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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百慧：警惕史料的“陷阱”

點擊：作者：姚百慧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11-10 09:13:07

歷史學家因為要依靠史料重建過去、研究過去，就必須時時警惕在史料生成、流轉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形成的各種“陷阱”。要想避免落入史料“陷阱”，就要在盡可能多地搜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深入了解史料的創作和流轉過程，并尋找不同史料加以對比。

史料是人們認識過去的橋梁，也是歷史學者開展研究時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對象。然而，史料與客觀歷史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距離。且不說存世的史料只能反映人類過去的滄海一粟，就是我們能看到的史料，其記載的信息也存在種種不足，里面有各種各樣的“陷阱”。

史料生成時即存在缺陷

史料的“陷阱”在其形成過程中就已經存在。受限于客觀條件，史料記載的只是部分史實。由于主觀因素影響，史料不可避免地帶有創作者的立場、觀點和情緒等。即便是親歷者的回憶，也可能因記憶的問題產生偏差。

其一，從人腦生理構造而言，觀察者當時的狀態和理解直接影響記載的準確性。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認為：“影響頭腦中形象的正確性的原因主要有兩類，（甚至）最有天賦的人也是如此。其中一類原因在于觀察者當時的狀態，如疲勞和情感等等。另一類原因在于他關注的程度。除了極個別的情況，觀察者所理解的只是他期待觀察的東西。”著名美籍華裔學者薛君度亦談道：“美國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話，多少人在電視上也看到聽到，原意所在，第二天有時就有不同的報導（應為“道”，但原文如此——引者注）或解釋。老師在班上說的話，學生聽來就常有不同的說法，而且常以自己的想法認為是老師的意思。”

其二，創作者的情感、立場等，有意無意影響著對史事的觀察，從而使記載偏離歷史事實。梁啟超現身說法：“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后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被有些學者認為“具有久經考驗的非常高的可靠程度”。該書第二卷的總標題是“最光輝的時刻”，從1940年5月法蘭西之戰寫起，到該年底英國在埃及打敗意大利軍隊為止。第二卷下半部分的標題是“單獨作戰”。史學家齊世榮先生批評說，“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1940年6月法國雖已戰敗，蘇、美尚未參戰，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只有英國單獨作戰。中國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了，難道中國抗日戰爭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嗎？丘吉爾為什么視而不見呢？”

更有甚者，有些史料的創作者，因種種動機故意對史事進行歪曲。1877年2月27日，日本政要井上馨拜訪中國駐英國公使郭嵩燾，副使劉錫鴻也在場。對于這次訪問，郭、劉均留下了日記。據郭的記載，井上馨詳細介紹了日本及西洋各國的稅收制度，劉聞言贊嘆：“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郭在日記中評價說，劉“此論至允”。而在劉的日記中，較少提及井上馨關于稅制的言談，對于井上馨建議的“中國寶藏實多，何為貨棄諸地，胡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張之”，劉在正使郭嵩燾“未及答”前，搶先反問對方“綜司戶部”時了解的弊政，然后說“祖宗制法皆有深意”，現在出了問題是有人私心作祟，接著對井上馨的說法進行大段批駁。最后，井上馨只能“唯唯”，將談話內容轉向詩文。以上兩段記的是同一件事，但內容相差較多，尤其是劉的態度，幾乎完全相反。以上記載各執一詞，究竟哪個更為準確很難下定論，筆者曾尋找井上馨關于此次會談的記錄未果。但從記載內容詳細程度及郭、劉二人之爭中劉的行為等判斷，郭的記載應該更準確一些。晚清官員出洋，須將所見所聞寫成日記，上交總理衙門，以供中樞參考。郭的日記更偏重記錄事實，而劉的日記則凸顯了自己對“祖宗制法”的維護。

其三，依靠記憶創作的史料（如回憶錄、自傳、口述史等），可能出現記憶偏差等問題。曾任美國駐日大使、著名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提醒讀者，他的自傳“絕大部分內容沒有可資參考的日記或其他文字材料”，“我不像嗜好寫日記的日本人，從未想到要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記錄下來。只是在日本擔任大使的那幾年，每周都會給我的家人寫信。有一段時間，還為自己作了一些相對零散的備忘錄。除此之外，這部自傳的其余部分依靠的便是依稀朦朧的記憶，而這完全是靠不住的”。他舉了一個例子。1947年，他與同屆同學馬里昂·利維并肩而坐，聆聽國務卿馬歇爾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正是在那次演講中，馬歇爾首次提出了改變歷史進程的“馬歇爾計劃”。在馬歇爾演講過程中，賴肖爾記得自己提醒利維說，國務卿的講話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而利維卻說，他記得當時賴肖爾貼近他說了一句：“你不覺得，馬歇爾的演講并不怎么樣嗎？”

因流轉出現新“陷阱”

史料流轉有三種：一是記載信息內容的變動；二是記載載體的變動，如語言轉換（從古代語言到現代語言、從手寫體到印刷體、不同語言翻譯等）、載體轉換（從實物到文字、數字化等）；三是記載方式的變動，如史料整理與出版、編輯史料長編、撰寫相關著作等。一般而言，史料流轉的時間越長、次數越多，出現“陷阱”的幾率就越大。除文字錯漏外，史料在流轉過程中常出現兩類問題。

其一，史料在記載時即被刪減和篡改。史事發生時，當時的場景和相關人物的言論本身即為史料的一種，把它們以某種形式記錄下來可視作史料的一次流轉。如《漢薩》是對英國議會發言的記錄，同樣存在刪減情況。英國財政大臣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曾說：“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為了保護其名譽，《漢薩》收錄時把這句話刪除了，但卻在次日倫敦的《泰晤士報》《晨星報》《每日電訊》等各大報紙上被披露出來。

《清實錄》是清代官修編年體史書，依據的主要材料是詔令和奏章等。每逢皇帝駕崩后，朝廷就會設實錄館負責纂修，事畢撤銷。成書以漢、滿、蒙古三種文字書寫。實錄為嗣君和先朝大臣所編纂，不敢有不利于先帝的記載，對檔案原件多有刪節、篡改。以《德宗實錄》為例，1900年7月31日（七月初六）諭旨原文：“如有教匪竄出搶掠等情，當飭隊力剿。”收入《實錄》時改為：“如有教民竄出，不可加害。”翦伯贊曾指出，在中國文獻學上，史部以外群書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諸史上的史料。“因為史部諸史，是有意當作史料而寫的，其寫作的動機，則抱著一種主觀的目的。……這種主觀意識之滲入，當然要使史實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減少了史料的真實性。”

其二，史料在篩選、編輯出版過程中被篡改。馬克思在《倫敦“泰晤士報”和帕麥斯頓勛爵》一文提到，為了制造有利于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輿論，《泰晤士報》多次發出歪曲、隱瞞議會實情的報道。馬克思辛辣地評論：“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勞，才能在冗長的議會報告從下院送到編輯部的當天夜里讀完這些報告，并且在當天夜里把它歪曲、修改、偽造得絲毫無損于帕麥斯頓的政績，那末，應該承認，不管‘泰晤士報’能從它對高貴子爵的效勞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處，它的這個差使決不是很輕松愉快的。”1925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將翁同龢日記以《翁文恭公日記》為名影印出版。影印時，張元濟和翁的后人為師諱、為祖諱，把他們認為“不合時宜”的內容隱去，包括翁對李鴻章、左宗棠、斌椿等人的一些評語。當時，尚有不少前清遺老遺少在世，日記出版后，很快被發現有刪改的痕跡，以致有人懷疑日記的真偽。

伊朗摩薩臺政府的石油國有化政策影響了西方利益，加之摩薩臺同蘇聯親近，美國遂通過“阿賈克斯”計劃于1953年推翻了摩薩臺政府，恢復了巴列維國王的統治。而1989年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2—1954年伊朗卷》，竟然完全掩蓋了中情局在推翻伊朗摩薩臺政府中發揮的作用。此事導致曾為此卷出版提供建議的美國國務院外交史文獻顧問委員會主席、外交史學家沃倫·科恩辭職，因為他確信此卷的出版是“赤裸裸地歪曲美國在那里行動的欺騙行徑”，“正在戲弄歷史”。由于遭到學術界、媒體和國會的激烈批評，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在2017年推出關于中情局部分的補充卷。

選編者的主觀意圖幾乎決定了選編而成的文獻史料集的“整體話語”。未選中的文件未必不重要，篩選的標準未必是學術性的；即便基于學術標準進行篩選，由于編選者對問題重要性的理解不同，以及編選者的個人造詣，選集的水平也參差不齊。純依賴此種文獻，容易導致魯迅所說的，“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于‘就范’了”。

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在《歷史是什么？》中，亦給我們提供了可能“被選者縮小了眼界”的例子。魏瑪共和國外長斯特雷澤曼1929年去世后，留下了300箱檔案。他的秘書伯恩哈特從中精選了部分文件出版了3卷本《斯特雷澤曼的遺產》，隨后英國又出版了由德國學者薩頓翻譯的該書節譯本《古斯塔夫·斯特雷澤曼：日記、書信和文件》。實際上，如果我們翻閱斯特雷澤曼的原始檔案就會發現，德蘇關系在其外交政策中居于極重要位置，“這種重要性超出了伯恩哈特選本的讀者的想象”，而“蘇聯在薩頓的選本中只是作為一個偶爾出現且不受歡迎的、闖入斯特雷澤曼大占優勢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罷了”。

【E.H.卡爾《歷史是什么？》中譯本封面】

如何避免落入史料“陷阱”

史料的“陷阱”經常存在，如何識別出來，避免落入陷阱，就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史源的角度看，我們要盡可能地了解史料的創作和流轉過程。考察史料產生時代的環境和技術條件，創作者的基本情況、寫作動機、寫作態度、文本受眾，以及史料流轉過程中的社會背景和流轉人等，有助于我們認識史料為什么以這樣的內容和形式呈現。即便考察后的史料可能在形式上看著有怪異、在內容中有不完整之處，這種考察本身也為我們對史料進行最大限度的去偽存真提供了可能。

英國于1929年出版的《艾奇遜條約集》中并沒有收錄所謂的“西姆拉協定”，1937年出版的新《艾奇遜條約集》則將之收入并偽造成1929年版的假象，同時將1929年版回收銷毀。1935年之前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地圖集》中，中印邊界仍然是傳統邊界，不是非法的“麥克馬洪線”，1935年后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地圖集》中則標出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于是英國政府根據后來出版的版本，聲稱“西姆拉協定”和“麥克馬洪線”具有“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通過對史料來源的考察，英國所謂的“依據”當然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集作戰部長、外交部長和三軍總司令開會，軍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亦在場，他在會后整理的一份備忘錄通稱《霍斯巴赫備忘錄》。根據備忘錄，希特勒認為，德國的前途完全取決于如何解決生存空間問題。要解決該問題，首先要向歐洲發展，而非到海外尋找殖民地。德國的第一個目標應是奪取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這就不能不動武。列強不會為此干涉，因為英國正面臨重重困難，不會參與對德作戰。而沒有英國支持，法國也不可能對德采取軍事行動。這次會議被認為是重要的會議，而《霍斯巴赫備忘錄》也被學者看作是記錄希特勒擴張戰略的重要文件。但英國史學家A.J.P.泰勒卻認為，《霍斯巴赫備忘錄》存在重大缺憾。據其研究，所謂的備忘錄并不具有官方檔案性質，只是霍斯巴赫后來根據回憶寫的一份報道，因為在當時誰也不重視這次會議。1943年，德國軍官基希巴赫曾為軍史部門抄寫該手稿。戰后美國人發現了基希巴赫的抄本，又抄了一份供紐倫堡起訴之用。但美國人的抄本既不同于霍斯巴赫最初的記錄，也不同于基希巴赫的抄本，根據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回憶，它比后兩份文件更短。然而，由于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版本的丟失，現在能看到的只有美國人的抄本。在泰勒看來，留存下來的《霍斯巴赫備忘錄》是一塊燙手山芋。

從對比的角度看，我們要盡可能努力尋找對同一史事的多邊記載，并加以比較。郭沫若先生就十分注重史料對比的方法，他除了利用傳統的文獻考據方法，還注重利用出土文字材料如甲骨文、金文等作為新的依據來考訂古代文獻。如他依據殷代甲骨文發展水平，斷定“唐、虞時代絕對做不出《帝典》、《皋陶謨》、《禹貢》，在黃帝時代更絕對做不出《內經素問》以及已經消滅的一切道書。更在以前的甚么《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更不用說了”。

1936年7月11日，奧地利新任總理許士尼格同德國駐奧公使馮·巴本簽訂一份公開發表的公報，公報表示，德國“承認奧地利聯邦的全部主權”；雙方互不干涉內政；奧地利承認自己是一個德意志國家。如果只看這份公報，就沒法覺察德國要吞并奧地利的野心。實際上，雙方同時還簽訂一份秘密協定，要求奧地利按照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來進行外交活動；釋放奧地利納粹黨政治犯；任命“奧地利的民族反對派”承擔政務。通過德奧秘密協定，德國基本控制了奧地利的內政外交。正是通過挖掘史料，把公開的公報和秘密的協定加以對照，我們才能更準確地了解德國對奧地利的政策。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就臺灣問題發表講話，承認聯合國大會1949年12月8日通過的決議中的對華原則，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關于臺灣歸還中國的規定，明確表示過去四年來美國及其盟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杜魯門稱：“美國對臺灣或中國任何其他領土并無掠奪性企圖。美國目前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局勢。美國政府也不打算采用會導致自身卷入中國內戰的途徑。”這段材料是當時美國保證會遵守歷次有關臺灣問題的國際協議的最明確之表示。但是，從“目前”（at this time）、“現在局勢”（present situation）等詞語看，杜魯門的這個聲明比較勉強，為后來美國干涉臺灣問題埋下伏筆。實際上，根據杜魯門圖書館的檔案，“目前”一詞是根據軍方領導人（很可能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的意見臨時插入的，以致白宮不得不匆忙收回事先已發給記者的聲明副本，以便加上這個詞。通過對比杜魯門的公開發言和杜魯門圖書館收藏的原始檔案，我們方能判定美國當時對臺政策的實質。

總之，歷史學家因為要依靠史料重建過去、研究過去，就必須時時警惕在史料生成、流轉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形成的各種“陷阱”。要想避免落入史料“陷阱”，就要在盡可能多地搜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深入了解史料的創作和流轉過程，并尋找不同史料加以對比。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歷史評論》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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