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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曾經這樣描述美國工業資本主義催生出來的“未經訓練、有干勁、四海為家的孤兒們”：“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舉止非常自信，但對自己的德行則不太肯定。”這樣一種形象與那種得體且沉悶的美國人形象非常不同，桑塔亞納的小說《最后的清教徒》（The Last Puritan）（1925）里一個叫賽勒斯·惠特爾的校長正是這種新美國人形象的典型。惠特爾有著一股世俗性狂熱，現在看來，他似乎是自由派國際主義者、推銷民主制度的新保守主義者和自由市場全球化支持者的原型，正是這幾類人使得美國世紀如此混亂——隨著特朗普的上臺，美國世紀也隨之終結：“美國不但是地球上最大的國家，而且它很快就會抹除一切差異；而在這種完滿局面所帶來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喜悅中，它忘記了以后會發生什么事情”。

喬治·桑塔亞納

將個體從祭壇和王權下解救出來的啟蒙運動理想后來逐漸被白手起家的商人所代表，這種文化令桑塔亞納和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as）感到厭惡——桑塔亞納的話聽起來和亞當斯一樣帶有貴族氣。但是，與人脈深遠的亞當斯不一樣的是，桑塔亞納相信良善生活可以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實現，他對美國版本的“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自主、理性、擁有權利的個人，異想天開地計劃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生產和消費升級——從來不抱幻想。這樣一種個體形象代表了桑塔亞納最不喜歡的“工業自由主義傾向”：“將所有文明都變成相同的廉價且乏味的模式”。

工業化和帝國主義將美國變成了一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到處都是美國生活方式的鼓吹者，在哈佛任教的桑塔亞納不安地看著這一切。桑塔亞納1911年離開美國，定居歐洲。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到他1952年去世的時候，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四海為家的孤兒們開始推動世界“現代化”或者說美國化。我們禁不住會猜想，桑塔亞納筆下的惠特爾是否是以《時代》、《財富》、《生活》的創始人兼主編亨利·盧斯（Henry Luce）為原型——盧斯在1941年呼吁自己的同胞“創造第一個偉大的美國世紀”。

亨利·盧斯

盧斯對“最低要求”非常警惕。他說，“我們現在在思考世界貿易時的格局太小，”他哀嘆道；“亞洲一年至少能給我們帶來40、50乃至100億美元的收入”。出生在一個中國的長老會傳教士家庭的盧斯堅持認為，美國人應該做的不僅僅只是促進“自由經濟企業制度”。作為“西方文明一切偉大原則的繼承者”的美國人也應該讓美國成為一個強國，讓美國的理想得以在全世界傳播，讓人類的生活從野獸的狀態中超拔出來”。

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2009年用一句話很精要地概括了盧斯的意思：“我希望每個人都是美國人”。1945年之后有關美國思想的全球歷史，或者有關美國人和親美知識分子的全面的社會學研究尚未被寫就——盡管他們建造和破壞的世界進入了最危險階段。特朗普都入主白宮了，而我們才迷迷糊糊剛剛從冷戰時期的瘋狂里走出來，與此同時，“大幅攀升的道瓊斯指數和互聯網的速度在呼喚著我們所有人永遠生活在未來，生活在網絡資本的烏托邦光輝之中”（唐·德利洛語）。然而，對世界進行美國化是現代最雄心勃勃的意識形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于20世紀40年代進行的一系列國家現代化工程，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又因為全球將賭注壓在不受管制的市場上而加快速度。這個實驗的中心假設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民眾應該采用任何在美國行之有效的“進步秘方”：自由企業，新政自由主義，消費主義，金融化，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非常多美國之外的人們熱切地接受了這個假設，無論伊朗國王的顧問，印度主張自由市場的智庫成員以及《經濟學人》雜志的編輯。從希臘到印度尼西亞，美國化的專家、盟友和推動者也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推動者更有影響力。世界各國公共知識生活的常識被美國有關現代性的語言所界定，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大部分人了解社會、經濟、國家、時代以及個人和集體身份認同的方式。

在第一批讓“現代性”等同于美國的美國人里，盧斯是一個。事實上，他給自己的雜志起的名字——“時代，生活，財富”——的目的便是在于去揭示人類的境況。當時的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歐洲文明似乎已經日落西山，美國的精英們認為自己是據稱屬于西方世界的價值——理性、自由、民主——的真正繼承者；歐洲各國由于相互屠殺及其在歐洲之外所實施的帝國主義野蠻行徑而遭到重創，無法再去主張這些價值。甚至連曾經哀嘆過美國文化上籠罩著一層“巨大且模糊的理想主義云翳”，對美國知識分子自認“與哈姆雷特屬于一類人”嗤之以鼻的范·懷克·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也轉而參與構建民族主義神話，稱愛默生這代人“相信進步，認為美國是這種進步的領導者”。

盧斯提出“美國世紀”這個說法恰逢其時：在羅斯福新政的刺激下，當時的美國逐漸擺脫了此前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經濟危機和地緣政治上的隔離狀態。盧斯一直希望美國能有與其權力和繁榮相稱的智識上的榮耀，他請來包括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詹姆斯·艾格（James Agee）、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和約翰·赫歇（John Hershey）在內的一系列有影響力的人物加入自己的雜志。戰后，許多新政自由主義者也和盧斯一樣產生了崇高的使命感。他們先是將自己的國家從嚴重的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然后又擊敗了歐洲的法西斯主義，這個時候的他們感到自己對世界其他地區負有全新的使命，特別是亞洲人和非洲人似乎比歐洲人更需要得到重建社會的指導。

在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新政擁護者大衛·利連索爾（David Lilienthal），身為印第安那州的一個店主之子的他迅速成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董事之一——上個世紀30年代，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展示美國的技術和專長。利連索爾的責任心很是嚴正，他一生都相信并宣傳這樣一種觀念，即：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建設大型項目來實現。在《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民主在前進》（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 1944年）一書中，他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論點：對于原本落后的美國南方奏效的經濟政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起作用。換句話說，新政可以被重新包裝成適用于亞洲和非洲的漸進式方案——經過幾十年帝國主義的剝削，亞非地區普遍窮困，容易爆發暴力革命。

大衛·利連索爾

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他的“冷戰自由主義宣言”《生命力中心》（The Vital Center, 1949）中認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處于美國對共產主義做出的回應的中心。無獨有偶，隨著中國不知因何緣故被“丟掉”（盡管盧斯極力為同是基督教徒的蔣介石夫婦奔走呼號），如今，不光有斯大林在歐洲構成的威脅，毛在亞洲也成了威脅。美國迫切需要能構想出一種能與共產主義競爭的理念，并且讓自己能夠成為這種理念的具體體現者，因此，美國政府將大量資金注入大學和私人基金會。在智識和藝術生活被貨幣化的同時，許多曾大加鞭撻美國殘酷的不平等狀況和冷酷的財閥統治的作家中間高揚起了愛國主義情緒；智識和藝術生活的貨幣化或許是這種愛國主義情緒被激發起來的原因。

自1950年代以來，阿爾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眼看著自己曾經屬于激進派的朋友加入了建制自由派，而這些建制自由派很快成為了為政治家和商人提供智力服務的階層，這令包括卡辛在內的一些知識分子感到羞恥和絕望。1952年，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警告這些建制自由派人士不要相信這樣一種看法：“美好的美國主義本身就有根治歷史所具有的危害之秘訣”。拉夫看到戰后美國的權力和財富已經讓人們產生了一種危險的錯覺，即：“美國社會在本質上能夠避免各種悲慘的社會沖突”。然而，卡辛和拉夫屬于少數派，他們拒絕向手握權力者表達鼓勵的話語。如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1953年寫的那樣，許多人覺得，“如今我們美國人的面孔、步態、語調、行事方式和禮儀便是一個人所需要的一切，我們文化的整體外觀和風格已經很合宜”。

阿爾弗雷德·卡辛

 “美國模式”也可走出國門。在滿目瘡痍的歐洲和亞洲面前，美國社會和文化優越地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1960年出版《經濟增長的幾個階段：一份非共產主義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身為“出類拔萃者”的他后來因為需要為美國在越南的巨大失敗負責而臭名遠揚；羅斯托相信美國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她現在必須直面自己的成熟，從現在開始行動，以確保啟蒙運動的價值觀——或其在非西方文化中與啟蒙運動的價值觀相對應的價值觀——能夠在21世紀生存下來，并且占據主導地位”。從60年代開始，卡辛就在自己的日記里不斷嘲笑“所有這些新君主的新議員們”，其中就包括羅斯托。被當成智識英雄的羅斯托出現在《生活》雜志中，照片中的他“帶著眼鏡，旁邊堆著他的行動報告、簡報、沙盤和計劃書。”

沃爾特·羅斯托

這些知識主義的工具不只是為了拍照用，它們的背后存在著一個完整的理論：現代化理論。尼爾斯·吉爾曼（Nils Gilman）在他精湛的作品 Mandarins of the Future（2003年出版）中稱這種現代化理論為“美國人為重塑外國社會所創造的最明確、最系統的藍圖”。現代化理論建立在的傳統與現代性的鮮明對比之上——前者令人窒息，后者帶來解放；這種理論認為處于后殖民時代的國家急需擺脫過去，走上一條以技術、軍事、官僚機構以及政治和社會結構上的進步為主要特征的“發展道路”。這個復雜而艱巨的旅程的終點便是自由主義現代性的典范——美國。在福山宣稱“歷史終結”的幾十年前，現代化理論家就假定，沿著美國發展道路前行的一個同質化的資本主義世界既是可欲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個旨在讓整個世界都變得一致的乏味的現代化都是一個非凡的工程。這意味著說服數億人放棄（往往還會蔑視）延續數千年的過去的世界，參與到一個由精英領導的賭博中來：去創造一個世俗的、開明的、有教養的、英勇的公民群體。為了達到想象中的目標，種族和宗教的多樣性需要被蓄意破壞，如果不是大規模破壞的話，這個目標是：亞洲和非洲的社會會像歐洲和美國一樣，隨著經濟增長的加速而變得世俗化且具備工具理性。

即便是對美國持審慎態度或者站在反美立場上的亞非精英而言，追趕上西方的希望是無法抗拒的：比如尼赫魯希望改變“印度的外觀，給她套上現代性的外衣”；又如納賽爾，他希望阿斯旺大壩能夠復制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所取得的成就。大國的現代化精英們設計出各種能夠讓國家飛速向前進的策略，全然不顧過往的生活方式，他們做到了將自身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融為一體。而一些小國的威權統治階級成員渴望從熱心的美國人那里得到能得到的一切。巴基斯坦最具標志性的現代作家薩沙特·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在20世紀50年代初寫給“山姆大叔”的一系列信中諷刺了巴基斯坦政府和贊助巴政府的美國人：“你們做了很多好事，而且還在繼續做這些事。你們摧毀了廣島，把長崎變成了不毛之地，因為你們，日本多出生了幾千個孩子。人各有愛。我只想你們派一些干洗工人過來。”

曼托帶著先見之明的諷刺口吻告訴山姆大叔，“既然你們對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國家的穩定非常關心，你應該把那些毛拉武裝起來，他們是對抗蘇俄共產主義最好的人選”。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知識工業集團”中的許多人的確得出結論，認為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中很有說服力地表達了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對非理性的大眾日益增長的恐懼。隨著冷戰中一系列熱戰的爆發，為了尋求可靠的反對共產主義的盟友，這些現代化論者支持了一些聲名狼藉的政權。

其中最糟糕的當屬南越，那里成了羅斯托長期的實驗室，他希望可以在那里實現自己的雄心：他提出的非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能夠與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相抗衡。他認為美國的援助可以幫南越人走完他提出的五個“經濟增長階段”，最后達到“經濟起飛”階段，屆時他們將能夠打敗北越共產黨。

美國在越南遭受的恥辱敗壞了現代化理論家的名聲。然而，從地緣政治上看，他們在伊朗的失敗更具破壞性，全世界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因之被激起。伊朗國王統治期間，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居住在伊朗，其中許多人是這個亞洲最殘酷、帶來的創傷最大的現代化工程的顧問。利連索爾的咨詢公司幫助美國公司更好地在海外做生意，他在伊朗和越南都有項目。伊朗的現代化讓許多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這令伊朗人民普遍對美國感到憎惡，宗教民族主義隨后急遽上升——福柯正確地稱之為“針對全球體系的首次大規模反抗運動，其反抗形式是最現代的，也是最瘋狂的”。

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些四海為家的孤兒們一邊推行新的全球制度，同時也在為阿富汗的毛拉提供武器反抗蘇聯的共產主義。20世紀70年代的嚴峻情緒——因美軍在西貢的無序撤退，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美國國內出現的逆工業化和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的令人擔憂的跡象而進一步加重——竟會讓位于對美國榮耀與權力的新一輪幻想，這似乎有些古怪。但早在新政自由主義奄奄一息之時，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便已經為這樣的智識氛圍做好了準備。卡辛在沉思里根1980年11月獲得大選勝利給自己帶來的“震驚”時引用了諾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說的話，這位曾經的激進派、現在作為新君主的親密議員的他大言不慚地表示“要將一種全新的智識文化制度化，要將一種 ‘新的民族主義’——指的是一種對我們國家、文化以及它們在世界上的作用抱有極為積極的態度——制度化”。

 “我們是第一；我們是最好的”，里根在1984年聲稱：“我們怎么能不相信美國的偉大？……我們是美國人。”與盧斯一樣，伴隨新的民族主義而來的是對“最低要求”的警惕。但是，有關“美國化”的新舊視角之間存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在美國化的新視角中，現代性是由個人主義和市場驅動的，而不是一個集體和國家設計、建設的工程。在世紀初發生了災難性的經濟危機之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旋即被拋棄，而到了80年代，它又取代了在英美兩國已經基本失效的社會民主制度。市場現在似乎成了人類自由真正的王國，它可以通過效率和利潤的提升讓每個人獲益。“當市場能夠自由運作時，它真的有其神奇之處”，1982年初的里根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道。“正如那首歌所唱的那樣，‘這可能是某個重大事物的開始’。”

為了讓市場看起來很神奇，知識上的戲法被運用起來。在《自由選擇》（ Free To Choose, 1980）這本影響力非常大的書（還有一部同名的10集電視片）里面，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羅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提出了很有誘惑力的二元對立概念：理性市場與干預政府（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這樣的兩個對立概念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政策和計劃的基礎）。1973年，中央情報局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之后，弗里德曼啟發了“芝加哥男孩”（譯注：“Chicago’s Boys”，對一群拉丁美洲經濟學家的非正式稱呼，這些經濟學家都是年輕男性，在芝加哥大學受教育，回國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學中創立了經濟學系，因此得名）重新設計智利的經濟。然而，弗里德曼在《自由選擇》書中出人意料地選擇東亞來為證明自己的理論無誤，他聲稱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依賴“私營市場”。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中這一論斷表示贊同，他認為“東亞的經濟體通過重復德國和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驗，證明了經濟自由主義能夠讓后發現代化國家趕上甚至超過”西方。

這個關于東亞所取得的“奇跡”的傳說與歷史并不相符，國家主導的現代化建設和經濟保護主義對于戰前日本和德國的經濟以及對戰后的東亞地區都至關重要。但很少有人在意這樣一些事實。到了80年代早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濟管理機構開始優先實施私有化、放松貿易管制、降低價格補貼、放寬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等舉措，扶貧和公共部門發展被排在了后面。

蘇聯崩潰以后，主張美國化的各路人士涌入俄羅斯，自由市場擁護者士氣大振，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重新改造這個世界”——這是里根最喜歡的托馬斯·潘恩的一句話。索爾·貝婁1992年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里用警告的語氣說，“自由市場的經濟理論家的工作做得真不錯，他們讓整個國家以為是自由放任主義讓美國贏了冷戰”。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稱之為的“單一經濟學”（mono-economics）的新形式被積極推廣，同時人們的一些空想令人吃驚，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的垮臺開啟了一個良性的后意識形態時代。從后來發生的事來看，那些希望通過對俄羅斯經濟實施休克治療來引發一番劇烈變化的人們不會感到失望。俄國民眾生活水平驟降；俄羅斯的死亡率迅猛上升，整個90年代有數百萬男性非正常死亡；犯罪率暴漲——一系列災難最終導致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需要為這場災難承擔主要責任的是“哈佛男孩”，領頭的是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他在東歐和俄羅斯倡導“轉型經濟學”。在《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里（該文有一個列寧主義十足的標題：“我們要做什么？”），杰弗里·薩克斯發明了“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這個詞。90年代與愚蠢可笑的俄羅斯領導人葉利欽關系密切的克林頓政府成員尤其需要為這場災難負責。特萊斯·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在他的 The Russia Hand: A memoir of presidential diplomacy（2002）中引用比爾·克林頓的話——他在解釋為何需要作出一些痛苦決定：“我們一直在告訴老鮑里斯（譯注：指葉利欽）， ‘好，你現在下一步要做這些事，這是些會讓你不爽的事情。”但是許多記者也參加了這個計劃將俄羅斯一夜之間美國化的“失敗的遠征”【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語】。《經濟學人》1998年8月（當時離俄羅斯金融危機爆發不到一年）還稱贊阿納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有活力、狡猾且有遠見”，如今，將國家賤賣給寡頭們的他遭到許多人痛斥。

在克里姆林宮插上自己的旗幟后，這些“美國化”推動者們繼而開始在全世界尋找新的征服對象。華爾街和一些跨國公司與它們在克林頓政府以及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中的政治盟友一起，提出了所謂“華盛頓共識”：一個包括放松管制、私有化、削減稅收和公共福利開支、國家全面從社會服務中退出等在內的經濟措施。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彼時已經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推行的華盛頓共識已經有了許多強大、富有的資助者。美國大學、商學院和慈善基金會出現了新的知識和政治權力中心。一些非美國籍人士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高級職位。今天，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右翼智庫雇用了許多原籍非美國籍的經濟學家和記者。

法律學者大衛·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他富有開創性的書《世界：權力、法律和專長如何塑造全球政治經濟》（A World of Struggle: How power, law, and expertise shap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2016）”中，描述了“帶著項目的人”（這是他對政治決策者、政策專業人員、經濟發展專家、人道主義干預專家和國際律師這樣一些全球精英人士的稱呼）如何創造出了我們這個聯結緊密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非常不公正，危機四伏，危害自然環境，無論哪里都由少數人把控政治和經濟大權” ，而且“沒有人可以改變或者逃脫這樣的世界”。到了21世紀初，美國“現代性鐵籠”的出口工作越來越多地由在美國之外出生的學者和智庫成員完成，他們能夠非常有效地促進自己的母國和移居國的精英之間的交流。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便是這些人中間非常顯著的一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世界上最相信自由貿易的人”，還是印度市場化經濟教父。從哥倫比亞大學到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發言臺上，巴格瓦蒂及其門徒一直積極鼓吹新自由主義觀念，他們認為如果不對工會進行控制、不消除貿易壁壘、結束補貼等等，一個國家是無法發展的。他聲稱窮人（他一直會記得這些窮人有一天也可能“飛黃騰達”）常常會“贊美”不平等現象，他認為孟加拉國的勞資關系非常好，而就在他這番發言幾個月之后，達卡的一個制衣工廠的建筑倒塌，一千多名工人喪生（孟加拉國的制衣業的工會被解散了）。印度總理莫迪之前決定廢止占印度貨幣流通總量九成的紙幣，印度全國因之陷入混亂狀態，巴格瓦蒂不以為然地將莫迪此舉給廣大印度民眾造成的痛苦稱為“過渡時期的困難”。

賈格迪什·巴格瓦蒂

自20世紀40年代始，美國化的擁護者便開始使用“過渡”這個說法，他們堅信歷史的真正終點是美國。即使是911事件也沒有動搖這個信念。許多美國知識分子覺得“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向自由主義現代性宣戰了，這種感覺實際上讓他們更大膽地嘗試去按照美國的形象改造這個世界。對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ée）抱有敬意的現代化理論家此前將資本主義的受益者——中產階級——視為民主制度的培育者。但是，“后意識形態”一代的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以及新保守主義者如今認為，民主可以通過“震懾行動”在沒有民主傳統的社會中移植進來。在他們的主流話語中，種族和宗教的“他者”要么是不可救藥的、與理性自利的美國人完全相反的蠻族，應當借由一場無情的反恐戰爭將其消滅；或是美國式的理性經濟人，只是由于其政治領導人和制度的缺陷，他們無法去追求理性的自身利益。

保羅·伯曼（Paul Berman）在《恐怖與自由主義》（Terror and Liberalism, 2003）中寫道：“我很高興成為一名筆桿子司令”，他譴責那些不愿意參加在中東推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新征程。但即使從無政府主義轉向反共產主義的伯曼也不會幻想一旦獨裁國家被推翻，自由便會奇跡般出現，也不會幻想終于可以發展的自由市場會自動地讓個人利益和愿望協調一致。然而，正是這種幻想讓美國入侵并占領了伊拉克。熱心、年輕的社會經濟工程師從美國來到巴格達的綠區，他們試圖實現自由市場支持者希望在美國國內實現的一切——廢除福利，軍隊和監獄私有化，普遍放松管制。經常有人抱怨布什政府沒有為薩達姆政府被推翻之后的伊拉克做好計劃，這些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這些新的革命者眼里，國家計劃是多么可憎的東西，他們像賽勒斯·惠特爾一樣，“醉心于事物進展的勢頭和一波接一波涌來的事件之中”。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之前在《紐約書評》撰文評論《恐怖與自由主義》，他在文中批評道：“柏曼的讓我想起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里的角色：這個講原則的人給越南帶來了混亂，然而自己卻不明白為什么”。當伊拉克陷入混亂中時，拉姆斯菲爾德給出的解釋就只有一句話：“事情就這么發生了”，伊拉克人的命運驗證了詹姆斯·鮑德溫所做出的評價：“美國人的自由觀念以及這種自由被強加的方式讓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國家。”

連續的危機和崩潰也使得與美國模式的融合變得更加不可能，且不去談這種融合是不是值得的。后共產主義的俄羅斯蛻變為一個經濟上黑幫資本主義、政治上專制的國家。俄羅斯所經歷的混亂和苦難讓普京這個外表冷酷的前克格勃特工成了俄羅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救世主（以及美國大選中厚顏無恥的攪局者）。伊拉克是最魯莽的美國化措施的試驗地，結果不僅引發了猛烈的叛亂活動，還導致了伊拉克的分裂、伊斯蘭國的興起和中東的瓦解。德國副總理此前正確地指出歐洲難民危機的發生與“美國所實施的存在著諸多問題的干預政策，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有關聯。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那個激勵著現代化理論家和新自由主義的“休克治療師”的信念——政治和經濟現代性會讓人類的境況趨于平等——終于在美國本土被證明是虛妄的：美國盡管在生產力和創新方面有了巨大的飛躍，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人們在收入和機會上的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最終，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的勝利向人們揭示，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特區西部的內陸便已經讓很多人成了受害者。當人們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為民主與資本主義而進行著激烈的斗爭時，在波托馬克河（譯注：Potomac River，波托馬克河，美國東部的主要河流之一，全美第21大河流。它是馬里蘭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弗吉尼亞州和華盛頓特區的邊界）以西地區，由于財富過度集中，越來越多的窮人被當作罪犯對待，政治運行不暢，安全機構的行為失控，再加上媒體對美國國內現實的關注不夠，美國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在逐步崩壞中。

包括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以及新保守主義者在內的許多“美國世紀”的受益者緩慢地意識到了這些骯臟的現實，直到最近，他們很接近桑塔亞納對狂熱者所下的那個著名定義：“失去自己的目標以后卻加倍努力的人”。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遲至2014年仍執迷不悟地主張要對美國現代性的諸多敵人使用“硬實力”。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攻擊“左派”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心慈手軟，2015年他號召在世界各地發動新的“意識形態戰爭”，聲稱自己“在許多國家都有同道中人”。

E. M.福斯特認為，正是因為英國公學教育出來的帝國主義者“心靈發育不良”，所以他們才會犯下那些錯誤，“因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豐富和微妙沒有概念”。美國化的意識形態之失敗既在于其歷史想象力的不足，也在于其同情心的缺失；那些美國化的行家里手面對苦難時表現冷酷，此外，他們無視人類生活、目標和欲望的多樣性——人們對尊嚴和榮譽的需求往往會超越對自身利益和機會的追求。

即使是受制于“哈佛男孩”的葉利欽也堅信，“我們需要靠近美國，但不是在美國壟斷世界的基礎上，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然而，美國化的擁護者們一直都拒絕承認，他們對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強制推行可能被那些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預期受益者視為政治侵略和文化帝國主義，或者是讓他們“不爽的事情”。在越南、黎巴嫩、索馬里、伊拉克發生的事情一再表明，如果當地民眾決心反抗到底，無論多么強大的軍事力量都沒有用，因為它無法產生累積效應。而美國化的擁護者們經常認真地提出，只要投入更多的軍力就可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休克治療師——或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給他們的稱呼：“擁護市場的布爾什維克”——似乎沒有意識到，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或后社會主義經濟體可能走的會是與發達經濟體非常不同的道路。移植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努力遭遇災難性失敗之后，灰心喪氣的意識形態宣傳家常常會將失敗怪到那些國家的文化頭上——俄羅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總之是非美國文化。但是，這些宣傳家沒想去反思一下，這些非美國文化不會把地球上每一個人生活方式變得跟自己一樣當成使命。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具備那種創造出美國式個人自由理想，接著把這種自由理想實現的可能性提供給享有特權的少數群體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條件。

現代化理論家的先驅之一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喜歡說，他向落后國家提出的現代性模式“是與其地理起源和文化中心脫離開來的西方圖景”。不出所料，希爾斯忘了補充一點：這幅自由民主的西方圖景也脫離了它的歷史——一部伴隨著劇烈的暴力和剝奪的歷史。美國的種族分歧不斷提醒人們，如今世界上的許多人便是在奴隸制和殖民主義這樣無可逃脫的歷史中出生的。從資源的貧乏、機會的稀缺、與社會隔離的程度和經濟上的邊緣地位等方面來看，美國的城市貧民窟很接近于德黑蘭的貧民窟，而當年反對伊朗國王的革命正是在那里爆發。如詹姆斯·鮑德溫曾寫的：“我希望有人能夠說服我，一個在自己國家都沒有實現任何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民族如何有權用炸彈來解放另外一些他們根本就不了解的民族——就像他們根本不了解我。”

詹姆斯·鮑德溫

桑塔亞納擔心，美國那種自我擴張的意識形態如果在全世界范圍傳播，那么它會“喚起更深的憎恨”——比過去的暴政所喚起的憎恨深得多，它可能會引發“一股原始的盲目和暴力的浪潮”。但是，即使這個先知先覺到令人驚奇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預料到，在美國現代性的中心地帶，灰心失望和心懷不滿的人們會期望一個性騷擾慣犯和破產者成為他們的救世主。

許多人自負地認為美好的美國主義可以克服諸如蠱惑民心的政客這樣的歷史危害，如今事實證明并非如此。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堅稱“從今天起，將只有美國優先。美國優先。”美國世紀也在這一天正式結束。特朗普自稱是個“做交易的人”，他公開嘲笑北約過時、表達對普京的欽佩之情，他的那種毫無掩蓋的交易型處事方式沒有給任何一種普世主義留下存活的余地；他計劃通過提高關稅、修建高墻再次讓美國變得強大。“美國如今跟維護世界秩序的事業沒什么關系了”，卡根最近在《金融時報》中承認。美國現在也許是地球上最令人恐懼的國家；我們完全不清楚應當如何去應對由那些未經訓練、有干勁、四海為家的孤兒們制造的局面：他們所給世界帶來的巨大混亂最終讓一個“對自己的行為舉止非常自信，但對自己的德行不太肯定”且情緒不穩定的推特噴子距熱核炸彈不過咫尺之遙。

潘卡伊·米什拉，1969年生于印度。常年為《紐約時報》、《紐約書評》、《倫敦書評》、《紐約客》、《衛報》等報刊撰寫文學、政治評論。

代表作品為：《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2012）。

他在今年1月出版的新書《憤怒時代》（Age of Anger）中對本文中的許多想法做了更細致的討論。

本文選自《泰晤士文學增刊》（2017年1月27日），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撰文：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

翻譯：陶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