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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澄: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冤詞 ——兼論某些史學研究對人民的背叛
點擊:  作者:胡澄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9-12-26 10: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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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同志晚年的重要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完成50周年的紀念日(據郭沫若研究專家王錦厚先生考證,《李白與杜甫》書稿完成于1969年,出版于1971年。詳見《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頁)。這部著作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誕生的一部充沛著無產階級“人民史觀”的學術巨著。這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巨匠郭沫若同志的收山之作,集大成之作,足可光耀千秋,垂范后世。這里可以借用列寧評價《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來說明此部著作的歷史意義——“這部著作極其透徹鮮明地敘述了新的世界觀”。那么,這新的世界觀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民是歷史主人,歷史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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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李白與杜甫》手稿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巨著,在郭老身后卻橫遭物議,且議論者多為俊彥之士。他們一則曰:此書“抑杜而揚李”;更則曰:此書迎合毛主席喜愛李白的口味!真是皮相之論,不值得一駁!

其實郭老早已在本書中點明了消息:“無論李也好,杜也好,他們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燦爛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解放以來某些研究者卻依然以元稹的見解所束縛,抑李而揚杜,做出不公平的判斷。”(見該書第1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以下引文均見此書)可見郭老是有的放矢的,是針對那些不公平的判斷的,絕不是隨意的“抑杜而揚李”。郭老態度很明確,他在書中說:“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抑杜而揚李。”(第118頁)。翻開該書關于杜甫部分,可見每一論題之下,郭老都摘舉某些研究者的揚杜之詞而加以批駁,來證明杜甫并不像他們說的那么高,是什么“人民詩人”。可以說郭老抑的絕不是杜甫,而是那些過譽杜甫的觀點。這在研讀這部著作時可以深切感受到的。郭老對李白也并沒有揚,而是恰當地給他下了一個判斷——“又庸俗而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見該書第16頁)對于李白的弱點,郭老也毫不留情地給予批判,對于李白的門閥觀念,郭老評價說:“這暴露了李白極其庸俗的一面。”(第12頁)對于李白的功名欲望,他評價到:“李白雖然號‘謫仙人’,其實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強烈的。”(第35頁)對于他逃避安史之亂,不與人民一起參加抗戰,反而躥身南國胡亂行樂的品行,郭老痛斥到:“李白這時實在是糊涂透頂了!”(第54頁)只要留心這樣的批判,在《關于李白》的部分中俯拾皆是。

可以說郭老是在翻案,他是在翻“抑李揚杜”的案,從元稹到現代名家無不一一指摘批駁,請看這段文字:“以前的專家們稱杜甫為‘詩圣’,現代的專家們稱杜甫為‘人民詩人’,被稱做‘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了。”(第125頁)郭老問的就是這個“所以然”,他以詳實的史料,嚴謹的推理,分析了杜甫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等等,打破了杜甫“人民詩人”的頭牌。其實稍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封建文人的作品有一定的人民性是可能的,但是要完全脫離階級性是不可能的。給之冠之于“人民某某”確實是過譽了,只有老舍、趙樹理、田漢、柳青等無產階級文學藝術家才配冠以“人民”的字樣。郭老評的就是這個理,這絕不能說他是在“抑杜而揚李”,郭老也并沒有把“人民詩人”的榮譽授予給李白,而是把它授予了造封建統治階級反的“造反詩人”蘇煥。他說:“如果要從封建時代的詩人中選出人民詩人,我倒很愿意投蘇煥一票。”(第250頁)

郭老是一位革命家,是一位具有革命氣魄的大學者,他在學術研究中絕不拘束于陳俗定見,敢于并善于破舊立新,獨出機杼,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他擅長作翻案文章,給“奸雄”曹操翻案,給“秀虎”曹植翻案,給“書圣”翻《蘭亭序》的案,進而推翻了被捧為“詩圣”的“人民詩人”的鐵案。

郭老研究歷史的宗旨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見郭老著作《歷史人物》序)

我認為《李白與杜甫》一書充分反映了這種精神,你說杜甫是“人民詩人”,郭老就偏要較這個真,但郭老也絕不武斷,將杜甫一棍子打死,對于“三吏”“三別”郭老還是首肯的,他說:“從內容上來說,的確頗能關心民間疾苦,是可以令人首肯的。”(135頁)類似者尚多。可見郭老并沒有把李白捧上天,也并沒有把杜甫踩入地,而是還其本來面目。郭老沒有肆意地“揚抑”古人,而是熱烈地糾正今人。因為他心中裝的是人民!

令人惋惜的是,被郭老批駁過的一些專家不能夠虛心地接受郭老的意見,或者系統地申明自己的觀點,卻在郭老身后時不時地吹一陣風,因許多讀者也追隨其后,大反什么“抑杜而揚李”之風。

其實有郭老書在,只要大家細致地重讀幾遍,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總之,《李白與杜甫》是好文章,是大著作,是郭老的當行力作。

更有甚者,在一個時期以來,一些論者對這部書、對郭沫若、對于新中國史學研究徹底否定。說到底就是對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確立的史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道路的背叛。這就使他們的這些“皮相之論”有了“皮里陽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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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與杜甫》1971年版與《郭沫若全集》版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先是在史學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也正是以馬克思主義學說改造了中國傳統史學,如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李大釗同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開天辟地地提出“人民生產衣食的方法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些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掃清了“歷史”障礙,這更突出表現在郭老的開山之功。郭老出版于1929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部書以翔實的史料,精湛的研究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杜撰的“中國歷史特殊論”對共產主義學說的非難,破天荒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揭示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這是中國學者為共產主義學說作出的巨大貢獻。郭老用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占領了反擊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學術高地,擎起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文化的大旗。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率領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和史學工作者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與觀點作斗爭,為粉碎反動文化人配合蔣介石軍事“圍剿”而發起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帶動了一大批尚在彷徨之中的青年,使他們堅定了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投身到滾滾的革命洪流之中,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以1929年郭老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部書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為1949年誕生的新中國奠定了扎實的“歷史理論”基礎,感召著愛國的史學家們都集中在了黨和人民的旗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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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書影

這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對中國近代“史學救國”傳統的發揚光大。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為革命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時代精神與神圣使命。這正如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其名著《歷史哲學教程》中所說:“要把歷史研究從那些所謂飽學的奴才之污穢的手中奪回來,使之成為大眾以及一切被壓迫人類革命斗爭之最高的指導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就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部開山名著出版整整40年之后,郭沫若同志又出版了他的收山巨著《李白與杜甫》,這兩部著作是郭沫若史學領域中的“雙璧”,雙峰并峙,昭示著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初心使命與開拓精神。  

歷史研究比其他科學有著更鮮明的政治性與階級性,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一誕生就與被壓迫人民血肉相連,它的發展歷程活生生的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歷史為人民服務。這一原理得到了一切進步的史學家的認同。如中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方志學家倉修良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學史》序言中就明確指出:“史學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勢必曲折地反映政治斗爭。”(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4頁)在十八大之前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史學研究嚴重背離了史學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道路。史學研究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大本營與重災區。“以洋為師”,“復古尊孔”成了某些人研究歷史的“研究范式”。馬列主義理論被嚴重邊緣化、虛無化,以“碎片化”研究為代表的史學研究完全喪失了對中華民族宏大敘事的能力,完全成了金錢的衙役、市場的奴隸和資本的婢女。在他們的研究里,從曾國藩的個人修養中發現了“道德完人”;從蔣介石的私人日記中挖掘出“抗戰奇勛”……完全曲解了中國近代史的發展道路,造成了歷史觀的極大混亂。他們瘋狂地掠奪史學資源為資本所用,使史學研究成為了“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在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掠奪與壓榨的幫兇。新世紀的歷史研究就是在一片“原子化”的表面繁榮之中背叛了人民與歷史。說到底,這就是上世紀30年代反動文化人配合蔣介石軍事“圍剿”而發起的對革命文化“圍剿”的殘兵剩勇;這就是新世紀以降配合國際資本對社會主義、對勞動人民剝削壓榨的第五縱隊的走狗尖兵。這絕不是一般的學術問題,與他們的斗爭,關乎中華民族前進道路的選擇;關乎新中國顏色的變化;關乎中國共產黨宗旨的堅持。這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不要把政治問題當做一般的學術問題。”我們一定要認清這些研究者在“歷史研究”中包藏的“政治禍心”!

面對此情此景,讓人們不得不深切的緬懷以郭沫若同志為代表的那一代無產階級史學大師的風范。而重讀90年前出版的《中國社會古代社會研究》與40年前完成的《李白與杜甫》這兩部史學巨著,就成為我們反思現實,復歸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史學研究的開始。

謹此成詩一首,以賦感慨: 
《李杜》文章最當行,
“人民”稱號細推詳。
個中精意君需看,
且莫隨人論短長!
       

(作者系紅色文化學者、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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