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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從毛澤東號召我們學點形式邏輯談起

點擊：4252 作者：??紫虬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2-26 10: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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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形式邏輯認識的層層遞進

1938年春，毛澤東同志在發表《論持久戰》一個多月前，放下正在閱讀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先讀了新收到的《邏輯與邏輯學》。據毛澤東讀書日記，一天一口氣讀了93頁，“甚感新鮮”[1]，可見對形式邏輯和對軍事著作同等重視。在正值日寇全面進攻，中華民族危亡之際，毛澤東越是戎馬倥傯，越是重視思維工具，因為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澤東之所以“甚感新鮮”是有所指的。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哲學界在批評德波林學派，捍衛列寧的辯證法、邏輯、認識論三者一體原理時，也出現將形式邏輯等同于形而上學的傾向[2]，毛澤東1937年7、8月間寫作《矛盾論》時個別提法就受到影響，而新鮮感，則是對非主流意見蘊含的客觀性的欣賞。1940年斯大林沖破學術界定見，提倡學習形式邏輯以后，蘇聯哲學界不再否定形式邏輯，但認為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是初級和高級的關系，這一轉變，來自于恩格斯的認識。

恩格斯說：“初等數學，即常數的數學，是在形式邏輯的范圍內活動的，至少總的說來是這樣；而變數的數學——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積分——本質上不外是辯證法在數學方面的運用。”[3]

五十年代，我國學者在圍繞教科書和恩格斯的觀點討論時，毛澤東同志支持形式邏輯學者、哲學學者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開展爭論，“不能讓自己的脖子長別人的腦袋”[4]。毛澤東本人，也在不斷總結學習實踐中，逐步形成對形式邏輯的成熟認識。建國初，在《矛盾論》再版時，刪除了與形式邏輯等同于形而上學相關的個別語句[5]。在我國學者討論形式邏輯中，毛澤東從實踐第一出發，支持了周谷城、王方名等學者的意見。針對干部隊伍中在會議、文件、學習中時常出現的思維邏輯混，1958年6月17日，毛澤東同志提出：“形式邏輯本來就是形式的，要把它同辯證法混同，甚至改成辯證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門獨立學問，大家都要學一點。”[6]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澤東明確地說：“說形式邏輯好比低級數學，辯證邏輯好比高等數學，我看不對。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同辯證法不是什么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系。”[7]

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觀點，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者對革命導師個別論斷的科學態度，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大家與經典作家不同視角的差異，這個差異，和恩格斯把數學的發展看成完全的形式，以及形式與內容能動結合的發展過程有關。毛澤東對形式邏輯的肯定，更多的是對日常工作思維形式的總結。如同1940年，處在二戰期間的斯大林提倡干部學習形式邏輯，否定蘇聯哲學界流行的形式邏輯等同形而上學一樣，毛澤東進了一步，強調了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都是一門專門的科學。三位導師的認識，既是和形而上學的斗爭，也反映了認識上的層層遞進。毛澤東同志晚年對形式邏輯的觀點，被一些哲學家接受，如金岳霖認為，“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門學科……相輔相成”[8]。

從毛澤東同志對形式邏輯的認識過程看，這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有資料記載——上世紀六十年代，群眾曾爭論對毛澤東思想是否也可一分為二，受到檢舉被公安部門抓了起來，面對請示，身居高位的陳伯達等官員不表態，實際上默認、助長了形而上學，間接維護了自反右擴大化以來，因黨內極左思潮導致的政治生活中一些不正常的氛圍。有人在會上就此詢問毛主席，“主席聽了就説：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爲二？我昨天講的話和今天講的就有不一樣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當然是可以一分爲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負責公安的領導得知后立即安排釋放了所有相關被抓的人。——這個認識過程恰恰說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認識論就是社會實踐和辯證、邏輯、認識論的統一，毛澤東思想就是在不斷的辯證否定中，在同錯誤和片面性斗爭中發展并走向輝煌的。離開這個過程，談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輕率的，也必將受到歷史的嘲笑。

二、常見的不守邏輯現象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毛澤東同志晚年對形式邏輯的觀點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視。自毛澤東同志去世后，中國社會主流話語中的形式邏輯水平就開始進入了下降趨勢。

其中一個常見例證是，流行“中性論”，或違反“矛盾律”，矛盾雙方同時為真；或違反“排中律”，矛盾雙方同時為假。在性質上，傾向于用自然領域中物的無階級屬性混淆社會領域中人的階級屬性；在哲學方法上，用矛盾運動中的可轉化性否定矛盾自身的不可調和性，否定事物普遍存在的兩重性。

例如，認為市場經濟是中性的，市場經濟中的雇傭勞動制度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違反矛盾律；所有制是中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淡化所有制成分，違反了排中律；競爭是中性的，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公平的，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是市場等價交換的結果，總之，含有雇傭勞動制度，剩余價值歸私有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沒有根本矛盾”等。再如按西方經濟學家薩伊總結的生產要素分配已兩百余年，在理解“確立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時，如果看不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質的區別和對立，或者在雇傭勞動制度調配了80%以上勞動力商品資源的現實下，空談“按勞分配主體”，在認識和實踐上就陷入違反“矛盾律”的邏輯矛盾中。

回避矛盾律，排中律，“中性論”就繞開了剩余價值歸誰所有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上，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上產生混亂，產生大量的似是而非的思想、理論、實踐上的邏輯混亂。

三、習近平對三個邏輯的論述

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委員會新成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研討會上，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我們黨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

在談到市場經濟時，習近平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

在十九大上，習近平進一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斗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是堅持黨的本質屬性、踐行黨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的系列觀點批駁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白馬非馬”論式的否定，指出不能用中國特色否定社會主義基本性質，不能忽略“社會主義”定語談市場經濟，否則必然導致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混亂。

四、岐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邏輯淺析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10]

列寧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消滅階級”[11]，“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12]“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13]

中國在以農民為主力軍的革命勝利以后，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繼而實施了人民公社、遵守價值規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繼續革命、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四個全面”、“五位一體”，這些實踐，前無古人，舉世無雙，無論是成功經驗，還是成功之母的教訓，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探索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前導帶領下，中華民族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前仆后繼、代代相傳的挑戰。

黨的十四大對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進行了綜合：“在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上，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長期以來，在理解社會主義本質論方面，我們隊伍中存在著幾個違反邏輯的傾向：

1、混淆假言判斷的邏輯關系。

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是必要條件關系，必要條件的推理規則：

肯定發展生產力不能肯定共同富裕，但肯定（實現）共同富裕就能肯定發展生產力；
否定發展生產力就能否定共同富裕，否定（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否定發展生產力。

如果把這種必要條件的關系看做了充分條件關系，以充分條件的推理規則，則成了荒謬：

肯定發展生產力就能肯定共同富裕，肯定（實現）共同富裕不能肯定發展生產力；
否定發展生產力不能否定共同富裕，否定（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就能否定發展生產力。
簡言之，只要發展生產力，就可以共同富裕。

換句話說，沒有發達的生產力，不可能完成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任務。離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即使達到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2、二元論。脫離生產關系談生產力，不談一切生產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是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生產，不僅是邏輯不清、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不扎實的表現，在發展生產力實踐中，必然誘發忽視生產關系傾向，容易把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兩者彼此獨立。這些錯誤的性質，在哲學上割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具有明顯的二元論特征。

3、混淆概念的從屬關系。發達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共同必不可少的集合屬性之一，發達生產力對于社會主義，不具有排他性，無法區別于現代資本主義，因此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只是社會主義的固有屬性。

4、淡化特質。“共同”體現了生產和分配的生產關系，“富裕”體現了生產力要求和程度。社會主義的唯一性本質，可以濃縮為“共同富裕”，把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平列，同義反復，側重了生產力，淡化了生產和富裕的“公有共同”性。

5、混淆手段與目標。共同富裕是目的，發展生產力是手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為了人民共同富裕，向消滅階級、社會大同的共產主義目標前進，為此，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靠社會主義制度去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而平列，就混淆了目的與手段的區別，也就混淆了生產力手段的資本主義可能性與社會主義目的唯一性的區別。用手段的重要性混淆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這是代表全黨作出的嚴肅、凝重、堅毅的總結，意味深長，字字千鈞。今天，再來重溫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4]

有的同志不無書生氣的認為，這個“聯系論”不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清晰，但是，站在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當下，按照歷史、理論、實踐三個邏輯反思，從“千辛萬苦”、“巨大曲折”和“根本成就”的角度，從歷史、社會對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戰略家、實踐家的檢驗，包括對七十年來我們隊伍中各種思想、路線、政策的檢驗，更多的人們會深刻的感悟到，這是事關中華民族命運的何等清晰的邏輯預判！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6周年。

注釋：

[1]《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

[2]［蘇聯］B.E.葉夫格拉弗夫主編：《蘇聯哲學史》，賈澤林、劉仲亨、李昭時譯，126-130頁

[3]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2頁

[4]《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892頁

[5]《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

[6]《毛澤東年譜》1958.6.17

[7]《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889頁

[8]金岳霖主編，《形式邏輯》，1979.10，人民出版社，10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10-11頁

[11]列寧：《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6-7），《列寧全集》第32卷4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