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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之一）

點擊：  作者：李培林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7年第6期  發布時間:2018-01-12 19:45:46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培林

 

【編者按】改革開放40周年，歲月不惑，春秋正隆。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新征程上，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意義重大。
       新年伊始，布魯布客重磅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培林副院長《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動、問題和對策——對改革開放40年來變化情況的研究》一文。文章通過大量的統計數據和調查數據，描述和分析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討論了我國當前關于階級階層的一些爭議問題，指出這種社會巨變帶來的積極影響和面臨的挑戰，對于我國制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富有啟發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方面上發生兩個重大轉變：

 

一是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是從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

 

伴隨著這兩個巨大轉變，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極為深刻而廣泛的變化，原來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構成的相對簡單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現在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了，適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化要求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正在形成。

 

通過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發展變遷，我國階級階層結構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工人隊伍空前壯大  農民工成為新生力量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國4億多從業人員中，6900多萬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17.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近4900萬人，占12.2%?，F在近40年過去了，到2016年，在全國7.7億多從業人員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達到2.2億人，占28.8%，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達到近3.3億人，占43.5%。

 

隨著工人隊伍總人數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隊伍的結構發生三個顯著變化。

 

工人隊伍的結構發生三個顯著變化

 

1、農民工成為工人隊伍中龐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國農民工的總量達到2.82億人。在整個非農從業人員中，扣除黨政干部、事業單位從業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等之后，約占工人隊伍的60%。雖然農民工的戶籍身份還是農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隊伍的平均水平，但他們成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水線、一般建筑業和日常服務業的骨干支撐。

 

2、服務業工人的人數超過了工業工人，成為工人隊伍中人數最多的部分。改革開放初期，服務業工人是三次產業中從業人員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務業工人的人數不僅超過了工業工人，也超過了農民。特別是隨著以通訊、金融、物流、電子商務、房地產為主體的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一支與新技術、新業態密切聯系的、有別于傳統體力勞動工人的新型工人隊伍迅速成長，人數已達數千萬人。

 

3、工人隊伍中的國有企業職工比重較大幅度減少，其經濟社會地位分化較大。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工人中大約75%是國有企業工人，25%是集體企業工人，幾乎沒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經濟組織。改革開放后的前十幾年，隨著經濟的恢復和快速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崛起，國有企業的工人和集體企業工人都較大幅度的增加，但1995年是一個拐點，那時國有企業工人達到7000多萬人，集體企業工人達到約3000萬人。經過國有企業改革和多種經濟成分的大發展，國有企業工人的人數大幅度減少，到2015年，全國6200多萬國有部門從業人員中，扣除700多萬黨政機關公務員、3000多萬國有事業單位人員等，國有企業工人實際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萬人，集體企業工人也只剩下400多萬人，而私營企業、港澳臺資企業、外資企業和各種非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工人，達到近2億人，其中私營企業工人1億多人。

 

這些變化也使得工人隊伍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分化，現代服務業、效益較好的國有壟斷行業、與新技術、新業態相聯系的知識經濟部門，工人的經濟收入情況相對較好，而傳統產業部門、去產能國有企業需要安置的工人經濟收入次之，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

 

農民數量大規模減少并且日趨分化和高齡化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9.6億人口中，有7.9億農民（農村居民），占82%，在4億多從業人員中，有農民（農業從業人員）2.8億人，占70%，是典型的農民大國。

 

改革開放后，農民有了選擇職業的自由，很多農民轉換了職業，變成鄉鎮企業工人或管理者、進城農民工、個體經營者、私營企業主等。到2000年，農民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下降到44.2%，不過由于從業人員總量增加了，農民的絕對人數增加到3.1億人（扣除領工資的農業工人）。

 

經過40年的發展變遷，到2016年，在全國13.7億多人口中，有6億多農民（農村居民），占42.6%，而在全國7.7億多從業人員中，有2.2億多農民（農業從業人員），占27.7%。在40年改革開放中，盡管人口總量增加了5.8億人，但農村居民和農業從業人員的絕對數都減少了，比例數更是大幅度地減少。根據《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5年）》，2015年全國有26744個農戶，耕作土地面積在10畝以下的占79.6%，10畝-30畝的占10.3%，30-50畝的占2.6%，50畝-100畝的占0.9%，100畝以上的占0.4%，未經營耕地占6.2%。

 

農民階級發生了幾個大的變化

 

1.相當大部分的農業勞動力、特別是絕大多數農村青年勞動力，都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2016年我國持農村戶籍、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8億人，其中以進城務工為主的外出農民工達到近1.7億人；

 

2.在務農的農民中，出現了一些從事種植、養殖、漁業、牧業、林業等規模經營的農業大戶以及數量眾多的兼業戶，純粹務農的小耕農的數量和比例都大幅度減少，完全靠幾畝土地耕作維持生活的小耕農，成為農村的和整個社會的低收入群體；

 

3.留在農村從事農耕的農民，呈現高度高齡化，40歲以下的務農農民已經很少了，如果不改變農村的耕作方式和耕農收入過低的狀況，耕農將無以為繼；

 

4.務工經商、參軍、上大學、嫁入城市等似乎成為農村孩子改變自身命運的主要渠道，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改革開放前仍作為農村階級分析的“家庭成份”概念，已經成為歷史記憶。

 

專業技術人員成為中產階層的主力

 

專業技術人員是指在企事業單位和各種經濟社會組織中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是一個以教師、醫生、律師、工程師、經濟師、科研人員、記者、編輯、演員、作家、藝術家等為主體的職業群體。這個群體以高學歷和腦力勞動為特點，我國習慣稱之為“知識分子”，而在西方研究社會分層研究的文獻中，他們通常被劃為“新中產階層”或“白領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區別于以小資本者為主體的“舊中產階層”和以體力勞動者為主體的“藍領階層”。

 

我國的專業技術人員分散在各行各業，總的人數還不是很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就業分類來估算，1978年我國專業技術人員約1500萬人，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約4%；到2015年，這個群體達到5000多萬人，約占全部從業人員的12.5%。

專業技術人員隊伍也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

 

一是他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僅不再是“被改造”對象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不僅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成為知識創造和科技“創新”的主體；

 

二是經濟地位也顯著提高了，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收入“腦體倒掛”的現象，即所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得到根本扭轉，他們的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務員的平均水平；

 

三是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還幾乎是完全依靠國家財政發工資的群體，現在其所在的單位，已經分化成財政全額撥款單位、差額撥款單位和完全自收自支單位，如出版行業等一些事業單位，已經轉變成企業，全國公立高校的財政撥款大概占總經費支出的50%，全國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大概只占醫院全部日常支出的近10%。

 

專業技術人員也面臨著一些發展的矛盾。

 

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對教育、醫療、文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醫療和文化等事業日益繁榮，專業技術人員擁有了廣闊發展空間，知識價值大為提高；

 

另一方面，專業技術人所在的非營利機構，在“創收”機制的驅動下，也出現某些行為扭曲，如趨利的傾向和所謂的“道德滑坡”。

私營企業主成為廣受關注的社會階層

 

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私營企業主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就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后，私營企業主階層從無到有，快速發展。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統計數據，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私營企業1908萬戶，私營企業主（投資人）3560萬人，全國實有私營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比重為87.3%；注冊資本（金）90.55萬億元，占全國實有企業注冊資本（金）的53.8%；全國私營企業從業人員1.64億人，雇工人數1.28億人。

 

總的來看，我國私營企業絕大多數都還屬于中小企業，到2015年，戶均資本規模為475萬元，但在經濟新常態條件下，仍呈現快速發展勢頭，2015年全國新登記私營企業421萬戶，比上年增長22.0%，新增私營企業注冊資本（金）合計22.7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55.4%。與此同時，私營企業也加快清理僵尸企業，2015年全國注銷私營企業68.25萬戶，比上年增長65.2%。

 

我國的私營企業主目前呈現以下幾個特征

 

1、從產業分布來看，私營企業主絕大多數集中在商業服務業，這一領域私營企業的戶數占全國私營企業總戶數的74%；

 

2、從區域分布來看，近60%的私營企業主集中在東部地區；

 

3、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狀況來看，私營企業主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遠低于公務員群體和國有企業負責人群體，約40%只受過高中及以下教育，受過大專教育的占31.8%，但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也占28.7%；

 

4、從收入情況來看，呈現高度分化，絕大多數小私營企業個人收入并不高，2015年的年收入的中位數是12萬元，億元資產以上大企業的業主年薪中位數為40萬元，但與此同時，根據福布斯的研究報告，2016年全球共有1810位富豪凈資產超過10億美元，中國富豪總數世界第二，有300多位富豪凈資產超10億美元，其中251位來自中國大陸；

 

5、從私營企業主的來源和政治參與看，私營企業主的20%來自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下海”人員，28%是中共黨員，4.8%是民主黨派，23.9%擔任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不斷產生

 

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通常是指那些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不太容易被歸類為傳統的階級階層概念中的新階層、新群體。“新社會階層”實際上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2001年，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之際，發表了“七一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他還強調，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此后，“新社會階層”的概念就包括了六種人：即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

 

2015年，在頒發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中，對“新社會階層”做了新的概括，

 

在原來六種人基礎上歸納出三種人：

 

一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

 

二是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包括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專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團、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業人員）；

 

三是自由職業人員和新媒體從業人員。該文件強調，“他們”是“統戰工作新著力點”。

 

此外，一些不斷產生、翻新和擴張的“新社會群體”，也被媒體冠以一些新稱號，如“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這些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有的是伴隨社會結構的發展趨勢不斷成長的，也有的是經常變動不居的。2016年，全國新社會階層約有5000多萬人，他們在社會上影響不斷增強。

 

在新社會群體中，應當特別關注被稱為“我能行”的年輕一代，他們具有世界視野、創新精神，思想開放、積極進取、個性鮮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動互聯網，推動大眾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對我國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

積極影響

 

第一，極大地調動起全國人民和社會各階級階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成長，形成我國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第二，加快了我國的社會流動，使各種社會資源實現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基本形成了適合我國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的現代社會結構，為最終實現社會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從現實情況來看，當前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既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本質上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與改革開放以前的情況也有了很大的差異。正確地分析階級階層結構和階級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我們黨確定政治路線和制定實施經濟社會文化政策的客觀依據，關系到黨的長期執政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和政策取向，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