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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0月，一場抗擊肆虐一時的非典的戰役暫停之后，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童增撰寫了一本名為《最后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的書，在書中，他向全體中國人發出這樣一個警示：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

一時間，輿論嘩然。大部分專家對此表示：“這樣的懷疑是非常不好的，必須要有科學的基礎才行。”而更多的社會學家則把童增以及類似言論，看作無稽之談。

非典是專門針對華人的基因武器？

10月11日下午，周末報記者撥通了童增的電話。對方的聲音顯得有點疲憊：“今天下午接了好幾個媒體的電話，都是關于這本書的，剛才還跟一個美聯社的記者聊過。到現在，我已是口干舌燥了。

“1998年，我參加過一個‘中國西部老人長壽監測服務’的國際合作項目，發現美國、德國等一些機構偷偷地在中國采集老人的血樣，從事基因研究。”

親眼看見血樣采集的童增，重述當時的情景時，仍然十分氣憤：“美國人給中國老人采樣時，一張濾紙，上面有5個圈，每個圈有1分錢硬幣那么大，每個老人的血要將這樣5 個圈滴滿才行，因此每個人至少滴11滴血。采樣的要求十分嚴格，例如第一滴血不能要、不用碘酒等等。

“那些老人都已85歲以上高齡，最大的100多歲，已經瘦骨嶙峋。”說到這里，童增有些動情，“我的祖父穿的衣服很多，看起來很重，但我背著他，卻感到很輕很瘦。那些受采血老人就是這樣。當時，從保護老人權益方面出發，我提出反對意見。”

也就是從那時起，童增開始關注人類基因問題，他請教了許多遺傳學專家、查閱了大量基因資料。“中國的基因流失讓我感到中華民族受到的潛在威脅。這是把雙刃劍，通過它控制人種是件可怕的事情”。

2003年春季，橫行中國的非典型肺炎讓童增切實感受到基因病毒的巨大殺傷力。

“4月27日，我從北京趕回重慶。北京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到了首都機場，卻看到人山人海，都是回家的人，個個戴著厚厚的口罩。我的口罩不小心掉在地上，怕染上非典，就沒戴，人群中只有我一個人沒戴口罩。”

回到重慶參加公司的董事會時，童增的同事都不肯與他坐在一起。童增伸手過去握手，大家都縮了回去。午飯時，同事們也對他采取回避的態度，“于是，我找了一間房子，把自己隔離起來”。

隔離期間，重慶發現了3例確診非典病人。這段封閉的日子里，童增頭腦中對于非典疫情報告產生了疑問：為什么每天發布的死亡率中，中國大陸、臺灣省和新加坡最高，而美國雖然也發現疫情，但數量很快從200多例降至75例？

“為什么別的國家很少得或不得SARS呢？僅僅是因為衛生飲食習慣嗎？”童增說，“為什么SARS仿佛只針對華人呢？”

“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我的一個在加拿大的朋友告訴我，當地的新聞第一條是SARS，第二條才是伊拉克戰爭。可見非典對全球的影響。”

在《最后一道防線》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從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計確診病人為8437人，而非典累積病人集中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和臺灣等地，加上華人比較集中的新加坡，合計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華人非典確診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確診病例的96％以上。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余地區，合計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積死亡人數為813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新加坡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華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華人的死亡率高達96％！

結合自己5年來對基因問題的關注，童增認為懷疑非典是專門針對華人的基因武器，以上事實、數據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5月18日，童增返京，隨即著手準備《最后一道防線》的構思與寫作。

“寫作的資料來自兩部分：一方面是1998年參加老年人采血計劃期間獲得的資料數據；另一方面是學術著作，涉及生物學、基因武器、國際政治、歷史、遺傳學等等，時間跨度從19世紀到2003年。

“從目前來看，我國的專家一直都從動物身上找SARS病毒的來源，我出這本書的目的只是提供一個警示。我們的科學家除了從動物身上找原因外，還可以從人種、基因等角度拓寬領域，從中國人對非典的易感性和致命性研究這個問題，對癥下藥。”

中國人的基因在大量流失

在采訪過程中，童增的話語間經常流露出一種憂患意識，身邊的手機也總是響個不停。童增總在短時間內禮貌地回電，隨后繼續與記者嚴謹地談論“基因武器”問題。

中國的基因流失的事并非空穴來風。

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許多美中合作的人體實驗項目在中國內地展開，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出錢，通過中國留學生回國做項目，在中國人中進行人體試驗，然后把試驗獲得的血清或DNA樣本送回美國本土進行研究。

90年代初期，美國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進行研究。1995年，美國一個機構在中國北京、成都和杭州3個城市一共采集了300個老人的血樣，然后送到美國。美國某機構大為驚喜，隨后，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通過美國健康研究院進行資助，由美國杜克大學具體實施，策劃在1998年至2003年期間，在中國22個省市進行1萬個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采集，進行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研究。

這就是激發童增關注基因問題的那次活動。為了這次活動，美方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

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廣東的深圳、東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辦的企業，日方老板要求中國打工者定期進行體檢，進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當地的醫院去抽血進行體檢，而是在工廠里抽血。每年要抽幾次血體檢，最后也不告訴你究竟有什么問題，日本工廠讓中國打工者在自己廠里一年抽幾次血究竟干什么？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答案。

20世紀，中國出土了大量中國古人骨。1998年以前，由于中國對古人骨的基因研究還未開始，美國一些機構通過各種渠道，采取資助合作方式，將一些中國出土的古人骨運往美國的一些實驗室進行DNA提取、擴增、測序、對比研究，以此來研究中國古人類基因與現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和差異性。

1996年，美國健康研究院在中國進行了一項“中國人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項目。根據研究要求，美方選擇了安徽省安慶地區做采樣研究，項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美方利用中國在農村地區建立的三級醫療體系來提取血樣。《最后一道防線》書中提到，美方有超量提取血樣的現象。最終，僅哮喘病一項調查，美方拿到的DNA樣本就有1．64萬份。其中僅在安徽的肺炎和哮喘病樣本的篩選就“涉及600萬人”。

上述所有研究項目“覆蓋面達到2億中國人”。可以說，中國人的幾千年的生命信息在美國的各大實驗室里暴露無遺。

最近，《瞭望》周刊記者對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派人到中國安徽農村大量采集血樣進行基因研究一事進行了調查。

有學者提出質疑：當年由哈佛副教授徐希平負責操作的這個項目顯然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徐稱被采集血樣的安徽農民都在知情同意書上簽了名，但被抽血的農民根本沒見過知情同意書的文本；徐稱他們的工作是經安慶市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后進行的，事實上，安慶市過去和現在從未有過這個機構。

童增說：“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研究冠狀病毒，有近10個實驗室從事此項研究，在世界范圍內，是研究時間最長的國家。在非典期間，美國不予中國任何支持，用的藥物也不公開，這與美國倡導的人道主義分明相悖。”

中國的基因流失是否存在隱患？流失的基因是否已對中國人的健康構成威脅？

道義與科學的交鋒

據世界權威人士推測，21世紀是生物工程大發展的世紀，但這種生物技術的飛躍卻使人喜憂參半。

英國醫學協會日前發布的《生物工程技術————生物武器》專題報告預測，基因武器的問世將不會晚于2010年。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的李德新教授在接受周末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基因資源的流失會造成中國相關科研的落后。中國人的基本基因特征在任何一個有華人的國家都可以采集到，然而對于一些中國特有疾病，例如一些家族疾病，相關的基因樣本就不應隨意外流。如果大量流失，勢必造成中國基因成果被竊取或是研究上的落后。”

童增的書中關于基因流失的擔憂不無道理，但基因武器之說是否有據？

由于基因武器可以根據人類的基因特征選擇某一種族群體作為殺傷對象，因此，科學家們稱這種“只對敵方具有殘酷殺傷力，而對己方毫無影響”的新型生物武器為“種族武器”。按照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的報告，由多國聯手開展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預計于2003年完成，一旦完成，將可排列出組成人類染色體的30億個堿基對的DNA序列，揭開生命與疾病之謎。不同種群的DNA被排列出來，就可以生產出針對不同人類種群的基因武器。

天津一抗癌生物導彈研究組組長王勝軍向周末報記者表示：“我可以從技術上支援童增。2001年，安徽哮喘病采樣事件中，中方曾表示美方必須將血樣留下，資料可以帶走。他們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單憑資料完全可以制造出基因序列。這是中國專家在‘把關’上的失職。”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就此事接受周末報記者采訪時說：“首先，我們應該加強對國際研究的審批和管理，把握好一個度，明確研究的目的和對中國的益處；另外，還要加強與國外學者的資源共享和學術上的交流，增強中國學者的參與性和共享性。”

研究法律出身的童增在采訪結束前對周末報記者說：“如果我的猜測能被證實，那么按國際法規定，中國理應向美國要求賠償，美國的立國之本——人權將成為一派胡言。”

10月11日，國家衛生部也下文，要求對遺傳資源加強監管：涉及人類遺傳資源的人體物質出境，須按照《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的有關規定，到中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辦理準出境證明。

童增，畢業于四川大學經濟系，后攻讀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曾長期從事研究工作。現為北京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同時兼任兩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上世紀90年代初，他提出“國際法上的戰爭賠償和受害賠償”，引發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

因工作關系，童增1998年參加了一個“中國西部老人長壽監測服務”的國際合作項目。他后來發現，美國、德國等一些機構偷偷地在中國采集老人的血樣，從事基因研究。童增當時感到中國人遺傳基因這樣流失出去可能會對我國的安全帶來嚴重威脅，于是，他站出來力阻此事的進行，當時，國內有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

10月份剛剛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最后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一書，作者童增在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一個基因武器！

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框架里，計劃為21世紀打基因戰做積極準備，確定將大量收集華人的遺傳基因ＤＮＡ，然后進行中國人種的基因研究，研制基因武器。從1992年開始，他們通過民間渠道在中國20多個省市，采集了中國人大量的血樣，提取中國人ＤＮＡ。

合作人體試驗 大量中國人ＤＮＡ送到美國實驗室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很多中美合作的人體試驗項目在中國內地展開，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出錢，通過中國留學生回國做項目，在中國人中間進行人體試驗，把試驗獲得的血清或者ＤＮＡ樣本送回美國本土進行研究。眾所周知，血液是人體供氧和排毒的途徑，通過血液可以了解人體對各種疾病的抵抗力缺陷，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的情況。通過抽血與基因試驗可以針對中國人種的特點來制造相應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碼的突破口，既可以用來防病，同時也可以用來害人。

中國知名女記者熊蕾經過長時間的調查，發現美國在中國進行關于人體試驗的人數，動輒上萬人。這樣做分組量大，可以偷偷做協議之外的試驗。特別是某些研究專門采集了5000份孿生子血樣，由于孿生子基因缺陷特點更明顯，易感性更強，因而更容易找出規律。關于抽血的量，正常人做體檢和疾病化驗只要2毫升就足夠了，某些研究機構從每個受試者身上抽取超過正常標準3—6倍的量，這是為了在已授權的研究項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報的項目。

關于人體試驗的項目，申報的項目明顯少于實際研究的項目。就公布的研究項目來看，其中有些是慢性病研究，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但是其中有些項目，如“精神分裂癥、癡呆以及染上毒癮”的研究有極強的針對性，最適合做基因武器研究，一旦這方面取得突破，可以長期隱蔽使用，最終的結果是造成人種退化。

關于人體試驗的地域，雖然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不斷融合，但是中華民族是在黃河、長江流域發源的，每個中國人身上都帶有中華民族共同的基因。他們選擇安徽安慶地區的農村作為采集點，是因為類似地區人口流動性小，血緣關系相對穩定，服用藥物較少。從村民的家譜推斷，當地人在本地有千余年的定居歷史，所以美方研究機構認為他們的基因沒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國人的基因特征，是非常理想的破解東方人群基因密碼的試驗場。

目前類似的中美合作人體試驗項目還有很多，不僅局限于安慶地區，有些至今仍在進行中。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還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研究。而專門研究漢族與藏族的基因差異性項目，不僅獲取了漢族、藏族的基因，而且發現了東亞人種同西方人種的不同之處。

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廣東的深圳、東莞等地不少日本人辦的企業里，日方老板要求中國打工者定期體檢，進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當地的醫院去抽血，進行體檢，而是就在工廠里抽血。每年要抽幾次血“體檢”，最后也不告訴你究竟得了什么病，而日本工廠對中國打工者在自己廠里一年抽幾次血究竟干什么？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答案。

如今中國人面臨的形勢已經不是分“左中右”，而是分“要死”與“要活”——“要活”，就在轉基因食品核武器爆炸之前制止它。即便制止不了，那也總算死個明白，自己在自己的墓碑上添一段歷史的教訓：

——“這個被滅絕的民族不是被轉基因核武器滅絕的，而是因盲目、輕信、軟弱而未能擺脫本民族的禍國殃民的‘精英’的控制而被內部敵人滅絕的。后人應引以為戒，千萬別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精英’操縱。”

對中華民族來說，基因核武器已經啟動，剩下的問題只是要么在它爆炸之前摧毀它，要么被它摧毀。目前的形勢令人想起國歌和國際歌的幾句歌詞：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這是最后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