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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至1949年間，在陜甘寧邊區保安處(即西北局社會部。以下簡稱“邊保”)的精心指導下，陜西省韓城縣保安科(以下簡稱“韓保”)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經過精心策劃，在西安胡宗南總部電臺系統中秘密建立了一支忠于中共情報事業的隱蔽力量。這些奮戰在胡宗南部心臟中的秘密戰士冒著生命危險，按照黨的指示，通過空中電波和陸地交通及時向解放區傳遞了大量軍事情報;同時利用胡宗南向解放區派遣地下電臺之際，攜帶國民黨電臺又“潛伏”到解放區為我所用，取得了反間諜斗爭的圓滿成功。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的習仲勛高度稱贊打入胡宗南內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情報“百分之百準確”，為人民解放軍在西北戰場上取得全面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高步林發展進步人士組建秘密情報站

高步林

早在1947年秋，中共黨員高步林被邊保派回原籍陜西省韓城縣擔任地下縣委委員、社會部部長兼游擊大隊政委，負責情報偵察工作。1948年3月韓城第二次解放后，高步林被任命為縣保安科科長，史志春任副科長。高步林在負責韓保正常的政保、治安、反奸等工作的同時，還肩負著在國統區發展黨的秘密情報力量的重要任務。期間，他通過同鄉關系把高勉齋發展為秘密情報交通員，并利用同學關系派他與時任胡宗南總部電臺臺長的高孟吉進行接觸。4月14日，高勉齋攜高步林的親筆信赴西安，經過多方努力，成功將高孟吉發展為中共地下情報人員。5月1日，高勉齋返回韓城，帶回了高孟吉寫給高步林的密信和有關胡宗南總部電臺的呼號、波長、密碼等情報。密信原文如下：

三哥(高孟吉稱高步林為三哥)：

你之近況已由勉齋二哥詳細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數已交勉齋兄帶回外，其它價太昂、且不易購到，隨后有力再辦。弟弟詳情可詢問勉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無人照管，希兄多加幫助，勿使年邁雙親、弱妻幼兒陷于饑餓，煩哥之處，后當力圖報之。千言萬語，無從談起，謹以此預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為頌。

敬頌!安好!

小弟秋濤上(秋濤為高孟吉小名)

4月25日于西安

5月3日，高步林親筆撰寫了《關于第拾號高勉齋、第拾壹號高孟吉材料整理》的報告，及時上報陜西省黃龍分區保安分處(即黃龍分區社會部，以下簡稱“黃保”)。5月13日，黃龍地委將此材料上報西北局習仲勛書記、馬明方副書記及西北局社會部部長兼陜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5月22日，接西北局習、馬、周(習指習仲勛;馬指馬明方;周指周興)指示：“(一)孟吉應堅持在西安受訓完畢，其情報任務即為其將來所知及西安所聞所見之敵情及敵內部輿論報告我們。(二)勉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邊界上設秘密據點，以小商販或住家面目出現，勉齋與邊界據點接頭傳遞消息，內部派可靠人與據點接頭，所得情報重要者可用電報發來。(三)勉齋應在西安通韓城縣之敵占區找一定職業掩護。”當時高孟吉正在參加胡宗南部在西安小南門外安口寺西安綏靖公署舉辦的小型潛伏電臺訓練班，在訓練班中他又將同為韓城籍的訓練班同學臺長薛浩然發展為中共秘密工作。6月17日，交通員高勉齋在《赴西安行》的匯報材料中寫到：“據孟吉給我說的知心話，他和他們二組組長薛浩然也談得有了成績了，他兩人總想把這兩個組的小型無線電報機帶到解放區來，絕不愿再給反革命、反人民、出賣國家、獨裁專制的匪首蔣介石當奴役了。”

同為西安黃埔軍校7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同學的呂出、高孟吉、薛浩然、李福泳、徐學章等進步青年，1942年畢業后均分配至胡宗南總部或所屬各部電臺任報務員。其中，呂出于1945年8月由胡宗南部到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部服役，后隨高部在河北起義，呂出經晉冀魯豫軍政大學學習后于1947年夏派出，年底輾轉回到西安，重新在胡宗南總部電臺工作，后與原派出機構失去聯系。由于追求光明，志同道合，這幾個年輕人與西安鐵路局職員趙繼義結成一個擁護中共、反對蔣、胡的進步團體。

高孟吉攜電臺“潛伏”解放區

高孟吉

1948年5月，西北野戰軍向國統區發動攻勢，經過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西府隴東戰役、6月至8月的澄合戰役、10月上中旬的荔北戰役后，西北戰場上敵弱我強的局勢已十分清晰，加之11月2日東北野戰軍同時攻占沈陽、營口，歷時52天的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全國的形勢亦更加明朗。在這種大局勢的壓力下，很多國民黨人員思想動搖，紛紛想方設法找朋友托關系與中共組織進行聯絡，尋找出路。國民黨統治區的大批熱血青年更是紛紛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來。

11月22日，經高孟吉介紹，薛浩然、呂出及師世德(韓城人)3人化裝來到韓城，分別找到韓保科長高步林和中共晉綏公安總局駐韓城情報站秦波，積極要求去延安讀書學習。隨后，薛浩然在高步林、史志春陪伴下，由中共東府工委書記劉文蔚、社會部部長高仰山與其秘密談話并決定，吸納薛浩然為韓保的秘密情報人員，薛親筆在韓保填寫了《干部登記表》，正式參加了革命工作。薛在登記表中寫到：“解放戰爭已臨勝利階段，應再果斷努力，以求迅速、徹底消滅蔣家朝廷，愿為民主革命奮斗到底。”在韓保的兩天里，薛提供了胡宗南部的大量情報、電臺聯絡密碼，并詳細報告了自己的簡歷及家庭、社會關系。經韓保派遣，薛返回西安做地下情報工作，并按照韓保的指示又爭取了李福泳、徐學章、趙繼義等人為我黨工作。為了便于工作和保密，韓保確定薛浩然的化名為“萬國祥”，并明確了工作任務和陸地聯絡與空中聯絡的方法，薛還領取了“五佰萬農洋”的情報經費。11月26日，韓保派專人送薛浩然離開韓城，返回西安。同時，呂出和師世德也由中共晉綏總局駐韓城情報站秦波派回西安。當日夜晚，高步林起草了近萬字的《萬國祥材料》，經黃保上報邊保。這份材料詳細介紹了“力量建立的經過、浩然簡歷、浩然返韓的五天情況、情況反映(綏署電臺分布)、主要社會關系、工作任務、交通聯絡及密碼規定”等。

12月初，交通員高勉齋奉韓保保安科長高步林的指示再次到西安，聯絡高孟吉秘密回韓接受任務。適逢胡宗南部綏署二處(情報處)正密謀向解放區派遣潛伏電臺事宜，高孟吉主動報名參加，并以回韓城選址為由，于12月27日秘密回到韓城。中共東府工委書記劉文蔚、社會部部長高仰山、中共韓城縣委書記白耀明、縣長段杰熱情接待了他并與之談話，韓保高步林和史志春還請他吃了韓城有名的羊肉饸饹以示歡迎。

12月30日，中共黃龍地委書記強自修、黃龍分區保安分處處長于桑指示：“根據現在的情況，我們意見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設情況報告敵人，爭取把電臺攜帶回韓，潛伏某地并由我們控制。”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接受了韓保的秘密指令，在充分演練應對敵人的方法后再次被派回西安，并通過了敵人的嚴格審查。15日，他和薛浩然代表韓保在西安革命公園召集呂出、趙繼義、徐學章等5人開會，傳達了韓保的指示，明確了今后這些情報人員的直接領導人就是韓保的高步林和黃保的于桑，并確定了韓保對此情報組織的領導。

25日，高孟吉以到韓城潛伏為由騙得敵人信任，成功攜帶一部電臺及大量情報“潛伏”到了先期解放的韓城。

1月26日，由高步林親筆起草上報的情報資料清單中有：“西安市地圖、西安城關圖、臨時接替聯絡辦法、五兵團司令部無線電聯絡表、西安綏署在西安各總臺、所聯絡西北各部隊番號、電臺呼號、波長調查詳表、西安綏署電臺密令、李福泳值班表、國防部第二廳駐西安無線電工作隊內部組織及工作情況、西北敵軍駐地調查表、西安城市敵偽機關住址、門牌、電話號碼以及呂出、趙繼義、李福泳、徐學章四人簡歷并趙、李、徐三人照片”等大量情報。同一天，高步林還親自為這些地下情報人員編制了化名、代號并配備了地下交通員，填寫了秘密情報力量登記表，其化名，代號如下表：

1月29日，于桑處長在給高孟吉的信中稱：“您及其它同志們在對敵斗爭中已經打了大勝仗，爭取了第一階段的偉大勝利。這個勝利主要是您及其它同志們的功勞。”在《陜西公安大事記》及許多反映解放戰爭時期關于我隱蔽戰線斗爭的文獻中，都把此次高孟吉攜電臺“潛伏”解放區作為中共情報組織反間諜斗爭史上十分成功的典型案例記述。

在敵區內成功建立空中聯絡

1月30日，西北局社會部(邊保)給西北局報告《在敵區內建立空中聯絡的意見》，申請恢復情報電臺與外聯絡。2月5日，西北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張經武批示“西北局社會部(邊保)電臺不日成立”。6日，邊保遵西北局的指示派報務員李在良來韓控制管理高孟吉帶回的“潛伏”電臺。16日，邊保派情報科袁心湖副科長來韓布置高孟吉電臺的“潛伏”工作及與胡宗南內部我情報人員進行空中聯絡密碼的設計。2月底，邊保指定周世朝為情報科電臺臺長，奧德明等為報務員，專門與薛浩然等人的電臺聯絡。邊保電臺已能接收到與薛浩然電臺約定的呼號。

3月初，晉綏邊區并入陜甘寧邊區。陜甘寧邊區保安處更名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以下簡稱“邊區政府公安廳”)。7日，高步林再一次親筆撰文將這批情報力量的名單上報黃保于桑處長，并附有由交通員張永才(韓城人，曾與這些外勤力量同為黃埔軍校訓練班同學)2月底從西安帶回與薛浩然新約定的電臺呼號、密碼、波長、聯絡時間表及空中聯絡辦法。17日，情報人員李福泳電臺利用韓保與薛浩然所約定的密碼、呼號、波長等同邊區政府公安廳情報科電臺空中聯絡成功。23日，邊區政府公安廳電示韓保：“二十六號(即李福泳)臺已聯系上，就是密碼太簡單，呂(呂出)、徐(徐學章)應即派妥人去制定空中聯系辦法，你們應與十六號(薛浩然)臺約定聯系時間后即送總處。”

按照上級的指示精神，在公安廳情報科指導下，高步林和史志春等人經過慎重研究，反復演練，制定了詳細周密的工作方案。決定由薛浩然的四哥薛萬亭(十七號)做交通員，負責聯絡工作。4月18日，他從韓城出發，攜帶分別給外勤力量十六號萬國祥(薛浩然)、二十一號志遠(呂出)、三十六號方平(徐學章)、二十六號趙琳(李福泳)規定好的密碼、波長、呼號、聯系時間等指示的密信，寫在綢子上，縫在棉褲里帶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幾天后，薛萬亭成功返回韓城，并用同樣方式帶回了薛浩然等我地下情報人員的復信。約定新密碼從1949年“5月1日起開始使用，以明碼為底碼，以亞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國分省精圖各圖后說明為加碼”。“陸地聯絡地點定在西安火車站北建國巷六號徐學章家”，規定聯絡暗號為：“我方去人，在隨便寒喧中解開第一個鈕扣(自上而下數)撫弄一下，然后又扣住。對方聯絡暗號是，接著解開第二個鈕扣(亦自上而下數)撫弄一下，然后又扣住。之后，我方即用對方化名問：‘你是某某先生’?對方答：‘是’。即開始正式談話。”至此，經邊保和韓保的直接指揮和精心指導，為潛伏在胡宗南內部我地下情報人員實現空中聯絡和陸地傳遞情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月13日，邊區政府公安廳廳長周興就情報工作致信大荔行署公安處于桑處長時指出：工作中心是把外面情報關系經營好，建立地面與空中交通聯絡，并克服各種困難。31日，由于桑和袁心湖共同起草的上萬字的《關于二十六號(李福泳)等之交通聯絡之綜合報告》中非常詳細地敘述了物色、選派交通員的經過、陸地聯絡據點的建立、去函、復函;密碼設計及在這批情報力量建立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等。尤其對交通員的使用贊賞有加：“在使用十三號(張永才)及十七號(薛萬亭)時，證明使用血統交通、朋友交通非常好。他們不但忠誠負責，且從不向組織提任何困難，路費都愿自己拿出。”

我地下情報小組與邊保電臺空中聯絡從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止共計8個月，最多時胡宗南總部曾有3部電臺同時與邊區公安廳電臺聯通，每月發報多達20余次。特別是每逢電報內容涉及重要情報，他們總是巧妙地在發往國民黨軍隊電臺的同時，提前將重要電報內容發往延安。就這樣，大量關于胡宗南及二馬(馬步芳、馬鴻逵)的核心軍事機密和重要情報，通過電波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延安，胡、馬軍隊的調動、部署等重要情況，完全處于西北野戰軍的掌握之中。

這一時期，向邊保發送的重要情報主要有：“5月22日呂出臺電告延安，胡宗南、裴昌會、李振在寶雞開會決定暫緩撤退，由胡宗南親自指揮配合八十二軍與我決戰;6月9日晨獲悉，胡、馬軍隊由10日起進行全線反撲;8月25日獲悉，胡部24日起開始集結，分兵兩路犯我寶雞、天水;11月18日電告胡匪六十五軍、一軍后撤寧強;20日電告六十五軍新兵四、五團已過廣元步入成都;29日電告胡部綏靖公署赴綿陽;12月23日電告了敵七兵團由德陽移至山中，觀望成都方面戰事變化;25日電告七兵團已被四面包圍，醞釀起義;26日電告七兵團正式起義，當晚移駐德陽”等。

1949年7月22日，邊區政府公安廳黨委鑒于這批情報力量為黨做出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貢獻和他們申請加入黨組織的熱切期盼，指定分管他們工作的公安廳情報科長張繼祖和副科長袁心湖作為入黨介紹人，由先期回到解放區并已在公安廳情報科公開身份的高孟吉代替他們填寫了入黨申請表及個人簡歷(因這些地下情報人員仍在敵占區，身份不能暴露，這一切只能秘密進行)。經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公安廳副廳長李啟明批準，高孟吉、呂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學章、趙繼義6人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這種打破常規辦理入黨手續的作法及審批規格之高前所未有。8月25日，邊區政府公安廳通過密碼電波將此激動人心的消息通知了仍在敵占區為黨工作的呂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學章。4人接到密電后欣喜若狂，并立即復電：保證用生命來完成光榮任務。

1950年1月成都解放后，邊區政府公安廳專程派情報科嚴夫同志把這批地下情報人員接回西安，并安排在公安廳情報部門工作。

來源：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