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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著名學者孫立平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關鍵的問題是明確國家的方向感》，提了三個有趣的問題——

“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東西？我想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個東西：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覺得這三個東西現在如果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

孫教授沒有在文章中為“精英和上層”下定義，綜合文章內容，主要是指財富精英以及依附于他們的上層知識精英。我以為，稱他們為“精英”并不是指他們素質優越，而是指他們占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遠超普通老百姓。

孫教授提的這三個“東西”，在我看來其實不過是一個“東西”，那就是“精英和上層”究竟應該怎樣做？盡管從根本上說，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但在某一個具體的歷史時段，“精英和上層”往往能夠決定性的影響“國家的方向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并且最終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比如，前段時間因為小說《車欠土里》，又引發了關于地主階級，或者說鄉紳階層命運的討論。1840年以后，地主階級，以及依附于他們的“士”堪稱當時的中國“精英和上層”，歷史交給他們的任務是富國強兵，完成中國工業化。如果能夠完成，如同英國貴族、日本武士、德國容克所曾經做過的那樣，那么OK，“國家的方向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都得到了解決，他們自身的“安全感”也沒問題。如果不能完成，也很簡單，那就出局，最終在土地改革中被消滅，無論今天方方之流的哭墳族哭的再悲切也沒用。

但在孫教授的文章里，給人的印象是“精英和上層”的責任感、影響力、博弈能力都沒有了。他們似乎完全成了一群無辜、無力、無奈的純潔羔羊，他們的安全感需要別人來賦予并且保證，他們自己完全沒有任何責任，這就太不實事求是了。

孫教授的觀點其實并不新鮮。早在新世紀初，北大張維迎教授就提出“特赦財富原罪”的“零點方案”，主張由國家下特赦令，赦免中國的財富一族的原罪，不管他們的錢是偷來的、搶來的、騙來的、偷稅漏稅從國家那里截留來的，“零點”一過，都不再追究，這樣他們才可能放心投資，云云。

我當時就撰文指出，這種主張其實反映了中國新涌現的財富精英只要權利不要義務的極端自私心理。張維迎作為他們的代言人則出了一個餿主意。“零點方案”不僅不能賦予財富精英安全感，反而等于在全國人民面前確認他們都是賊！從而徹底摧毀他們的道德合法性。財富精英如果要獲得安全感，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逆取順守，把財富用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人民福祉，只有這樣，才能逐漸獲得人民的原諒與認同，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赦免——被歷史和人民赦免。

這次孫教授重提“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問題，我簡直感到有些無語！從1840年以來，將近200年的時間過去了，期間還經歷了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老的“精英和上層”被消滅了一茬又一茬，但他們仍然毫無長進，什么也沒學會，什么也沒忘記。始終不能明白，既是“精英和上層”，安全感就只能自我賦予，絕不可能由別人賦予。

“精英和上層”獲得安全感的最佳方式，不是特赦令，不是鐵卷丹書，而是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氣度，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英階層才能夠最終獲得安全感。

換言之，“精英和上層”不能靠反對人民的利益來獲得安全感，而只能通過盡可能促使自身和人民利益相互協調來獲得安全感。

孫教授在文章中談到了富人的“移民”和“轉移財富”，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國財富精英和他們的代言人要挾國家和社會給予更多特權的主要方式。但殊不知，財富精英越是作勢要“移民”和“轉移財富”，在老百姓看來就越是等于自證毫無責任感，不僅是賊，而且是一群“企圖逃跑的賊”，就更不具備存在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更難獲得安全感。

孫教授在文章中念茲在茲的“法治”，其實和張維迎教授的“零點方案”如出一轍，都是試圖在絕不放棄哪怕是一丁點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獲得安全感，這不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嗎？

對當下中國的“精英和上層”來說，選擇決定命運！目前機會窗口還沒有關閉，但時間也在飛速流逝。雖然對“精英和上層”能否比他們近代以來的前輩更加明智不抱任何希望，但仍然覺得不妨存一點絕望中的希望。

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