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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雨瀟：我們應當如何悼念李文亮

點擊：作者：戴雨瀟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20-02-14 14:09:40

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經全力搶救無效去世。

李文亮之死令人扼腕嘆息，在過去的這幾天里也引發了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去年12月30日，在新肺炎尚未被確認存在人傳人風險的時候，李文亮在武漢大學的同學群發布消息稱「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并同時表示「不要外傳」。

同日，武漢市某委曾針對「不明原因肺炎」作出緊急通知，令各醫療機構「及時跟蹤統計救治情況，并按要求及時向轄區疾控部門上報有關信息。未經授權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1]。

1月1日，武漢警方發布通報稱，一些網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傳喚8名違法人員，并依法進行了處理。兩天后，李文亮也收到警方的訓誡書，內容稱「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的不屬實言論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李在訓誡書末尾簽字承諾聽從警方規勸，不再發表不屬實信息[2]。

隨后，李投入到了他在醫院的工作當中，回到眼科繼續接診病人。但不幸的是，在1月8日，李文亮被一位當時沒有肺炎癥狀的青光眼患者傳染新病毒。兩天后，李文亮出現咳嗽發熱等癥狀[1]，2月初病情不斷惡化，最終不治身亡。

李文亮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一、李文亮是誰

首先毫無疑問，李文亮是一個善良的人。在發現可能出現的危機之后，他選擇在第一時間通報給自己周圍的人。由于消息當時并未得到100%的確認，李文亮為了防止引起潛在的和不必要的公眾恐慌，在發布消息后謹慎地提醒群里的人不要外傳。后來李在接受財新的采訪時也表示，自己當時對有人把「確診了7例SARS」等言論截圖發了出去「還不打碼」表示「很生氣」[1]。可見他當時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公布疫情并非他的職責所在，后來消息被有心人散播出去進入到公眾視野也不是李的本意。

第二，李文亮是一個敬業的人。李在去年年底通過來自其他科室的二手消息認為有人感染不明肺炎之后，并沒有選擇躲藏，而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為國家和人民服務。近些日子全國各地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很多人都在家靜靜地等待著開學復工，但是也有很多像李文亮這樣的人，依然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他們是醫生、護士或警察，他們是維持社會基本運作的各行各業的工人或奮斗在一線的公務員和干部。正是有了他們在外辛勞奔走，我們才能安心在家度過這段「無聊」的時光。

最后，李文亮是一個合格的黨員。據不完全統計，時至今日，已經有至少46人犧牲在了戰疫的一線，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因過勞而死，其中有六成多的人和李文亮一樣是黨員[3]。他們真正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信條，值得全國人民的敬重，也應當有資格被追封為烈士。

從李文亮過去的生活和他在社交網絡中留下的痕跡中我們也能看出他是一個樂觀、勇敢和積極向上的青年。在去世幾天前接受采訪的時候，李文亮還堅定地表示「康復以后我還是要上一線的，現在疫情還在擴散，不想當逃兵」。盡管李文亮不是呼吸或感染科相關的醫生，但毫無疑問，這樣一位優秀醫生的離世依然是我們的重大損失。

李文亮的社交媒體截圖

李文亮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敬業的人、一個合格的黨員。他的離去令人痛心，但與此同時，一些別用有心的人和勢力對李文亮的歪曲甚至利用則讓人感到憤慨！

二、李文亮不是誰

在李文亮過世之后，很多媒體和公眾輿論「不約而同」地開始用一個新詞來描述他——「吹哨人」。

這個詞其實是對英文 Whistleblower 的直譯，意思是揭露私人或公共組織內被視為非法、不道德或不正確的秘密信息或活動的人[4]。其來源可能是19世紀的警察曾有看到不法行為吹口哨警告公眾和同事的做法，也可能是得名于體育裁判吹哨表示犯規。這里的「揭露」可以是在組織內部進行，比如向自己的同事或直屬上級通報，也可以是直接對外公告[5]。

全世界最著名的「吹哨人」愛德華 · 斯諾登至今被美國政府通緝（圖：衛報）

「吹哨」的前提條件是組織內部存在不當行為（通常是貪贓枉法等）。比如前美國情報部門工作人員愛德華 · 斯諾登舉報美國政府利用微軟、谷歌、臉書和蘋果等公司的服務監聽國內外的用戶，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吹哨人」；另外去年一位匿名者從情報部門內部舉報特朗普在電話里中施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讓其調查自己的政敵喬 · 拜登之子，這個人也是「吹哨人」。

李文亮所在的單位目前并沒有發現在防止疫情的過程中存在違規違法的情節。李也沒有向上級「舉報」或者對公眾「披露」他所在的單位或部門的做法有什么問題，他只是出于善意在小圈子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護一個可能出現的新傳染病。為了防止消息散播出去，他還特地在群里警告不要外傳。

可以說李文亮是一個小范圍內的「預警者」，但他并不是什么「吹哨人」。

實際上，正如「吹哨人」這個詞匯是舶來品，國內的某些人用這個詞來形容李文亮也是從外面學來的。不少西方媒體在第一時間對李文亮的評價就是「吹哨人」，從這些文章的正文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們使用這個詞就是為了將李文亮塑造成「反體制」的悲情英雄，利用他的死污蔑全中國上下為防治疫情所做出的努力，進而詆毀和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這種可恥的行為是對李醫生的玷污。

外媒這次「不約而同」地將李文亮稱作「吹哨人」

事實上，李醫生也不是最早匯報疫情的醫護工作者。

早在去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主任張繼先注意到，醫院附近小區里的一對老兩口出現與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檢驗結果。他們的兒子在當時沒有任何癥狀，但是照CT片也出現了一樣的表現。

12月27日，張繼先醫生將把這幾個人的異常情況向業務院長、醫院院感辦和醫務部作了匯報，醫院立即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

12月28、29日兩天，門診陸續收治了3名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張繼先敏銳地意識到情況不對，立即又向醫院進行了報告，并建議醫院召開多部門會診。

29日星期天，醫院研究決定直接向省、市衛健委疾控處報告。省、市衛健委疾控處接到報告后迅速反應，指示武漢市疾控中心、金銀潭醫院和江漢區疾控中心前往醫院，開始流行病學調查。

2月1日，各方信源均證實是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最早上報疫情，并評價給政府及早監測疫情爭取了時間[6]。

新冠肺炎疫情上報第一人——張繼先（圖：武漢晚報）

實事求是地講，在這場抗擊肺炎的戰役中，是張繼先醫生等眾多充滿正義感的醫護工作者按照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上報給負責單位和有關部門，用最科學和最可靠的方式幫助國家盡快確定了疫情傳播風險，進而指導政府對新冠肺炎進行全面控制。李醫生轉發的二手信息和其他八人或杜撰或道聽途說的言論本身也許并無惡意，但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評估和控制并無實質性地幫助。

一些媒體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將英文里「吹哨人」可以指「對內（上級）舉報」也可以指「對外（公眾）公布」的定義篡改成只有「對外公布」的部分，然后將李文亮塑造成英勇無畏的「吹哨人」，同時詆毀張繼先是為了「政府獎勵」所以不配「吹哨人」的稱號。這種做法令人不齒！

維基百科關于「吹哨人」的描述：「吹哨人可以通過對內或者對外的方式披露信息。」

《對比「對內上報」和「對外公開」兩種吹哨》的學術論文

《新京報》記者王志安的拙作《李文亮是吹哨人么》節選 [7]

最近兩天很多新聞媒體和網民開始用一句「為眾人抱薪者，已凍斃于風雪」來緬懷李文亮。這句話從字面意思來看是形容世態炎涼——有人在嚴寒為眾人送柴火，自己卻因無人照料被凍死在風雪中。他們將李文亮在微信群的預警比作「為眾人抱薪」，他被染病而死則是「凍斃于風雪」。

某境外反華媒體和某加拿大移民號

個人認為這樣的類比非常不恰當。「抱薪者」因在風雪中為眾人抱薪而被凍死，但李文亮之死和他在微信群發布消息毫無關聯。在李文亮不幸染病的1月8日，全國絕大多數的醫護工作者和其他各行各業的人員都和李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正常工作，如果將工作比作「抱薪」，那么他們都是抱薪者。另外，「凍斃于風雪」的描述也很有問題，李文亮在染病之后立即得到了妥善的醫療救助，并沒有被眾人不管不顧拋棄于風雪之中。

這幾天網上浮現出的這些話術，無論是「凍斃于風雪中的抱薪者」還是所謂「吹哨人」，其本質都是偷換概念，將李文亮之死用于某些人反國家反體制的政治目標。

網上流傳的多張李文亮的照片更是有意無意地「漏掉」了李文亮胸前「為人民服務」的黨員徽章。

左圖為李文亮本人自拍，右邊兩張圖為網上傳播很廣的李文亮畫像

在李文亮死后，有人立刻在網上發起「運動」，有所謂的「女權」走上街頭，甚至還有極端分子模仿香港之亂提出了「訴求」，他們的野心昭然若揭——無非是想吃李醫生的人血饅頭，在中國的土地上推動「顏色革命」。

這些人的行徑不可謂不卑鄙，用心不可謂不險惡。他們當然不配悼念李文亮。

李文亮醫生也絕不應成為這類無恥之徒的政治工具！

三、「謠言」與「言論自由」

在這場抗擊肺炎的人民戰爭中，已經有很多的英雄相繼倒下。但到目前為止，只有李文亮的病逝引發了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最廣泛的關注。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自然是李醫生本人善良敬業的優良品質，但我想也有一部分原因和他曾被武漢警方訓誡的特殊經歷有關。

很多人對李文亮之死產生的強烈情感，實際上包含了他們對湖北和武漢當局早期對于疫情因應不及時的怨憤。這顯然是一種遷怒。實事求是地講，某些地方部門在疫情萌芽時的處理確實有很多可待改善的地方，那么武漢警方對李文亮的「訓誡」是否也存在問題？

有觀點認為李文亮不應當被訓誡。某篇流傳頗為廣泛的文章給出的理由是——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李文亮和其他幾人所散播的「確診 SARS」的信息，并且基于對 SARS 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這對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8]。

顯然，這只是一種較為樂觀的預測。實際上也有可能發生的是，老百姓在大型瘟疫將要爆發的恐慌下開始哄搶口罩、藥物和消毒液等物資，引起當地市場乃至社會秩序的混亂。更糟糕的后果是導致很多當地人（其中可能包括已經被傳染的人）開始瘋狂逃離武漢，在政府還沒有來得及采取封城等措施的時候造成疫情的提前擴張。

在元旦前后，基本的醫學診斷對新肺炎無法得出定論、新病毒尚未被科學地測序和分析、以及沒有足夠的統計數據可以證實其傳播風險的時候，人們很難預料病情最終會發展到什么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以未來是否造成「有益」的結果來判斷言論是否屬實缺乏執法上的操作性。更為恰當合理的方式當然只能是通過已知的信息判斷。

最近爆發的「新冠肺炎」（2019-nCoV 病毒）嚴格來講確實不是 2002 年的「SARS」（SARS-CoV 病毒），李醫生以及其他幾名被傳喚的市民所散播的「確診SARS」的言論也的確「不屬實」。除此之外，從李文亮一月初返回工作崗位之后「沒有做防護」[1] 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本人當時應該也并不確信武漢真的爆發了如同當年「SARS」一樣嚴重的傳染病。

最終武漢警方對李文亮（和早于他兩天被傳喚其他八人）沒有拘留、沒有罰款、更沒有如謠傳所言吊銷其行醫執照，僅僅是讓其簽字承諾不繼續散播不實言論，這樣的處理無可厚非，也符合執法應當遵循的「比例原則」。

在重大災難面前，不實信息如果不受控制地傳播往往會帶來惡劣的后果。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發生之后，西方的很多媒體在公開報道中夾帶有攻擊性的言論和謠言。美、意電視網廣泛傳播的所謂核電站現場情況，實際上是一個意大利人把一個水泥廠著火的錄像與一個醫院接收病人的錄像拼湊而成的。

美國和英國的幾家主流媒體在事故發生后不久就報道傷亡 2000 多人，美國五角大樓也認定這一數字是準確的，美國的各種電視節目都把它作為頭條新聞進行了報道，在當時這些數字被西方媒體用于大肆批判蘇聯的體制。后追查其來源，是出自基輔市的一位婦女之口，這位婦女說事故發生后有 80 人即刻死亡，2000 人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事實是，在災難發生后的10年時間里算上輻射引發的癌癥死亡總共也只有60人死于核電站的事故[9][10]。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后瘋狂的西方媒體（NewScientist）

一些西方國家喜歡對其他國家的「言論管制」指手畫腳，但是這些西方國家在掌控自己國內新聞媒體和社交網絡的時候從不馬虎。

在冷戰時期，美國就曾設立危機管理機構「防止虛假信息的傳播」。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和最近幾年弗洛倫斯颶風和邁克爾颶風侵襲美國的時候，美國政府在全國設立了多個「謠言控制中心」旨在「阻止可能造成族群沖突或社會恐慌的不實信息的散播」。

美國國會在2017年引入的一項法案要求谷歌、臉書和推特等網站和社交媒體保留其平臺上出現的政治類廣告的副本以及背后金主的信息，并對其內容進行管制[11]。推特在同年禁止了幾家俄羅斯媒體的廣告，僅僅是因為懷疑他們嘗試「干擾美國總統大選」。去年1月，紐約州總檢察長曾對一家「制造虛假社交網絡賬號」的公司開出了數萬美元的罰單[12]。

由此可見，所謂「言論自由」在哪里都不是無節制的自由，任何正常社會都會對可能引起沖突、帶來混亂的言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們應當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應當兼聽則明經常了解反對意見。但我們同樣應當享有免于接受虛假報道和不實信息的自由。

某些國內的媒體人利用李文亮之死大肆鼓吹放開「媒體自由」「言論自由」，實際上他們只是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掌控不受限制的自由罷了。正如美國著名記者利布林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所謂新聞自由只屬于那些掌握著媒體的人（Freedom of the press is guaranteed only to those who own one）」。當這些人得到了哪怕一丁點權力之后，立刻就開始威脅其他人的言論自由甚至人身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