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在清華大學建校110周年校慶日即將來臨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清華大學考察。在考察中，習近平贊揚了清華大學的“又紅又專、全面發(fā)展的教書育人特色”。
又紅又專在清華扎根和開花，是因為清華有深厚的革命根基，有悠久的紅色基因。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地下黨在清華的組織就很嚴密，清華園甚至被喻為國統(tǒng)區(qū)中的“解放區(qū)”。1948年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清華大學170多名正、副教授只走了兩個人，其中一個還是外國人。5個院長，一個也沒有去臺灣。
由此可見，無論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后，清華大學培養(yǎng)的大多數學生都是出類拔萃的。在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14位曾在清華學習或工作過。因此，新中國科技事業(yè)在70多年里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是與我國知識分子自覺堅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分不開的。1981年，鄧小平特地強調指出：“又紅又專，那個紅是絕對不能丟的。”因此，“兩彈一星”元勛們走又紅又專道路的經歷，對今天的科技強國、科技創(chuàng)新都仍有極重要的啟示意義。
他們選擇了為新中國服務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知識分子中出現了“科學救國”和“實業(yè)救國”的思潮。但在舊中國，由于社會制度腐敗，廣大知識分子的“科學救國”的強烈愿望屢遭挫折，盡管有時也能自發(fā)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難以真正施展才華。著名科學家，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尖銳地指出：“中華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躪，受侵略，能夠簡單歸咎于經濟貧困，沒有能力發(fā)展事業(yè)嗎？能夠說是中國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國人智力低下嗎？自然不是。造成這種歷史屈辱的根蒂，在于當政者愚昧、腐敗、無能！”
◆鄧稼先
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1941年考入了由清華、北大和南開三大學組建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物理系。鄧稼先和那些純粹埋頭讀書的同學不一樣，他一方面刻苦學習，充實自己的大腦；另一方面，他對政治相當關注。他經常找些進步的報刊雜志看，越來越多地和進步同學、地下黨員往來。1944年，盟軍在各條戰(zhàn)線取得了節(jié)節(jié)勝利，唯獨中國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卻日益顯露出腐敗和每況愈下的危機。這一年，西南聯(lián)大學生自治會發(fā)表宣言，其中有：“民主在昂揚，歷史在前進，祖國在危難中，同胞在水火里。”鄧稼先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展開熱烈的討論：“救國的關鍵到底在哪里？”鄧稼先十分堅定地說：“看來關鍵是政治。”
1945年8月，中國人民抗戰(zhàn)取得了勝利，鄧稼先也從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畢業(yè)。鄧稼先親眼看到，抗戰(zhàn)的勝利，并沒有給中國帶來一個和平安定的環(huán)境，蔣介石摘取了勝利的果實之后，接著就開始向解放區(qū)進攻，內戰(zhàn)開始。國民黨政府腐敗，經濟情況很糟，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老百姓活不下去，許多大、中學生因為無錢交納學費，面臨失學的危險。在全國范圍內，學生們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反饑餓、反內戰(zhàn)”的運動。鄧稼先積極參加這些運動。這個時期，他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從中受到深刻的啟發(fā)和教育。他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yè)一定會成功，一個嶄新的中國必將誕生。這時，他要用自己的全部才智為祖國效力的思想在頭腦中經歷了一次飛躍。年少時他聽從父親的囑咐“要學科學，對國家有用處”。那是少年時的一種普遍認識。后來是“看來關鍵是政治”，這是他在透徹地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性之后在認識上的一個飛躍。再后來就是“建設國家需要人才”，這是他認真考慮后作出的對自己如何奉獻給新中國的一種選擇，同時也是有利于他自己發(fā)揮個人專長的一種選擇。1947年，鄧稼先順利通過了赴美研究生的考試并于1948年秋赴美留學。為了學好本領為新中國服務，他在普渡大學夜以繼日地學習，只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于1950年8月20日獲得了博土學位。普渡大學物理系的德爾哈爾教授要帶他到英國去繼續(xù)做更深入的研究。但鄧稼先沒有任何思想上的猶豫，沒有經歷抉擇時兩難的內心體驗，當即謝絕了這位名教授的好意。他要抓緊時間，回到中國去。鄧稼先根據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和新中國成立之后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形勢，決定盡快回國。在拿到博士學位后的第9天（1950年8月29日），他就在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tǒng)號”輪船歸國。1956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8年8月，錢三強推薦鄧稼先加入原子彈研制集體。從此，他投身核武器研制28年，直至1986年積勞成疾因病逝世。清華大學校史館關于他的事跡中他的那句話：“假如生命終結之后能夠再生，那么，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yè)……”一直感動著和激勵著無數參觀者。中國衛(wèi)星測量、控制技術的奠基人之一，“兩彈一星”元勛陳芳允，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先在機械系，后轉入物理系。1938年初，進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學習。畢業(yè)后，他總想為抗戰(zhàn)做點事，就到了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的成都無線電廠，做飛機上的導航設備。有一次，國民黨引進了美國的導航臺，在重慶，讓他去裝。裝好后，廠領導要他把導航的方向指向西邊。他立刻感覺不對頭，因為日本人當時并不在西邊，而西邊是延安。于是他產生了離開那個工廠的想法。經過一番努力，陳芳允于1944年底去了英國，在一家工廠的研究室做海用雷達的工作，1948年回國到上海后，國民黨希望他去飛機場工作，他不去。國民黨又讓他去南京。此時正是淮海戰(zhàn)役的時候，他下定決心，堅決不幫國民黨打共產黨。為此目的，他想出了一個不去的辦法。他的岳父是醫(yī)生，他就讓岳父把他左腳的大指甲蓋給拔了，達到住院的目的。1956年，陳芳允參加國家12年長期科學規(guī)劃制定工作，并參加了新電子所的籌備工作。1965年，陳芳允開始參加空間技術工作，擔任衛(wèi)星測量、控制的總體技術負責人，制定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東方紅一號”的測控方案以多普勒測量為主，并在衛(wèi)星入軌點附近的地面觀測站設置雷達和光學設備加以雙重保證。陳芳允于2000年4月去世。1998年8月，他在接受訪談時說：“對于個人，我在‘一二·九’運動時，只是民族先鋒隊的外圍人物，受到同學的啟發(fā)對共產黨有所了解。抗日戰(zhàn)爭時期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和思考，逐漸樹立了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能救中國的信心和決心。解放前夕我從國外回國，就想方設法不為國民黨效力。全中國解放以后，正是我的壯年時期，自然力求以所學的專業(yè)為國家作一點貢獻，學用結合，邊學邊用，為祖國的現代化而努力工作是我的志愿。”新中國的成立，使廣大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看到了強國夢的希望。“兩彈一星”元勛王希季后來回憶：“我在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研究生院動力及燃料專業(yè)學習。獲碩士學位不久，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兩張照片，感動得不得了。一張是解放軍露宿上海街頭，不進老百姓的家。第二張是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我是在軍閥間互相打仗，國家被蠶食、被分治的狀態(tài)下長大的，有生以來首次看到真為老百姓的軍隊和祖國大陸的統(tǒng)一，我為此而歡呼，決心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王希季回國后，親眼目睹了新中國換了人間，日新月異的情景，認定跟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于是在1958年10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正當他在大學教學崗位上的科研項目即將出成果之際，組織上調他去一個陌生的崗位工作。他毫不猶豫地奔赴新的崗位并接受了“摸著石頭過河”的任務——研制運載火箭。他下定決心，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邊學習邊設計邊生產，全身心撲在這個新的專業(yè)上。幾經挫折后，1960年2月19日，王希季和他的同事們成功發(fā)射了中國第一枚探空火箭“T-7M”。4個月后，在上海新技術展覽會尖端技術展覽室里，毛澤東一走進大廳，就徑自朝探空火箭模型走去。他在詢問了研制情況、科技人員生活現狀后，拿起產品說明書翻了一下，指著火箭問道：“這家伙能飛多高？”講解員回答：“8公里！”毛澤東輕輕哦了一聲，仿佛有點遺憾，但他很快便笑了，揮了揮手中的產品說明書說：“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們就要這樣，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個天翻地覆！”晚年的王希季回憶這終生難忘的一幕時說：“毛主席的話使我們倍感欣慰和鼓舞。”
探空火箭發(fā)射成功后，王希季接著主持了中國第一枚衛(wèi)星運載火箭“長征一號”的總體方案論證和設計工作的任務。后來又擔任返回式遙感衛(wèi)星的總設計師。1975年，王希季和同事們取得新的突破，實現了我國第一個返回式衛(wèi)星“尖兵一號”順利升空并成功回收。他一次又一次為國家需要“轉行”而取得成功的經歷，展現了那一代知識分子時刻聽從黨召喚，以身許國不畏難的堅定信念。正如錢三強指出的：“在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每個人都要出一份力，大家都推它一把，這就是紅。”“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1930年留學德國，1947年作為訪問學者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研究工作。1949年12月，回國后在浙江大學任教的王淦昌接到錢三強的信，請他到北京參與研究原子核物理。他后來回憶：“新中國成立后發(fā)生的變化，使我對發(fā)展祖國原子核科學事業(yè)充滿希望。”新中國成立后，為了讓知識分子盡快適應新形勢，黨采取多種方式引導和促進知識分子轉變思想。其中，在知識分子自愿的基礎上，組織他們參加各種社會實踐取得很好的效果，使一大批知識分子直接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從而使他們受益終生。對此，王淦昌感受尤其深刻。他在晚年回憶說：“解放初期，有兩項工作對我教育很大，這兩項工作就是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1951年5月，王淦昌參加了川北土地改革工作隊。他小學畢業(yè)前一直生活在農村，但是，對于地主怎樣剝削、壓迫農民，并不了解。通過參加土改工作，他了解到舊社會種田的農民沒有田，或者只有很少的田，霸占了田地的地主富農，過著不勞而獲的奢侈生活。最可恨的是惡霸地主，他們不但勾結官府，還自己豢養(yǎng)打手，欺壓農民，霸占婦女，橫行鄉(xiāng)里，無惡不作。土改隊一下去，首先訪貧問苦，跟他們談心，取得他們的信任，啟發(fā)他們的覺悟。通過工作隊深入細致的工作，農民們親身體會到共產黨的干部就是不一樣，世道真是變了。通過訪貧問苦，王淦昌認識到沒有共產黨，不搞土地改革，農民別想過好日子。參加土改的經歷使王淦昌深刻認識到：只有通過土改，消滅了封建剝削階級，貧苦農民才能真正翻身，成為新社會的主人，才能實現千百年來中國老百姓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王淦昌還親眼目睹到土改后農民迅速提高的生產積極性，欣欣向榮的農村新氣象。他深刻地認識到，這一切，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1952年春天，志愿軍發(fā)現美軍在朝鮮戰(zhàn)場上使用了一種炮，其炮彈威力很大。他們懷疑是原子炮，要求國內派科學家到朝鮮去進行實地考察。完成土改工作回到北京的王淦昌，受命和吳桓興教授等一共4位同志奔赴朝鮮前線。王淦昌感到非常高興，他感到能夠為保家衛(wèi)國的抗美援朝直接作貢獻了。為了保密和安全，他們4人分兩批行動，王淦昌和吳桓興先走。到了丹東，來到鴨綠江邊，已能感受到戰(zhàn)爭的氣氛。當他們換上軍裝后，興奮之情難以言表：終于當上中國人民志愿軍了。倆人特地拍照留下永恒的紀念。進入戰(zhàn)區(qū)后，看到公路兩邊被打壞的美軍坦克、裝甲車和大炮。王淦昌感到志愿軍很厲害，他們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軍隊打成這個樣子，真是了不起！
經過實地考察和檢測，王淦昌一行確定這種殺傷力大的炮彈，屬于一種稱為“飛浪彈”的新式炮彈。此項工作完成后，王淦昌等參觀了戰(zhàn)俘營。戰(zhàn)俘中有美國、土耳其等國的士兵，都受到良好的照顧，在戰(zhàn)俘營里可以打籃球，做一些體育活動，生活很愉快。這使王淦昌感受到志愿軍“仁義之師”的一面。一次休戰(zhàn)期間，前線部隊的一位首長請王淦昌一行到前線去參觀。他們看到志愿軍戰(zhàn)士雖然生活很艱苦，但斗志昂揚，充滿必勝的信心。在前線，王淦昌等看到了更多的被打壞的美軍坦克，他再一次被志愿軍“正義之師”的英勇戰(zhàn)斗精神所感動。在朝鮮戰(zhàn)場工作的四個多月時間里，王淦昌感覺受到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回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給他頒發(fā)了一枚抗美援朝紀念章。他終生都將這枚紀念章視為最珍貴的紀念品。1997年，即王淦昌去世的前一年，他在回憶走過的道路時，深情地說道：“新中國成立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夠做我想做的研究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王淦昌是1979年入黨的。在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20位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他3位，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入黨，但他們在與黨同心同德方面并不遜色。例如彭恒武，是我國在國外獲得教授職位第一位回國的理論物理學家。1963年秋冬之交，他在青海湖畔金銀灘基地搞核試驗，當看到所有科研人員全部住在暖樓里，而基地司令員等領導干部都住帳篷里時，“一股熱浪涌上他的心頭：只有共產黨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重視科研工作，如此愛護科學家呀！”他決心要千方百計確保任務在“黨中央提出的期限內完成”。后來他在總結研制原子彈的成功經驗時，感慨道：“新中國，工農兵一起協(xié)力，集中全國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國民黨派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分別代表數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國考察原子彈，每個人還帶著兩個學生，朱光亞、李政道、唐敖慶、孫本旺等人都被挑選到了美國學習原子彈技術，結果吃了閉門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亞一個人回來跟原子彈有關系。可見，靠出國不行，靠學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來。舊中國搞不成，只有新中國，依靠全國同心協(xié)力，核武器才搞成功。”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黨不能離開人民，人民不能離開黨。相信群眾相信黨是兩條基本原則。因此，“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是戰(zhàn)勝一切艱難困苦的法寶。1964年10月，我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后，震驚世界，全國歡騰。按照學校老師的布置，“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的兒子所在學校的學生就此寫一篇作文。被譽為中國核武器研究的“眾帥之帥”的朱光亞看了兒子的作文后，馬上嚴肅地對他說，核試驗的成功不只是科學家的功勞，那是人民解放軍指戰(zhàn)員、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2021年8月22日，一位老工人逝世的消息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他叫原公浦，是入選中國核工業(yè)功勛榜的技術工人代表，也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核心部件鈾球的操刀人。錢三強曾經這樣形容他：“他是一顆螺絲釘，一顆非常重要的螺絲釘。”新中國創(chuàng)造的任何奇跡，都是由千千萬萬這樣具有螺絲釘精神的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們在自覺地把自己放在螺絲釘的位置的同時，也視其他同事為不可缺少的螺絲釘。所以很多老一代科學家，在他們晚年的時候，總是懷念當年從上到下都人人獻計獻策，處處大局為重；盛行學術民主，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好作風。
1966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將負責組織繼續(xù)研制“兩彈一星”的重任托付給錢學森。由于有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領導人的崇高威望，盡管在那段時間“兩彈一星”的研制和一些科學家也受到過沖擊，但黨的領導仍然確保了國防科技不斷取得顯著業(yè)績。當時“兩彈一星”元勛們面對復雜情況，在堅持走好群眾路線方面的事跡，至今令人欽佩不已。1993年8月，《人民日報》刊登了楊振寧紀念鄧稼先的文章。文中寫道：“‘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當時全國其他單位一樣，成立了兩派群眾組織，對吵對打。而鄧稼先竟有能力說服兩派繼續(xù)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氫彈。”當年在九院院辦工作的張彩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1967年初，傳來一個重要信息——法國人也要在今年進行氫彈試驗，我們怎么辦？人們都在思考這個極其重大而又十分困難的問題。那時，單位食堂里經常舉行自由論壇，大鳴大放，理論部的同志介紹法國人要試驗氫彈的事，論證我國氫彈能否提前趕在法國人前面進行試驗。我站在那聽得心潮澎湃。從食堂出來，正巧遇上朱光亞，我就對他說我們要趕在法國人前面爆響氫彈。朱光亞鼓勵我，并且讓我們科辦趕緊聯(lián)系院外各協(xié)作單位，希望得到全國兄弟單位的大力支接和協(xié)助，提前半年完成各項生產計劃。經過幾個月的奔波，收獲是明顯的，所有協(xié)作單位都提前完成了任務，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顆氫彈趕在法國人前面爆響。”“兩彈一星”元勛，時任九院副院長的陳能寬也親眼目睹了這樣的情景。他后來感嘆道：“事實證明，民族利益高于—切。中國人民在民族利益和榮譽面前，是會放下爭論和爭議的。”1969年初，黨中央決定在國慶20周年大慶之前，進行我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時任二機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長的王淦昌負責組織這次地下核試驗。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地下核試驗的理論設計工作在于敏的領導下很快開展起來并及時地提供了原子彈裝置的理論設計方案。隨后，王淦昌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去，與試驗人員、理論設計人員一起進行方案的討論、測試等各項工作。當時，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處于混亂狀態(tài)。王淦昌心里非常著急，反復地向大家作動員，講述地下核試驗對國防建設的深遠意義，勸說大家必須抓緊時機，竭盡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核試驗這一關。他深入到兩派群眾組織的司令部去做說服工作：“我們要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重，團結起來，共同做好地下核試驗工作。”“大家想一想，現在是什么時候，我們的時間很寶貴，與西方核大國比，誰贏得時間，誰就主動。”他還到職工宿舍去，一個一個地動員科技人員、工人。當回到北京時，遇到基地的人，他就告訴他們：“要做地下核試驗了，快回去吧!”有回家探親的，他就到他們家里去動員。他還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作業(yè)隊的隊長、副隊長。最后，連基地食堂的炊事員都被他感動，主動把熱飯熱菜送到現場。中國的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終于圓滿成功。王淦昌后來深情回憶：“這些同志真不錯，他們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愿意為國家的強盛多作貢獻。他們都陸續(xù)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崗位。別看他們各派群眾組織之間對立情緒很大，雙方辯論起來，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但工作起來，誰都不談‘運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們，也喜歡他們，他們愛國，事業(yè)心強，都是好樣的。”錢三強曾指出舊中國科研難出成果的兩大致命弱點：一是缺乏計劃性，誰也沒有長期性；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聯(lián)系，難以進行集體合作。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相信群眾相信黨完全能夠從根本上克服這兩個弱點。黨的領導，可以確保計劃的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相信群眾，可以確保全國性的集體合作，即各行各業(yè)的大協(xié)作。因此，又紅又專的道路是新中國的科技人員建功立業(yè)的一條光明大道。在新時代，我們要與時俱進地繼續(xù)提倡，堅持下去。
（作者：胡新民；來源：“黨史博采”微信公眾號，修訂發(fā)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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