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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輿論對郭沫若進行了“妖魔化”，將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諛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態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學術上塑造成抄襲剽竊、獻媚爭寵的小人。“妖魔化”郭沫若是為了否定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革命文化，拒絕與二十世紀中國主流文化對話。以事實為依據質疑和批判對郭沫若的“妖魔化”，其意義不僅在于還原歷史真相，也是為了“重建我們與20世紀中國的對話關系”。

郭沫若的個人生命與中國的“短二十世紀”(1)幾乎同時結束，此后中國的思想文化出現了斷裂和翻轉，對郭沫若的“妖魔化”是其重要表征之一。20世紀中國各種思潮異彩紛呈，各種文化爭奇斗艷，最終在推翻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實現民族解放和推動底層人民享受更多權利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圍繞中國革命產生的革命文化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內核和其留下的最大遺產。郭沫若不僅是新詩的奠基者、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大師，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始終處于中國革命的漩渦中，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都是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之下展開、為中華民族和底層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的，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代表。但1978年以來，一些人通過偽造書信、回憶錄等材料，或用遮蔽歷史的復雜面向、有意誣陷和栽贓等行為，將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諛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態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學術上塑造成抄襲剽竊、獻媚爭寵的小人，通過否定郭沫若，拒絕和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對話。汪暉在最近提出了“作為思想對象的20世紀中國”，要求“我們將自己從審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來”，并“重建我們20世紀中國的對話關系”，將20世紀中國作為“我們必須通過與其對話、辯駁、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認知的主體”。(2)這是對待歷史的理性態度。“妖魔化”郭沫若的實質是站在審判者的位置拒絕與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對話。本文從事實出發，以第一手材料為依據，質疑對郭沫若的“妖魔化”，事實上是要以此為契機，反思審判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方式及其虛假性。

一

郭沫若在1924年翻譯完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后，通過與孤軍派的論戰，接受列寧主義，向往蘇俄道路，從此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1927 年，南昌起義撤退途中，在中共處境最為艱難的情況下，他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 年，他在黨組織的同意下，流亡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和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1937 年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國內。他一回國就跟黨組織接上了關系，接受中共長江局的直接領導，以K為代號繳納黨費。他是秘密黨員，對外的公開身份是無黨派民主人士。這一身份一直到1958年，才以重新入黨的方式結束。無論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和平建設時期，郭沫若始終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爭取民族解放和推翻階級壓迫為奮斗目標。革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作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郭沫若也跟著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他始終未曾站在革命之外或革命之上，以旁觀者的態度對革命冷嘲熱諷，更未曾對權力朝秦暮楚、搖擺不定。

但近年來，對于郭沫若的政治立場和表現逐漸形成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他是風派人物， 見風使舵、墻頭草、逢場作戲、表里不一。

有人把郭沫若寫于1937年的《蔣委員長會見記》貼在天涯論壇，認為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向蔣介石“慚悔表忠”，并進一步引申說：“人們皆知郭氏有《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卻不知此公還有《蔣委員長會見記》。也難怪，《蔣委員長會見記》在大陸已經見不到蹤影，《郭沫若全集》當然也不會收錄。”從語氣來看，發帖子的應該是海外華人。又有人在博客轉載這篇文章后評論說：“小妹還是以文革幸存的那位作家送給郭沬若的評價，結束本文：‘軟軟腰肢， 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大風起兮云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哦，據說這位作家大名是：沈從文。”這些網絡文章大都出自一知半解者之手，不值一駁。但居然有學者受影響，在論文中認為郭沫若“在剛剛死去之后便被人在官方的《人民日報》上譏諷其為‘大風起兮云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3)

“大風起兮云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是1978年6月4日華君武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幅漫畫的題目，發表時間在郭沫若逝世之前。“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出自池北偶的諷刺詩《四派人物臉譜》。池北偶是《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的筆名，他所謂的“風派”人物并沒有包括郭沫若。可見這些話既不是針對郭沫若，更非出自沈從文之口， 明顯屬于張冠李戴，欲加之罪。《蔣委員長會見記》作為《在轟炸中來去》的第十部分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并非如發帖者所謂的不見蹤影、不入全集。事實上，在整個大革命時期、抗戰時期和民主運動時期，郭沫若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是否有利于無產階級的解放，是否有利于中華民族的解放作為判斷蔣介石的標準，并以此決定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他最先發現蔣介石背叛工農大眾的跡象，寫下反蔣檄文，并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一信息。在南昌起義撤退、中共處于低谷時，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在抗日力量的推動下，決定聯共抗日，這對于中華民族的解放是有益的。郭沫若秘密回到國內，并接受蔣介石的接見，這在聯合抗戰的背景下是無可非議的。后來蔣介石逐漸走向獨裁，郭沫若則始終堅定地站在反獨裁的前沿。上述帖子認為郭沫若對于蔣介石前倨后恭，1949年后不敢將《蔣委員長會見記》收入文集，這都是不顧事實的誹謗，目的是將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郭沫若歪曲為見風使舵的小人，這種從人格上將郭沫若打入另冊的做法目的是以審判者的傲慢姿態，拒絕進入郭沫若及中國革命道路的深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是科學文化教育戰線上的重要領導成員。但自1978年以來，有人開始誹謗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間的表現，把他塑造成表里不一、逢場作戲的兩面人。這集中體現在《反思郭沫若》一書中。(4)

《反思郭沫若》的封面上印了兩張郭沫若的半邊臉，左邊的半邊臉是紅色的，右邊的半邊臉是藍色的，這種陰陽臉的設計隱喻了郭沫若的兩面人形象。翻閱該書，有關郭沫若“兩面人” 的證據都來自同一材料，那就是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中所收郭沫若致陳明遠的 69 封信。(5)

但是，這69封信只有12封有手跡依據，其余57封完全是偽造。(6)在這些偽信中，“郭沫若” 集中表達了對他所處的時代的憎惡，對大躍進的反感，對自己多種身份的厭煩，以及對自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寫作的詩歌的不屑。丁東等人見到這些偽信后欣喜若狂，認為這才是通往郭沫若內心世界的窗口。在他們看來，郭沫若在公開的文字中大唱贊歌，卻在私信中對他所歌頌的對象充滿鄙夷，這不是兩面人是什么呢？陳明遠偽造這些信件有他特殊的動機。在文革期間，他曾經因偽造毛主席詩詞案入獄，對那個時代充滿了痛恨。1978年后，他加入了傷痕文學的書寫中。但他一直宣稱他是郭沫若的學生，郭沫若親自教他寫詩，并幫他修改詩歌。這就出現了悖論，一位贊譽那個時代的老詩人怎么會培養出一位痛恨那個時代的小詩人？師徒二人是怎樣實現思想上的裂變的？為了自圓其說，陳明遠杜撰出這些信件。他解釋說，郭沫若贊譽那個時代，是違心的表態，他的真實態度體現在他的書信中。陳明遠造假的書信被丁東等人大肆渲染后，逐漸出現在郭沫若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中，成為很多學者深信不疑的“事實”。但是，除了這些偽信外，我們在任何郭沫若留下的文字中都找不到他對那個時代的詛咒和痛恨，對自己行為的自責和悔恨。郭沫若是那個時代的領導者和重要建設者，他熱情投入到那個時代的生產和建設之中，他是那個時代的有機知識分子，即便他對那個時代的具體策略有不同意見，他也不會違背組織原則，用冷嘲熱諷的語調向一個只有通信關系的年輕人傾訴。當下有些知識分子，習慣于漂浮在任何階級之外，對任何生產和建設都指指點點、冷嘲熱諷。如果將這種傾向移情于郭沫若身上，那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去和郭沫若及他的時代對話。

2012年，“騰飛中國：文化紀事 (76) 郭沫若與領袖和詩”節目視頻中出現了《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首詩，未給出處。后來，高曉松在他那套影響甚大的《魚羊野史》中也提到了這首詩，將詩名寫成《毛主席，你賽過我的親爺爺》，但同樣沒給出處。(7)如今，這首詩在網上廣泛流傳，網上給的出處是《郭沫若文選》第12卷第765頁。這樣的《郭沫若文選》根本就不存在。我曾長期參與編撰《郭沫若年譜長編》和《郭沫若全集補編》，為了查找郭沫若佚作，多年來查閱了多種民國以來的報紙雜志和檔案，但都沒有找到這樣的詩。

網上還廣泛流傳了一封康生的信件，信件是寫給“比目魚同志”的，內容是“若論書法，我用腳趾夾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寫的強”。這封信被很多人引用，但如果仔細考察，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偽造的。首先，手札內容沒有上下文，十分突兀，不符合寫信常規。大家讀名人手札，開頭至少會交代為啥寫信？此外噓寒問暖，此致敬禮也都得有。這封信什么也沒有。其次，手札都會有落款日期，一般是月日，至少也有個日子。但這封信也沒有。再次，康生城府深，又是中共高層，如果不是特別好的朋友，他不可能在信件中明目張膽鄙視另一高層人物，但康生的朋友中并沒有比目魚這個人。據知情人稱，比目魚是一個字庫，這幾個字是集字。

《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和康生偽信這兩份偽造材料有著同一目的：將郭沫若塑造成跪舔權力卻不受權力待見的下流文人。這極大抹黑了中共高層內部的同志關系。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十分重視文化工作，十分尊重郭沫若。郭沫若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是革命同志，他們為了共同的理想奮斗，存在著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也存在著分工合作的關系。作為一名共產黨員， 郭沫若始終真心佩服毛澤東。在抗戰時期，他和毛澤東多次書信往來；在20世紀50–70年代，他和毛澤東詩詞唱和，并寫了一系列文章闡釋毛澤東詩詞。當然，革命道路是曲折的，由于認識上的不一致，他們也有分歧的時候。從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式開始，

毛澤東多次否定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郭沫若遲至1974年2月才以七律《春雷》表態，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其間，郭沫若身上的壓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由此看來，郭沫若對毛澤東絕非諂媚。偽造《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將現代的革命同志關系扭曲為君臣關系，將革命文人歪曲為封建佞臣，事實上是將社會主義社會等同于封建社會，從而阻礙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入思考。

二

魯迅逝世后，中共將郭沫若定位為繼魯迅之后文化界的旗手。1941年，周恩來在重慶發起郭沫若50壽辰暨創作生活25周年的紀念活動，并在《新華日報》發表《我要說的話》：“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范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斗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斗到底的。”(8)這次講話確定了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領導地位。郭沫若逝世后，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次確認“他是繼魯迅之后，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9)

作為文化界的主將和旗幟，作為共和國主管文化工作的國家領導人之一，郭沫若是如何和其他文化人相處的呢？這些年來，有輿論認為郭沫若對待其他文化人態度兇狠、痛下殺手，把郭沫若塑造成置知識分子于死地的酷吏。這些建立在不實之詞基礎上的輿論，并不單單指向郭沫若個人，而是要將郭沫若代表的革命文化涂抹成刺眼的黑色。

很多人對沈從文在1949年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深表痛惜。在追究沈從文改行原因時，他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作為主要因素。汪曾祺認定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10)陳徒手引周有光語：“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11)

真相是否如此呢？1946年底，國共和談失敗，回到延安的周恩來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孤立那反動獨裁者，需要里應外合的斗爭，你正站在里應那一面，需要民主愛國陣線的建立和擴大，你正站在陣線的前頭。艱巨的崗位有你擔負，千千萬萬的人心都向往著你。我們這一面，再有一年半載，你可看到量變質的躍進。那時，我們或者又攜手并進，或者就演那里應外合的雄壯史劇。”(12)作為郭沫若在中共黨內的直接領導，周恩來交給郭沫若的任務是在國統區領導“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斗爭，從黨內紀律的角度來說，郭沫若必須執行周恩來的指示。而在這期間，沈從文三次在文章中站在“反動獨裁者”的一邊，為了完成“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任務，郭沫若需要批評沈從文的言論。

沈從文在1946年10月發表《從現實學習》，批評昆明的民主運動，認為聞一多的被國民黨暗殺是“愚人的一擊”；曲解國共和談，認為中共與民盟爭取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的否決權是為了搶官做。對于這些糊涂言論，文協上海分會在年終會議上點名批駁，民盟成員王康也在《文匯報》發表萬字長文《沈從文批判》進行反擊。郭沫若在1947年元旦前后先后在《路邊談話》《新繆司九神禮贊》兩篇文章中不點名批評沈從文的觀點。這顯然是留有余地，希望沈從文能夠認清真相，不再發表不合時宜的言論。但沈從文并沒有吸取教訓。

1947年1月，沈從文發表《新書業和作家》，認為職業作家生存艱難是由于出版業不健全， 創造社的失敗是因為在出版競爭下經營不善。郭沫若看完文章后寫下了《拙劣的犯罪》。他認為職業作家生存艱難是因為政治不民主，并澄清事實說，創造社是被國民黨查封的，從而有力地批駁了沈從文為了推卸政府責任而歪曲歷史真相的做法。

沈從文在1946年9月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中，認為年輕人奔向張家口是參加“熱鬧”， 作“無望流血”，他要“鼓勵更年青一輩，對國家有個新看法”。張家口當時是解放區代名詞， 年輕人去張家口是參加解放軍的。1947年10月，民盟因國民黨的壓迫停止了在上海的活動。沈從文在《一種新希望》中認為民盟失敗的原因在于“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托希望又過大”，意思是說民盟失敗為咎由自取。

沈從文這些文章的意圖是鮮明的，他在幫助國民黨推卸責任，并批評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是“無望流血”。對于肩負“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任務的郭沫若來說，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 郭沫若在1948年發表的《斥反動文藝》中，認為沈從文的《摘星錄》等小說為“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并批評沈從文“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忠于國民黨并踴躍建言獻策。

1949年后沈從文的轉行的確跟輿論批評有關，但批評主要不是來自郭沫若。1949年9月， 沈從文給丁玲寫信說，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作成個人傾覆毀滅”。(13)但當時郭沫若的公開身份既不屬于中共，也不屬于民盟，而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可見郭沫若的批評對沈從文的壓力其實并不大。

盡管沈從文給丁玲的信中談到了壓力，但這壓力也是有限的。解志熙教授認為，面對輿論批評，“沈從文也不驚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城，威嚴而和氣，沈從文看得高興，覺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該當一名隨軍記者，可見他的自信還在；并且在這前后，一些地下黨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級干部陳沂等，都去看望過沈從文、安慰過沈從文，他又有什么好驚慌的？”(14)他的說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事實上，1949年后，人民政府給了沈從文很多機會，派他去華北革命大學學習，讓他參加川南土地改革，但他在這個過程中自以為是，以致思想改造不成功，所以創作不出得到認可的作品來。1953年開明書店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合并，開明書店寫信告訴他，他以前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小說不適合新社會了，因此把紙型燒了。這給他很大的打擊，是他轉行的最終因素。盡管如此，他在1949年后還是寫了不少詩歌和散文，只是風格大變，不適合現在文學史家的胃口罷了。

綜上所述，沈從文的轉行是多種原因造成的，郭沫若的批評只是很小的因素。部分學者和輿論夸大郭沫若的作用，是為了將郭沫若打扮成置人于死地的酷吏形象，從而拒絕與郭沫若及其所領導的革命文化對話。

除沈從文外，郭沫若在胡風事件中的表現也被詬病。有些網絡文章危言聳聽，說郭沫若主張判胡風死刑，依據是郭沫若發表在《文藝報》1955年6月15日第11號上的《嚴厲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這篇發言認為：“幾年前，我們曾經進行過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好些反革命分子經過鎮壓之后，幾年來，有的已經得到了改造，可是，像胡風這樣的人，他二十年來，一貫地在革命的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的最頑惡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這里的“嚴厲地鎮壓”，后來被解讀為“判死刑”。

郭沫若的發言需要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不能孤立出來。發言開頭就說：“剛才聽了好多同志的發言，認為我們這次揭發了胡風和他的小集團的反革命的陰謀活動，是黨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我是完全支持這一意見的。”發表郭沫若文章的當期《文藝報》上，還以《堅決徹底粉粹胡風反革命集團》為總題，發表了茅盾、曹禺、周立波、張天翼、王朝聞、白朗、艾青、臧克家等作家的文章。他們的嚴厲一點不亞于郭沫若。茅盾在文章中說，他看了《人民日報》最新公布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對編者按印象深刻。這則編者按針對胡風集團不過是文化界的少數野心家的說法，認為“說這樣話的人，或者是因為在本階級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們；或者是因為政治上嗅覺不靈，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還有一部分則是暗藏的反動分子，或者就是胡風集團的人，例如北京的呂瑩。”茅盾由此認為，胡風集團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是階級斗爭。此外，艾青的發言題目是《堅決鎮壓反革命匪徒》，白朗發言的題目是《我們要展開殲滅戰》，楊朔發言的題目是《嚴懲奸特，依法鎮壓》，都充滿了火藥味兒。

文藝界之所以對胡風集團如此嚴厲，一是因為《人民日報》定性了，二是因為在公布的胡風反革命材料中，有胡風在大革命失敗后為國民黨寫的清黨的文章，有胡風在解放戰爭期間與朋友們的通信，表現出對解放軍和中共不信任。對于當時的中共知識分子來說，這些材料所反映的胡風的表現當然是反黨的。

《嚴厲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是在會議上的表態文章，郭沫若真正用心寫的關于胡風的文章根本就沒有發表出來。這篇文章寫于1955年，具體寫作日期不詳，題為《胡風的思想本質和它的淵源》。郭沫若用毛筆寫了整整39頁，寫好后進行了仔細修改，其中有大段的文字被刪去，并在稿子的空白處補充了很多文字。文章詳細論證了胡風思想和辯證法的對立、胡風思想和文章與日本轉向文人的思想和文風間的關系，并說明了胡風長期以來和左翼文人之間分歧的實質。文章最后說：

胡風先生，假使他容許我向他勸告的話，我要勸他放下更大的決心，把他自己的矛盾統一起來。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大家所歡迎的，但必須表里如一。我相信愛護胡風的朋友們也必然會這樣期待著他。

我自己也是必須經常進行思想改造的人。錯誤是人所難免的，但我們決不要堅持錯誤。往前看吧，整個的國家都可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難道一個人就不能改造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嗎？

請讓我們共同努力！

郭沫若在這三段文字中，分明是以最大的善意勸告胡風改正錯誤，成長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郭沫若還以身作則勸誡胡風進行“思想改造”。這根本不是敵我矛盾，而是朋友間的談心。這篇未刊文和郭沫若的發言在態度上是不一樣的。這篇文章郭沫若寫得那么認真，肯定希望發表，最后沒能發表的具體原因不得而知。最有可能的是這篇文章寫在《人民日報》公布《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前。這些材料公布后，郭沫若這篇文章再發表也就不合時宜了。

胡風事件是復雜的，1978年后，輿論對胡風給予了過多同情，而沒有在真相上開展更加扎實的研究。郭沫若在胡風事件中的表現是復雜的，絕對不是所謂主張判胡風死刑這樣簡單的結論所能概括的。輿論一方面忽略了胡風事件中文化界的反應，另一方面對胡風的思想和過往的表現缺乏深入研究，只是單純從同情胡風的角度出發，將所有的“惡”都歸諸郭沫若，這明顯是拒絕進入歷史深處。

作為共和國科學文化戰線的重要領導人，郭沫若對于知識分子一貫采取保護的態度。1951年，中國科學院語言所研究人員馬學良在他的《撒尼彝語研究》中歌頌了傳教士，引起了陸定一的重視，要求中國科學院采取具體措施，“使此類政治錯誤不致發生”。(15)中國科學院做了檢討，郭沫若在總結中一邊指出馬學良的錯誤，一邊要求保護馬學良：“國內少數民族的語文研究者不多，像馬學良同志這樣對于少數民族語文有素養的學者，我們是應該珍惜的。這次所犯下的錯誤，主要是由于我們負行政領導責任的人幫助不夠，但馬學良同志卻能夠認真檢討，接受批評，為我們的學術界樹立了一個良好的作風，我們認為是難能可貴的。”(16)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后來回憶說，郭沫若在反右斗爭中主張保護科學家，中國科學院由此向中央打了報告，中央同意中國科學院的意見，“保護了不少好同志”。“我們雖然減少、減輕了對科技人員的傷害，但還是傷害了一些同志。如果不是有像郭老這樣的院長關懷幫助，我們在當時‘左’ 的思想影響下，犯的錯誤還要大。”(17)這跟我們現在一些學者和輿論所塑造的郭沫若的“酷吏” 形象，相差是多么大啊。遮蔽歷史的復雜性，片面夸大某一事件，這樣得出的結論必然是扭曲的，和歷史真相不符合的，也是有意拒絕和歷史對話。

三

郭沫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領軍者，在古文字和古代社會研究等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一些國內學者與海外學者遙相呼應，指責郭沫若在學術上存在抄襲剽竊等不端行為，或者認為郭沫若的學術研究是為了獻媚，從而將郭沫若的學術研究放逐到嚴肅的學術領域之外，這是“妖魔化”郭沫若的第三條路徑。

郭沫若因為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被國民黨通緝，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在流亡日本的十年期間，郭沫若并沒有消沉，而是抱著“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的情懷，開始了中國古代社會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他在這些領域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就， 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十余部學術著作，獲得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中國學者魯迅、錢玄同、董作賓、容庚等人都對郭沫若的學術貢獻給予了高度肯定。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國參加抗戰。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對大后方的學者文人加強管制，郭沫若不能直接從事抗戰宣傳了，于是埋頭研究先秦學術思想史，出版《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這兩部著作代表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學術研究的新高度，受到了聞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推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花大力氣完成了《管子集校》，被著名學者馬非百評價為“解放以來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評繼承祖國遺產的巨大著作”；(18)他還繼續考證青銅器銘文，指導考古發掘，發起蘭亭論辯，最后完成《李白與杜甫》，可謂筆耕不輟、卓有貢獻。

但是，對于這樣一位有著突出貢獻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代表性學者，很多人卻深文周納， 將他的研究定性為“抄襲”或者“獻媚”，目的是將其束之高閣，打入另冊，不得翻身。

最先對郭沫若學術研究發難的是美籍華人漢學家余英時。1954年，他在香港《人生》半月刊分三期連載《郭沫若抄襲錢穆著作考——〈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指責《十批判書》在材料和觀點上大量抄襲《先秦諸子系年》。余英時多次提起舊作，并在四十年后將其收進《錢穆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余英時已經是著名學者，又“言之鑿鑿”， 故而很多人深受影響。一貫喜歡湊熱鬧的丁東就曾在《博覽群書》上發表《學術中不能承受之輕》，大力渲染余英時的觀點。1998年，丁東還將余英時的《互校記》收進他編的《反思郭沫若》， 進一步為余英時造勢。

余英時毫不掩飾他在1949年讀到郭沫若贊揚斯大林的詩歌后所生的“偏見”，他在這種“偏見”之下對郭沫若“抄襲”的指證，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比如，他一口咬定郭沫若在論述秦始皇與呂不韋關系時所引的王世貞的某書抄自《先秦諸子系年》。王世貞這本書一般人很難見到，屬于生僻史料。《先秦諸子系年》所引的書名是《讀書后辨》，而《十批判書》引用時書名則為《讀書后記》。余英時在引用《先秦諸子系年》時卻篡改原文，寫成“王世貞讀書后記辨之曰”。其實，王世貞這本書的名字為《讀書后》，錢穆根本就沒有看到這本書，只是從《史記志疑》引出。而郭沫若沒有和錢穆錯得一樣，說明郭沫若根本沒有抄襲錢穆。可笑的是，為了說明郭沫若抄襲，余英時將郭沫若和錢穆所引的書名統一，于是替錢穆將“讀書后辨”改為“讀書后記辨”。余英時這種篡改史料的行為，才是真正的學術“不德”。此外，在余英時的《互校記》中，“凡《十批》論諸子所引用的材料見于《系年》的，便斷定《十批》關于此子的研究‘抄襲’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見于《系年》的，以及對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于《系年》的，余英時就視而不見了。”“余英時存有偏見，甚至于連一些常見的基本史料或已經成為學者們基本常識的論點，都要把發明權歸于錢穆名下而指責郭沫若抄襲。”(19)可見余英時的別有用心、深文周納。

在余英時看來，《十批判書》是郭沫若學術的最后結晶，只要《十批判書》抄襲成立，“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20)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將郭沫若的學術成果都置于不可對話之列。但余英時未免太狂妄了，如果說他的“偏見”導致他不認可1949年后大陸學界對郭沫若的高度肯定，難道魯迅、錢玄同、董作賓、容庚、聞一多、朱自清等人的評價都是虛偽的？難道1948年選郭沫若為院士的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們都在造假？奇怪的是，就在余英時的栽贓已經被翟清福、方舟子等人揭露了20年后的今天，還有青年學者在文章中認為《互校記》“抉發近現代史上一樁隱而不彰的學術不端事件，展示了以校勘作為文史研究的進路、分析工具的可能性”。(21)這種不了解研究進展人云亦云的學術武斷，體現了余英時將郭沫若打入另冊的初見成效。

余英時在1992年為《互校記》寫的第二則跋語中認為，1950年之后的郭沫若，“事實上已無時間也沒有興趣從事嚴肅的古史研究了”。“《李白與杜甫》，那是與章士釗的《柳文指要》屬于同一性質的作品。”(22)所謂不“嚴肅”，就是指不值得討論了。在余英時之前，錢鍾書1979年去美國訪問期間曾跟夏志清說，《李白與杜甫》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喜好，奉旨成書的。這大概就是余英時所謂的不“嚴肅”。這些觀點曾長期影響了學界對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等著作的評價。事實上，《李白與杜甫》并非迎合毛澤東之作，而是為了跟蕭滌非、馮至、傅庚生等學者的著作乃至上千年的杜甫研究、李白研究進行學術對話，是充滿叛逆激情的郭沫若向固化了的傳統意識的偏見所做出的學術挑戰，這種挑戰石破天驚，充滿了學術勇氣和魄力，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和分析。(23)而錢鍾書、余英時的“獻媚”、不“嚴肅”說將這一充滿創見的著作打入另冊，以致對此的研究長期得不到深入。

余論

將郭沫若《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認定為向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投機，將他抗戰歸國之后寫作的《蔣委員長會見記》認定為討好處于權力巔峰的蔣介石，這些做法都意欲將郭沫若塑造為無節操的墻頭草，阻止對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信念和革命策略的深入思考。20世紀50–70年代的郭沫若究竟是不是陰陽臉、陽奉陰違、逢場作戲？這涉及到20世紀50–70年代的社會和文化實踐究竟只是個別領導人的心血來潮，還是具有廣泛的精英支持和群眾基礎，也就是它的合法性問題。把郭沫若這位重要的共和國文化領導人塑造成置知識分子于死地的酷吏，事實上是要阻止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國的作用和地位的深入思考。污蔑《十批判書》《李白與杜甫》等郭沫若的代表著作為抄襲和獻媚之作，事實上是要抹煞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代表成果，拒絕和革命中國的主流學術展開對話。

中國的“短二十世紀”是復雜的，其內蘊的諸多面向尚待我們去發掘與對話。作為中國“短二十世紀”在文化領域的代表，郭沫若也是復雜的，長期以來，我們對他的研究其實并沒有深入展開。假造證據或者有意遮蔽歷史，把郭沫若塑造成“佞臣”“酷吏”“小人”甚至“渣男”的目的是要將革命文化打入另冊，將其從嚴肅討論對象中剔除。這種站在審判者的位置，以簡單粗暴而且傲慢無禮的方式拒絕與20世紀中國對話的行為，事實上阻斷了我們通過歷史重建自我主體的道路。欲滅其國、先滅其史，說“妖魔化”郭沫若的行為是自毀文化長城、阻礙對中國“短二十世紀”文化傳統的繼承的重要表現，當不為過。

本文注釋

(1) “短二十世紀”最初由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提出，汪暉在《短二十世紀》一書中將中國的20世紀界定為從1911至1976年為止，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

(2) 汪暉：《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上）——薄弱環節的革命與二十世紀的誕生》，載《開放時代》，2018年第5期。

(3) 徐徑：《寒風陣陣雨瀟瀟：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文藝思想和詩歌創作分析》，載《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4) 丁冬編：《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5) 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6) 詳細分析見李斌：《建立在“偽史料”基礎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載《當代文壇》，2018年第1期。

(7) 高曉松著：《魚羊野史》（第1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93頁。

(8) 周恩來：《我要說的話》，載《新華日報》，1941年11月16日。

(9) 《在郭沫若同志追悼會上鄧小平副主席致悼詞》，載《人民日報》，1978年6月19日，第2版。

(10)   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載沈從文：《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2頁。

(11)   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載《讀書》，1998年第10期。

(12)   周恩來：《迎新年，話時局——致郭沫若》，載《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71頁。

(13)   沈從文：《致丁玲（19490908）》，載《沈從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49頁。

(14)   解志熙：《愛欲抒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下）》，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12期。

(15) 《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陸定一副主任致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的信》，載《科學通報》，1951年第10期。

(16)   郭沫若：《〈撒尼彝語研究〉檢討·結語》，載《科學通報》，1951年第10期。

(17)   張勁夫：《深切懷念老院長郭沫若同志》, 載《懷念集》,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39–40頁。

(18)   馬非百：《對〈管子集校〉及所引各家注釋中有關〈輕重〉諸篇若干問題之商榷》，載《郭沫若研究文獻匯要》（第10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166頁。

(19)   翟清福、耿清珩：《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評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載《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0)   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載曹劍編：《公正評價郭沫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第204頁。

(21)   王賀：《作為研究工具的校勘之學》，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94期，2016年8月21日。

(22)   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跋語二，載曹劍編：《公正評價郭沫若》，第255-256頁。

(23) 詳細分析見李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述動機發微》，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