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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從魯迅的“國民”到毛澤東的“人民” ——紀念魯迅逝世81周年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0-20 11:12:03

  

中國近代的衰落，從國民精神狀態維度看，和文化及價值觀的衰落正相關。

 

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結束后，社會風氣和文化價值就一路下行，“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

 

 

從軍人的精神狀態看，嘉慶17年（1812年）以后，幾十年無大閱，營中操練逐漸廢弛，軍營中流傳著“進營要少，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的訣諺。軍官吃空額、扣兵餉成了普遍做法，還有官弁出售兵缺，軍營設賭收費，有的水師干脆把戰船租賃給商賈販貨。

 

以至于后來曾國藩不禁發出浩嘆：“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

 

 

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走私，主要依靠力量是廣東水師，但他發現，廣東水師恰恰是走私鴉片的最大獲利者。

 

林則徐被革職后感嘆說：“粵營以水師為最優，其歲入得自糧餉者百之一，得自土規者百之九十九。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

 

 

中國近代被西方打敗，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是敗于西方的“船堅炮利”。但親歷了鴉片戰爭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卻發現，那有這回事？清軍遇到英軍，即望風而逃，沿海的寧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戰而棄，“我兵望風輒潰，及夷至，城中已無一人，何嘗與炮事哉？”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是一個關鍵轉折點。此前中國主要是被英法等西方大國打敗，朝廷和士大夫階層還覺得“敗的有理”，但這次被一直處于中華朝貢體系邊緣地帶的“彈丸小國”日本打敗，“天朝”朝野上下這一驚非同小可，覺得再這樣人人只為自己私利考慮，恐怕亡國不遠，于是價值觀開始出現觸底反彈。

 

 

首先覺醒并且站出來的是傳統的“士”這個階層，其政治上表現就是“公車上書”，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傳統的“士”就邊緣化了，由他們作為主要承載者的傳統文化也受到強烈質疑。

 

第二波站出來救亡的是沐浴了歐風美雨的留學生階層——看以辛亥革命為背景的影視作品，里面角色個個都是西裝革履，一副洋派，就是這個原因。他們搞出來的救亡行動就是辛亥革命。

 

 

但辛亥革命并沒有解決救亡問題，中國反而陷入了軍閥混戰。袁世凱為了稱帝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中國作為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反而受到了戰敗國的待遇，亡國滅種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

 

很顯然，要救亡，僅靠精英覺醒是不行的，必須有民眾的覺醒，在作為農業國的中國，必須要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覺醒，這就有一個“喚醒民眾”的問題。

 

正如毛主席所言：“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農村變動，所以失敗了。”

 

 

魯迅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走上歷史舞臺的，在一個需要巨人的時代，魯迅成了時代召喚出的當之無愧的巨人。

 

毛主席對魯迅的評價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這是恰如其分的。

 

魯迅在其名著《藤野先生》中，記載了他如何從學醫轉向文學，致力于喚醒民眾的心路歷程，他在仙臺醫專觀看日軍斬殺中國人，中國人卻麻木圍觀的紀錄片——

 

 

“‘萬歲！’他們（日本學生）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從此，魯迅將改革國民性當作自己畢生努力的目標。他清楚的知道這是一項曲折艱難的歷程，雖然也曾失望消沉過，但他毫不妥協，不留情面地痛斥國民性弊端。

 

 

魯迅的雜文對國民性的生存哲學等劣根性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他的三部小說集《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都是揭示國民劣根性的作品。

 

魯迅也毫不留情的抨擊封建文化的荒誕與殘忍，曾對《二十四孝圖》所表彰的孝子事跡進行了潑辣犀利的諷刺——

 

“老萊子娛親”行為其實是“將肉麻當有趣”，“侮辱了孩子，污蔑了古人，教壞了活人”，而“臥冰求鯉”、“郭巨埋兒”則是“有性命之虞”的行徑,只能使“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害怕我父親做孝子”。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魯迅精神真實而全面的寫照。在魯迅那里，一切的憎都源于愛。怒其不爭的另一面是哀其不幸，憎惡與痛斥的另一面是希望他們覺醒與強大。

 

魯迅在《文化偏執論》中提出了“立人”的主張。他認為“歐美之強，根柢在人”，“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事物，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其個性而張揚精神”，使大家“漸悟人類之尊”和“個性之價值”，也就是悟出自身的奴性，不甘于再做奴隸，受人奴役。這樣“國人之自覺至，”“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毛主席曾經說，“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絕非虛言。

 

魯迅“改革國民性”、“立人”的構想，在毛澤東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中得到了遠遠超過魯迅夢想的實現。

 

魯迅的阿Q、祥林嫂、閏土，變成了毛澤東的張思德、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和雷鋒，中國也從一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變成一個自豪、自尊、凜然不可侵犯的中國。

 

 

毛澤東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從文化和價值觀的角度來看，就是確立并身體力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

 

我曾經在《“老三篇”應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四書五經”》【點擊閱讀】一文中說，毛澤東就是張思德，就是愚公，他一方面通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來“感動上帝”（即人民群眾），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對群眾進行教育和組織，確立人民的主體性，“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從甲午戰爭開始，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逐漸上揚的曲線，經過魯迅和毛澤東的前后接力，在毛澤東時代達到了頂點。

 

魯迅的“國民”轉化成了毛澤東的“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這是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國家），打贏了五次對外戰爭，實現了工業化……奠定了今天一切騰飛和崛起的全部基礎。

 

 

今天的中國，如果說有什么隱患的話，那就是在文化和價值觀方面，存在著從“毛澤東時代”墮落到“魯迅時代”的時代的嚴重危險，也許這種墮落已經發生了，回過頭來看看近代以來的歷史軌跡，晚清各種“當今大弊”的重現令人不寒而栗。

 

十八大以來空前力度的反腐，令人看到了希望，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還必須在文化與價值觀方面向毛澤東時代復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