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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歲末，全國迎來一輪大規模的廳官異地交流。長安街知事注意到，12月23、24日兩天里，至少已有14位廳級干部跨省出任地級市（區）黨政主官，共涉及16個省區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從他們的原職務來看，大多為地級市（區）書記、市（區）長，也有幾位是省直機關的領導，具體情況如下——

江蘇常州市長丁純（生于1970年10月，江蘇江陰人），任安徽銅陵市委書記；

北京豐臺區長王力軍（生于1968年7月，河北新城人），任天津薊州區委書記；

浙江湖州市長錢三雄（生于1967年11月，浙江紹興人），任河北邢臺市委書記；

西藏交通運輸廳黨委書記、副廳長萬超岐（生于1969年8月，河南南陽人），任內蒙古阿拉善盟委書記；

上海楊浦區委書記李躍旗（生于1970年4月，上海市人），任浙江臺州市委書記；

福建省委改革辦常務副主任薛侃（生于1972年7月，福建福清人），任上海楊浦區委副書記；

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外辦主任李謙（生于1973年2月，四川平昌人），任上海松江區委副書記；

天津河北區區長李新（生于1971年8月，天津市人），任北京石景山區委副書記；

海南儋州市長朱洪武（生于1971年9月，海南澄邁人），任湖南永州市委副書記；

山東德州市政府黨組成員、德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鄂宏達（生于1973年1月，遼寧鳳城人），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三師黨委副書記、師長（牽頭主持工作）；

安徽銅陵市委書記李猛（生于1967年2月，安徽鳳臺人），任山東德州市委書記；

四川生態環境廳廳長于會文（生于1968年10月，遼寧綏中人），任重慶大足區委書記；

西藏日喀則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姜國杰（生于1976年11月，山東莘縣人），任重慶銅梁區委副書記、提名區長；

甘肅酒泉市市長張安疆（生于1971年2月，甘肅景泰人），任重慶潼南區委副書記、提名區長。

這次大規模干部跨省交流有一個大背景——今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修訂后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實行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制度，要求加強工作統籌，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進地區之間的干部交流。

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此次跨省交流的干部大多為“70后”，截至目前最年輕的是姜國杰，他出生于1976年11月，剛滿43歲。

此外，出生于1970年4月的李躍旗就任臺州市委書記后，成為浙江省第二位“70后”設區市市委書記，另一位是麗水市委書記胡海峰（生于1972年11月）。

李躍旗在上海工作多年，曾任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青聯主席，青浦區委常委、副區長，金山區區長、區委書記，2016年7月轉任楊浦區委書記。

前任臺州市委書記為陳奕君，她已于今年9月晉升浙江省副省長。

此次調整的大多數干部為首次離開本省工作，有3位是例外——于會文、萬超岐與姜國杰，他們已是二度跨省交流。

于會文是遼寧人，早年在遼寧省科技廳、沈陽市政府辦工作。2009年8月初，四川面向海內外公開選拔28名副廳級領導干部，時任沈陽市政府辦公廳政法處處長的于會文通過公選，出任四川省環保廳副廳長。

萬超岐大學就讀于中國國青年政治學院，畢業后進入團中央工作，曾任少年部副部長，組織部副部長、部長。

2010年，中組部從中央和國家機關選派了66名中青年干部前往地方交流任職，萬超岐是其中之一。他來到西藏，擔任正廳級的阿里地委常務副書記。

姜國杰本碩博均就讀于南開大學，畢業后進入審計署工作，35歲晉升處長。2015年9月，時任財政審計司二處處長的他離京入藏，擔任自治區財政廳副廳長。

目前來看，地理跨度最大的要數鄂宏達，他從位于魯西北的德州市，跨越千里，來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十三師。該師師部駐哈密市，是連通新疆與內地的咽喉，也是連接全國和亞歐大陸的重要樞紐。

此外，據《大眾日報》報道，日照市委書記齊家濱、山東省市場監管局局長張永霞工作變動，已調離山東。他二人的新職務尚未正式披露。

海南自貿港今天漲停：島內外熱情程度不一樣？

今年，飛往海口20次，其中3次去洋浦。

我的觀察結果是：海南自貿港建設關鍵在人。一是思想解放，夢想有多遠就能飛多高；二是海納百川，把全球全國人才變成“新海南人”；三是務求必成，說到做到，提高執行力；四是弘揚特區精神、自貿精神、瓊崖精神。

根據我們運營的多個新媒體（包括今日頭條）后臺留言監測，發現一個問題：關于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島外投資者普遍很看好，島內部分干部群眾情緒不高漲。一是擔心自貿港政策低于預期；二是擔心承接不了好政策；三是本地居民對物價房價收入有想法。

今天海南自貿港板塊大幅上漲，多個股票漲停。

對此，大家怎么看？

網友留言，可查看今日頭條搜索“張湧博士”。

張湧：法規重塑，外商在華投資迎來哪些利好？

戴代佳人：近日國務院是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草案，于明年的1月1號起同步的配套實施，那么相較于今年的3月份通過的外商投資法這兩者是一個怎樣的關系，能不能和大家解讀一下？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研究員 張湧：一個法到一個實施條例，它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配套的一個完整的體系。所以這個實施條例能夠這么快的，及時的，同步的頒布，也是體現了我們中國政府進一步地加大對外資的保護，進一步地能夠鼓勵外資進入中國。在當前的國際經貿形勢的背景下，在中國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背景下我覺得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細化有關規定 增強可操作性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第一個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在立法當時由于某些問題沒有展現，沒有出現，這就產生一個就是解決我們技術上叫立法的滯后性，那么與客觀事物發展出現一個脫節，那么恰恰這個條例就在這個時候彌補，所以我們這個司法部在11月2號征詢意見上，它就首先定位了本條例是外商投資法的配套行政法規，那么在這個外商投資法的框架下，然后 是明晰和細化相關的規定，所以增強了這個外商投資法這個制度的可操作性。

戴代佳人：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此前對于45家在華全球500強企業的調查報告顯示，跨國企業在充分肯定外商投資法對于投資者權益保護相關的同時，也對立法的意圖是否能夠真正地落地有一絲的擔憂，那么二位老師認為條例從哪些方面解除了這一部分的擔憂？

 外資企業已成為中國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研究員 張湧：我覺得這個擔憂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外資已經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主力了，外資企業的數量占中國整個企業的數量不多，3%左右。但是它創造的就業，創造的稅收，給我們帶來的進出口總值工業總值比例都很高，進出口的話差不多要占我們的一半，工業的話占我們的四分之一，就業也要占到我們的六分之一，所以毋庸置疑這外資企業到中國之外我們已經完全把它視作是自家人了，只是說它的投資主體，母公司是來自國外，來自境外。

 改善營商環境 保護外商在華權益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研究員 張湧：所以今天我們出臺這部法律是為了把我們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自貿試驗區建設6年來，在外商準入方面形成的一些好的實踐好的做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化下來。那么真正體現我們也是一個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這么一個理念，那么我相信對外資的保護只會做得越好，只會越來越好。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我總結了四個方面作為擔保，那么首先是法制保障。因為透過法制這個保障給人一個恒久的信心，就你外商投資到我中國來投資，我給你個恒久的信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政府信用，中國政府信用做擔保。應該說在現實的國際情況下，我們中國在此時此刻拿著中國信用，中國政府信用來向全球國際所有的市場主體進行承諾，所以說這是一個信用擔保。

 擴大對外開放 促進中外企業公開競爭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第二是市場化。因為這個市場化很重要一點，不僅僅是承諾我中國市場，而且可能在未來我中國企業也面臨著就是國際市場全球化市場，在這個市場化我認為是三位一體的。那么最后一個就是機會均等，因為這個機會均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外商投資主體與本國主體，在這個市場競爭當中機會均等，所以這就很重要一點說明中國政府對世界投資企業是平等對待。

戴代佳人：作為對外商投資法的進一步落實，彰顯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決心對外發展的決心，同時外商投資法以及實施條例的落地將會對我國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哪些實質性的影響？

聚集全球創新資源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研究員 張湧：高質量發展這個階段最重要一個特征，就是以科技創新作為最重要的一個驅動力，那我們國家在科技實力方面這幾年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也要實事求是地承認，我們在某些領域還存在著一些軟肋，一些短板。所以我們今天向外資更大力度的開放我們是希望在全球范圍內利用全球的資源，大家協同的來進行創新，那么這也是我們海南搞自貿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那么能夠通過外資進一步開放我相信能夠為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更多的好的外資的企業外資的項目，能夠給中國市場提供更多的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那么這些產品和服務它本身又能夠促進我們本國的民族工業的，民族服務業的它的質量的提升，當然在過程當中可能會有競爭，但是我覺得競爭也是一種倒逼，所以這個意義還是會非常的重大。我們現在缺的不是資金，我們缺的是能夠帶來高質量發展，能夠帶來真正解決硬核科技這些難題的好的這些資金，所以我覺得這樣一輪開放對我們海南來說，對我們全國來說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

 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推進市場主體多元化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那我在這里用幾個高來形容一下，第一個這種實質性的影響首先影響的就說信任度更高。就是我們中國在世界的投資領域當中我們的信任度更高；第二是市場化程度更高；那么第三個就是市場主體多元化程度高，那么在這個市場主體多元化的角度，很重要一點就是不會因為民族、文化、種族這些問題，因為在中國一個很重要問題，只要你是符合外商投資法的主體，你就不受任何因素參與中國的市場競爭；那么最后一個就是法治化程度更高，因為透過這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就更能彰顯出我們對市場的治理我們是法律性的治理。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那么同樣在這里頭還存在一個也是幾個高，就是整體經濟的穩定性高和國際化、全球化融合度更高，然后帶動影響的輻射力高，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在未來的國際乃至全球的角色，已經與十年前的角色發生一種根本性的改變，所以我認為在這個中國對未來的國際經濟、全球化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力可能是更為巨大。

戴代佳人：外商投資法的推行可以給外商提供更好的服務，那么緊接著可能會有更多的外商，作為這個投資主體來到我們的中國那么有更大規模地進入，會不會給中國的民營企業帶來一定的挑戰？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研究員 張湧：這個挑戰是客觀會存在的，競爭也有可能會進一步地加劇。但是我們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本身就已經是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成員，所以中國的企業它本身就是全球的企業。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競爭，我們應該把它視作是一件好事視作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我們的民營企業如何更好地來面對這樣的事情，就像我們當初入世的時候我們有點擔心，是不是會對我們的民族經濟會有沖擊，但大家事實上看到了中國經濟最快的一段時間增長就發生在入世以后到今天二十年時間，那我相信這個外商投資法這次頒布之給民營企業帶來的機遇其實是更多的。

 深化交流合作 共享發展機遇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 研究員 張湧：那么在這些開放的過程當中給我們的民營企業如何跟這些世界500強的外資企業加強合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直通車的通道，我們的民營企業能夠很方便地和他們進行合資，外資企業也能夠在負面清單的框架下更加少的受到約束，它能夠自主地去選擇合作伙伴，所以你只要是關鍵的問題是說，你只要這個民營企業自己做得好，你的機會會越來越多，你如果本身就做得不好，然后你又去怪說，因為我們對外資開放力度大了，所以我被外資擠垮了，這個邏輯是我覺得應該是荒謬的。我們應該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我們怎么樣趨利避害？怎么樣化挑戰為機遇？能夠贏得自己更大的發展。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優勝劣汰是一種自然法則，那么在這種自然法則當中，是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個企業不能回避的，所以在這里頭我在思考這個問題，很關鍵就是企業的成長是建立在政府的保護之下，還是建立在自身能力提升的情況之下，所以說就像我們的嬰兒似的，我們的孩子的成長，他永遠永遠不是建立在父母的保護之下，也只能是培養出這個孩子有抗挫折能力，抗壓能力。

 培育創新動能 提升抗風險能力

海南大學法學院 教授 劉國良：那么同樣企業我認為，第一個不管是民營企業也好，什么企業都有一個它的生命力頑不頑強，第二是抗風險能力頑不頑強，第三個是開發創造的能力頑不頑強。那么你如果有這三個能力了，也就無外乎跟誰競爭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上透過這個外商投資法來講，我認為更能體現出我國政府對我國企業這里包括民營企業，它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