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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電力總公司(CGE)曾是一個龐大的企業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CGE是法國工業的驕傲。CGE的競爭對手是美國通用電氣、德國AEG和西門子等世界巨頭。
但在誕生一個世紀后,CGE已經蕩然無存。它在1987年的私有化運動中被拆分,變成了幾家獨立的公司:阿爾卡特、萬喜、西技萊克、湯姆森、大西洋造船廠、阿爾斯通……但這些后繼者的命運卻與CGE截然不同,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步入衰敗的境地。一代傳奇CGE就此謝幕。
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這段時間不僅對CGE是致命的,對整個法國的工業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法國工業企業紛紛“外逃”到更歡迎它們的國家和地區,只留下了失業問題、排外情緒和民粹主義的升溫。但是人們卻遲遲沒能察覺到這一切,直到阿爾斯通被拆分后,法國國家領導人才如夢初醒。2014年,阿爾斯通能源業務被出售給美國通用電氣公司,3年后,阿爾斯通的處境跌入谷底,又將交通業務出售給德國企業西門子。這一次,法國國民議會和參議院都行動起來了:波旁宮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盧森堡宮也派出了一個調查團。
2018年春天,兩院提交了各自的報告,尖銳地批評了奉行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政治精英和行政人員。人民運動聯盟黨議員、調查委員會主席奧利維爾·馬萊克斯指責法國外交部、財政部和司法部之間缺乏協調,并強調某些高層官員存在失職行為。他還指出:“阿爾斯通案暴露出法國對美國的域外管轄司法程序缺少認識。”
法國正在摧毀自己的工業。那些本應該守護法國工業的人未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法國政界和經濟界的領導人無法理解這個競爭白熱化的世界,也未能看到競爭對手正在拼命打磨它們的經濟武器。
在所有這些武器當中,法律是最有殺傷力的武器之一。人們天真地以為法律為正義服務,然而它卻被用于其他目的:為大國的經濟利益服務。雖然法國和歐洲的精英一直密切關注新興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等),但他們沒有發覺自己的主要盟友早已將司法的“兵器庫”填得滿滿當當。根據律師奧利維爾·德邁松·魯熱的說法,法律是“一種攻擊性的武器,是經濟戰中可怕的子彈頭”。
毫無疑問,最強大的司法經濟“戰士”是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將自己的懲罰性立法鋪設到了全世界。這些法律打著懲罰踐踏人權或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或組織的幌子,實際上卻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國的《達馬托法》和1996年通過的《赫爾姆斯-伯頓法》。這些立法的官方目的是,禁止企業與美國的敵對國進行任何貿易往來,從而摧毀它們。不服從這些法律的企業面臨著很大的風險:針對它們的罰款可能高達數億美元,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數十億美元。服從這種經濟制裁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被完全驅逐出美國市場。對于跨國公司,甚至是稍大一些的中等規模的企業來說,被趕出美國市場無異于被判處死刑。
如果美國法律僅僅適用于美國公司——正如此前幾十年的情況一樣,那么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值得世界上其他國家關注。但是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美國《反海外腐敗法》以及針對違犯禁運令的行為的法律,即《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正在逐漸擴大其域外適用效力。它們適用于所有的企業和個人,“美國警長”打算將它的法律強加給全世界。
但是歸根結底,為何不為一部與邪惡做斗爭的法律擊掌叫好呢——即使它是域外法又有何妨?為什么不感謝美國人為整個地球伸張正義呢?問題是他們的干涉行動是否全都是出于匡扶正義的目的。
這些法律真的像對外界宣稱的那樣高尚嗎?我對此進行了調查,在許多觀察者看來,美國法律的對外輸出目的頗為可疑。它絕不僅僅是為了弘揚正義,制裁反民主的政體、腐敗的企業和個人,它還有更多隱蔽性的目的。
對于研究這一現象的法國國民議會代表團來說,美國域外法確實是一種經濟武器。他們認為,美國的法律有兩個目標:對目標公司的財務進行沉重的打擊;削弱這些公司的實力,使它們在美國競爭對手可能進行的收購面前變得更加脆弱。這種域外立法是美國地緣經濟戰略的組成部分,被視為另一種制造戰爭和捍衛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手段。這同樣是法國反間諜組織的觀點。
請不要誤解,本書的目的不是要為那些被美國追訴的公司開脫,也不是把它們看作受害者。這些公司因腐敗而被追責時,其違法事實(以美國法律的標準來看)往往已經得到證實。許多證據都可以證明法國和歐洲的某些公司確實有違法行為。問題是,這種針對他國公司腐敗行為的追訴是不是破壞外國競爭對手的穩定性和保持美國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障眼法呢?由于與被美國制裁的國家進行貿易往來,許多歐洲企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美國對古巴和伊朗的大部分制裁措施已經超越了國際法慣例。
事實上,無論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還是其他多邊機構,都沒有像美國對古巴、伊朗甚至俄羅斯那樣實施如此嚴厲的懲罰。
那么,美國為何可以將本國法律強加于他國公司、起訴外國公司并對它們處以罰款,與此同時卻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了解美國域外法,它們為什么會被制定,又是如何被制定出來的?它們針對的是誰?各國對“山姆大叔”的這種司法入侵做何反應?為了撰寫本書,我花了兩年的時間進行調查。作為一名政治學家而不是法學家,我考察了法律如何被用作經濟戰的武器。
最后還有一言:研究經濟對抗現象絕不意味著鼓吹經濟戰爭。依本人之見,事實正好相反。本書指出了實施經濟戰的某些做法——無論是國家、企業層面,還是個人層面,目的是提醒這個“病態”的世界,應當警惕經濟的過度金融化,而且它還受到“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的破壞。超級全球競爭的“毒瘤”正在使人類迷失方向,摧毀我們的星球,摧毀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類。它使一些人從事不道德甚至違法的行為。這不會為全人類帶來任何收獲,卻會讓我們失去一切。揭露這種邪惡,就是為了在一切追悔莫及之前,努力與之進行斗爭。
(本文為本書作者自序,標題為編者所加,有刪節)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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