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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人大會根本不是一個“批毛”大會。但是，這次大會毛澤東高風亮節，主動承擔了責任，甚至是過多的承擔了責任。這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實。

七千人大會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召開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會上討論1962年糧食上調方案時，遇到困難。陶鑄提出一個建議：為了打通思想，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個地委書記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示贊成。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情況匯報時，提出要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改變了大會的方向，由征集糧食會議改為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鼓足干勁的大會。提出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干部會議，毛澤東指出，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檢討。

　　1961年12月16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主持討論中央書記處給毛澤東并中央常委的報告，在討論這個報告時周恩來參加了，鄧小平說：這個報告對缺點、錯誤是否概括為四點：

　　一是許多具體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違背了總路線，現在需要調查研究，搞一套具體政策。

　　二是計劃偏高、多變，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幾個大辦，而且限期完成，把實事求是作風，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體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亂。

　　他還說，報告前面要加上中央總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但關于上述四條，我們書記處要負責的，影響到下面出毛病。

　　顯然，周恩來、鄧小平當初的這個思路是客觀的，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寫出書面報告，那么，不僅“三面紅旗”，而且所有的問題就都說清了，不僅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會議，而且七千人大會，也就不會議論紛紛、人心不服了。遺憾的是，下發大會討論的少奇同志的書面報告卻脫離了周恩來、鄧小平當初的思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以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

　　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劉少奇的書面報告報告印發大會，分組討論進行得很激烈。

　　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

　　由于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把1958年以來犯錯誤的主因歸結為缺乏經驗和天災，參會人員都親歷了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的過程，感受了毛主席糾正一線領導錯誤的艱難，感慨幸有毛主席能堅持糾錯，也只有毛主席有威望阻止相當高層的瞎指揮。國家主席的書面報告引起了七千人大會人心不服、強烈不滿，包括相對高層的負責干部在內，會議中的多數人認為犯錯誤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條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面地、正確地下達，下面的情況沒有如實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這邊來。

　　有參會省地干部就一針見血批評個別領導“對自己估計過高，認為有權，有經驗，有群眾，黨又有威信。這樣一來，頭腦自然發熱，主席的話也就聽不進去了”

　　大會在討論劉少奇書面報告時，共提出了七條意見，其中：

　　第一條意見是“過去幾年之所以犯錯誤，確實存在著缺乏經驗的問題，但不能把什么問題都歸結為缺乏經驗。”

　　第五條“認為在經濟建設上綜合平衡不夠，是根本問題之一，實際工作中，違背毛主席農、輕、重關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關這一點，相對高層的負責干部談得較多。”

　　第六條“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對毛主席的思想體會不深，對毛主席的歷次指示重視不夠。他們說：我們犯錯誤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條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面地、正確地下達，下面的情況沒有如實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這邊來。建議八項要求中，加上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還有人說：大家讀了《毛澤東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在兩條路線上的斗爭》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和正確。如同在革命問題上一樣，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主席總是看得最遠，想得最深，對問題發覺得最早，只要我們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顧了這幾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經驗教訓很多，其中最為深刻的就是：必須聽毛主席的話，過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問題，就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第七條意見就是：“對于出現困難形勢的原因，有人針對自然災害和主觀錯誤的關系發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災和人災（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大會下發的報告稿沒有談兩者之間的關系。”

　　由于大家要求必須說清天災和人災（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故此，1月27日劉少奇才在口頭報告中按照毛澤東1960年12月30日《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的說法，進行了實事求是地更正和解釋，困難的形勢出現的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工業和農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自己對黨歷史上工作順利的體會：

　　“……工作中總是不會沒有缺點的，完全沒有缺點的事情是沒有的，永遠也沒有的。”

　　“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干勁、能夠鼓足干勁；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我們不能用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勁的作法，不力爭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費的作法。”

　　“關于大躍進。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要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歷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大躍進是正確的。”

　　“人民公社，具有許多優越性。在開始階段，我們還沒有完整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這種制度，把過去初級社、高級社的優點都集中起來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特點。毫無疑問，這種組織，在今后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將隨著實踐的經驗更加證明是正確的……”

　　“我們絕大多數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辦壞，而是由于沒有經驗。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有極少數干部是壞的，然而這不是我們全黨整個的情況。我們到底是共產黨，我們的同志到底是共產黨員，老革命，都是干了幾十年的。他們的心、立場、動機是好的。”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很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的。無論“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是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歷史，就是這么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因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優勝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優勝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水平，我們肯定在幾十年內，至多一百年內，就會趕上和超過它們。”

　　“……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國人民，只要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我們的工作就不會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實際上，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不是在當前，而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來的。對于這一點，我認為是毫無疑問的，我是滿懷信心的。”

　　之后，毛主席接著講話，從幾天來小組討論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縣、地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為此，毛澤東在會上宣布，要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這一宣布，獲得全場極為熱烈的長時間鼓掌。

　　毛主席說：“這次用這么個方式，在北京開這么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么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

　　“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于回去過春節，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志準備講話，恩來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面開小會，一面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三個鐘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志的意愿。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們家里過春節才算舒服(笑聲)，為什么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不關大局，不關什么農、工、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什么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么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制定不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造了這個文件。至于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總之，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五級干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贊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贊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里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贊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志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

　　少奇同志在發言中也承認毛主席的先見之明，在談到“一平二調”時，他說：“否認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把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淆起來，甚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這是極端錯誤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觸的。毛澤東同志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在分配和交換的問題上，在擬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時候，都不能忘記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總書記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們有好的指導思想、好的領導。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并且繼續勝利地前進著。”黨的優良傳統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們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夠。這幾年來，我們不大注意調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務往往不是實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號，也有許多不是切合實際的。”

　　毛主席去世后，主流媒體歪曲事實，把毛澤東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描述的很狼狽，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澤東。事實完全相反，毛澤東始終把握著會議的節奏。他的每一個決定都為絕大多數干部所擁護。他還幽默的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迎來了入會者的歡聲雷動。會議的氣氛也相當活躍。稱得上是基層干部的出氣大會。很多干部把積壓多年的怨氣發了出來。但是，這樣面對面的揭露讓很多省委書記下不來臺了。中央一線領導也感覺壓力越來越大，不得已坦承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因此，七千人大會根本不是一個“批毛”大會。但是，這次大會毛澤東主席高風亮節，主動承擔了責任，甚至是過多的承擔了責任。這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實。

　　歷史已走過了那段曲折的過去。若干年后，幾個共產黨領袖的文集都陸續出版面世，人們在這些領袖的歷年文集中發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二號領袖國家主席劉少奇。《選集》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三號領袖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選集》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前后相加，3年又二個月文章空白期！

　　七號領袖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選集》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后相加，3年又六個多月文章空白期！甚至直到沒有一篇涉及到經濟工作的文章！是三年沒說話？還是說的話。不方便公布？導致沒有一份文獻能收入《選集》。

　　人大委員長朱德在《朱德選集》中收錄了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文中談了反對意見。這在當時算是鳳毛了。是極罕見的反對聲音。

　　如果當年他們有過反對高指標，反對浮夸風，反對“共產風”堅持真理的文章言論，為什么不公布出來呢？這是彰顯自己有能力糾正毛澤東“錯誤”的最有力證據。

　　最后我們看看《毛選》

　　與其他領袖的選集相反，從1957年至1961年，不包括有關批示，僅僅是《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濟、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就多達27篇。

　　不難看出：唯有毛澤東主席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