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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與鄧小平對大字報的講話、批示

點擊：作者：井岡山觀心來源：井岡山觀心1921微信號發布時間:2023-11-04 14:31:45

筆者整理了毛主席關于大字報的講話、批語。

1957年6月8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動分子猖狂進攻。黨團員中的動搖分子或者叛變出去，或者動搖思叛。廣大黨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及中間群眾起而對抗。以大字報為戰斗武器，雙方在斗爭中取得經驗，鍛煉人才。反動分子人數不過百分之幾，最積極瘋狂分子不過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為一時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嚇倒。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十三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都傳下來了。這個大字報不傳下去呀？我看一定要傳下去。比如將來工廠里頭整風要不要大字報呀？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等于語言沒有階級性一樣。白話沒有階級性，我們這些人演說講白話，蔣介石也講白話。現在都不講文言了，不是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無產階級講白話，資產階級也講白話。無產階級可以用大字報，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大字報。我們相信，多數人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因此，大字報這個工具有利于無產階級，不利于資產階級。

......剛才講大字報，這是個方式的問題，是取一種什么形式作戰的問題。大字報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這類輕武器。

......各個機關、學校、工廠的領導人，不是在“下樓”嗎？他們不要那個國民黨作風和老爺習氣了，不做官當老爺了。合作社主任跟群眾一起耕田，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同工人一起勞動，官僚主義大為減少。這個風將來還要整。要出大字報，開座談會，把應當改正的，應當批評的問題都分類解決。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學一點馬克思主義。

1957年7月，毛主席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的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這個會議上印發過，同年八月，又印發給黨內領導干部閱讀：

大字報，除商店的門市部、農村（區鄉）、小學、軍隊的營和連隊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國條件下，這是一個有利于無產階級而不利于資產階級的斗爭形式。怕大字報，是沒有根據的。在高等學校，在中央、省市、地、縣的機關和城市的大企業，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很好的形式。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那個時候，從容辯論，擺事實，講道理，搞它一年，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斗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斗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后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左派不僅同中間派一道鳴放辯論，而且完全公開地同右派一道鳴放辯論，在農村里頭同地主、富農一道鳴放辯論。公開登報，不怕出“丑”，什么“黨天下”呀，什么“共產黨要讓位”呀，“下轎”呀。剛剛“上轎”，右派要我們“下轎”。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延安整風的時候，寫筆記，自己反省，互相幫助，七、八個人一個小組，搞了幾個月。我接觸的人都感謝那一次整風，說改變主觀主義就是那一次開始。土地改革的時候，有事同群眾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們軍隊里頭，連長給戰士們蓋被子，同戰士很平等地友誼地談話。延安整風，土地改革，軍隊里頭的民主生活，還有“三查三整”，后頭的“三反”“五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這中間都有豐富的民主形式。但是，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然后還要搞和風細雨，商量，啟發，這種形式只有現在這個時候才能產生。找到了這種形式，對于我們的事業會有很大的好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所謂命令主義，就是打人罵人，強迫執行），領導干部同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靠廣大的同盟軍，單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不行。中國無產階級數量少，只有一千多萬人，它要靠幾億人口的貧農、下中農、城市貧民、貧苦的手工業者和革命知識分子，才能實行專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發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無產階級專政就鞏固起來了。

......可以有幾種方法來比較，至少有兩種方法來比較。比如，大鳴大放，還是小鳴小放？要大字報，還是不要大字報？這兩種方法究竟那一種好？這種問題可多啦，就是放不開。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一個都放不開，沒有一個爽爽快快放開的。因為這是放火燒身的問題呀！要放開，需要有充分的說服，而且要有一種相當的壓力，就是公開號召，開許多會，將起軍來，“逼上梁山”。

筆者注：從這段講話可以看到，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要大字報？——“因為這是放火燒身的問題呀！”什么人怕引火燒身？什么人不怕引火燒身？這是顯而易見的。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現在容易說通了，在五月間那個時候，就很不容易說服人。北京三十四個大專院校，開了很多會才放開。為什么可以不怕？為什么放有利？大鳴大放有利，還是小鳴小放有利？或者不鳴不放有利？不鳴不放是不利的，小鳴小放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大鳴大放。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當然，個別的人除外，比如XX，她就下不得臺。還有XXX，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燒共產黨，就下不得臺。那是少數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臺，可以下臺的。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民主黨派成員的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上，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什么大鳴、大放、大字報，右派也可以搞。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并沒有講什么大鳴，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大”字。去年五月，我們在這里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后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問題都要鳴放，叫作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這個口號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間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究竟對那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百分之十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動搖的，至于堅決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亂得了呀？所以，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于社會主義。我們不要怕亂，也不要怕下不得臺。右派是下不了臺的，但也還是可以下臺。按照辯證法，我看右派會一分為二。可能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大勢所趨，他們想通了，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了，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還要安排工作。少數極頑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著右派帽子進棺材，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這樣的人總是會有的。右派這么鬧一下，使我們摸了一個底：一方面，贊成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爭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這樣的底，就心中有數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用我們這個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辦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現在波蘭發生的那樣的事件。我們不需要象波蘭那樣封一個刊物，我們只要黨報發一兩篇社論就行了。對文匯報，我們寫了兩篇社論批評它，頭一篇不徹底，沒有講透問題，再發第二篇社論，它就自己改。新民報也是它自己改。在波蘭就不行，他們那里反革命的問題沒有解決，右派的問題沒有解決，走那條道路的問題沒有解決，又不抓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所以封一個刊物就惹起事來了。我看中國的事情好辦，我是從來不悲觀的。我不是說過，亂不了，不怕亂嗎？亂子可以變成好事。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大亂一陣，事情就更好辦了。

......一個工廠，大字報一貼，幾千張，那個工廠領導人也是很難受的。

現在有些機關、學校，反過右派之后，風平浪靜，他就舒舒服服，對提出來的許多正確意見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機關、學校就發生這個問題。我看，這個整改又要來一個鳴放高潮。把大字報一貼，你為什么不改？將一軍。這個將軍很有作用。

......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

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筆者注：“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主席是完全相信人民群眾的。當你站在人民群眾中間時，自然不會怕群眾，群眾自然會擁護你，大字報自然就不可怕了。如果脫離了群眾，當然就會怕了。

1958年7月，毛主席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給廣東省委的信寫的三個批語《介紹一封信》：

這個問題（指群眾路線——筆者注），不但農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黨性的問題，仍然需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去解決。

1959年8月2日，毛主席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時的講話：

......對人有情，對錯誤的東西應當無情的，那是毒藥，要有深惡痛絕的態度，但不用武松、魯智深、李逵的方法。他們很堅決。可以參加共產黨，他們的缺點是不大策略，不會作政治工作。要釆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大辯論，大字報，中字報，廬山會議的簡報。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同胡志明的談話《不搞清官貪官，搞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今天，我只睡了兩個小時，因為心里有事，要見你這胡伯伯。我打聽你幾點鐘睡，知道你五點鐘起床，好，我七點見你。前天我睡了八個小時，昨天睡了八個小時，今天睡兩個小時夠了。夏天，有時我幾天不睡覺。現在，主要是看大字報；報紙上也很熱鬧。大字報厲害得很，有群眾性，轟轟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學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裝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這是發動群眾整反動分子的一個好辦法。

胡志明：一九五七年時我也在中國看過大字報。

毛澤東：沒有這一次深入、廣泛。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民黨的教員都接受下來了。大、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說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些人都鉆到我們黨內來了。這樣一說，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了。

1966年7月19日，毛主席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的。大字報寫得好。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后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1966年7月24日，毛主席在政治局與中央文革的聯席會議上的談話《工作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師生》：

開兩個會，一個是大區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另一個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會。講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講工作組要撤，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前幾天講工作組不行，前市委爛了，中宣部爛了，文化部爛了，高教部也爛了，《人民日報》也不行，依靠誰呢？主要依靠廣大的革命師生。六月一日公布大字報，就考慮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們去做，不靠他們靠誰？你去，不了解情況，兩個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贊寫了那么多書，你們誰看過，小平看過嗎？（鄧小平：沒有）哦，沒有，知道你也沒有。那么你能斗得了他嗎？只有他們能了解情況，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師生。

......李雪峰、吳德你們不去看大字報，天天忙具體事務，沒有感性知識，如何指導運動？南京大學三次大辯論，我看不錯。所有到會的人都要到出亂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講話，講話有什么了不起？學生們圍上來，叫講話就講幾句：我們是來學習的，是來支持你們革命的，召之即來，隨叫隨到，以后再來。

（鄧小平：沒有了工作組，黑幫復辟怎么辦？右派鬧事怎么辦？）

有些是要復辟，復辟也不要緊。我們有些部長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報館究竟是誰掌握呀？我看還不如有些學校呢！你們沒想想，學校的學生一不上課，二管飯吃，三就要鬧事嘛，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使起了阻礙革命的作用，清華、北大的工作組就是這樣。我們不是正在制定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嗎？我看文件上要寫明只有行兇、殺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寫大字報、寫反動標語的不能抓。有人寫“擁護黨中央，打倒毛澤東”，你抓他干什么？他還擁護黨中央嘛，歷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現不好的就斗他嘛。不準打人，叫他們放嘛！貼幾張大字報、幾條反動標語，怕什么？！

總之，工作組要撤，出亂子不可怕。

1966年8月4日，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節選《不許鎮壓學生運動》：

在前清時代，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么分別？！

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

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

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許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對“六·一八”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毛主席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作法是正確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確的。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依我看,這次會開得比較好些。上次會是灌而不進，沒有經驗。這次會議有了兩個月的經驗，一共不到五個月的經驗。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錯誤？！死了多少人？！社會主義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個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經驗。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學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

鄧小平關于大字報的講話、批語。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動亂，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于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干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 圖片來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圖片來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

全會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其中關于“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規定，這在保障國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圖片來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同陳鼓應教授的談話。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