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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國-東方現代化道路的偉大典范和世界革命洪流的真正起源

　　革命、起義、造反、中興，古往今來，或者古今中外，可謂比比皆是。數十萬乃至上百萬革命大軍，數月、數年、十幾年、幾十年南征北戰，從根據地到政權、國號、國度的興衰起伏，朝代變更，幾乎成為中國以往數千年歷的政治周期律和歷史變奏曲。

　　陳勝、吳廣、綠林赤眉、黃巾、黃巢、紅巾軍、白蓮教、天平太平，義和團運動，更不要說，湯武革命、文武王造反，更早期的甚至伏羲、神農、黃帝以前的教而不誅，為其下的兵戈刃，武裝斗爭所取代。

　　然而，除了黃帝的板橋之戰，大戰蚩尤于逐鹿，堯舜禹平定三苗，商代夏的湯武革命，文武王的周代商朝，其余的中國幾乎所有的奴隸、隸-皂奴、工徒、國人、農奴，農民和人民起義造反，則不是被統治政權與階級殘酷鎮壓下去，就是變成了新興的剝削、統治階層、階級與集團，用來改朝換代的工具。盡管，每一次人民起義與造反，都或多或少地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統治階級的囂張氣焰和反動制度，或多或少地推動了歷史進步。但由少數人專政與統治，轉變成多數人的統治與治理，卻始終是個遙遠的夢想。當然，依照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變少數人統治為多數人統治，只能是產業無產階級誕生以后的社會歷史現實可能和政治信仰。然而，無論是唐宋之變的世界上第一次工業革命說，還是李約瑟中國古代世界科技故鄉說，還是譚偉東本人的秦漢中國大一統，自由契約，統一市場-國家-度量衡-語言文字-中央集權主權-郡縣地方政體等等的世界東方資本主義說，都表明產業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及其孿生兄弟社會主義，在中國-世界的東方，要早于西方世界將近兩千年。

　　不論是《太平經》，還是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所描繪的是多么的天地人和諧，又是何等誘人的人世間平等：“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保暖”。但最終的結局，基本上就是在開明的所謂“逆取”到“順守”的轉折的所謂“馬上得天下與馬下治天下”，也就是從暴力戰爭的武裝暴烈奪取政權行為，轉變成與民休息，從而階級矛盾與壓迫有所和緩，甚至伴隨著所謂治亂變軌的之治、中興乃至盛世，即從“據亂世”進入“升平世”，進而走向所謂“太平世”，而后卻是加速的更加水深火熱的兼并后惡劣兩極分化（國家或侯國、王國小國兼并，土地兼并，產業莊園兼并，衙門治權范圍兼并），和在變形的歷史大倒退和殘暴統治之惡性回流與循環往復。

　　夏朝五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實則僅僅二百余年。堯舜禹后夏啟開夏和康甲亂夏甚至直到夏桀之荒淫殘暴，中經湯武革命，又中經武丁高宗七十五年的輝煌（傅說與婦好等發揮了巨大作用，正像伊尹之對商湯，呂望之對文王-武王一樣），卻終極于商紂亡國。文武王似乎被史學界公認為雙圣，然而周朝不但開啟了分封建國，私家家天下之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而且把夏桀商紂淫亂后宮之敗德惡行，變成了堂而皇之地比肩前朝的后宮嬪妃制度與文化。至此以后，中國的家天下，性亂事（史）和性資源同私有制、私有化，竟然同大一統國家、政權與文明制度，在禮樂刑政，乃至《女誡》、《烈女》等貞節牌坊等等的女性心靈與文化意義上，被制度化地建構起來。經過經學和文化中的所謂孝文化和人倫操守，甚至于審美評判，宗法制度和其后從宮廷到王公貴族，甚至士大夫的家庭實則家族豪門貴胄演繹，而成為一夫多妻，淫亂天下的正統文明格式。 

　　權錢色的鐵三角聯盟與互相交易，成為牢固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盟。而德政與德化，德政與德治，道統與道治，禮教與禮治，法度與法治，則成為圍繞著這一或顯或隱的社會貧富和歷史傳承的時代裝束和皇帝新衣，而一代又一代不斷地演進、分化、變奏。

　　當然，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同樣也是一種表象，甚至假象。西方的情人制，娼妓制與文化，并不同東方中國的上述聯盟有什么本質區別。至于日爾曼文化中的愛情、烈女之忠貞，則基本上并非上流社會的主導，而更多的事實上是其財產制度，嫁妝制，和財富本位的一種制度文化的社會延傳和安排。陳寅恪發現了他留學法國式的大量歐洲女子，進修修道院，實則是家里提供不起嫁妝的財產制度之愛情婚姻之犧牲品。獻身基督上帝和修道院淫亂是孿生并存現象。

　　家庭與婚喪制度，政權、主權與國體政體結構，財產、財富與貨幣金融價值尺度與調節手段與方式，社會組織、生產與經營乃至消費單位的制度化構成，田制、兵制、賦稅制、官制、學制、話語體系、人文精神，以及知識系統，神話與精神結構，價值觀，功名利祿價值取向等等，構成人類歷史文化的基本要件。從公開的政治與制度文明憲政，和通行的建構來看，從洪仁軒的《資政新篇》等文件看，太平天國的理論與制度，社會建構，無疑具有相當的開創新局面的創造，但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等的墮落，洪秀全妹妹在同另一位的選美花魁女子的爭風吃醋的婦道攪局，天王洪秀全們的終極政治主張和行為選擇，甚至洪秀全啟程上的基督教教義的中國化，統統已經埋下了其失敗的禍根。

　　孫中山畢生十一次軍事斗爭與起義。可謂世上無雙的屢敗屢戰之楷模。而辛亥革命之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總理意志，終于化成了他的由舊三民主義到新三大政策的歷史性轉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同其“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一道，尤被宋慶齡領導的國民黨左派之繼承，到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聯合政府》，則走向了完全的新中國三步走的偉大革命之先聲。

　　“走俄國人的道路”這是新中國的先輩們的共同體認，和1840以降甚至更久遠的無數仁人志士救國救民的終極選擇。這一結論，絕非是普通復興命題的認知與知識話語問題，而是血的災難性的亡國保種之民族國家社稷存在與否的政治生命宣言。

　　這一政治宣言，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是孫中山，但最偉大的理論-思想-戰略-政策，及其一切制度、社會文化的最偉大的領袖、導師、統帥和舵手是毛澤東。

　　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與建設，東方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了一個偉大的人類文明史的嶄新歷史階段和人類歷史新紀元。其價值與意義，從勞動存在與境界所顯示出來的三大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和三大主義，體現了人類歷史與文明的普世價值與科學存在： 

　　第一、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與建設展示出了美好的共產主義遠景。列寧和毛澤東，是人類史上不多見的見微知著，善于捕捉新生事物，在“幾者道之微”中，運籌帷幄，從而具有目光遠大，見識超強的領袖、導師。共產主義，在勞動觀和價值存在意義上，就是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其既不可能是虛偽的雇傭勞動之下的作為謀生手段的勞動的自由買賣，即資本與勞動力市場交易，也不是依舊是作為等值等量勞動價值券的按勞取酬的等價交換，更不是奴隸制，封建制作為鎖鏈人身依附下的自由匱乏下的類同牲畜的機械動物存在方式。莫斯科卡山義務勞動，中國革命與建設時期，巨大的令人震撼的改天換地的主人公、人民當家作主的自發地奉獻、犧牲和勞動創造，展示出了共產主義的勞動品格和現實的社會歷史發展可能。

　　第二、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與建設，在公有制，甚至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下，逐步大體上實現了按勞分配，體現出商品價值規律支配之下，勞動能夠獲得的最大的尊嚴，經濟理該應得和社會存在方式。勞動盡管尚未成為人的第一需要，社會盡管尚未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但大規模的制度化的文化禮樂綱紀下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存在，已經被埋葬。人類文明的偉大的現實存在和更加美好的共產主義未來，已經若地平線上的太陽，即將噴薄而出，照亮全球。

　　第三、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與建設顯示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趨勢。創造、勞動、生產是人類區別于動物、植物和無機世界的最本質特征。勞動和生產是人類天然的自由存在方式。人類是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里的圣雄和戰士。然而，這一最神圣的自由本質特征，在以往數千年的所謂文明史里的階級社會中，卻是以或者赤裸裸的棍棒-皮鞭-鎖鏈下的等同于會說話的工具與牲畜，或者是作為形式等價交換，實則剩余價值付出的雇傭勞動而長期存在。包括所有的嚴肅的正直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學者，公論資本主義具有貶低人的尊嚴，但卻對馬克思的雇傭勞動制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有制方式的私有制與市場商品貨幣經濟，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自由與解放，平等與博愛的價值與故事，被像波普爾、哈耶克這樣的經濟學家，更不必說淺薄、無哲學思辯能力和頭腦的弗里德曼們，完全變成了另類敘說（最近北大的張維迎更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地編了一套完全無視李約瑟的鴻篇巨制的科學研究成果，把西方所謂勝出后的經由其知識產權壟斷下的專利說，變成了世界史的時代斷代和自由價值敘說。張維迎已經墮落成西方經濟學牧師與教父了。只可惜形勢比人強，中國當代已經根本不在是莫高山會議時的雙軌制，國際大循環，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物價改革的忽悠時代了）。

　　2008年金融海嘯和拉長了若干年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未能成為上世紀市29-33大危機后，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革命那樣的歷史性變局，中-美國的事實存在，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奇談怪論的最深刻的歷史前在和權貴精英邏輯的現實遺跡。

　　不過，美聯儲之逆風飛揚反周期政策，扭曲操作，所有其他反周期需求管理，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在華盛頓共識下的大合流與大合唱，在供給學派的幾十年操作下，盡管可以借助貨幣金融風控操作，不斷加強風險璉、債務鏈，來不斷地推遲和緩和經濟最終攤牌和災變，但經濟必然王國的鐵律，最終和遲早會發揮作用。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1976年或許是人類文明史的大拐點。至此而后到1991年，構成了一個蘇東沖擊波和社會主義淪陷的歷史大悲劇。 

　　蘇聯解體，二十周年后，特別是隨著百年十月革命的到來，人類文明大尺度理性的歷史脈絡更加清晰可見。劉強東、馬云等對計劃經濟，共產主義的領會與描述，盡管不是理論家，政治家的卓越見地，但卻顯示出形勢比人強的歷史鐵律和法則。

　　四、中國東方世界革命的卓越開啟

　　黑格爾是個種族主義者，更是位西方文明的狹隘的非理智的西方理性主義偏執狂。在這一點上，其同馬科斯韋伯可謂不分伯仲。黑格爾以歌德作為自己的精神的父親，但卻絲毫沒有學到歌德的東方與中國文化之推崇的坦誠的西方智者之實事求是。黑格爾以其大學室友赫爾德林和謝林，及其同代的費希特作為直接的學術友朋與啟迪，但其學術的真正鼻祖和導師卻是康德。然不幸的是其既未能繼承康德的作為同時代一流科學家之才華與品格，又未能延攬康德的完全徹底的自由學術批判精神和永久世界和平的人類情懷。他崇拜拿破侖，將其譽為“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卻沒有拿破侖對東方睡獅到東方醒獅的政治、軍事洞察力。黑格爾無疑是近代西方的天才與大家。但卻骨子里透著西方歐洲人的狹隘、傲慢、虛偽和無知。盡管他創造了無與倫比的龐大的精神哲學體系，并以整體論，歷史自然一體觀，進步進化論的恢弘，直接啟迪，并事實上構成了馬克思的導師，和馬克思主義的直接來源之一。

　　馬克思在晚年痛下決心學習俄語，根本的指向就是指導俄國革命。馬克思的政治直感是驚人的，洞察力是無比敏銳的。

　　列寧曾經對孫中山高度評價。以為辛亥革命不但會改變中國，也會左右世界風云與格局。列寧同拿破侖一樣，對中國、東方之潛力與質感，都極為高超。而列寧，同馬克思、恩格斯大體相近，甚至更勝一籌，在民族問題，東西方問題上，顯示出更偉大的胸襟、坦白和氣勢。事實上，從巴門尼德，畢達哥拉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直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致延續到笛卡兒、培根、霍布斯、伏爾泰、歌德、康德，即黑格爾以前，西方的智者大師，都沒有明顯的愚蠢的西方理性主義和歐洲中心論傾向和觀念。這固然有西方后起落后之客觀原因，也同西哲們的境界、學識、態度有關。經濟學創始人，魁奈、亞當斯密等，對中國、東方，不但是客觀平和和公正的，而且是推崇敬佩的。

　　西方的偏執狂、無端傲慢，可能主要起自于黑格爾、蘭克。其內在心靈、心理原因，肇自于科學不誠實和西方倫理、教化上的內圣外王境界之缺失，乃至民族認識論和價值取向上的缺德，而西方學者的這種自大狂，偏執狂，死腦筋似的自戀，在客觀和歷史輪回的大尺度上，又是同其后起暴發戶，歷史大尺度長時段積累、沉淀不足，歷史教訓不足有直接關系。

　　黑格爾晚年已經對西方理性主義發生質疑和開始了深深的擔憂。其中個由既有客觀的又有其同周圍人際關系的。他的晚年是痛苦和沮喪的。但他卻把世界未來的目的指向投向北美新大陸。世界史的后來運行，似乎大體上證實了他的目光與遠見。然而，無論是從無產階級的武器和心腦物質武器和哲學關系而言，還是從人類命運與未來的光輝燦爛之科學前景來看，馬克思的判斷、見識、方向與選擇，都更加英明偉大。盡管馬克思生前，晚年生活大體上擺脫了動蕩，不安定甚至貧困交加，其為此而付出了兒子夭折之巨大代價，及其健康壽命，大女兒病故和美麗妻子早逝等代價。

　　為了人類幸福而工作，作為馬克思的價值追求，同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形成了高度共鳴。而他們都是在17歲左右就立下宏愿，改變世界而不是紙上談兵地解釋世界，改造中國與世界，而不是單純地坐而論道，做名利場上的王者，功名利祿的臣子。

　　十月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被打破，東西方連接地帶俄羅斯大地，人口土地資源大國發生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大革命。其接開啟、引導、昭示了更加具有世界意義和偉大示范效應的中國偉大革命和史無前列的工業化大推進，現代化大指浪潮，超現代化大探索。

我們的時代，表象特征依舊是剪刀差越來越大。即表現為發展鴻溝，信息鴻溝，財富權力身份鴻溝越來越大。而非縮小。伯南特的新作和北美數據表顯示，當今世界的兩大國，美國與中國，最大的發達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統統陷入寒門難出貴子的尷尬局面。非但機會不均等，簡直上流社會壟斷一切，小圈子少數人的世襲罔替，從剪刀差的遠遠不止工農產品，直至所有制，所有系列緯度的加速放大的兩極化，進一步呈現為雙城論，三個世界的固化，區域-城市-社會，富人區與窮人里呈現天壤之別的兩個世界，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

涇渭分明，一個高高在上一個墮入深淵，雙城論的全球展開像是天藍水清，地肥水美的發達世界，兩頭受氣，不確定性與風險劇增的第二世界，和窮不見底，水深火熱之中的第三世界。

　　在傳統的生產成本，交易成本，機會成本，平均成本，邊際成本之外，真正富有智慧的經濟學大家理當發現統治成本，錯置成本（錯誤成本）和道德、道路制度方向成本，戰略成本，制度成本等等概念和范疇體系。這些或許更為要緊，更具有經濟學基礎地位和價值。宏觀大成本結構，定價機制與權力，價值尺度與支付手段，才權色錢權力結構框架與格局已經界定，則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間的所謂市場配置與商道運作，簡直就是小兒科，無非是工程技術，財會稽查，市場營銷的討價還價，錙銖必較而已。時代、歷史方位，大尺度長時段基本格局依舊，問題和性質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轉變。

　　十月革命的故鄉是東西方連接帶。列寧主義的搖籃和誕生地，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就的是落后的農奴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斯拉夫民族的社會主義夢想。而中國，作為歷史久遠文明古國文明巨國，作為人口大國，東方大國，作為近代甚至總體上更為落后，乃至被宰割，欺凌的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又官僚封建帝國主義三座大山橫行，沒有任何基礎、條件，率先完成革命，成為社會主義的指路明燈。可能在經典馬列主義，只能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性革命的大潮中，被最后裹挾、拯救的國度，卻在二十八年的血雨腥風中，從進軍井岡山途中的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古田會議確立一整套建軍思想路線與學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建構人民鐵軍綱紀軍規，以及更加廣泛的社會改革和道路選擇，諸如打土豪分田地，紅色政權格局，農村包圍城市，邊區政府、中華蘇維埃，經常爭議遵義會議，直達陜北，開啟延安新時代，又歷經三大法寶，抗日解放，三三政府，土地改革，發行貨幣，大生產運動，甚至一系列的包括自然研究院與魯藝在內的幾十所大學和科研機構，而49年新中國建立后，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工業化大推進，掃盲運動，現代科技與大學體系建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鞍鋼憲法》誕生與推廣，社會主義運動和現代化潮涌，其中向科技進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或總路線等等構成了人類史上嫌少的最偉大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社會革命。

　　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變革，盡管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面對顏色革命，和防修反修的內外制度、道路與思想挑戰，面對計劃經濟官僚體制和政治建構下的僵化官僚主義和舊社會的基本價值與依附結構，毛澤東審時度勢毅然帶領中國共產黨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奮起抗爭，展開了一次絕對史無前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既是一次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管理、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大革命。由于當時的社會階級矛盾與路線、道路，從而政權斗爭的激烈程度，經濟基礎和階級陣線的尚未若后來和新近的程度，其總體依舊是一次大的演習，并且是準戰爭下的毛澤東導演的又一次且是最大的一次世界空城計。其比在一生中的數次空城計，規模和效果更加的空前絕後。

　　無論從軍事、國防、技術、物質基礎、經濟等等各個層面，當時的中國之綜合國力，遠遠不足以同時應對、叫板兩個超級大國。僅就核武而言，其中任何一個超級大國，都有滅掉中國，而中國會幾乎沒有還手之力。而非僅僅部具有招架之功。但毛澤東的大智大勇，卻以全民皆兵，舉國動員，聲東擊西，不按常理出牌，一舉打掉了美蘇動用核武抹掉中國，迫使中國徹底沉浮投降的機會窗口。在三彈一星一艇，核工業、航天等重大戰略跟進，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極其巧妙地以道義社會，文化價值制高點，牢牢把握世情，話語的主動權、導控權，在外交大豐收的同時，以小球推動大球，迅速打開中美，中西大門，將一個新中國，同西方世界自主掌控地聯系起來。

　　天不假年，設若毛澤東再有十七年左右，即百歲壽享，或者毛澤東的盛年再延續二十年，而非晚年的體弱多病，力不從心，或者像唐堯那樣執政90年，則中國現代化終局不可想象。

　　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最大問題，和時代主題依舊。其決不是當下中國的七千萬到1.45億的所謂絕對赤貧問題。問題的最直觀的歷史感的大直覺和大理性在于，倘若私有制下，市場調節能配置資源到共同富裕，那以往歷史的幾乎幾千年的全世界的成千上萬的起義、造反、革命，就屬于無的放矢，權力斗爭游戲了。那我們先賢前人古人，全世界的民族種族就是無可救藥的傻蛋、蠢豬，那人類文明史上萬年的歷史中，就只有我們這代人頂瓜瓜，智慧超群，聰明絕頂。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資本主義的困境，社會主義的難題，人類的未來，都在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與建設之中。這不是任何人主觀設定的想入非非的宏大敘事，而是具有鐵律般的自然社會階級戰爭與文明沖突的歷史法則。在消滅三大差別之前，沒有人類文明共同體的可能。自由人聯合體下的共產主義只能在逆向私有化的共有經濟中得以存在、成長和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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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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