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正是由于醫療水平的提高,全民衛生狀況的改善,衛生習慣的養成,歷代中央政府重視對傳染病的防治,切實有效采取隔離防治措施,才使得上古時期帶著嚴肅與凄涼氣氛的除夕,變成了歡樂祥和的家族團聚與娛樂活動。這是中華文明自強不息,不斷奮斗才取得的豐碩成果。今年的除夕不幸趕上了新型肺炎,無形中又把除夕數千年曲折的歷史連接起來。人與病魔的千年之戰還將持續下去,我們有信心在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打贏眼前這場瘟疫之戰!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是中國人最盛大的傳統節日。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中,除夕這一天是這么過的:
早起貼春聯,貼福字,里里外外打掃衛生。下午開始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忙活晚上的年夜飯。晚上掛起紅燈籠,一邊享用豐盛的年夜飯,一邊看春節聯歡晚會。在爆竹聲中,迎來新的一年。
這樣一個歡樂祥和的節日,今年卻在武漢新型肺炎的籠罩下,蒙上了一層陰影。
然而你知道嗎,除夕這個節日,原本就記載了中國人與瘟疫(傳染性疾病)斗爭的漫長歷史。
任正非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以及毛澤東理論與商業實踐相結合,同時吸收西方商業實踐中優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條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我們從除夕所掛的“福”字開始講起。
從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來看,“福”是雙手虔誠地捧著酒壇(酉)敬神(示)的形象(圖A),是用“手”、“酒”、“示”三個部分組合成的會意字,原是以酒敬神,祈求福備(萬事順遂)的意思。整個字的意思是,雙手捧著一樽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獻,求得神主保佑。
福字的演變
與“福”字相對則是“禍”。意思是神因人的過犯而降下死難。禍由“示”(祖先神)和“咼”(表示旋渦)組成,“示”與“咼”聯合起來表示“祖先神欲陷子孫于漩渦”。
在古人的觀念中,祖先作為鬼神,既能福佑子孫,亦能加害子孫。甲骨文常有“(祖先)它我”的句子,“它我”即“害我”,因為“它”指“蛇”,“它我”指“蛇盤繞纏住我”。蛇的盤繞纏身很像水中的漩渦,是一種不由自主且難以擺脫的危險。古人用豐厚的食品祭祀祖先,目的是賄賂祖先,讓祖先受賄后不再加害子孫。
因此,貼福字和祭祖,就是古人賄賂祖先,不要加害于子孫。而所有加害手段中,最嚴重的就是瘟疫。
古人從游獵轉入農耕,建立文明,筑城聚眾而居。按照當時的畜牧水平以及人居環境,人類經常與野生動物接觸以及捕食野生動物,再加上當時的衛生醫療條件和認識水平,出現傳染病大流行簡直就是家常便飯。《周禮》載:”四時皆有癘疾“,《左傳》載:”天有菑癘“,《素問》載:“厲大至,民善暴死”。
因此,如何應對傳染病,也成為文明是否能存續的重要問題。
在戰國末期成書的《呂氏春秋·季冬記》中記載,當時的中國人在除夕這一天用擊鼓的方法來驅逐“疫疬之鬼”,每年將盡的時候要舉行“大儺”的儀式,擊鼓驅逐疫癘之鬼,是當時“除夕”節令的最重要的習俗。
今天我們看到的除夕的各種風俗,例如掛燈籠、放鞭炮、掛福字等,主要目的大都與驅逐疫癘之鬼有關,甚至除夕的“除”字,含義也是要將那些瘟疫癘癥全部趕走。
中華文化起源于“巫”。巫字從“工”從“人”,“工”的上下兩橫分別代表天和地,中間的“丨”,表示能上通天意,下達地旨;加上“人”,就是通達天地,中合人意的意思。
在中國古人的想象中,人死去就變成了各種各樣的鬼,這些鬼怪聚居在人界與鬼界的邊緣,會在某個時期出現在人間為禍人類。
最出名的主要有所謂魑魅魍魎魃等二十四鬼,就是魑、魅、魍、魎、鬽、魁、魃、魈、鬾、鬿、魀、魆、魊、魋、魌、魎、魐、魒、魓、魕、魖、魆、魋、魖,人世間的一切苦難,什么生老病死,什么流離失所,都是這些鬼類作祟。巫的作用就是跟這些鬼類談判,為人族謀求生路。
這些原始巫文化后來傳播到日本,才產生了所謂百鬼夜行的傳說。
其中有個叫做“魌”的,就是所謂的疫癘之鬼,掌管瘟疫,民間俗稱瘟神,多是面目猙獰,經上古以來的各種祭祀儀式,都曾經按照這種鬼怪的模樣做成面具,遂為后世所熟知,每每說到就會心生恐懼。
史書記載,“驅儺之事雖原始于黃帝,而大抵系周之舊制”,至少從西周開始,已經形成驅逐疫疬之鬼的風俗,將其簡稱為“儺”。古人把一切困難、災難、危難,都稱之為“難”,是因為有一種邪氣籠罩。“儺”表示人控制“難”。通過“儺”的巫術將“難”控制、驅趕。因此,便有了驅儺儀式。現在人通常將其理解為擺脫壞運氣,而古人的意圖主要是避免瘟疫的侵襲。
這個驅儺儀式是怎樣的呢?
商朝的時候就有大規模的驅儺儀式,那場面過于血腥,因為要用活人獻祭。商朝人喜歡做生意,算術水平特好,大概他們是這么想的:鬼神帶走的人命數量是有限額的,我已經殺了這么多活人祭品,鬼神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就不會再加害我們族人了。
不得不說,商朝人的腦洞開得還是挺奇特,這么一殺就是幾百年,不知道獻祭了多少人命。
西周進行了一場徹底的宗教改革,驅儺儀式就文明多了:“周官歲終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周禮·夏官·方相氏》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漢代大儒鄭玄對此注解道:“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章炳麟《訄書·原教下》:“則上天之祭,神怪魌頭之禓祓,自此始矣。”這個儀式大概是祭祀蒙著熊皮作法,驅趕戴著魌頭面具的人,就能把真正的疫疬之鬼“魌”趕走。
后來人們在出喪時,以米面做“魌頭”撒于道旁,讓人撿食,撿食者可避邪疫。由于魌頭可以俯拾即是,多數時候等同于占人便宜,不用付出就得到什么,謂之“占魌頭”,”吃魌頭“,在四川方言中尤為普遍。
唐朝時,驅逐疫疬之鬼的儀式已經演變為除夕夜里最熱鬧、最具群眾性的娛樂活動。
有詩為證:
驅儺吹笛又擊鼓,
瘦鬼涂面赤雙足。
桃弧射矢茅鞭打,
鼠竄引得眾歡呼。
在皇宮內,這是一場“殿上燈人爭烈火,宮中侲子亂驅妖”的盛大祭祀活動。
皇帝往往會率王妃、公主及大臣們一同觀看。表演人數常常上千,挑選十二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少年列隊,在宮城和皇城各門進行驅鬼和祭祀活動。每人分工各不相同,有穿著紅衣、紅帽,手執麻鞭的執事;有帶著面具,披著熊皮的方相氏;還有手持木棒的唱帥。
與此同時,長安及州、縣各地也會舉行驅儺活動,民間的驅儺活動雖沒有宮廷千人送疫的聲勢浩大,但同樣隆重、熱鬧,且更具娛樂性。
民間的驅儺儀式更像是一場大型的假面舞會,場面類似現代人過萬圣節。人們帶著猙獰的面具扮作各種鬼神狀,在激昂熱烈的鑼鼓伴奏下,跳著表現驅疫趕鬼的舞蹈,跳笑歡叫,一片沸騰。這樣熱鬧的活動自然吸引了大量市民駐足觀賞,以至于“引儺綏旆亂毿毿,戲罷人歸思不堪。”
問題來了,原本出于求生避禍的目的,帶著肅殺和恐懼的祭祀活動,是如何變成了一種群眾娛樂活動呢?
首先當然要歸功于中國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
中國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中,已經有對瘟疫的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指出,瘟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并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黃帝內經》記載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對于瘟疫防治的一大躍進,發生在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
據史書記載,東漢末年疫病流行,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
曹植《說疫氣》記載了疫病流行的慘狀:“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
文中明確指出:“癘氣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說明那時候中國人已經不再認為疫病是鬼神降禍,可以想辦法醫治,而無需“懸符厭之”。
這種客觀理性主義態度,為防止瘟疫開啟了一道門。
三國時期名醫輩出,大家都熟悉名醫華佗。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屠呦呦正是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
但是華佗更擅長外科,著名的是麻醉藥和開顱手術,華佗也因此被疑心病重的曹操所殺,這可能也是有記載的最早的醫鬧行為……
也正是因為曹操這一著名的“醫鬧分子”影響深遠,后世的中醫再也不敢提開刀,而是通過針灸、藥物等治療方法達到治愈的效果,中醫的外科技術逐漸沒落失傳。
史上最著名的的醫鬧事件
東漢末年真正對瘟疫做出巨大貢獻的名醫,是與華佗并稱為“建安三神醫”的張仲景(另外一位是董奉,中醫又被稱為“杏林”,就是來自他的典故:董奉醫術高明,治病不取錢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輕病愈者栽杏1株。數年之后,有杏萬株,郁然成林)。
醫圣張仲景
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出身名門望族,他官位最高的時候一度坐到了長沙太守的位置,相當于現在一省的省長。
哪怕身居如此高位,他治病救人的初心依然不改。按照漢朝的規定,官員是不應該隨意進入百姓住所的,而當時的醫生卻習慣于上門問診,那身為官員的張仲景,要如何為普通百姓治病呢?
最后的解決辦法也是出人意料,朝廷要求官員不能進民宅,但卻沒有規定百姓不能上辦公的地方找他,于是張仲景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規矩,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時候,暫停處理政務,打開大門讓需要看病的百姓前來問診。這種坐診等患者自行上門求醫的習慣,也被其他醫生承襲下來。
后來人們將坐診稱為“坐堂”,就是為了紀念最初在公堂為百姓診病的張仲景。
即使這樣,張仲景也沒有阻擋瘟疫侵襲長沙郡。幾番疫病下來,原本有兩百多人的張家,在短短十年間,就僅僅剩下五六十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死于傷寒。張仲景在悲痛之余,也深感自己醫術的不足,他又想到自己身為醫生都無法保全家人,那些不認識名醫的平民百姓,面對瘟疫豈不是更無力自保。
張仲景立下了一個改變了中醫格局的志愿:辭官不做,潛心研究醫術,他翻遍了自己能夠找到的古書,又多訪尋訪各地名醫,結合自己多年的臨床經驗,最終整理出一套完整的辯證論治方法,寫下了中醫歷史上第一部臨床治療的專著《傷寒雜病論》。書中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張仲景因此被稱為“醫圣”。
鐘南山院士不顧個人安危,前往疫區調查情況,可謂“當代張仲景”
為啥書名叫傷寒而不是瘟疫?因瘟疫多發生于下層民眾及囚犯,為貴族不喜,故改雅號為“傷寒”。《小品方》曰:“云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瘟疫,是由田舍間號耳。”因為歷史久遠,并因連年戰亂,再加上《傷寒雜病論》初成書時受限于傳播途徑,此書流傳并不廣泛,以至如今所見《傷寒論》各版本均有缺失。
隋朝末年,又出了一位名醫“藥王”孫思邈(541年—682年,年齡存在爭議,但最低估計也是百歲以上),在繼承前人防止瘟疫的成果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提倡講求個人衛生,重視運動保健,提出了食療、藥療、養生、養性、保健相結合的防病治病主張。
藥王孫思邈
孫思邈非常強調預防為先的觀點,堅持辨證施治,認為人若善攝生,當可免于病。只要“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體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強調“每日必須調氣、補瀉、按摩、導引為佳,勿以康健便為常然。”
唐朝建立后,孫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請,與政府合作開展醫學活動,唐高宗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唐新本草》,使得他的醫術得到廣泛推廣。
防治瘟疫,是從上到下的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僅是醫療工作者的事情,而是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其對其對各種資源的調動以及對組織能力的要求,不亞于打一場戰爭。在古代,只有在經濟發達且中央集權的中國,才能打贏這場戰爭。
到了唐朝,中國已經形成基本完善抗擊瘟疫綜合手段,無愧于當時全球頭號強國的稱號。
1.醫者首當其沖,抗疫名醫輩出
如前文提到的張仲景、華佗、董奉、孫思邈,其實還有很多名醫奮戰在抗擊瘟疫的第一線,比如《黃帝內經》的眾多作者、漢朝的恒景(重陽登高的起源)、費長房,晉朝的葛洪,隋朝的巢元方。這些醫者前赴后繼,戰斗在抗病的第一線上治病救人。盡管醫鬧分子還是時不時出現,他們還是不計較個人安危和利益,甚至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成為后世醫生的榜樣。
2、注重預防措施,不治已病治未病
即使到了今天,醫學手段突飛猛進,對于大多數傳染病也沒有什么好的對策,人類唯一消滅的傳染病是天花,即使是流行性感冒這種常見傳染病,由于病毒變異速度太快,也沒有太好的治療方法,因此預防就成為防治傳染病的重中之重。
先秦時代就已發明了十段錦,幫助人們強身健體,祛病保健,華佗發明了五禽戲,各種導引、練氣、養生的功法層出不窮,增強了人們的抵抗力,有效預防疾病。
中國醫學家最早發明了疫苗防治技術。早在宋朝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里的痘漿作為“生苗”,經過“養苗”、“選煉”,使之成為“熟苗”以后,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于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御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癥天花的發生。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后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并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伏爾泰在《哲學通信》中寫道:“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指種人痘)。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3.帝王承擔責任,官方免費抗疫
古代的許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時,曾發出詔書誠坦執政失誤,承擔責任,以安撫眾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級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組織的抗疫活動,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西漢的文帝,元帝和成帝,東漢的恒帝等都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漢代帝王還曾下令官員減少吃喝玩樂,削減馬匹坐騎,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災民。
從漢代起,就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幾乎成為官府朝廷抗疫的慣例。宋朝期間,瘟疫發病時政府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種痘預防天花。這是一個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廣防疫方法的例證。
4.設立隔離病坊,阻止疾病傳播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瘟疫的傳染性,并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古代人很早就開使用隔離的方法,切斷瘟疫的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
公元2年青州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可見當時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為隔離醫院,用以治療瘟疫患者。軍隊中打仗時,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離開來以防傳染。
唐朝時,佛教寺廟設立的“病人坊”用于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武帝滅佛后完全收歸國有。
武則天也是防病小能手
5.建立防疫管理,設立邊境檢疫
控制瘟疫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管理系統,并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國際間的傳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民間的醫戶制度,醫戶是政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戶要參加治療。
6.注意飲食衛生,保持個人清潔
飲食衛生和個人衛生不良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實踐中得來的經驗。秦漢時期的《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還有記載用佩蘭等草藥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飲食的衛生,不食用變質的菜飯。
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將水燒開了再喝,當茶飲普及之后,喝開水更成了全民普及的習慣,極大降低了傳染病發生的概率。
唐代茶圣陸羽
古人還注意到鼠類和不良食品可以傳染疾病,提出“鼠涉飯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魚等勸告。元代醫家還建議保持口腔清潔,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
中國很多地區至今還保持著古代傳下來的預防保健習慣,如上海人的冬季進補,廣東人的中藥煲湯,南方的端午節飲菖蒲和雄黃酒等習慣,很多都同預防瘟疫有關。
7.改善環境條件,藥物預防消毒
通過環境衛生的改善以減少瘟疫的傳播,很早就受到了人們相當的重視。
秦漢時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飲水池的記載,還認識到患病的動物和牲畜可以傳染疾病,切不可讓其污染水源。秦國時規定不可隨便放置垃圾,“棄灰于道者”要被處以罰款。當時城市內設有下水通道,管道多為陶制,逐節相連,可以排泄污水。這種裝置已經接近現代的下水道系統。
在瘟疫流行期間,還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
漢代時已有專門裝糞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廁所。當時城市里還設有公共廁所,稱為“都廁”,供大家方便。唐宋時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種樹以綠化環境,并設有嚴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損”。宋代還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8.普及醫學知識,加強醫學常識教育
普及疾病知識加強醫學教育是預防瘟疫的重要環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秦朝下令焚書時,醫藥書籍例外,保存了下來。
唐朝的太醫院相當于國立醫院,設有醫學、針灸、按摩等學科,另外還有地方的醫學教育機構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當時還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供緊急情況時使用。南宋時期中國創辦了最早的官立醫科學校,培養各科醫生。此外,各朝代都對以前的醫學藥學書籍進行過整理和研究。
9.官方免稅減租,疫區施財賑災
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實行過在大疫之年免稅減租,減輕民眾負擔,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
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后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后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補貼,中央政府通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各個朝代都有過在發生大疫后,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或開倉賑濟,或派譴醫生施藥救之。地方官府辦的“蕙民藥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妥善安葬亡者,救濟撫養遺孤
由于瘟疫的傳染性,未經妥善安置的尸體將進一步傳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環境。西漢時期,平帝曾下詔,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數賜與不等的安葬費。唐朝時期對瘟疫時期掩埋尸體十分重視,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發現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間下令,死者尸體一定要家人掩埋,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置。唐文宗時規定,患瘟疫家庭留下來的遺孤,如不滿是十二歲,一定要由親屬負責養育,官府提供兩個月的口糧救濟,孤兒名單要上報官府。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護生命,還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會的作用。
正是由于醫療水平的提高,全民衛生狀況的改善,衛生習慣的養成,歷代中央政府重視對傳染病的防治,切實有效采取隔離防治措施,才使得上古時期帶著嚴肅與凄涼氣氛的除夕,變成了歡樂祥和的家族團聚與娛樂活動。這是中華文明自強不息,不斷奮斗才取得的豐碩成果。
今年的除夕不幸趕上了新型肺炎,無形中又把除夕數千年曲折的歷史連接起來。人與病魔的千年之戰還將持續下去,我們有信心在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打贏眼前這場瘟疫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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