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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21世紀初資本主義危機的發生和持續，國外左翼學者從各層面各領域對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影響以及資本主義的命運與走向進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礎上對資本主義存在的深層次問題、矛盾進行了揭示和批判。這些分析批判，各有不同的角度與側重，但概括起來看，可以將國外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評判歸結為五個方面，即資本主義危機是生產方式危機、民主危機、價值觀危機、生態危機和體系危機。需要指出的是，這五個方面的評判，是不同學者針對同一危機的不同角度解讀，彼此間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交疊影響，為我們更為全面深刻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實質、更合理地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和新特征提供啟示參考。

　　一、生產方式危機：資本主義生存空間的極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潛在的危機在于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這種矛盾會顯得尤為突出。生產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獲得超額利潤的必然選擇，但這同時又必然引起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給資本主義體系帶來致命的災難。

　　英國當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通過對資本主義時空形式與資本主義擴張之間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必然是將內部時空矛盾不斷轉向外部用以緩解國內矛盾的升級，“有限危機可以通過外力被強加于資本主義活動的某個部分或某個區域，甚至整個資本主義領域”， 這種通過剝奪性積累使過度積累擺脫困境的方式已經成為壟斷資本進行轉嫁風險、擴大積累的常用手段。但事實也證明“這種積累方式無異于在懸崖邊上跳舞。”

　　法國著名人類學家、經濟學家保羅·若里翁認為資本主義體系深陷困境，“資本主義一直就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它總是不停地促成資產集中，最后導致游戲玩不下去。”而今，“資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終結、西方經濟體的過度負債、新競爭者的崛起讓回旋余地顯著減小”。

　　英國劍橋大學格頓學院的瑪麗·沃倫（Mary V. Wrenn）講，“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生存的關鍵就在于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和市場覆蓋范圍：要么增長，要么死亡。”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的回旋空間在收窄，資本主義曾經用以克服危機的種種舉措，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將在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這個根本矛盾的影響下失去效用。

　　二、民主危機：少數人統治與治理無效率

　　經濟危機之后，許多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民主進行了重新審視，認為西方民主已然演變成少數人的民主、金錢的民主、低效率的民主等。

　　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不足以掩蓋實質上政策對資方利益的嚴重偏袒，一人一票制的效力遠不及一美元一票制的影響力大，致使民主的代表性危機愈發嚴峻。美國著名左翼學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真正能夠影響美國政治并參與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躋身1%的少數群體。占低收入人群約70%的人，不論他們投票與否，對政治都已經完全失去了影響力。

　　壟斷資本家通過政治獻金、游說以及華爾街與美國財政部之間那道“旋轉門”使國家政權以服務資本為目的，壟斷資本家得以同時扮演“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角色。正如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所說，對于那些有錢人而言，花錢塑造政治進程是一項投資，“從中他們要求（并得到）回報。他們最終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進程就是很自然不過的事情了。于是那便增強了其他選民的失望感并進一步增強了金錢的力量。” 

　　事實上，對西方民主更符合實際的稱謂應是選舉式民主，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西方國家的民主即便在選舉層面上也出現了漏洞。參加選舉投票的民眾在大幅減少。加之西方民主奉行的雙重標準，已經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認識到，客觀上并不存在某種特定的民主模式，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國情，特殊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因此可以有理由說，西式的自由民主的吸引力無論是在西方國家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都在走向衰落。

　　三、價值觀危機：自由平等神話的終結

　　資產階級所極力宣揚的自由平等精神在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下不斷受到沖擊，特別是在反思危機發生原因時，會自然產生對資本主義所倡導的價值觀的質疑。

　　正如大衛·哈維對美國自主、自由的定位，美國所宣稱的所謂自由平等理念在傳播中凸顯著霸權主義的色彩，其“對捍衛自主和自由的關心，被有系統地用來替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勢力辯護，被證明其控制世界上許多地方是正當的。美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絕對價值時，向來不排斥訴諸強制和暴力手段。” “追求自主和自由就像提供一張許可證，使政府得以運用種種壓制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自由只屬于社會上層的少數群體，“依靠在媒體和政治過程中的非常影響，這一階級（以默多克和福克斯新聞網為首）利用刺激和強力勸服我們相信，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制度使我們過得比以前更好。對那些舒服地住在世外桃源里的精英來說，這個世界好像確實更好了”，但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卻只有微薄的收入和被限制、被圈定了的自由。

　　所謂的平等也被巨大的貧富差距和代際貧困的傳遞一點點耗盡。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人們有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但卻必須接受不同起點的競爭。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談及美國所謂的“給予每個人機會”已經越發空乏，“機會平等只不過是個虛構的神話，并且美國人也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現在有61%的美國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是有利于富人的；只有36%——略超過1/3的美國人覺得我們的經濟體制一般是公平的。”

　　價值觀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國家軟實力的危機。如果說面對經濟危機資產階級尚且可以通過國家調節、金融管制、對外輸出、危機轉嫁等方式得到緩解和暫時的克服，但其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等價值領域的危機，則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所緩解，也很難在原有的體制框架下得以恢復。

　　四、生態危機：資本逐利本性的必然結果

　　左翼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自然的關系被扭曲了。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認為資本主義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和沖突，“生態和資本主義是互相對立的兩個領域，這種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個實例之中，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資本主義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生產方式勢必會導致對資本主義系統本身的重創，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的大衛·凡森費斯特（David Fansenfest）認為“那些對資本主義系統來說是很重要的內容卻同個體資本家所渴望的東西相沖突”。資本家的貪婪促使其將社會和環境再生產的成本外化，這種欲望的膨脹最終會對資本主義制度造成傷害。

　　圣勞倫斯大學社會學系的安德魯·W·瓊斯（Andrew W Jones）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增長問題、技術問題和消費問題共同導致了嚴峻的生態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是徒勞的。“當增長淪為資本積累，而不考慮自然或人的定性需求時，增長就會成為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采用新技術時，資源成本會被考慮進來，但生態成本卻不會被涵蓋進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決定了面對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內部是不可能找到解決方式的，所謂的綠色資本主義行不通。

　　英國倫敦政策研究與發展研究所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認為資本主義那種“生態毀滅式的增長是內潛在任何可能的資本主義之本質中的”，并非可以主觀選擇的，這是由資本自身的逐利性必然驅使的結果。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共享。唯有超越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模式外尋找答案，構建“一種基于人類真實需求來組織生產、嚴格限制特定資源能源消耗、盡力減少污染與浪費的社會主義式生態經濟”，才可能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五、體系危機：資本主義結構性崩潰

　　資本主義自身結構的危機及其自身施救能力的空間不斷變窄，使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未來畫上了大大的問號，不禁提出“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的疑問。左翼學者從對資本主義局部矛盾的關注轉向了對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關注，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預測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上限，認為以“持續追求無止境的資本積累”為主導性特征的資本主義系統已經進入“結構性危機的末期”，該系統將在未來三四十年的時間達到發展的極限。

　　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從資本主義積累的長周期來審視這場危機，認為“資本主義的未來（或者沒有未來）伴隨著五個系統性問題：滯漲、寡頭式再分配、公共資產流失、腐敗和全球無政府主義。”這些問題最終將在經歷長期與痛苦的過程后壓垮資本主義本身。

　　日裔美籍學者山村耕造(Michael S.Koyama)認為富裕資本主義國家已然陷入系統性危機之中，它們普遍面臨著三重危機，即長期停滯不振的經濟；嚴重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使資本主義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失靈；正趨近于臨界點的且不可逆轉的環境大災難。面對這些困境和問題，“箱內”（Inside the box）操作這一拘泥于資本主義現行體制的改良政策并不能奏效，必須轉向系統性變革的“箱外”（Outside the box）操作。

　　埃及著名左翼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對資本主義兩次系統性危機進行分析時談及，為應對發生在1875-1945年的第一次系統性危機，資本主義世界采取了深化壟斷、進一步推進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在二戰后迎來了發展的“黃金三十年”，而面對肇始于1975年直至今天的第二次系統性危機（2008年的經濟危機不過是第二次系統性危機的一個結果性爆發），資本主義國家曾用于擺脫危機的手段已經不再奏效，相反，2008年爆發的世界范圍內的危機恰恰是那些曾經幻想可以挽救資本主義的舉措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上述內容將國外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評判簡要概括為五種類型，當然，這并不能代表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危機評判的全部內容，也不能說這五種類型涵蓋了所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上述五種類型無疑是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集中表現，是處于主流領域的內容。不難看出，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揭露是比較透徹的，對危機原因的探尋也是較為深刻的，許多左翼學者從資本主義制度層面剖析資本主義存在的危機及其不可持續性。但也應看到，左翼學者的論述也存在著不足、甚至有失偏頗之處。例如，有的學者將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視為資本主義命運的轉折點，認為資本主義已然無力邁出這次危機，資本主義的滅亡甚至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忽略了資本主義自身的調節能力。有的學者對生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同時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用對破壞自然的批判代替了對生產關系的批判，用人與自然的矛盾取代了人與人的矛盾。脫離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以及人與人的矛盾的關注，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化解危機的途徑的。為此，對于西方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應采取批判地吸收地態度，既要充分借鑒其深刻具體的分析洞見，又要看到其立場局限、方法局限和認識局限。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階段性成果，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國外左翼學者的社會主義研究及其評析”［項目編號：15CKS02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