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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伍繼紅的悲劇命運告訴我們，在社會以相對比較公平的方式所提供的大學教育中所獲得的知識與智商，已經不再是人生旅途中所向披靡的有利武器，只有發展于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的情商才是在現代社會中克敵制勝的法寶。

最近，我的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校友突然成了名人，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98屆畢業生伍繼紅的故事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居然淪為貧困地區的低保戶，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生結局。在人們的想象中，人民大學的畢業生即使不是錦衣玉食，也定當衣食無憂。

正因為如此，該事件才會在網上引發轟動，就連她母校的領導也親自出馬探望，熱心的校友們則紛紛解囊慷慨相助。我和伍繼紅在求學期間從未謀面，但卻是在同一時間走出人大校門，也就和她一起體會到了大學生自謀職業的艱辛。當然，我是有北京戶口的博士生，加上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經歷，在求職的道路上自然比來自農村的本科畢業生伍繼紅占有更大優勢。

如果不移民加拿大的話，或許我一輩子也無法理解伍繼紅為何會落到如此地步。那時，還未親身領教過西方式自由市場經濟厲害的我根本想不到，商品與市場所認可的只是賺錢的能力，學歷與才華從來不在它的考慮范圍之內，名牌大學的學位也就無從成為就業的可靠保障。

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并不需要改造社會與啟發民眾的學識，也無意提高國民的知識素養。資本家需要的是在現實存在的狀態下審時度勢進行商業決策的本領，是察言觀色建立廣泛人脈以販賣商品的技能。這樣一來，與這些活動無關的專業的畢業生也就很難在工作上大展宏圖，他們在職場上不受青睞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除了比爾?蓋茨及扎克伯格等極少數商界巨頭可以呼風喚雨以外，絕大多數日常的商業活動實在是不需要太多的書本知識與太聰明的頭腦，除非你的知識與頭腦能夠給企業帶來高額利潤。

在缺乏制度性人才保護措施的體制之外，有些時候名牌大學的學位反而會成為就業的障礙。據說，伍繼紅畢業后曾在某私人教育機構短期任職，后因不能適應公司的工作環境而辭職。我無從得知伍繼紅辭職的前因后果，但是不難想象，當她脫離體制內的生活軌跡，進入一個以賺錢為日常運營目標與衡量員工能力大小的盈利機構，那種所學不能用，所用非所長的殘酷現實，必會令其產生一種強烈的無能為力感，名牌大學的光環無疑更加重了這種痛感。

無可否認，伍繼紅對自己的人生命運負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或許象某些人所言，伍繼紅的情商真的不高。在一連串的生活打擊面前，她不幸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人生選擇，才無可避免地導致了今日難以挽回的人生悲劇。

然而，如果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就算不能如其所愿留京工作，她也會輕而易舉地得到一個體制內的好職位，過上溫馨舒適的小日子。即便是日后家庭的變故襲來，在工作單位的集體呵護之下，也會有驚無險地順利渡過難關，斷不會一再被迫做出令人震驚的婚姻選擇。

然而，計劃經濟的解體在徹底摧毀了對高學歷人才制度性的培養與保護之后，又進一步瓦解了對弱勢群體的制度性保障與支持。雙重社會保障的喪失要求伍繼紅必須完全依靠私人資源來應對一切生活難題，這就將初入社會又無任何家庭資源可供利用的伍繼紅推向了以一己之力克服重重難關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情商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呼之欲出。

伍繼紅的悲劇命運告訴我們，在社會以相對比較公平的方式所提供的大學教育中所獲得的知識與智商，已經不再是人生旅途中所向披靡的有利武器，只有發展于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的情商才是在現代社會中克敵制勝的法寶。

當貧寒子弟在學校里寒窗苦讀所獲得的知識，已經抵不過富家子弟在家庭生活中所自然習得的情商和順便沿襲的社會資源，寒門也就再也難出貴子了。當獲取成功的關鍵因素從大學這一社會領域轉向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社會規則也就以既成事實的方式公開認可了人生命運家族傳承的合法性。如果這一趨勢不能得到有效扭轉，階層固化的符咒將把整個國家的活力與創造力扼殺殆盡。

記得小時候常常在電視里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報道，哪里想到這樣的悲劇有一天會在神州大地我的校友身上上演。

伍繼紅的悲慘遭遇顯然是改革開放后一些人執意鼓吹與西方接軌的必然結果，唯一不同的是，在西方人們對伍繼紅式的人物早已司空見慣，視為常態，無論如何也不會造成如此轟動效應。

因此，我在大洋彼岸真誠地希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與強弩之末的西方盡快脫軌，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伍繼紅式的人生悲劇再度重演!作為人大校友，我也借此謹祝伍繼紅師妹在娘家人的幫助下東山再起，早日歸隊!

【李建宏，察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現旅居加拿大】

延伸閱讀：

《旅加學者：我為何再度選擇中國的社會主義》

作者：李建宏

資本主義制度不為知識分子提供任何就業保障，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必須在異常殘酷的就業市場上獨自承受自由市場的嚴酷洗禮。在被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百般蹂躪、戲弄之后，絕大多數人身心俱疲。

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閻真教授在其紀實性文學《白雪紅塵》中回顧了自己在加拿大探親、留學期間的悲慘境遇。超乎想象的求職艱辛讓他心生自己“一錢不值，窩囊”之感，覺得自己“人都是個廢人了”。雖然好不容易在餐廳找了個聊以糊口的工作，仍然面臨隨時被解雇的風險。

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之下，他感到“幾千幾萬斤壓在身上，我都覺得腰要折了神經要斷了”。更悲慘的是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碩士博士們一二十年如一日寒窗苦讀所學的知識不能用以謀生，又身無其它長技，在申請低級職位時反而競爭不過有著豐富體力勞動經驗與技能的初高中畢業生。即使在餐廳打工、在屠宰廠殺雞，面對低學歷人的領導、排擠、嘲笑與凌辱，他們也只有忍辱負重。個中苦楚，誰人能夠體會?

他們所受的教育、所學的知識，非但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活，反而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痛苦與艱難。如此殘酷、荒誕的現實，使得閻真身心飽受摧殘，自尊心、自信心喪失殆盡，精神幾至崩潰。

他在書中寫道“內心掙扎使我簡直要發狂，我感到了神經由于過度緊張而快要崩裂。我想象著大腦中那根細細的肉質的線，漸漸地拉緊再拉緊，臨到極限，終于在一瞬間斷裂，發出一聲輕微的脆響。然后，大腦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個空間。”這樣度日如年的生活使他感到在“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經病也難說”。 

三年之后看不到任何出頭之日的閻真再也無法忍受這種非人的生活折磨，毅然放棄綠卡，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在社會主義制度所提供的就業保障下，閻真得以擺脫為生計奔波的厄運，一心專注于學術研究。他撰寫的文章、書籍獲獎無數，目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閻真在中加兩國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絕對不能被單純理解為種族歧視與文化適應的問題，而是真實地反映了兩種社會制度下知識分子的不同命運。失業與貧窮絕非有色人種與移民的特權，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白人知識分子也無法逃脫厄運。

出于自由競爭的需要以及教育產業化所造成的受教育人口過剩，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早已加入了日益龐大的失業大軍。很多卓有成就的西方科學家、藝術家都飽嘗失業的辛酸與無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納什博士及三次獲得奧斯卡獎的著名電影導演李安都曾長期閑賦在家。

The American Interest 戲稱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是通往失業的一條新途徑。更加殘酷的是，有時它還是通往死亡的一條新途徑。2013年1月27日，三十一歲的英國人Philip Eilliott在倫敦跳樓自殺。這位風華正茂的物理學博士畢業后只能在一家電話中心屈就，他因無法接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而毅然走上了不歸路。其實，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都越來越成為一條通往失業與貧窮的新途徑。根據該文援引的統計數字，25% 的工科博士、40%的文科博士及 75%的理科博士畢業后找不到正式工作。

2012年5月一篇題為《如今博士也領食品券》(The Ph.D. Now Comes with Food Stamps ) 的文章爆出大量美國博士畢業生包括大學教師領取政府福利的驚人內幕。文章說在2007至2010年間領取福利救濟的碩士學位獲得者從101,682人增至293,029人，博士學位獲得者從9,776人增至33,655人。文章稱還有很多大學教師因為薪資太低也不得不靠政府福利度日。四十三歲的美國大學歷史教師Melissa Bruninga-Matteau博士每月工資只有區區九百美元，但是光房租一項每月就要花去七百五十美元，迫使她不得不屈辱地靠領取政府救濟為生。

更有很多碩士博士被迫從事清潔、保安及餐館等低級體力勞動，造成人才與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據美國勞動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美國有5,057個博士從事清潔工作。在西方社會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為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被稱作諾貝爾化學獎奠基人的美國人Douglas Prasher由于失業的打擊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為了養家糊口竟成了一名拿著最低工資的司機，落得個債務纏身的悲慘命運。這種理想與現實、付出與收獲之間的巨大落差沉重打擊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幸福感與滿足感。我有一個叫Tim的德裔加拿大朋友，名牌大學建筑工程碩士畢業，也一直從事朝不保夕的裝修維修等體力勞動。

他的大學教授曾經在課堂上說，他們這些學習建筑的學生中，將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完成學位，剩下的人中將有三分之一找不到專業工作，再剩下的人中另有三分之一日后將因各種原因離開建筑行業。聰明伶俐、勤奮好學的Tim順利完成學位，經過一番波折之后總算找到了一份專業工作，到最后卻終因無法應對復雜的辦公室政治而成了被迫離開建筑行業的那三分之一。金發碧眼、高大英俊又心地善良的Tim至今仍靠領取政府福利及打零工維生，雖已年過五旬卻仍孑然一身，既無妻兒又無房產。拜資本主義制度之賜，他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無產者。

那根在閻真大腦中由于他最終選擇回國而沒有斷裂的“細細的肉質的線”，卻在Tim的腦中“漸漸地拉緊再拉緊，臨到極限，終于在一瞬間斷裂，發出一聲輕微的脆響。然后，大腦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個空間。”

面對如此凄慘的人生悲劇，我常常想，如果Tim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或者他的父母當年選擇留在東德，他將會有著怎樣截然不同的命運呀!當我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我接觸的西方知識分子大都是哈佛、耶魯等西方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

當時我非常羨慕他們極其優越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但是我卻不知道他們都出身于怎樣的社會階層，不知道為了得到這一職位他們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也不知道西方社會還有更多的象Tim一樣在社會底層為生計苦苦奔波的知識分子，更沒有想到有朝一日當我滿懷憧憬投奔西方自由世界后，我本人也會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

學習實用的建筑專業且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構成任何威脅的知識分子命運尚且如此多舛，不但無法為資本家賺錢，反而以批判現存社會秩序為己任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則注定要經歷更多的人生苦難。曾獲美國全國圖書獎及普利策獎提名的美國著名詩人艾倫?金斯伯格一生就飽經磨難，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因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直居無定所，曾做過各種短工，甚至坐過監牢，進過精神病院。他的成名作《嚎叫》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血淚控訴：

“我看見這一代最杰出的頭腦毀于瘋狂，挨著餓歇斯底里渾身赤裸，拖著自己走過黎明時分的黑人街巷尋找狠命的一劑，

天使般圣潔的西卜斯特渴望與黑夜機械中那星光閃爍的發電機溝通古樸的美妙關系，

他們貧窮衣衫破舊雙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著煙飄浮過城市上空冥思爵士樂章徹夜不眠，

他們在高架鐵軌下對上蒼袒露真情，發現默罕默德的天使們燈火通明的住宅屋頂上搖搖欲墜，

他們睜著閃亮的冷眼進出大學，在研究戰爭的學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萊克啟示的悲劇……”

金斯伯格在另一首名叫《卡迪什》的詩歌中詳盡描述了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母親Naomi在“吃了美國第一個有毒的西紅柿”之后，被“有毒的金錢——神秘的資本主義”折磨至精神失常的慘狀。詩人憤怒地質問“這是什么生活?”難道這就是公知們自己朝思夢想的生活嗎?難道這就是公知們想要強加于中國人民的生活嗎?當我看到那些在中國不肯向權力低下的高貴的頭顱，卻不得不在資本家面前無奈地垂下;當我看到那些在中國不愿通過溜須拍馬而青云直上的高潔之士，卻不得不為保住一個極其低微的職位而奴顏卑膝，我的良心再也不允許我繼續為西方資本主義點贊。面對大量西方知識分子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人格被侮辱、尊嚴被踐踏的凄慘生活狀況，我不能不從內心深處發出一聲聲怒吼，詛咒這個造成千百萬人悲慘命運的可惡的社會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就連人類之中最有知識的人群也不能享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就連人類之中最驕傲的群體也不敢渴求最基本的人格尊嚴!

真正的知識分子與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資本家注重物質生活享受的人生目標與知識分子專注于心靈安寧的人生追求有著天壤之別。資本家謀求個人私利的自私本性與知識分子追求客觀真理的崇高使命可謂南轅北轍。資本家傾力維護現存剝削制度的保守意愿與知識分子批判社會不公、推動人類進步的社會理想更是背道而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從事那些能夠幫助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職業才能興旺發達。

但是，為探索自然界規律及為人類長遠利益服務的科學研究，則由于投資大見效慢等特點而很少有人問津。人文學者致力于社會發展進步與人類終極幸福的艱辛求索，在只知賺錢享樂的資本家眼中自然更是無能之輩的無用之舉。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資產階級為了吃喝嫖賭可以一擲千金，卻絕不愿意為科學藝術有所投入。

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完全相反，在以金錢為衡量一切價值標準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百無一用是書生。

因此，凡是對西方社會有著比較深入、透徹了解的知識分子，都無法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歌功頌德。那些在中國極力美化西方的公知們之所以對西方贊美有加，正是由于缺乏在西方長期生活工作的人生經歷而無法深刻洞察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端。

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社會深層了解不足的知識結構性缺陷，導致他們對西方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誤讀。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知識分子并不了解真實的西方，他們只是“制造了一個浪漫化的‘西方’來讓中國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