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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論文被質疑瞞報，中國疾控中心處在風口浪尖。盡管目前事實尚不完全清楚，當事人也做了回應，但有一點值得關注：17年來兩次疫情中，鐘南山至少已經糾正了中國疾控中心兩次誤判了。

17年前，中國疾控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的首席專家洪濤院士，他發現非典病人肺組織中存有大量衣原體，他向社會公布研究成果，通過新聞聯播等權威媒體報道，將非典病原基本確定為衣原體，這一說法被認為得到官方認可，成為非典“已經得到控制”的“醫學證明”。

顯然，衣原體之說誤導了決策。以鐘南山為代表的醫療界人士沒有盲從科研人員的結論，因為抗衣原體藥物完全無效，鐘南山在一次會議上發言，直陳這一結論科學依據不足。兩個月后，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的病原體，從此非典被稱為SARS。

在這次新冠疫情初期，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徐建國院士，在1月4日接受《大公報》采訪時說，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且沒有發生死亡案例，說明病毒威脅水平有限。徐建國還強調，中國的傳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積累，絕不會出現因為春運發生大擴散的可能性。

直到1月15日，武漢衛健委的通報仍然認為：“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究竟是專家知道實情卻隱瞞數據不報，還是報告后決策者沒有當機立斷采取措施，目前事實尚不清楚。但據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透露，19日鐘南山到武漢后，當地、國家級專家把結果告訴了他，鐘南山20日晚上接受采訪，在新聞發布會上首先披露有14名醫務人員感染，“肯定有人傳人現象”。接著武漢市衛健委作了披露。

鐘南山又一次推翻了中國CDC院士專家的結論。

從法律程序上來講，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布傳染病疫情信息，鐘南山是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由他在獲得授權后披露符合程序。

問題是，符合程序不等于有擔當、盡責任，鐘南山不是第一批到武漢的國家級專家，馮子健透露的信息說明，他也是被專家們告知了情況，這些專家或許資歷威望不如他，但從職責上來說，顯然沒有非要等到鐘南山才公布預警的理由。

推測一下可能的原因：

1、正如公眾和部分業內專家質疑的，科技部也已經提醒的，英文論文發得又快又多，卻是按照科研的方式和思維，而不是預防醫學和疾控的思維，第一時間公開數據，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第一線。

2、鑒于當年洪濤院士的誤判，吸取了教訓，在下結論時過于保守。洪濤當時就認為，媒體留的余地太小了，可想而知，科研人員在媒體上輕率表態要冒風險。馮子健副主任也承認：從“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到 “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CDC是 “保守的”， “謹慎的”。

3、法律程序或者決策者的猶豫。如果只講法律程序，疫情信息要衛生行政部門披露，但法律絕對沒有限制科研專家寫報告、提建議、接受媒體采訪、談預警性的個人判斷。

4、這些數據是不是機密？當然不是，只是公開的早晚區別。但對科研人員來說，卻是“金礦”。香港那位“逃兵”管軼，不就對沒能像SARS爆發那次一樣拿到論文數據大失所望嘛。

搬出行政上、程序上的理由可以有千萬條，但科研專家這次不能完全免責，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自己的位置和成果，而是社會的公共衛生安全。政府當然希望社會穩定，但絕不愿意鑄成更大的不穩定，政府在決策的時候需要依賴專家的知識和建議。無論怎樣甩鍋，疫情初期，幾位專家“可防可控”的判斷，難道還是對內對外兩個版本？

為什么鐘南山能兩次糾正科研人員的誤判？

第一次，鐘南山自己有總結：病原體查找過程中的最大缺憾，是病毒學家、公共衛生專家等沒有能夠與一線臨床工作者進行很好的協作。“如果結合做，根本就不會發布這樣的結論。”

第二次，恐怕道理有相通的地方。不晚于1月10日，專家們在收取到的數據中，就能從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例中，意識到人傳人的可能性有較大概率，就像SARS那次一樣，不需要試劑盒、分離出病毒，臨床診斷就應該用于指導疫情控制。

SARS疫情中，科研人員依賴電子顯微鏡觀察作“衣原體是病原體”結論，這有局限性，被富有臨床經驗的鐘南山推翻。

而這次疫情中，科研人員做到了嚴謹，卻又過于保守，又一次被從臨床經驗出發，敢于擔當的鐘南山推翻。

科研中有挫折，有錯誤，這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現象，科學研究有一個過程，對病毒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鐘南山兩次糾正誤判，并不是因為他有更多的學識，更不是因為他接近真理。他的經驗、資歷和話語權當然重要，但這些恰恰是從實事求是的經歷中一點點取得的，別人即使步步都符合程序沒有差錯，也難以復制，正所謂“國士無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