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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朱清時在北京中醫藥大學演講現場。

    【作者按】科學是一種文化，一種思想，一種認識體系。在如今的思想市場上，各種思想流派相互競爭，作為科學傳播者，我們只能通過努力為科學爭取思想市場的份額。朱清時先生作為科學家（物理化學家），且頭頂中國科學院院士頭銜，曾經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南方科技大學創始校長，是科學界頗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近年來卻一直致力于宣揚他的“量子意識”等偽科學理論。就在6月10日，他在北京中醫藥大學宣稱自己用身體觀察到了真氣和氣脈；而根據公開信息，6月11日，他又在上海出席“木魚論壇”并作主題演講《如何用科學語言講佛法》。
      “大科學家宣揚偽科學”，這樣的事情竟然發生在科學昌明的時代，實屬奇怪的現象。我們認為朱先生作為科學家這樣做是錯誤的，但公開宣揚自己的觀點又屬于朱先生個人的自由，未必違法違規（不知道中國科學院學部是否有相關規定），所以我們努力發聲，希望抵消這種行為對科學聲譽的影響，對公眾認識科學可能發生的糟糕影響。這樣的事情頻頻出現也一再提醒我們，科學在中國的基礎是何等之薄弱，認真而深入地理解和梳理科學與玄學的關系，不讓科學蒙羞，不再讓公眾上當受騙，是當前科學傳播領域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同時，人們應該更加清醒，理性地看待某些打著科學家旗號、頂著院士專家頭銜的力挺“偽科學”的行為，不要迷信，因為科學精神的精髓在于追問而不是盲從。

      把“證偽”體系獲得的成果，用于論證古代“崇拜體系”的正確性，如此偷換概念產生的只是“思想巫術”，有悖于科學精神。

      中科院院士朱清時關于“量子意識”“量子佛學”的文章，關于“當科學家辛辛苦苦爬上山頂時，才發現佛學大師早就在山頂上等著了”的說法，得到大量轉發，成為一時流行的表達。每當討論科學問題的時候，有不少朋友會提到朱院士的這些表述。其實這些說法是“科冠佛戴”，把科學看作了如同古代崇拜一樣的巫術了。

      朱清時院士在前述文章中討論幾個概念：量子力學，意識，佛學（佛教），靈魂，物質與客觀存在。如果我們看一下它們的來源和含義，弄清楚其中涉及對象的涵義，就可以發現朱院士的表述有什么問題。

      科學規律不可以到處濫用

      量子力學是二十世紀以來最熱門也最神秘的理論，100多年來最聰明的科學家們都把腦筋花到這里，從而發現了一個神奇的微觀物質世界。在量子尺度上物質的運動規律，和我們宏觀世界也就是牛頓物理學或相對論描述的運動規律是相當不同的。我們對于微觀世界缺少直接體驗，因此量子力學讓我們難以理解而覺得十分神秘。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量子物理學屬于科學的范疇，而科學規律有它成立的條件和適用范圍。一旦脫離了某些條件，或者超出了范圍，科學規律可能就不再適用了。

      意識，即我們大腦的神經活動（古代曾經認為是“心”的活動——心理）。現代神經生物學顯然也是以物質為基礎進行研究，涉及分子、細胞、神經組織、大型神經系統等多個層面。但是我們要注意到的是，在這些研究中目前尚未涉及量子力學。從基礎來說，神經、大腦也是由原子分子這些微觀粒子組成的，量子力學規律必然起到基礎約束作用（廣泛一點兒來說，這也是為什么在物理、化學發展起來之后，生物學才從博物學進入了現代科學階段）。但二十世紀復雜性科學的發展讓我們認識到，隨著復雜結構的出現，我們不能把簡單系統的規律直接應用到復雜程度較高的系統中，更無法用基礎規律取代復雜系統的規律。這就好比不能用磚頭石塊直接堆積成為高樓大廈。每一個復雜層次，都有其特殊的規律需要研究。

      實際上在1930年代，量子物理學家薛定諤就在他的名著《生命是什么》里，提醒我們要注意在生物結構中“不必有大量的原子就可產生出幾乎是無限的可能的排列”，這是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聯接，也是它們之間的重要差異。因為復雜程度的差異，注定了研究基礎規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朱院士是量子化學家）可以為生物學家提供參考意見，但無法直接出手判決生物學里的未解問題。

      所以，朱清時院士把屬于微觀粒子層級的量子力學規律，直接應用到大腦意識這樣極其復雜的系統中，甚至斷言“意識改變客觀世界就是通過波函數坍縮”，這就好比建筑設計師直接跳過圖紙而以建筑工程師的角色領導施工，一下子跨越了眾多的復雜層級，超出科學規律的適用范圍，反而變成“不科學的”了。

      科學與宗教的思考范式無法通約

      我們經常會聽到有人把科學、哲學和宗教混為一談，常見的說法是“科學的盡頭是哲學，哲學的盡頭是宗教”，實際上這是對科學歷史不了解的錯誤說法。

      科學和哲學的關系相當密切，甚至科學一度被稱為“自然哲學”（科學這個詞在18世紀出現眾多職業科學家之后才形成）。哲學的思考方法對科學家影響很大，而科學領域的每一次重大進展也深深震撼了哲學的基本設定（遠的如哥白尼革命，近的如量子力學對物質本質的討論）。但是哲學與宗教的關系，恰恰是形成了一對矛盾，因為哲學的產生是建立自古希臘學者質疑宗教和古代神話的超自然解釋、否定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以自然原因來解釋世界萬物和現象的基礎之上的。

      宗教本身是一種古代文化的集合體，其中包含了古人當時總結的三觀、風俗，智慧和歷史記憶。在當時認知水平上，宗教也回答了很多問題，比如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兒，未來會怎么樣。“宗教”，這個詞翻譯得非常好，宗教是“祖宗之遺教”，是以古老的超自然崇拜為基礎，對于神靈圣賢的神圣性是不可置疑的。雖然我們看到佛教有些機鋒可以有“佛頭著糞”的說法，但如果否認釋迦摩尼是佛（而不是普通人），那佛教信徒還是要跟你急的。古老崇拜默認先賢是不會犯錯的，尤其是創始人不會犯錯，一舉一動都包含高明無比的深意。比如佛祖拈花微笑，具有高深的智慧，你領悟不到是你的問題。（這就沒法講道理了啊！）

      哲學和科學的工作方式，恰恰是否定崇拜，主張質疑。科學家們不會把科學前輩看作神圣無誤的，反而以發現前輩的錯誤為榮。學習科學也需要積累，學習前人的成果；但這種學習過程也是檢驗過程，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檢驗，發現并且糾正前人認識中存在的錯誤。發現了重大錯誤，就會帶來科學體系的重建。

      雖然宗教和科學（哲學）都可以說試圖理解這個世界，但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面對同行或前人的想法，科學家對它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是真的嗎？讓我們來檢驗它吧！而宗教信仰者認為一切問題都已經被教主無上的智慧解決了。在學習教主智慧的時候，他們的想法是：哇！好牛，它一定是對的，我還不理解是我太笨了，必須放棄自己的想法才能理解古人的智慧。

      所以宗教和科學形成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思考方法。宗教的教主，比如佛祖永遠是最高明的，徒子徒孫只能匍匐在他的腳下，崇拜和傳誦他無上的智慧；科學家們卻致力尋找新的發現，認為一代更比一代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更深刻的真相。

      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它顯然是有特定教義的，比如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解脫苦難、涅槃、渡劫、成佛。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就是相對獨立的“靈魂”的概念，也就是身心（肉體—靈魂）二元論。現代科學的發展，實際上否定了這種二元論，古人心目中那種可以變成鬼、可以輪回的“靈魂”是并不存在的。現代科學不研究不存在的東西。所以當我們看到朱院士在談“靈魂”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其實已經脫離了科學基礎。

      佛教把世界看作“無”，把世界的本質看成人的想象即意識（在最初的印度神話中則是梵天的夢境）。朱清時院士用量子力學佐證佛學的“意識”，認為量子力學的波函數坍縮所需要的測量（朱院士誤以為必須是有意識的觀測者）否定了物質的客觀性，“客觀世界很有可能并不存在”。實際上朱清時院士在這里并沒有提出新的觀點，只是試圖用量子力學去證明佛學的“意識”本原，但科學家并不這么看。

      作為物理化學家，朱清時院士可能忽略了尼爾斯·玻爾在1920年提出的“對應原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量子力學規律，跟經典物理學（確定性）如何自洽，是第一代量子物理學家面臨的大問題。玻爾提出的對應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認為，在大量子數極限下（也就是有很多很多量子的時候），量子物理對于物理系統所給出的預測應該符合經典物理的預測。在討論“量子與意識”的時候我們遇到結構上的復雜性，在這里我們遇到的是“大數”（大量）的問題。科學家給出的理解是，作為經典的確定性規律在“大量”的前提下依然是成立的，這跟在少數微觀粒子情況下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并不矛盾。

      朱清時院士模糊了宗教和科學之間的界線，用現代科學的基礎規律，去論證古人關于復雜問題的模糊猜想，這充其量是一種“量子巫術”，難言是科學的論證。

      用科學“證明”宗教存在致命危險

      朱清時院士，以及某些佛教學者，試圖用科學理論來證明佛教的正確性，那么就說明他們認為科學理論具備更基礎的正確性。可是，任何試圖把宗教的正確性跟科學理論綁定在一起的做法，其實都是存在致命危險的，這危險來自于科學理論具有“自我顛覆”的特點。

      波普爾在他的科學哲學里早就指出，“可證偽性”是科學理論必須具備的特點。科學家們的工作，不但向前推進發現新的科學規律，也不斷地向后看，重新檢驗前輩建立的理論。當科學家們發現以前的理論，無論是由多么偉大的科學家建立，只要存在錯誤就必須修改，如果存在重大錯誤，就需要顛覆整個系統，進行重建。因此，科學體系與宗教不同，不承認“絕對正確”。在歷史上，我們已經看到，有些宗教、哲學體系采納了當時被認為是“正確”的科學理論作為其基礎，結果在科學進一步發展時發生了悲劇性的后果。

      最典型的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中世紀基督教與天文學在“地心說”和“日心說”的爭論上發生的戲劇性的歷史故事。

      “地心說”認為，日月五星和恒星都圍繞地球運動，地球位于宇宙中心且靜止不動，今天看起來它并不“正確”，但符合我們的日常經驗。其實“地心說”是古希臘哲學和天文學的重要成就，在當時的觀測水平和數學水平上可以解釋當時看到的幾乎所有天文現象。因此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地心說”的地位無可動搖。基督教《圣經》里對宇宙的觀念其實是“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即大地是平的。當基督教學者們認識到了古希臘“地心說”的合理性（或者說先進性、正確性）之后，悄悄地拋棄了《圣經》里的“地平說”，把基督教神學（經院哲學）建立在了既符合日常經驗又符合“科學理論”的“地心說”之上。偉大的希臘哲學為偉大的上帝提供證明，這是多么和諧美好的局面啊。

      可是當哥白尼從邏輯上推理發現“地心說”不合理，地球并不在宇宙中心；而伽利略的天文觀測又為哥白尼提供了證據，天文科學的理論發生了顛覆式的系統重建。這時候羅馬教廷就慌了手腳，“很久很久以來”的神圣說法，竟然是錯誤的。由于基督教錯誤地站隊“地心說”并加持到其教義中去，于是基督教和科學之間開始了“戰爭”，羅馬教廷把哥白尼、伽利略的著作列為禁書，而科學家尤其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把教會視為敵人，看成了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后來的結果我們都了解，理性戰勝了基督教神學，科學沒有屈服于宗教。現代歐洲基督教地位與中世紀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其遭遇的重大打擊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這次科學革命的爭執。本來是天文學界內部的革命，卻顛覆了基督教的神圣地位，這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科學與宗教的關系。

      現代科學目前看來是認識世界最得力的工具，是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科學才在現代社會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無法拒絕科學，但對于我們東方文化來說，科學畢竟是一種外來的新文化。我們對于科學的認識，可能還不夠全面，比如認識到了它的“先進性”，卻忽視了它的“顛覆性”。

      在當前對于傳統文化的提倡中，在“國學”的熱潮中，實際上很多傳統迷信也借機沉渣泛起，甚至于打著科學的名義提倡迷信。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對現代自然科學實在太陌生了。朱清時院士和一些佛教學者也認識到科學理論的先進性，但卻把科學當作了“絕對正確”，企圖把佛教跟現代科學綁定在一起，用現代科學來證明和推崇佛教的“古老智慧”，殊不知對佛教來說，這恰恰是極其危險的。

      宗教本身是一種古代文化的集合體，它包含很多側面，我們不能給宗教簡單地貼標簽，認為它是“錯誤”的，是“迷信”的，但在遠古時代的認識中，包含了很多超自然的解釋，比如對于“意識”（梵天夢境）和“靈魂”的崇拜，對于“神佛”的崇拜。這些“古代智慧”，是經不起現代科學思想的檢驗的。退一步說，即使當前我們接受了朱清時院士對佛教思想的“科學解釋”，但萬一（這是很有可能的）將來的科學理論發生了自我顛覆，那么當前的所謂“證明”，就恰恰成了否定的依據。

      東方文化尤其是宗教，尚未經過現代理性思想的系統，仍然是“祖宗之遺教”，對世界認識的水平，仍然是遠古時代的水平。比如佛教基本教義里的那些思想，比如因果報應、六道輪回、渡劫成佛，佛教學者是否愿意接受現代科學思想對它們的檢驗甚至顛覆？被顛覆之后，佛教是否還是佛教？

      結語

      信仰自由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之一。包括朱清時院士在內，科學家也可以信仰宗教。但科學和宗教的區分，在現代社會還是相當清楚的。科學家在科學論文里不會引用宗教思想作為論據（某些文字游戲除外），也不會把科學當作宗教信仰的基礎。

      正如現代基督教依然堅守它的基本教義（宗教的特性即是如此），比如上帝的超自然存在、圣母瑪利亞處女生子、耶穌死后復活等，卻已經放棄了對于物質世界的解釋權，從而跟科學保持安全距離。如果科學家要檢驗那些超自然的教義，顯然基督教會是不樂意的。只要基督教會跟科學保持距離，在社會某些層面上繼續執行它安撫人們的心靈（靈魂）的傳統功能（比如God bless you），科學家也不會對基督教會過分苛求。

      科學是一種新的文化，傳統文化在我們的社會里也消失很久了。朱清時院士這種把最前沿的量子理論跟古老的佛教思想捆綁在一起的做法，實際上是利用多數人（也許包括朱清時院士本人）對于科學和宗教的誤解，發明了一種“量子巫術”，這對于科學和宗教都是傷害。

      （作者：孫正凡系天體物理學博士、科學松鼠會創始會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來源：《知識分子》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