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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浩田上將為“上楠亭”題名
近日,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欣然命筆,為正在籌建的平陽鰲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上楠亭”題寫名匾,以紀念抗日戰爭時期愛國企業家宋上楠先生傾家毀業沉船御敵的大義壯舉,弘揚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精神。
宋上楠(1887~1965),浙江平陽鰲江人,當地著名愛國企業家
宋上楠,字良材,號梓薌,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出生于浙江平陽鰲江鎮,是當地著名的抗日戰爭先輩、愛國民族工商業者。育有四男二女,1965年去世,享年79歲。
晚清時期,宋上楠即開辦“宋元春酒坊”。1923年(民國十二年)鰲江鎮大火,家業被全部燒光,他憑聰明才智和頑強奮斗,重建酒坊,后因遭受貪官欺壓盤剝,負氣停業。1927年,在溫州地區早期共產黨人張培農、葉廷鵬的影響和領導下,宋上楠參加平陽縣農會,鬧土地革命。“四一二”國民黨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他遭追捕,在中共地下組織幫助下逃離家鄉,避難新加坡。在南洋,宋上楠看到了外部世界,決心實業救國。1931年,他返回家鄉,創辦“宋元春礱殼行”商號,創建礱殼“艫艚”船隊,開發淺海蠣殼資源,組織農(漁)民礱礪殼;并創辦蠣灰窯,經營建材行業。他還試產“撒田灰”,改良酸性土壤,使水稻高產,深受農民的歡迎。宋上楠還是平陽內河運輸開拓人,他疏通鰲江至平陽河道,開辟航線,創辦并經營平鰲內河輪船公司。企業當時自有三桅大船十多艘,合作的船只二十多艘。
抗戰初期,宋上楠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領頭進行鰲江人民反對大米漏海資敵罷市游行、反對桐油走私給日軍等斗爭,曾兩度被捕入獄,由于各界的聲援、營救而獲釋。1939年6月,日本海軍通知各國政府,聲稱將對溫州采取軍事行動。面臨日軍進犯的危急態勢,為抵御敵艦由海路入侵平陽,縣政府決定動員民力,封鎖鰲江入海口。為了筑“水下封鎖壩”,宋上楠傾盡全力在所不惜,毅然作出決定,關閉“宋元春礱殼行”,獻出自家礱殼“舮艚”船隊的十來艘三桅大船,裝上石頭,自沉鰲江口——獅子山口主航道,阻敵進港。當時家人親友十分疼惜,他大義鼎言:“沒有國家,哪有小家?!”
宋上楠愛國愛鄉,平陽解放后,他投資創辦鰲江鐵器生產合作社(國營農機廠前身)、六一麻紡廠(國營平紡廠前身),帶頭認購愛國公債;抗美援朝期間,他捐獻銀元及家人的金銀首飾,支援國家購買“飛機、大炮”。1954年政府對“土改”糾偏,歸還河輪公司。1956年,宋上楠積極支持社會主義改造,將“仁濟平鰲內河輪船公司”改為公私合營,并擔任公司副經理,直至1957年退休,前后共經營該公司二十多年。
宋上楠先生抗戰期間傾家毀業沉船御敵的事跡非常感人,這是平陽人民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抗戰精神的寫照。最近平陽縣委領導決定,發掘運用好這筆珍貴的愛國歷史文化資源,在鰲江入海口岸邊山上建一座抗戰紀念亭,名為“上楠亭”,作為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學習弘揚抗戰先輩宋上楠先生剛直不阿、舍己衛國、大義凜然的高尚民族氣節,傳承中華民族不畏強敵、眾志成城、戰斗到底的偉大抗戰精神。
(2017年9月7日昆侖策網報道)
附:
回憶我的父親——宋上楠先生
宋廷銘
我的父親是浙南地區一位開明的民族工商業者,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國家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犧牲救亡,做出了傾家毀業沉船御敵的大義壯舉。我為自己的父親驕傲,他是真正的中國人!
父親本名上楠,字良材,號梓薌,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出生于平陽鰲江。
我祖父宋紹霖是清咸豐年間人,生有五子一女,父親是祖父的第三子。當年地處浙南的鰲江,經濟發展迅速,從單一的農、漁業向工商各行業綜合經濟轉型,亦有外海輪船進港,與上海、福州等地通航,埠頭變碼頭,埠頭搬運工變碼頭工人。宋家人幾輩子都在埠頭、碼頭吃“苦力飯”。而祖父很能干,他讀書識字,學習外界新事物,棄工轉商、建商號,開設了“宋永盛鹽行”,經營食鹽和糧食生意。他性格剛強、心地善良,經常接濟善待窮苦人,曾在鰲江鎮西頭買下整座錢倉山墳地,供窮苦人免費下葬。與祖父一個模樣,父親宋上楠也性格剛烈,好抱打不平,又聰明善賈,做生意是祖父的好幫手。他12歲就到別人家商行當學徒,15歲學成回家,幫助祖父經營“宋永盛鹽行”。后來清政府下令取消民營鹽行,我父親就自己開設了“宋元春酒坊”。
父親17歲娶妻,元配是鰲江金氏,可惜未留下子女,就得天花病逝;后娶我母親高德妹,她德高賢惠,生有四子二女(我為三子,排行老四)。1923年(民國十二年),鰲江鎮大火,下埠一條街全燒光,父親房產蕩然無存。他賣掉祖產田畝建房子,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吃苦耐勞,并有我母親的賢內助,自腌醬菜開小雜貨店糊口,又重建酒坊舊業,不多時日就逐漸翻身。后遭受貪官污吏曹進夫的“酒稅”欺壓,不僅不按政府規定為其減免“酒稅”,反而要其補交火災期間沒能釀酒生產的“空頭酒稅”,父親負氣停業。
父親愛喝酒,一喝老酒,就罵“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大講“耕者有其田”,“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他喜歡廣交朋友,特別是知識分子朋友。時值第一次土地革命期間,他結識了從廣州參加毛澤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歸來的張培農(張植同志),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啟導;后又結識農民葉老大(葉廷鵬同志),他們都是共產黨。父親說他們非常正義,他很佩服。張是平陽縣農會會長、共產黨的中央特派員,葉是萬全區農會會長。父親就參加了他們組織的農會,一起鬧土地革命。
當時平陽縣有個姓吳的大地主,家財萬貫,無惡不作。我的盲人五叔喜歡賭博,原本小打小敲的并不算什么,但被騙到大地主吳某家,就不得了了。五叔沒有賭本,吳某就誘騙他賣田地。我的金家堂舅代種我盲人五叔的四畝屋邊良田,結果被五叔作為賭本抵押,全部輸光。年終,地主吳某見我堂舅沒有向他交租谷,就派人將他和我盲人五叔一起捉去,押在家中,私設“公堂”,體罰他倆長跪在尿糞桶邊,嗅尿糞臭,強迫交出租谷給他。此事,令父親憤慨萬分。農民起來組織農會,衛護自身的權益,在公審大地主吳某的時候,父親幫助我堂舅上臺控訴。
后來,國民黨“清黨”,“二七”大革命失敗,反動政府大肆拘捕、殺戮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大地主吳某之子,帶兵還鄉,鎮壓農會運動,為其父報仇。在此形勢下,張培農同志被迫轉入地下,并通知父親出逃避難。父親接到通知后,依靠地下黨組織幫助,匆匆逃離家鄉,去了新加坡。
在南洋,父親第一次看到中國的外部世界,見了世面,決心走實業救國之路,振興家鄉經濟。三年后返鄉,他將自己的字號命為梓薌,取“梓里”——家鄉故里之意。我回憶少時,還記得出國歸來時的父親,頭戴“呂宋”白頂帽(一種南洋呂宋出品的白色遮陽帽),手拿好多圖紙。
父親在新加坡見當地人用礱爪耙海底蠣殼,燒制蠣灰,作為建材代替石灰。返鄉途中,他考察到平陽沿海灘涂也有豐富的蠣殼資源,于是,回來后就創辦“宋元春礱殼行”商號,組織鄉里鄉親的漁(農)民改行礱蠣殼,將漁船改裝為礱殼船,組建礱殼“舮艚”船隊;還用借貸等方式發動、扶植燒窯人,建窯燒制蠣灰,為家鄉創立了蠣灰建材行業。
父親對新加坡人的礱殼技術,有摹仿,也有改良創新。他利用風帆之力,在海潮漲落過程中,用帶網的“釬斗”鏟入海底,把蠣殼耙上網中洗凈裝船,這樣使用的機具輕便,效率高。蠣灰是堿性的,新加坡人僅將蠣灰作建筑材料,而父親還將蠣灰試作水稻生長期的“撒田灰”,改良浙南這一帶酸性土地的紅壤,使糧食獲得高產,也為蠣灰產品大大開拓了市場。
他的經營方式也是新的,“自有”加“聯營”,規模發展到很大。那時,自家已有十來艘三桅大“艫艚”船,合作性質的“艫艚”船更有大小二十來艘。出海船隊浩浩蕩蕩,隨著退潮海水,下海礱殼;經過一周的礱殼作業,又隨著漲潮的海水,滿載著蠣殼,揚帆返回鰲埠。
鰲江水,潮起潮落。歸船,列隊收帆下錨,停泊于下埠七間坦江面的急流中。燒窯人的小舢板、小駁船成群地擁向礱殼大船,買貨送貨,來來去去,一派繁忙喧鬧的景象……
創業近十年,日本兵來了!“九一八”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七七”蘆溝橋事變,中國人起來全面抵抗,“八一三”上海淪陷。素有正義感的父親,一身豪氣、義無反顧,堅決地站在抗日救亡斗爭前沿。
1938年春,日寇趁早稻未收之時為侵華戰爭籌糧,派上海漢奸大糧商顧馨一到浙南來搶購大米,向國民黨政府騙得“出口護照”,裝上外輪,運滬資敵,一時引起鰲江米價狂漲,百姓叫苦不迭。我地下黨領導的“平陽青年抗日救亡團”搞清內情,告知我父親等鰲江愛國進步人士,組織鰲江鎮民大罷市,發動全鎮五六千群眾起來游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制止大米出口,不許外運上海淪陷區。父親是此“鬧米案”的領頭人之一,他在集會一開始,就率先登上鰲小的外操場講臺,向大家呼吁:“日寇吃飽好侵略中國,打我們中國人,我們大家要齊心起來反對,決不能讓大批糧食出口,給了日本人!”臺下群眾掌聲如雷,接呼口號不止。游行隊伍齊集到鎮公所前請愿,公推我父親等兩人為代表進去向政府表達意愿,記錄簽名時,父親大義凜然地寫上了“革命人民代表宋梓薌”九個大字。次晨,國民黨縣黨部的王書記長欲借鎮壓手段,將“鬧米案”愛國烈火平息,派警兵逮捕了父親,送平陽坐牢房。后中共地下黨發動溫州各地各界聲援,尤其是《浙南日報》刊登“鬧米案”消息,贊揚鰲江群眾愛國運動,縣政府迫于輿論壓力和群情義憤,只得將我父釋放,并下令禁止大米出口,吊銷了運米“出口護照”。父親出獄乘河輪回鰲江,船抵鰲埠頭時,鎮上群眾點燃鞭炮迎接,慶賀斗爭勝利歸來。
但鎮上的那些奸商并未得到應有的懲處,在1941年日軍占駐鰲江口外的崳山島之后,他們又來欺騙市民,以組織“集資公司”名義,走私桐油給崳山島日本軍隊。父親又站出來,揭露事實真相,并指引“偵緝隊”,當場捉獲走私船隊。該公司經理王某負責國民黨上層活動,拉縣長張韶舞入股。事情敗露后,張韶舞立即宣布其為漢奸,予以槍決,殺人滅口;副經理魏某負責與崳山島日軍聯絡,被判為漢奸坐牢。這也是漢奸的應得下場。
1938年秋,日軍在洞頭島登陸,大肆燒殺搶掠。1939年3月始,日寇軍艦和飛機對溫州及沿海一帶縣城的鬧市區商場、民房、港區碼頭、倉庫等輪番炮擊、轟炸。日軍還封鎖海上航道,炸毀大量漁船,殘殺無辜漁民。漁民都不敢出海,父親的礱殼船隊也無法出海作業。有一天,敵機轟炸鰲江,上埠我姐夫家的商號“王廣源”房屋被炸燒盡,下埠我父親家的商號“宋元春”門前炸了一個大坑。我當時正在“宋元春”三層樓房的底層,被震摔在地,差點遭遇大難。
1939年6月,日本海軍通知各國政府,聲稱將對溫州采取軍事行動。面臨日軍進犯的態勢,要抵御敵艦由海路入侵,平陽縣政府決定動員民力,封鎖鰲江入海口。為了筑“水下封鎖壩”,父親傾盡全力在所不惜,毅然作出決定,獻出自家礱殼舮艚船隊的十來艘三桅大船,裝上石頭,自沉鰲江口——獅子山口主航道,御敵進港。從此,“宋元春礱殼行”即關門歇業。當時,家里家外親友都十分疼惜,父親雖然很難過,但只對大家說了一句話:“沒有國家,哪有小家?!”
父親宋上楠還是平陽鰲江內河航運的開創者之一。他在鰲江鎮上辦實業,八年蠣殼業,二十八年河輪業。
上世紀三十年代,我父親與他前妻的大哥、我的金家舅父金雨卿(一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洋派人物),共同開發平陽縣城至鰲江鎮的內河輪船交通事業,抬高橋梁,疏通水道,建起航線,開辦了“仁濟平鰲內河輪船公司”。而后,有國民黨黨魁屢屢來擾,千方百計掠奪河輪。起初他倆與之抗爭,后來雨卿舅父實在堅持不住,膽怯而要退股,我父親便毅然購下其股權,獨資經營仁濟輪船公司。父親還用手頭余款贖回因火災賣掉的祖傳田畝,又購置一些田畝,共五十畝,用收到的租谷解決公司職工和家庭眾多人口的主要口糧。
新中國成立后,為家鄉恢復經濟發展生產,父親還投資創建了“六一麻紡廠”(平陽縣國營紡織廠前身)和“鐵器生產合作社”(平陽縣國營農機廠前身),幫助困難戶解決就業問題。他對黨和政府的號召和指示,一向堅決響應、執行。建國初期,他在鎮上帶頭認購愛國公債;抗美援朝期間,捐獻銀圓,并動員家人捐獻出全部金銀首飾,給國家買飛機大炮等等。
但在1952年,家鄉開始新區土改運動,由于主持工作的山東南下干部不了解情況,執行政策發生“左”的偏差,竟不經查證,就將父親這位愛國民族工商業者,錯劃為“地主”成分,沒收全部財產。1954年,根據中央指示,政府糾錯,保護工商業財產。但當時只歸還河輪,沒有歸還工商業房產。1956年,溫州地區河輪業全線公私合營,父親作為私方代表,擔任改造成為國家公私合營的平陽內河輪船公司副總經理,至次年退休。
1965年的古歷正月二十七日,父親病逝于鰲江,享年79歲。在家鄉的二哥告訴我,老人家臨終前,總是喃喃而語:“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共產黨的人呵……”可見,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父親,至死也初心未改,把自己定位為“共產黨的人”!
父親宋上楠,一生愛國愛鄉,追崇共產黨,是中共黨外一位剛直不阿的朋友。即便在土地革命失敗,張培農同志通知他逃往海外,乃至歸國后,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他仍與中共黨人保持聯系,尤其是抗戰時期與葉老大(中共溫州特委農民部長葉廷鵬)、老海(中共平陽縣委書記鄭海嘯)、鄭學習(紅軍醫生)等同志多有往來。他們從大山上下來,時會隱蔽在我家中;他們工作中經費缺少,父親毫不吝嗇,全力支持。他們是好友,講義氣,有感情。正如離休在杭州的老紅軍黃李鳳同志,1985年給我二哥宋廷勳寫信,信中說:“……令尊的政治態度,對我黨是同情并支持的。我去你家受招待的情況,至今不忘……”。她1938年間曾住我家,當時因有身孕,要生孩子,老海命她下山來鰲江,與我父親聯絡,受到父親的熱情接待,在我家住了好多日子。麻步的老紅軍鄭學習同志在寫給我二哥的證明中說:“……在抗日戰爭期間,宋老先生與我黨有聯系。葉廷鵬同志等和我本人,到鰲江工作時,均有隱蔽在他家中,我們在工作時有時經濟缺少,他均有支持借給我們……”
父親退休后,多次帶著孫女綏倫(我二哥的大女兒),去走訪尚在世上的老友鄭學習、謝仲明、翁奇玉等人。雖因當時成分問題未得糾正,他仍身處逆境,但見老友,暢談往事,眉飛色舞,其樂悠悠。他還寫回憶錄和“醫書”,想留給后輩閱讀,可“文革”中未予保留。他沒有看到祖國和家鄉今天的巨變,憾哉!惜哉!
我離休至今,已是九五高齡老人,寫下這些文字,以紀念父親在天之靈。我深為有這樣的父親而自豪,他在國家危難關頭,選擇的是民族大義;他在人生道路上,選擇的是始終和共產黨站在一起,救國救民、不屈不饒,舍身奮斗、矢志不渝。這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是中國人的脊梁!
(宋廷銘之子宋方敏少將根據父親回憶錄《鰲江潮》及有關回憶文章整理,經宋廷銘審核修改,完稿于20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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