牢,避免出現“牛欄關貓”的現象;要繼續加強領導干部黨性教育,堅決糾正“黨性教育過時論”的錯誤傾向,使黨內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要嚴肅責任追究,緊緊抓住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從“要我反腐”到“我要反腐”,并且要“問責常態化”;同時,還要加強國際合作,狠抓追逃追贓,保持高壓態勢,把腐敗分子追回來繩之以法。等等。
5.要始終把密切黨群關系作為反對特權斗爭的立足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是關乎一個政黨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官僚特權階層敗壞黨和國家的形象,而且利用壟斷權力占用社會資源,侵犯廣大群眾利益。從蘇共反特權歷史教訓來看,官僚特權形成的過程就是一個黨群關系由親而疏直至惡化破裂的過程。因此,必須把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反腐敗斗爭的立足點和著力點,既密切關注和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牢固樹立宗旨意識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改進工作作風,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夯實黨的執政基礎。要不斷發揮人民群眾反對特權腐敗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反特權腐敗的滿意度,堅決遏制特權腐敗蔓延勢頭,以反特權腐敗的成效提振黨心民心,為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提供堅實的群眾基礎。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紅旗文稿》2016/11 原標題:蘇共垮臺中特權階層的“自我蛻變”及其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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