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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彤鄰 | 美國館藏中共抗戰解密史料匯編——西方見證人眼中的敵后根據地

點擊：  作者：呂彤鄰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  發布時間:2019-05-19 08:03:14

 

 

 

      【內容提要】：在八年抗戰中，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人士曾經沖破日軍與國民黨政府的封鎖，到延安以及華北敵后根據地考察中共抗日的狀況。這些人有記者、民間人士、特別是戰爭后期美軍觀察組的情報人員。他們在美國檔案館留下了大批有關史中共游擊戰的歷史文獻。出于對于美英系統的同盟國反軸心國的共同目標，這些意識形態、政治背景、職業各異的西方人士，對中共抗日盡可能地作了客觀描述。站在第三者的立場，這些超脫國共兩黨之爭的即時報道為我們的敵后抗戰留下了珍貴記載。

來源：《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作者  呂彤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關鍵詞

游擊戰；西方記者；敵后根據地；延安；美軍觀察組；中共；國民黨

自2014年起，我們課題組持續在美國各檔案、圖書館等機構收集抗戰時期西方人士對中共敵后根據地觀察的歷史記載。這些史料從軍事、政治、經濟、宣傳、組織、戰略戰術等不同角度，如實記錄了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如何在敵后堅持開展艱苦卓絕的抗日游擊戰。鑒于這些文獻的歷史價值，我們決定把這幾千份來自大洋彼岸有關這段難忘歷史的檔案，編成影印文獻集叢書，并相繼譯成中文，提供給國內外抗日戰爭研究者、對抗戰史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一史料的價值與意義

在全面抗戰的八年中，中國實際上有三股力量在作戰：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隊又分中央軍和地方軍閥）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戰場也分為三類：國民黨軍隊抵抗日軍的正面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開辟的敵后戰場，以及國共兩軍的對峙。國共兩黨雖在抗戰中結成統一戰線，但雙方的矛盾根深蒂固，摩擦不斷且發生過嚴重沖突。此外，隨日軍為虎作倀的還有大批偽軍，多數是原國民黨軍隊。

不同于正面戰場，中共在敵后進行的廣泛戰斗并沒有眾多國內外新聞界的關注。除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以及五一大掃蕩等重要事件之外，其他無數次小型戰役鮮有詳細的文字記載。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當時看來這些分散的、小規模的游擊戰屬于戰爭側翼，并不那樣引人注意，很少有人能洞察其戰略意義；二是由于日軍和國民黨的雙重封鎖，外人很難進入中共根據地和游擊區了解到真實情況，而來自國民黨方面的報道和記載，對于中共游擊戰往往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三是敵后戰斗的緊張和根據地的環境艱苦，中共方面自身的記載有限，即便有所記載也難以保存下來。

實際上，百團大戰并不真正體現中共抗戰的關鍵作用。這次戰役雖然打擊了日軍，但隨即遭到日軍大規模報復，對敵后根據地造成了極大損失。隨后中共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次戰役成為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抗戰戰略戰術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事實表明，在敵強我弱的狀況下，化整為零，打游擊戰才是最好的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方式。這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2]從“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必然遵循的原則來看，真正能體現中共戰略戰術精神的恰恰是那些基本上沒有多少史料記載的中小型突擊戰。由于武器裝備的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為了盡可能地避免無謂犧牲，在日軍進攻時往往避其鋒芒，而在敵軍無準備時發動突然襲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爭取以最小的犧牲換來對敵人最大限度的打擊。

抗戰期間，幾乎每一個西方人士，不管政治上如何右傾、在去之前如何受國民黨有關共產黨游而不擊的謠言所蒙蔽，去過抗日根據地之后，都清楚地認識到，中共領導的游擊戰，在武器奇缺、環境極為殘酷艱苦的情況下，已經在廣大敵占區有力地牽制住了大批日偽軍。他們相信一旦中共獲得較好的裝備，就有可能給侵略者帶來致命打擊。因此不少來訪者通過各種渠道向西方宣傳中共的游擊戰，以取得盟國領導層中有識之士給予八路軍、新四軍強有力的支持，特別是武器裝備方面的支持。這些人的呼聲沖破了日軍與國民黨政府對敵后根據地的重重封鎖，把中共領導下人民武裝英勇善戰的業績傳到外界。

日軍在與中共長期武裝對峙的過程中，也充分認識到武器裝備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們應對中共領導下的游擊戰就更困難。因此對敵后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也倍加防范。例如，抗戰末期，日軍以重金懸賞追殺前往敵后考察的七個美軍觀察組成員，其中一位亨利·惠特塞不幸犧牲；另一位布魯克·杜倫也在地道中被困近一天一夜。冀中老百姓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最終幫助杜倫死里逃生。

可以說我們收集的中共領導下敵后游擊戰的觀察文獻是他們當時冒著生命危險記錄下來的。由于這些觀察人員的專業能力（或是記者或是軍事情報人員）、超越國共兩黨意識形態沖突的視角，他們當年留下的歷史文獻是相對準確、客觀的。為展現當年中共領導下的抗日人民戰爭，留下了有極高參考價值的歷史見證。

二 史料使用狀況

這些珍貴文獻中大部分在國內尚未被使用過，而在國外也主要用于對這批西方見證人個體與群體的命運描述上。關于去過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在國外特別是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后，出版過一批著作。其中一部分是為這些人在麥卡錫時代遭受的迫害而鳴不平，把他們概括地稱為中國通。如康恩的《中國通：美國外交官以及他們的遭遇》強調這些人如何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3]彼得·蘭特卻是圍繞著中國通父親的經歷，采訪了不少與他父親同時代的當事人，寫下了這段歷史。[4]保羅·戈頓·勞倫編的《中國通：倫理與外交》一書既包括了研究者的論文，也包括了當時部分親歷者，如戴維斯，幾十年后對這段經歷的總結。[5]麥金農在1985年邀請了幾乎所有當時在世的三四十年代中國通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開會，《中國報道》一書就是以口述歷史形式發表的會議記錄。[6]雖然其中一部分作品也用過一些60年代開始解密的這批歷史文獻，但是由于這些文獻主要用來補充對中國通個人經歷的描述，這種運用還是缺乏對文獻本身的系統研究與分析。

另一部分著作描述了抗戰時期美國與中共的關系。如舒美科的《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令人信服的交往》一直追溯從1927年到抗戰時期美國人與中共的接觸；[7]而沙勒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卻只局限于抗戰時期美國人與中共的來往。[8]里爾登－安德森在《延安與超級大國》一書中描述了中共在抗戰過程中如何在美蘇兩國之間逐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9]比較而言，這些著述學術性較強，運用較多歷史文獻。但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所用史料還是主要限于引用當時有關外交策略的文獻，用以說明當年中美關系的走向。而對中共軍事潛力的記載，由于冷戰帶來的意識形態對立，幾乎沒人引用。

還有一部分是這些西方中共抗戰目擊者的傳記與自傳。這些傳記多半是有關觀察組成員，或曾對派觀察組起過關鍵作用的人物。[10]值得指出的是最有影響的傳記，也可以說這類書里最著名的作品，要數芭芭拉·塔克曼有關史迪威的傳記——《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11]歷史學家卡蘿爾·卡特則準備了數十年，以大量檔案文獻和對觀察組成員的采訪記錄為依據，寫了唯一綜合描述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考察團：1944－1947》的著作。遺憾的是該書盡管對觀察組在延安的活動描述不少，但幾乎沒對這段歷史做什么系統分析和梳理。[12]總而言之，西方，特別是美國，對這批人的研究雖然不少，而且也參考了一定數量的歷史文獻，由于視角還是主要集中在個體與群體經歷上，對這些歷史文獻的利用還是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的分析與梳理。

在國內，由于以前不易得到這批史料，對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英文二手著作為參照的。“文革”之后，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陸續出版了一批有關這些西方根據地見證人書籍與他們生平傳記的譯本；遺憾的是譯文往往不完整，而且多數不夠準確。因此，國內學者往往只在國外有關研究的基礎上，寫過一些以敵后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如牛軍1992年《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系的起源》，[13]以中共外交的起源來分析抗戰期間延安與西方人士的接觸，為研究中共外交史開辟了新領域。張威研究了史沫特萊的生平與她在中共抗戰時期起的作用。[14]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課題組對埃德加·斯諾對中共走向世界的貢獻進行了分析。[15]陶文釗對觀察組到延安在中美關系史的作用做了較高評價。[16]胡月英對觀察組的成因和目的作了分析，即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以及美軍需要中共配合在山東沿海登陸的計劃。[17]于化民對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始末做了整體描述。[18]

國內這些研究雖然使讀者們對這些曾經去過根據地的西方人士較為熟悉，但由于資料來源有限，很少使用國外第一手原始檔案，只有吳景平在80年代根據觀察組文獻寫過一篇題為《美國軍事觀察組發自延安的報告概要》的短文，[19]其他論文基本上只用公開發表的文獻集，尤其是美國外交文獻集資料。同時，多數論文往往強調觀察組成員對中共的態度，而忽略他們來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根本原因：考察中共抗日的軍事潛力。

三  文獻集分類

為了充分利用這批歷史文獻，我們去年赴美國國家檔案館收集了大批有關資料。基于這些不斷在豐富、充實過程中的文獻資料基礎上，我們課題組成員根據不同主題編輯、整理了英文原文影印文獻集，供國內外各界讀者使用。這些文集多數是以歷史人物為主線，根據大致時間前后順序排列的，其中也有個別文獻集是以特定主題為線索。編者在文獻集的引言中都做了畫龍點睛的分析梳理。同時我們也翻譯并陸續出版這些文獻集的中文譯本。

1936年埃德加·斯諾去保安打破了國民黨對蘇區的新聞封鎖，從此中共的抗日作用開始引起了西方媒體注意。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根據地嚴加封鎖，只有1937－1938年與1944－1945年兩個時期，部分西方記者得以進入敵后根據地。但是他們仍然留下了不少有關中共抗日的書籍與報道，這部文獻集收錄了美國各檔案館所藏有關這批記者和其他民間來訪者的文獻史料。

埃文斯·卡爾遜是第一位考察抗日根據地的美國軍人。這部書信集中收集了1937年到1945年卡爾遜與羅斯福總統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通信。卡爾遜1937年末1938年初考察了中共的敵后根據地，從此與中國抗戰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上百封通信記錄了卡爾遜從一個軍人的角度分析中日戰爭的種種觀感。這些信件雖然有少部分已翻譯成中文，但卡爾遜1938年以后與羅斯福的通信卻不為人知。

出身于英國書香門第的燕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邁可在1938年到1941年一直為八路軍提供醫藥與通訊等急需物資。在太平洋戰爭之后的四年中，他在敵后根據地為提高中共的通訊技術作出了杰出貢獻。同時，為了能使中共敵后抗戰得到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認可與支持，林邁可在八年中還寫了大量的報告與文章，記載、分析了當年抗日根據地軍事、經濟、組織機構的狀況。

美國政府之所以開始關注中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擔心國共兩黨沖突會削弱中國抵抗日本的軍事實力。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國共沖突一直是美國的一個關注點。有關國共關系文獻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搖擺不定的走向。

由于國民黨政府對敵后根據地消息封鎖，除卻有限的西方來訪者外，美國有關中共的消息來源很大程度來自中共自己的宣傳。這部文獻集集中收集了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當年政府機構保存的中共宣傳文獻，據此可以了解、分析抗戰時期美國政府是從哪些方面來關注中共敵后抗戰的。

同時，另一部文獻集中編錄了中共領導人與西方官方與民間人士的交流，包括記者采訪、談話記錄、電報與信件往來，從中也可以看出當初中共領導人對西方人士宣傳工作的重視。

在1939年到1944年五年間，國民黨政府對中共敵后根據地的消息嚴加封鎖，為什么在這之后，羅斯福政權一定堅持要派出美軍觀察組，直接與中共建立官方聯系？以美軍觀察組緣起為主題的歷史文獻集，為找出這個錯綜復雜問題的答案以不同層次提供了線索。

約翰·戴維斯是當年美國中國通中的思想家，并被公認為美軍觀察組的設計師。戴維斯與謝偉思等主張與中共接觸，很大程度上是從從美國國家利益考慮，希望戰后對蘇聯擴張的遏制。盡管50年代初美國右翼攻擊他們親共，而冷戰理論的奠基人喬治·坎南則稱贊謝偉思在延安對中共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分析為“絕對出類拔萃。”[20]

如果戴維斯與謝偉思文獻集為我們勾畫出外交方面有關美軍觀察組的總體構想，美軍觀察組成員考察報告則從另一方面對觀察組所起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總結：從收集情報、戰地考察、技術合作、軍事合作等方面，梳理、分析他們在將近三年時間里在延安以及敵后根據地與中共多方面的合作。

美國戰爭信息局與戰略情報局十分關注所謂中共對日本戰俘的心理戰，即中共對敵軍的政治宣傳。在近三年時間里，美國政府派遣了數位日本通常駐延安，先后撰寫了71份報告，專門記載中共對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冷戰，這段中美之間的合作幾乎已經被遺忘。心理戰文獻集，為我們提供了深入認識、研究、分析這個潛在意識形態對立雙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層面的合作，以及后來對冷戰的影響。

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消耗戰，因此經濟戰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談到抗日戰爭中的經濟戰，工合運動就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工合運動始于國統區，卻對敵后根據地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有關中國工合運動興衰的文字記載為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

不了解中國國情的赫爾利，像羅斯福總統那樣，相信國共兩黨之間和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不難達到求大同存小異的和解。羅斯福晚年選擇赫爾利提出的表面上看起來是解決國共沖突最簡單的辦法，把赫爾利派往中國，代表美國進行調節。這種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的結合，使赫爾利在中共與美國關系轉向冷戰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也選了幾部文集，翻譯成中文后，與英文文獻集同時陸續發表。為了從敵軍視角觀察中共抗日，我們也編選、翻譯了日本外務省有關中共活動的諜報文獻集。這些資料總匯起來，為研究國際視野下的中共抗戰提供了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視野。

四  西方人士是怎樣進入敵后根據地的

西方人士在抗戰期間能否接觸中共領導下的敵后根據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共關系。因此這些人對中共抗戰的文字記載往往是階段性的。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因為害怕中共抗日真相傳播出去，對自己產生不利影響，對紅色根據地嚴加封鎖。不過一旦大敵當前，國民黨政府就會出于軍事的需要，往往會在一段時間內放松對敵后根據地的新聞封鎖，允許外國人到邊區去。而一旦日本放松了對國統區的進攻，國共合作就面臨破裂的危險，國民黨政府又不遺余力地禁止外界人士進入邊區。

實際上，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期對邊區放松封鎖的只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7－1938年，淞滬戰役之后，中國開展了全面抗戰，1937年9月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這一時期里一批記者步埃德加·斯諾的后塵，前往延安和華北根據地。加入他們的行列還有傳教士、工合雇員、醫生、技術人員、包括一位軍人卡爾遜。來訪者們寫了大量的報道和書籍，把中共敵后抗戰的現實傳到外界去。第二個時期是1944－1945年，日本對國統區實行一號作戰計劃。1944年春，陜北中外記者團前往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而在1939－1944年五年中，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起之后，中共也曾經通過城里的地下黨和根據地的游擊隊幫助過一些外國人，嘗試著對英美實行國際統一戰線政策。[21]

這些來訪者有一個普遍特點：大部分延安的西方來訪者在沒去根據地之前，對中共抗戰的認識，往往受國民黨反共宣傳影響，成見較深。但在他們有過根據地生活的真實體驗后，幾乎都徹底否定了以前的看法。部分由于國民黨宣傳與邊區抗戰實情相差太遠，部分因為國統區司空見慣的腐敗，這種強烈反差反而使他們對敵后根據地抱有更強烈的好感。

在這里可以舉三個例子：一位是花旗銀行分行經理霍爾，1942年5月在中共地下黨幫助下，由北平逃往晉察冀，在敵后根據地滯留了6個月，進行考察，后經重慶回國。霍爾在給美國使館報告中強調說明，自己在去根據地之前，對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見。在報告結尾指出，“任何沒有來過敵后根據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認識到日本侵略者對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難。”日軍足跡幾乎踏遍了每個村莊；所到之處，燒殺掠奪，無惡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強暴并沒有讓根據地人民屈服，反之，“華北地區人民所做出的真誠愛國主義的努力與延安以南地區比比皆是（抗日）的惰性形成了鮮明對比。”[22]

第二位是《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毛里斯·武道。他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顧問。1944年3月，國民黨中央政府同意組織陜北中外記者團。武道被選為成員之一。由于他在國民黨政府內的官方身份，據說又與宋美齡與宋靄齡關系密切，所以一提到他也是代表團成員，其他同行記者紛紛抗議，稱他為國民黨政府派來的“走狗”，有礙記者團對延安新聞報道的客觀性。[23]但武道到了延安，又去了敵后根據地，親眼看到中共與日軍作戰的現場，五個月后專門寫了一份駁斥國民黨散布的有關中共游而不擊謠言的報道，題為《我從陜北回來》，發表在《重慶大美晚報》上。[24]

第三位是觀察組第三任組長，威爾伯·彼得金。他政治上屬于右翼，在根據地期間，也從不掩飾自己的反共立場。通過四個月的敵后根據地考察，彼得金對中共抗日的決心與能力有了清楚的了解（據中共晉察冀的報告說，彼得金主要負責考察中共軍事實力）。[25]彼得金對程子華等人表示：“我雖不同意你們的主義。而你們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且贊美”。[26]幾十年之后，他還是不忘當初在敵后根據地的經驗。1992出版了一部題為《在中國：1943－1945》的書，用日記形式如實記載了他在觀察組工作經歷，包括他去撫平視察敵后根據地實地考察記錄。[27]彼得金抱著一個信念，“殺我敵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盡管意識形態沖突，他回美國后還在不同場合講演，通過自己看到的地道、地雷等斗爭方式在敵后抗戰所起的作用，向美國人介紹不為人知的中共游擊戰戰果。

五  聚焦于中共軍事潛力

我們收集的大量有關中共抗日的文獻往往聚集于中共抗日的軍事能力，而且通常對此作了相當高的評價。中共與西方在抗日時期外交起源主要來源于抗擊法西斯軍事上的需要。否則，大多數當時到敵后根據地的西方人士，并不會重視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因為這些來訪者中間很少有人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在觀察組去延安之前，雖然去延安的其他西方人士對中共抗日力量十分關注，但是除羅斯福前衛隊長卡爾遜是海軍陸戰隊軍官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對軍事是門外漢。大部分是記者，還有醫務人員、工合雇員、與傳教士。

這種情況在1944年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美軍觀察組有上百個成員曾經先后駐扎延安。這些成員除少數外交官外，主要是海陸空三軍的情報人員。不過，那些早在觀察組去延安之前就來延安非軍事西方人士，如斯諾等記者，也往往把他們的關注點放在抗戰上。甚至醫生也不例外，如軍醫梅爾文·卡斯伯格少校是第一個到敵后戰場去考察的美軍觀察組成員。[28]

在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日對峙不僅僅限于軍事戰場上，而且由于這場戰爭是持久戰、消耗戰，有些其他因素，如經濟較量等，甚至比純軍事更重要。因此所謂軍事是廣義而言的，包括經濟政策、組織結構、政治工作、宣傳鼓動，甚至也包括傷員救護… 總而言之，鑒于抗日戰爭的持續性與特殊性，軍事一詞應該包括一切影響軍事力量對比的多種因素。

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8月13日，國民黨軍隊從北平一路潰敗到上海，而日軍只顧乘勝追擊，造成了華北大片土地權利真空。“無數敗兵們以及無數聚集在日本人名下的偽軍到處禍害老百姓”，以至于民不聊生。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馬上進入敵占區，抓住廣大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給他們帶來了相對的社會穩定與對農民的尊重，因此八路軍受到了老百姓歡迎與支持。”[29]

實際上國民黨并不是沒有意識到敵后戰場游擊戰在戰略戰術的重要性。如1938年起國軍就曾開始準備到敵后打游擊，并邀請中共將領如葉劍英等人，為他們講述有關游擊戰的課程。用白崇禧的話來說“要用共產黨當初打我們的辦法打日本。”陳誠在1940年對埃德加·斯諾聲稱有一百多萬國軍在敵占區活動；[30]但正如林邁可1944年總結的那樣：“只有共產黨武裝能堅持敵后武裝斗爭，雖然他們沒有得到外界援助。1941年有接近上百萬中央軍在敵后活動，其中不少從后方得到武器與裝備。但到現在為止他們只剩下幾萬人了。其中不少人被日軍消滅掉了，而令人羞恥的是另一大部分人投降了日本人，成了汪精衛傀儡政權下的偽軍……”[31]

謝偉思分析中共的武裝力量時說：“八路軍是一支政治部隊；他們的思想工作、組織群眾及經濟政策——以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并同時改善窮人生活為主導——所有的一切都主要為戰爭服務”。[32]中共之所以能在敵后堅持打游擊戰，主要取決于強大的組織能力，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離不開全國人民的總動員。”[33]在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在斗爭中逐漸完善自己的組織結構與政治思想工作系統，大力開展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得到了當地老百姓支持。根據地老百姓的支持為游擊區的建立與鞏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1）提供給養，使中共武裝力量能在艱苦環境中生存下去。

（2）群眾組織為部隊建立了一個情報網，使他們盡可能避開日軍有準備的進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下對無準備的日軍進行殲滅戰。

（3）青壯年加入民兵組織，一方面在不脫產情況下抗擊日軍，另一方面為正規軍、地方武裝、提供了有一定戰斗經驗的后備軍。

因此民眾對中共的支持力度是西方觀察者衡量中共軍事力量的重要標準之一。如當初觀察組之所以到延安，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考察以前西方人士關于中共是否的確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但史迪威將軍覺得他們在延安的調查報告還是分量不夠。在接到美軍觀察組剛到延安贊揚中共抗日的報告后，馬上決定派出八個一組情報人員到敵后游擊區進行戰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充分證實老百姓對中共的支持力度。[34]

六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

由于這是美國抗戰中與中共唯一的官方交往，我們從美國各檔案館收集的大量文獻是有關美軍觀察組的。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引起了中共的極大重視。1944年8月15日毛澤東親自改寫了《解放日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不僅在題目“歡迎美軍觀察組”加上戰友們三個字，[35]而且根據我們在中央檔案館看到的文件，他對社論中許多句子都做了細致的改動。[36]

中方熱情不是單方面的。當時中共中央看到國民黨政府不遺余力地管美國要援助，明文下指示不要向美國人主動提出要武器。而多位觀察組成員，如包瑞德、謝偉思、畢德金等則先后提出要為中共提供武器的設想。[37]美軍觀察組最初打算在延安駐扎三個月，但由于種種軍事與政治上的考慮，逗留了將近三年之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觀察組成員名單上有上百人。

除了幾位外交官之外，觀察組報告主要是從經過專業訓練的海陸空三軍軍事情報人員的角度，來向美國政府與軍隊描述中共抗戰實況。在這近三年的日子里，觀察組成員寫了大量報告，忠實地向美國政府提供了敵后根據地有關對日俘“心理戰”（即中共對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共抗日武裝的組織結構與戰斗力、根據地老百姓的支持力度以及搜集敵情的能力等詳細軍事情報。

美軍觀察組之所以要駐扎在延安，除卻地緣政治多邊關系方面的考慮，是有明確的軍事目的的，而中共之所以對美軍觀察組給予大力支持，不僅僅因為美軍是同盟，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美方在武器裝備上支持。通過觀察組報告，我們可以說中共在最初時期（觀察組成員稱為蜜月時期），中共多方面滿足了美軍要求：

（1）敵軍情報；中共不僅履行了諾言，而且超出了美軍情報機構的預期：“幾乎在日占區的每個角落，延安隊伍都有常駐情報人員或武裝力量。因為他們不斷與日軍發生戰斗，他們擁有敵軍戰俘與情報的出色資源。”[38]包瑞德在給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報告中寫道：“這一點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產黨人的合作與協助，你們所做那種工作機會在華北一帶是沒有任何限制的。”[39]用觀察組成員克洛里少校的話來說：中共根據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敵后軍事情報來源。”[40]

（2）救助美軍飛行員：美軍觀察組延安氣象臺是全國最準確的一個，為美軍飛行員提供了更安全的飛行條件。同時中共對敵后被日軍擊落的飛行員也進行了大量救助。特別希望如果美軍在沿海登陸，中共游擊隊可以在敵后給予掩護與支持。

（3）對日宣傳：當時有一百多日本戰俘在延安工農學校學習，而其他有幾百日俘分散在各個敵后根據地里為中共做火線宣傳。這批日俘不僅真心誠意地為中共工作，而且還教美軍戰爭信息局前往延安的工作人員如何起草日軍能接受的，符合日本士兵心理狀況的傳單。因此美軍觀察組中的日本通在駐延安期間先后給美國軍政界寫了71份報告，探討如何借鑒中共對日軍戰俘進行“心理戰”的方式。

總而言之，美軍觀察組認為在敵后根據地逗留對太平洋戰爭順利進行是有很大幫助。一直到赫爾利作為駐華大使于1944年末實行一邊倒倒向國民黨政府之后，美國戰略情報局還仍然在想如何與中共共同完成多項軍事計劃。其中一位負責人保羅·赫利韋爾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寫道：“如果迪克西使團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們需要同時至少有一百多個美國人員在華北開展活動，這些人一半應該是軍官，而另一半應是征募來的。”[41]

可以說美軍觀察組的中國通們是最早一批認識到如果蔣介石在抗戰結束之后發起內戰，贏家有可能是中共，而不是國民黨中央政府。在1943年6月24日，美軍觀察組被派出一年之前，戴維斯在要求美國政府與中共建立聯系的報告里明確指出：抗戰勝利后，如果蔣介石要打內戰，中共在武器方面得到蘇聯的支持，就會打敗國民黨，成為新中國的主人。[42]而觀察組成員們通過實地考察，普遍認識到如果內戰發生，中共抗日實力會使他們在內戰中戰勝對手國民黨。

而且這些中國通也知道，在抗戰八年中，蘇聯主要把武器給了他們的對手國民黨，幾乎沒有給過中共。用戴維斯的話來說：“雖然中共領導口頭上不承認，”對蘇聯不提供武器援助這件事“他們不可能不對此氣憤，除非他們沒有七情六欲。”[43]換句話說，謝偉思、戴維斯認為只要美國政府努力，美國有可能爭取中共相對中立，因為中共是在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有能力獨立于蘇聯的。這種獨立性也來源于中共在抗戰中發展起來的獨立自主的政治軍事力量。因此，這些美國外交界中國通們一致認為：為當前抗日和戰后遏制蘇聯這兩方面的美國的實際利益著想，中共軍事力量應該成為美國政府盡可能與中共保持良好關系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對這一點遠不如身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認識深刻。1945年7月，美國戰爭信息局編寫了一部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長篇報告，為戰后中國政治形勢變化做準備；雖然報告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但是顯然還是不相信武器占絕對劣勢的中共會在解放戰爭中勝利：“有些最敏銳的觀察者們居然認為‘如果今天重慶反動政府繼續當權的話，’中共將奪取（中國的）領導權。”[44]換句話說，在1945年7月，雖然編寫分析中共報告的美國戰爭信息局工作人員，對亞洲戰況有一定了解，他們也認為這個預言不可思議，更別說那些對亞洲狀況一無所知的美國政府高層領導人了。

七  美國與中共抗戰交往導致失敗的文化因素

通過閱讀這批史料，我們可以了解到美國初次與中共交往的復雜性。他們的交往有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1945年1月9日毛澤東還曾經通過克洛里上校捎信給魏德邁將軍，要求以私人形式到華盛頓去拜訪羅斯福；部分是因為中共不僅希望在抗戰時期得到美國軍事援助，也希望戰后經濟建設方面得到支持。[45]盡管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共與美國政府第一次官方接觸卻沒有防止二戰后雙方關系從同盟的“戰友們”走向冷戰中的對手。

除卻美國國內兩黨對總統席位的競爭，美國戰略反攻路線的改變，政治考慮從戰時轉向戰后，美國在西半球反蘇反共不可能在東半球實行相反的政策，以及美國軍政界駐華人士的變化等，還有一個屬于文化范疇的因素：就是西方人士、特別是美國政界，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根本誤解。無論是羅斯福也好，還是先后介入國共兩黨關系的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也好，最初都抱著一個先入為主的信念，以為國共兩黨之間就像美國國內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可以作為執政黨與反對黨而和平共處。

從意識形態上，中共是處于美國政治的對立面。因此，即使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從邏輯上講，美國也應該站在國民政府一邊。所以無論是扶蔣聯共也好，還是扶蔣反共也好，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政界人士眼中還是中心。既然被選擇為中心，美國就希望國民黨能在反軸心國的戰場上起作用。但是事與愿違，美國大使高斯一到中國就建議選擇蔣介石作為美國在中國戰場的主要支持對象，然而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僅僅一年中，就對國民黨政府極其失望。高斯把共產黨得民心的緣故歸功于國民黨國策的失敗：“如果國民黨有遠見，采取一些簡單而卓有成效的辦法：搞農業改革，搞合理稅收，按工合方式發展本土工業，就可以徹底拆掉像共產黨這樣的反對派的臺。”[46]由于國民黨政府不能在農業、財經、與工業發展三方面自立，迫使美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戰場上找到一個能有足夠軍事潛力得以與日軍抗衡的同盟，不得不正視自己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中國共產黨。

其實這種態度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在重慶使館工作后來被打成紅色分子的中國通，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戰時期大多數前往延安探險的西方人士。不管他們政治立場如何，這些人無疑都是反軸心國的，同時對戰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有著切身體會。去延安目的就是希望證實還有一支生氣勃勃的抗日武裝力量活躍在敵后戰場上。

然而當中國敵后根據地與國民黨控制區產生了鮮明對比，確實證實了這些人的希望時，大部分人又很難克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成見。一方面這些到過根據地的西方見證人或者把中共稱為帶引號的“共產黨”或“所謂的共產黨”。部分由于當時中共為了能在敵后根據地堅持下去，不得不隨機應變采取能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溫和政策，因此似乎也從表面上證實了這幫西方自由主義者們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這些人又用西方兩黨制，或者議會制來做自我安慰，似乎這樣就可以避免看到中國在戰后成為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實際上這些西方反軸心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是必然會失望的，正如鄧野指出的那樣：“根據民國政治的邏輯，聯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礎與依據必須出自武力，然而聯合政府本身，卻又是一個超武力的民主與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據中國邏輯自身的歷史局限，以武力為基礎提出的問題，很難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獲得解決。”[47]共產黨絕不會把軍隊像赫爾利所希望的那樣，完全交給國民黨政府，這相當于交出了自己生存的權利。國民黨也絕不會像馬歇爾所希望的那樣，允許中共保持相對比例的軍隊，這等于給中共時間與空間進一步發展壯大，其結果是必然即將從根本上威脅中央政府的存在。因此國共沖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最終在解放戰爭中訴諸武力獲得解決。

這些曾經目睹過中共在艱苦卓絕環境中在敵后抗日的西方見證人，就成了錯綜復雜歷史變遷漩渦中的犧牲品。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風行一時，這些中國通們被右翼指控為“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其中一些年輕有為的外交官們，如戴維斯、謝偉思等，為了這段經歷還斷送了在美國政界的錦繡前程。這些經過嚴格訓練的職業情報人員，當年以高度的責任感撰寫出的精彩報告，內容不僅沒有被美國政府采納，而且至今還塵封在國家檔案館里，很少有人問津。鑒于中共游擊戰史料的匱乏，這些西方人士的觀察從軍事策略、政治宣傳、組織結構、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了解敵后根據地抗戰的珍貴文字和影像資料。

注釋 [1] 楊奎松：“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對日戰略方針的演變”，張海鵬主編《第二屆中日關系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

[2]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99頁。

 [3] E．J．Kahn，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

 [4]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a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5）．

 [5] Paul　Gorden　Lauren，ed．The　China　Hands’Legacy：Ethics　and　Diplomacy（London：Westview，1981）．

 [6] Stephen　Mackinno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1930sand　194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7]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A　Persuading　Encount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8]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9] 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0）．

 [10] 如JosephW．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David　Barrett，Dixie　Mission：The　American　Army　Observer　in　Yenan　1944（Berkek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　DC：New　Republic，1979）．

 [11] 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2）．

 [12] Carolle　J．Carter，Mission　to　Ye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Kentucky：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7）．

 [13]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4] 張威：“史沫特萊的若干歷史懸案”，《國際新聞界》，2011/6。

 [15] 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埃德加·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發展國際關系的貢獻和影響”，《湖北社會科學》，2011/7。

 [16] 陶文釗：“四十年代中美關系史上新的一頁：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近代史研究》1987/2。

 [17] 胡月英：“華萊士訪華：美軍觀察組的最終成行”，《社會科學研究》2009/4；“中國沿海登陸計劃與美軍觀察組”，《百年潮》2008/1。

 [18] 于化民：“中美關系史上特殊的一頁”，《東岳論叢》，2006/7。

 [19] 吳景平：“美國軍事觀察組發自延安的報告概要”，《黨史資料與研究》，1986/6。

 [20] Gurman，Hannah．The　Dissent　Papers：The　Voices　of　Diplomats　in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New　York：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2012），p．98．

 [21] 呂彤鄰：“抗日戰爭中期中共對外信息傳播——以晉察冀‘國際飯店’為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7期，21－28頁。

 [22] 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Hall，Martel．“Report　by　Mr．Hall　o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h，”RG59，CDF1940－1944，893．00/14981，1943/03/15．

 [23] FRUS，China，1944，Clarence　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1944/3/29，pp389－91．

 [24] 武道：“我從陜北回來”，齊文編《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上海：作家書屋，1946，25－31。

 [25] 中央檔案館：“程（子華）等有關美軍觀察組活動寫給葉劍英的報告”，1944/12/30。

 [26] 程（子華）等，1944/12/30。

 [27] W．J．Peterkin，Inside　China：1943－1945（Baltimore：Gateway　Press，1992）．

 [28] National　Archives：Melvin　Casberg，“Report　from　Casberg　about　his　September　to　the　CCP　Frontline，”RG403/box11/roll1（microfilm），1944/10/15．

 [29] National　Archives：Melvin　Casberg，“Report　from　Casberg　about　his　September　to　the　CCP　Frontline，”RG403/box11/roll1（microfilm），1944/10/15．

 [30] Edgar　Snow，Battle　For　Asia（Cleveland：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42），p．183．

 [31] Library　of　Congress（Microfilm）：Michael　Lindsay，“A　Surve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and　Kuomingtang”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1－1980）4519/159/10．1944/09/27．

 [32] University　of　Oklahoma，Hurley　Papers；Service，John．Report＃10“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1944/8/15．

 [33]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479頁。

 [34] Ludden。

 [35] 《毛澤東年譜》1993－1949，中卷，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535頁。

 [36] 中央檔案館：《解放日報社論修改稿》，1944年8月15日。

 [37] 中央檔案館：《程（子華）等人關于美軍觀察組活動概況給葉劍英電報》，1944年12月21日。

 [38] NATIONAL　ARCHIVES：Ray　Cromley，“Suggested　Intelligence　Network　in　China”rg226/154/198，1944/08/13．

 [39] NATIONAL　ARCHIVES：David　Barrett，“Letters　from　Barrett　to　Colonel　Hall，”rg226/148/7，1944/08/07．

 [40] NATIONAL　ARCHIVES：Cromley，“Report　on　Yenan”，RG226/148/7，1944/07/31．

 [41] NATIONAL　ARCHIVES：Paul　Helliwell，NATIONAL　ARCHIVES，RG226/154/203．

 [42] FRUS，China，1943：John　Davies，“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ese　Unit”1943/06/24．PP258－66．

 [43] National　Archives：Davies，“Memorandum　on　China”RG59CDF　1945－49，893．00/4－2745．1945/4/27．

[44]Lyman　Van　Slyke，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8．

[45]National　Archives：Cromley，“Memorandum　to　Wedemeyer　from　Cromley　concerning　a　trip　to　CCP　Leaders　to US，”RG493/238/7，1944/01/09．也見Barbara　Tuchman，“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An　Essay　in Alternatives，”Foreign　Affairs，1972/10．

 [46] FRUS，China，1942：Clarence　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1942/12/16．PP266－9．

 [47]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11，5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