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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鬼與金融大鱷內外勾結，居然會導致亡國？

點擊：作者：北山浮生來源：察網發(fā)布時間:2017-12-01 10:32:04

大英帝國依靠獲得印度殖民地而一飛沖天，因此十分渴望將中國變成下一個“印度”。然而，一方面中國距離太遠，軍力投送有困難;另一方面，其他列強嚴防死守英國一家獨大，在中國展開激烈博弈，任何一個列強也不可能獨占中國，只能“利益均沾”。英國像控制印度那樣控制中國是絕對沒戲的。

英國的金融家們基于本國的歷史，看到了通過金融掌控清朝經濟命脈的機會。當年英國王室就是因為戰(zhàn)爭負債，向圣殿騎士團舉債，一步步落入金融陷阱。

通過金融布局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這一套手段我們熟啊!對于清朝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啊!清朝當權者則對外國人的算計毫無覺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提到英國對中國的金融掠奪，不得不提英國匯豐銀行。

上海匯豐銀行舊址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香港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中心，但金融匯兌仍需通過設在倫敦和印度孟買的幾家英國銀行和操控國際匯兌的大洋行來進行，這種現(xiàn)狀已經不能滿足對華貿易的實際需要。時任香港總督的羅便臣(第五任總督，也是史上最年輕的香港總督)，正打算把促進金融業(yè)的發(fā)展作為他任期內的一項重要職責。香港雖然已經有多家總行設在英國和印度的銀行進駐，但如果能有一家總行設在本地的銀行，則不僅可以適應急速增長的貿易需求，而且可以為港督殖民政府的公用事業(yè)出力。

1864年初，一位叫做托馬斯·蘇石蘭(Sir Thomas Sutherland)的英國人正乘坐大英輪船公司的“馬尼拉”號輪船，從香港駛往中國東南沿海的廈門、福州、汕頭。蘇石蘭的身份是大英輪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乘船航行速度之慢，讓旅途生活百無聊賴。恰好船上陳列著好多本《布萊克伍德雜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面一些關于銀行業(yè)的介紹，深深吸引了蘇石蘭。

幾個月以后，在與“渥太華”號郵輪的伊斯特利船長交談中，蘇石蘭得到一個重要信息，一些在孟買的商人成立一家“中國皇家銀行”，在印度招股2/3后，打算在中國招募余下的股份。時間就是金錢，在當晚蘇石蘭就寫出了匯豐銀行成立的計劃書。第二天，他拿著這份計劃書找到了香港著名律師波拉德，在波拉德的公關下，除怡和洋行外的香港著名商行(寶順、瓊記、大英、沙遜，德國禪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都在計劃書上簽字，成為銀行臨時委員會的成員。

在匯豐銀行的發(fā)起書上有這樣一段文字：

“在過去幾年中，香港以及中國和日本通商口岸的內外貿易增加得這樣迅速，使人們感到新增銀行業(yè)務，已刻不容緩。

中國境內其他外商興辦的本地企業(yè)興隆旺盛的情形，清晰的表明這些公司已經獲得了最優(yōu)厚的利潤，它們擁有本地利益集團的業(yè)主和股東，它們的支持，構成了獲利的一個主要因素”。

1890年之前的在華國外銀行中，總行都在本國，銀行資本一般都以本國貨幣為單位，只有匯豐銀行是惟一的一個總行設在中國、資本也以在中國通行的銀元為單位的外國銀行。

匯豐的成立，實際上是將所有列名參加發(fā)起的洋行的金融業(yè)務合并成一家專業(yè)的金融機構，結束了由這些商業(yè)機構兼營金融業(yè)務的時代。這些洋行既是匯豐的發(fā)起人，又是它的客戶，彼此親密無間，默契合作。

洋人抱成一團，結成利益共同體算計清朝，而清朝內部仍然是勾心斗角，四分五裂。

晚清政局分為洋務派和保守派，彼此相互斗爭，而洋務派在曾國藩死后，又分化為若干派別，左宗棠和胡雪巖作為湘系集團，李鴻章和盛宣懷作為淮系集團，張之洞則自成一派。不同派系之間各自為政、互不隸屬，而且相互之間也存在著競爭甚至發(fā)生攻訐的現(xiàn)象，相互之間形成一種掣肘。

洋務派成天嚷嚷什么“以夷制夷”，但都是一幫眼高手低，光說不練的主，英國人在印度玩“以印制印”已經數(shù)百年了，早已是爐火純青。英國人利用清朝內部的不團結，特別是洋務派內部的派系爭斗，玩“以華制華”，得心應手，無往不利。

匯豐的第一筆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臺防借款，這也是清政府進行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借款。左宗棠西征阿古柏叛亂中，匯豐銀行又先后三次向其提供借款。這個阿古柏原本就是英俄爭霸中亞的棋子，既收英國人的錢，又收俄國人的錢，兩國都慫恿其向新疆擴張，以蠶食中國的領土。只不過后來俄國對阿古柏控制更深，英國不爽了，于是向左宗棠提供貸款，借中國人的手教訓俄國人。

由于這些借款，匯豐銀行拉近了與湘系集團的關系。湘系集團的人以為匯豐集團借款是幫自己排憂解難，不疑有它，卻沒想到一步步掉進了精心設計的陷阱。

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后，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以簽訂《中俄伊犁條約》聞名天下，因為根據這一條約，俄國將已經占領的伊犁歸還清政府。此舉得到了英、法、美等國異口同聲的夸贊。外國人控制的各大權威報紙的盛贊："中國的天才外交官曾紀澤創(chuàng)造了外交史上的一個奇跡，他迫使大俄帝國把已經吞進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來。這是俄國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

位于湖南婁底的曾國藩故居

大家一定要記住，一般西方人異口同聲夸獎中國的某個人，并不是這個人有多么優(yōu)秀出色，抬舉這個人的目的，多半是因為符合他們的利益。

實際上，根據該條約及其子約，中國雖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領土，但仍割讓了塔城東北和伊犁、喀什噶爾以西約7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不過是沙俄獅子大開口之后，坐地還價稍微降了點價而已。

一方面清廷其他的外交官水平太低，曾紀澤討還一點便宜就顯得鶴立雞群，另一方面，需要拔高曾紀澤的地位是因為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呢?匯豐銀行在1881年發(fā)行鈔票，請曾紀澤在鈔票上書寫題詞，將他的功績拔高，就可以增加清朝百姓對鈔票的信任，從而順利掌握發(fā)鈔權。

曾紀澤

匯豐銀行鈔票

大清子民一聽，匯豐的鈔票是我清朝的大功臣曾紀澤背書的啊，那肯定沒問題，用這個鈔票就是愛國行為，于是放心使用匯豐的鈔票。

清朝民間的資本匯聚到匯豐名下，進一步增強了其對清朝發(fā)動金融攻擊的能力。

正如第二次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法國人大量購買英格蘭銀行發(fā)行的國債，而這些資金大多成為英軍的經費，英國金融資本實際上是借助了法國人自己的力量打倒法國。經過一百多年的進化，英國金融業(yè)進步了很多，但還是萬變不離其宗：匯豐銀行借助中國人的民間資本形成的金融力量，通過金融手段打擊中國。

1882年，與左宗棠結盟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與歐洲貿易商對賭生絲貿易，大量囤積生絲。卻被精心設計的虛假消息誘入陷阱。

胡雪巖

英國金融資本為了讓胡雪巖上套，借助他們控制的上海《申報》(《申報》的幕后老板就是匯豐的老板)瘋狂制造輿論，炒作生絲市場的火爆行情。當時清朝的洋務派工商企業(yè)也開始發(fā)行股票，《申報》連續(xù)發(fā)表評論，給予股票正面評價，炒高股市行情。

當時的媒體信息十分匱乏，《申報》基本就是了解股市行情的唯一渠道，大清子民哪見過這種陣勢，以為這是天賜的發(fā)財機會，紛紛將壓箱底的資金都投入股市，甚至不惜向銀行借貸炒股，市場上流動性充裕，一片樂觀氣氛。

1720年，英國金融資本就是依靠炒作南海公司的股票，制造所謂的“南海泡沫”，一舉洗劫了英國傳統(tǒng)貴族階層的財富，令大量老牌英國貴族一夜之間傾家蕩產，令金融資本家不費吹灰之力，掌握了英國的政治大權。連大科學家牛頓都被深套，巨虧了一大筆錢。這么多年玩下來，金融資本家操縱股市搶劫財富的招數(shù)，早已玩得爐火純青。

南海泡沫破滅前，倫敦街頭炒股的火熱情景

胡雪巖再精明，也不是在金融危機的大風大浪中弄潮多年的外國金融家的對手，很輕易地墮入圈套。在耗盡自身的資金后，向匯豐銀行借了650萬兩銀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還一次，本息約50萬兩。次年，他又向匯豐借了400萬兩銀子，合計有1000萬兩。這兩筆貸款，都以各省協(xié)餉作擔保。

胡雪巖的悲劇是，他不光被老辣的外國金融家算計，洋務派內部還有人出賣他。出賣他的人就是李鴻章身邊的紅頂商人盛宣懷。

盛宣懷

盛宣懷費勁心思，打探到胡雪巖資金內幕。為了斗倒政治對手，他在胡資金最緊張的時刻，通知匯豐銀行動手，正中胡雪巖的要害。

《申報》一改前陣子的樂觀看多論調，開始瘋狂唱衰中國股市，股市應聲而跌。頭一次炒股的中國股民哪見過這種陣勢，市場恐慌蔓延，流動性驟然收緊。胡雪巖的錢莊迎來擠兌風潮，外資銀行也向他收貸，只能折價拋售生絲囤貨，龐大的胡氏商業(yè)帝國連鎖倒塌，巨虧一千多萬兩白銀。

這還不算，由此引發(fā)了連鎖的金融危機，從上海開始，波及京師、漢口、天津、寧波、杭州等地，僅上海一地，78家錢莊銀號關閉了68家，而停業(yè)的商業(yè)行號也有三四百家之多。金融崩盤的后果立刻危及各地商業(yè)、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等，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很大破壞，史稱“1883金融風潮”。

此次金融風暴一下子抽干了清政府的流動資金，胡雪巖郁郁而終，清政府迅速墮入英國編織的金融羅網之中。

胡雪巖故居

今年四月份，保監(jiān)會黨委書記項X波被查的時候，李總理就說了一句很重的話：“個別監(jiān)管人員和公司高管監(jiān)守自盜、與金融大鱷內外勾結等非法行為，必須依法嚴厲懲處、以儆效尤”。你看看，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嘛，一百年前已經有先例了!

盛宣懷倒是從此之后平步青云，實現(xiàn)了控制輪船招商局的夙愿，并應張之洞之邀，復返湖北籌辦漢陽鐵廠。之后，盛宣懷又受命擔任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職，成為洋務運動的真正掌舵人。

位于上海的盛宣懷故居

然而，此后清政府越辦洋務運動，外國金融家對清政府的控制越深，因為所有的大筆支出，都是通過向外資銀行借款完成的。由于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對匯豐等外資銀行的依賴。在庚子之變后，盛宣懷更是主張“東南互保”，使得清政府的統(tǒng)治基礎進一步瓦解，并為后來的軍閥亂世埋下了伏筆。

也就是說，盛宣懷其實就是清政府倒臺的最大“內鬼”!

如果換一個角度，二百多年來，江南士紳被清廷反復蹂躪，文字獄無數(shù)血淚，江南漢族對滿族統(tǒng)治者積怨甚深。盛宣懷就是備受清政府欺凌的江南士紳集團向清政府復仇的代表，那么他做的倒是很成功。什么反清復明天地會，什么興中會、同盟會，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件事上，貢獻都不如盛宣懷的貢獻大。

1877年，怡和洋行的大班凱瑟克加入了匯豐董事局，標志著主導清朝對外貿易的怡和洋行與掌握清朝金融命脈的匯豐銀行，這兩家最有實力的英資財團終于強強聯(lián)手。

雙方更為緊密的合作是在1898年共同組建了“中英銀公司”，怡和的代表是凱瑟克，匯豐的代表是倫敦分行經理嘉莫倫。這個公司后來改組為“中華鐵路有限公司”，專門針對中國進行筑路借款，怡和洋行負責承包修建鐵路、供應機車及鐵路附屬設施，財務上由匯豐銀行負責。相繼對滬寧、廣九、滬杭甬、粵漢、京贛、以及津浦南段等鐵路借款。

位于上海外灘的怡和洋行舊址

通過這些借款，英國控制了這些鐵路沿線的大部分地區(qū)，操縱了這些地區(qū)的原材料和礦產資源。進入20世紀后，匯豐銀行的實業(yè)放款已經廣泛延伸到了面粉、機械、皮革、化學、五金等眾多工業(yè)部門，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當時英美實行的是金本位，中國自從1581年實行一條鞭法一直到1935年實行這354年間，都實行銀本位。其實金銀本身本無優(yōu)劣高下，只不過相當于使用不同的貨幣而已。但是，由于英國人掌握了貿易和金融的主導權，中英之間貿易的定價權完全操控于英國人之手，使得黃金成為強勢貨幣，用白銀定價的中國商品遭遇系統(tǒng)性低估，再加上英國對中國大量輸入鴉片，中國持續(xù)兩千年的貿易順差逆轉，變成了大額逆差，加劇了中國的經濟衰敗。其他列強也紛紛轉向金本位，加入到掠奪中國財富的游戲中來。

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匯豐銀行還掌管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賬戶，其存款包括辦公費用、罰款和沒收款項、船舶噸位稅、以及各種手續(xù)費和其他特殊款項。

匯豐銀行成為外國金融勢力控制中國的一個縮影。匯豐和當時在華擁有特殊地位的英國官方勢力緊密結合起來，很快成為“大中華”地區(qū)金融資本之霸主，并成為大英帝國插在清朝身上吸血的管道，對于英國從中國進行金融掠奪，中國逐漸陷入積貧積弱的深淵，立下了永載史冊的“汗馬功勞”。

中國的第一條鐵路——淞滬鐵路，融資機構是匯豐;第一次運用近代化后勤體制的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左宗棠遠征新疆，其“大總管”胡雪巖雖出身中國舊銀號，但籌措資金的最大頭卻來自匯豐;“同治中興”、籌辦洋務、建設北洋艦隊、籌措甲午戰(zhàn)爭軍費，同樣少不了匯豐的影子;辛丑條約清廷向八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托收銀行的第一家就是匯豐;辛丑后清廷力圖重振，向英、德、法、俄四國大舉借債，承辦行是匯豐;清朝覆滅，民國“善后大借款”，承辦行同樣是匯豐。甚至連辛亥革命前后，清朝王公權貴的資產紛紛向國外出逃，也大都是通過匯豐實現(xiàn)的。

外資銀行的北京分行，基本都集中在東交民巷

隨著不斷借款，清政府的各項稅收與財政權力紛紛落入外國人之手，已經徹底淪為僵尸政府。外國金融機構借助清政府這張皮，源源不斷地從中國人民身上敲骨吸髓，中國淪落到比印度更加不堪的地位。

反觀日本，通過組建日本人自己控制的財閥，逐漸擺脫了受外人欺凌的地位，從而主宰自己的命運。通過甲午戰(zhàn)爭，日本從清朝賠款中進一步獲得了大量資本，進一步走上了工業(yè)崛起之路。英國為了遏制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向日本大量輸血，支持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后來美國為了挑戰(zhàn)英國的霸主地位，又把日本當作打手，增強其實力，終于把日本打造成亞洲霸主。

隨著實力的增長，日本的野心不斷膨脹，最終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

辛亥革命之后，外國對中國的金融控制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更加深化。民國初年袁世凱對“五國銀行團”的善后大借款，每年也是由各地匯入匯豐銀行等五家銀行。匯豐銀行從1916年起，取得了代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收存保管中國內債的權利，中國政府要想使用抵債后的鹽稅、關稅必須要經過它的同意。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總理后，為推行“武力統(tǒng)一”政策，鎮(zhèn)壓孫中山倡導的護法運動，不惜出賣國家權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1.45億日元。其中由西原龜三與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商辦議定的有吉會鐵路、滿蒙四鐵路、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和金礦、有線電信、參戰(zhàn)、交通銀行等八項借款，共計1.45億日元，這就是所謂的“西原借款”。

在西原借款中, 段祺瑞政府將東北的吉會鐵路、所謂滿蒙四路和吉林、黑龍江兩省的金礦及森林等以及全國的有線電信的財產和收入, 全部抵押給日本, 使日本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權益并控制了中國的電信事業(yè)。日本又在參戰(zhàn)借款的名義下, 派大批顧問鉆進段祺瑞政府, 派出軍官為段祺瑞訓練軍隊, 取得了段祺瑞編練的所謂“參戰(zhàn)軍”的指揮權。寺內正毅曾得意地說，通過向中國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經濟特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條”。西園借款使得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控制不斷加深，埋下了日本侵略東北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