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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共和國元帥羅榮桓同志誕辰117周年的日子。他經常告誡自己和家人，一個革命者想的應該是怎樣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因為地位不同了、身份變了就要求額外的照顧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 一、身體力行，率先垂范 ★

　　在戰爭年代，羅榮桓經常是四海為家。在井岡山，風餐露宿、曲肱而枕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到后來則是中央根據地內的祠堂、茅舍，長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陜北的破窯洞，沂蒙山的莊稼院，都曾是他的棲身之所。長期在險惡的環境里工作，羅榮桓的身體遭受到了很大的損害。黨中央和毛澤東對他的健康很是關心，安排他到蘇聯就醫。1946年7月，羅榮桓到莫斯科。在蘇聯就醫期間，組織上曾讓他帶上一筆錢，作為醫療費和生活費。但到莫斯科后，由于蘇方的招待，這筆錢未能用上。那時蘇聯衛國戰爭剛剛結束，羅榮桓為我黨在那里學習的一些孩子們添置了一些衣物及學習和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卻未用分文。回國后，將余錢如數交給了財務部門。

◆1936年，羅榮桓在陜北。

　　經過一年的治療，羅榮桓的健康狀況得到了明顯的好轉。回國后，組織上安排他一家在哈爾濱市區一處很寬敞的獨立庭院里住下，這座庭院設有豪華的舞廳、會客廳、洗漱間等，原是一位舊時官僚的別墅。這跟他之前住過的房子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因此，他心里感到很不安，曾幾次向有關部門提出另找一處普通的房子，將這座庭院作為公用，但無結果。有一天，他到譚政家去做客，見譚政住的是一處二層小樓，便跟譚政說：“跟你們搭個鄰居怎么樣?你家住樓上，我們住樓下。歡迎嗎?”譚政起初還以為羅榮桓在開玩笑，但沒過幾天，羅榮桓一家真的搬來了。

　◆1940年，羅榮桓與林月琴在一起。

新中國成立前，如何建立新的人民政權是擺在黨中央面前的重大課題。要不要建立檢察機關？如何設置檢察機關？由誰來擔任第一任總檢察長？這些問題經過充分醞釀，最后都有了圓滿的答案。

★ 二、毅然挑起重擔 ★

最高人民檢察署的設置，是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由《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組組長董必武，在1949年6月23日擬定的政府組織法綱要的基本問題中提出的，先后在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和政協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議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了兩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開國文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為創建新中國國家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礎和法律基礎。根據這兩個開國文獻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最高人民檢察署，作為國家的最高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副檢察長和委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免。最高人民檢察署的職權是對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和全國國民之嚴格遵守法律，負最高的檢察責任。這些規定，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檢察制度及檢察機關在國家制度和國家機構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為檢察署地位舉足輕重，對于第一任總檢察長的人選，中央的考慮是萬分慎重的，這個人要有堅定的政治信念、超強的組織協調能力、善于面對復雜局勢，而且明辨是非，原則性強。曾被毛澤東稱贊為“最守紀律”的黨內“圣人”羅榮桓，理所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

羅榮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衡山，192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參加了秋收起義。后隨部隊進軍井岡山，先后任中國工農革命軍團參謀、特務連黨代表。此后，羅榮桓先后擔任紅四軍政委、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羅榮桓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進山東開辟抗日根據地，先后任一一五師政委、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對于羅榮桓在山東的功績，毛澤東在1962年曾有過評價：山東只換上一個羅榮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東的棋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

1949年8月間，中央決定，新中國成立后將由羅榮桓出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得到消息的羅榮桓，心里是有顧慮的，他的顧慮，不是來自他對這項工作的陌生和工作本身的艱巨，而是他的身體。

羅榮桓常說，“有一份精力，就要為黨多做一點工作”。這一次，面對中央對他的信任和對檢察署工作的重視，羅榮桓沒有推辭，不顧自己身染重病，毅然挑起了總檢察長這個重擔。

★ 三、剎住“取消風” ★

1951年秋冬發生的合署辦公風波，是共和國檢察史上的第一次“取消風”。這一年年底，全國編制會議召開，決定精簡國家機關，提出讓檢察機關“名存實亡”，只保留名義，不設機構，不配備干部，工作由公安機關兼辦。編制會議的這一決定，在全體檢察干部中引起強烈反響。

羅榮桓得知此事，非常重視，他告訴李六如將此事報告毛澤東，并說：“要多給毛主席寫報告。”當時，李六如不在北京。廣州市檢察署檢察長鄭北辰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堅決反對所謂“名存實亡”。毛澤東親筆批示：“請檢察總署黨組提出意見。”高檢署黨組當即向毛澤東寫了報告，說明剛建立的檢察機關已經在鎮反中起了作用，主要是防止和糾正錯案及偏差，并列舉了若干重要例證。接著，李六如從外地回京，把黨組成員、研究室副主任王桂五叫到家里，由他口述，由王記錄，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北京，編制會議作出撤銷檢察署這樣重大的決定，事先根本沒有征求他的意見。他不同意這個錯誤的決定，并從國家制度上和實際工作上說明設置檢察機關的必要性。

當時中央政法委黨組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法委員會主任董必武也不同意撤銷檢察機關，并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鑒于加強法制建設的需要，毛澤東決定保留檢察機關，這樣才剎住了這股“取消風”。

此后，從最高人民檢察署到地方各級檢察署加緊建立機構。截至1953年12月，全國建立各級人民檢察機構930個，共有干部5600余人。至此，檢察機關的框架已經基本確立起來了。至此，新中國人民檢察署從組織上、制度上完成了歷史性的奠基。

★ 四、國有疑難可問誰 ★

　　1961年冬，羅榮桓讓羅玉英和她的丈夫陳卓回家鄉看看。他們臨走前，羅榮桓再三叮囑：要到縣里、公社看看干部，問候村里的農民群眾;絕對不要搞特殊化，吃飯要交錢，老鄉家請客不要去。還給他們定了一條紀律：和社員一起參加農業勞動。后來，當得知他們按其要求做了，羅榮桓非常高興，連聲稱好。

　　1963年12月15日下午，羅榮桓病情惡化，他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醒過來后，他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子女們，拉著林月琴的手說;“我死以后，分給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說完后，他又慈祥地看著他的孩子們，囑咐他們說：“我沒有遺產留給你們，沒有什么可以分給你們的。爸爸就留給你們一句話，堅信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真理，永遠干革命。”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時37分，羅榮桓——這顆偉大而高尚的心停止了跳動。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因病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幾天幾夜不能寐，寫成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里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毛澤東言簡意賅的七言八句，把羅榮桓的豐功佳績以及由他的逝世給國家帶來的巨大損失表達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