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語】2020年是農歷庚子年，打響了一場阻控新冠疫情的“人民戰爭”，開戰以來屢獲小勝，尚未取得決定性勝利。現已進入決戰階段，想起了上個庚子年即1960年，當時國內遭遇重大自然災害，而蘇修赫魯曉夫叛徒集團乘中國重大自然災害之危，落井下石，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挑起中蘇邊境糾紛，企圖置新中國于死地。毛主席為此寫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光輝詩篇，用藝術的形式概括和總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斗爭策略，也糾正郭沫若《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千刀萬剮唐僧肉”觀點，告誡全黨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團結包括混淆敵友唐僧在內的大多數群眾，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極大提高了中華兒女戰勝蘇修挑釁的勇氣，增加了全國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必勝信心，也對我們今天打贏這場阻控新冠肺炎的人民戰爭有著重大現實意義。當今戰“疫”，非同一般的抗災救險，不僅要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蔓延的疫情，也要面對霸權主義及其國內外幫兇的干擾破壞，還須注意教育引導可憐可恨愚僧的攪局，故而必須把握戰“疫”的大方向，牢記毛主席“僧是愚氓猶可訓”的教導，分清敵友，動員一切力量，奪取戰“疫”的徹底勝利。本文為毛主席的詩引發戰“疫”隨想系列的第二篇。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是毛主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詩眼，也是毛主席當年戰勝自然災害和蘇修斗爭的策略，對于當前正在開展的抗擊疫情人民戰爭有著重大現實意義。那些冒死奔赴一線的共產黨員、解放軍戰士、醫護人員以及專家，就是降妖伏魔的孫大圣，那些愚蠢、恐慌和錯判以及任性、自私和放縱的人，就是唐僧，那些渾水摸魚、制造混亂和恐慌的人，就是鬼妖。我們一定要堅持戰“疫”的大方向，大力弘揚逆行者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堅決打擊制造混亂和人為擴大疫情的行為，而對那些或胡亂轉發謠言，或以訛傳訛，或當別有用心人的工具，或跟著西方勢力起哄之類可憐可恨的唐僧，絕不可以生發“千刀萬剮唐僧肉”的義憤，要遵循毛主席“僧是愚氓猶可訓”指示善于因勢利導，使他們分清是非、敵友，盡快投入戰“疫”行列，最大限度孤立打擊敵人，奪取戰“疫”的決定性勝利。
“僧是愚氓猶可訓”，這些“僧”來自部分群眾心中無底的恐慌
戰“役”中群眾的盲從與恐慌，在某種程度上說，比新冠病毒更兇猛，比疫情更可怕。因為這種盲從與恐慌，會使人失去基本判斷。聽說口罩能防病毒，便不管用途囤積各類口罩；聽說雙黃連、板藍根可以預防新型肺炎，就大肆搶購；……，致使黑心商人暴漲價格，加劇抗擊疫情物質緊缺。也會使人出現思維、心理、情緒、生理、行為諸方面的異常，聽說喝酒抽煙能殺菌預防新型肺炎，就不顧身體拼命喝酒，不抽煙的人抽起了煙；聽說蔬菜漲價了，就大包小包搶購，……，人為制造緊張驚恐氣氛，無意識增加抗疫消極因素。還會使人常犯把不同權重信息放在一起比較的錯誤，關于氣溶膠的爭論就是證明，有人拿著“物理學者關于氣溶膠形成機制”和“醫學家關于氣溶膠可能產生的傳染影響”去比較，也有人拿著媒體對專家觀點的提煉，去和專家完整觀點去比較，比來比去，由思維混亂引起思想混亂。尤其是現今通訊工具發達，有關疫情的信息很多，可這些信息有很多自相矛盾，甚至是謠言，如果缺乏正確的判斷，就會無所適從，出現恐慌、抑郁、憤怒等情緒，也會因認知狹窄，光看到危險和負面信息的可怕，看不到正在解決和積極解決問題的可能，出現悲觀、焦慮、失望等情緒。所以，有些群眾在疫情面前形形色色的“驚慌失措”，由此引發的不配合醫囑、謾罵醫護人員，斥責執法人員、打傷勸阻戴口罩工作人員種種行為，不只是影響社會秩序，也遲滯抗擊疫情進程，其危害程度超過疫情本身。部分群眾為什么會誠惶誠恐？其根本原因是心里沒底。記得毛主席時代，人們對黨中央毛主席無比信賴，每每遇到重大困難和災害，都堅信毛主席會派親人解放軍救自己，即使發生唐山大地震那樣的天大災難，也沒有人制造驚慌。今天，黨中央習總書記時刻掛念疫情，像毛主席那樣第一時間部署決策，第一時間派出解放軍和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可有的人依舊顧慮重重，為什么？說到底還是缺乏信仰的力量，幾十年一切向錢看誤導的結果。換言之，如果相信黨和政府一定能打贏戰“疫”這場勝利，就會腳踏實地心中不慌，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做好自己該做的工作；如果相信我們的醫學水平和眾志成城的力量，就會從心底為武漢加油，為中國加油，自覺投入到抗擊疫情的火熱戰場。當然，也不能全怪心里沒底的群眾，經典電影《南征北戰》面對干部戰士對大踏步撤退不理解，有怨氣，高營長有句很深刻的臺詞：“戰士的情緒都是指揮員傳染的”。用到當今的戰“疫”，就是群眾的恐懼，也是一些領導信心不足和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傳染的。在這一點，疫情公開就做得很好，國家和省市及時地每天通報疫情的變化情況，群眾看到真切的數字，就會有清晰的判斷。而在自我防御這方面就做得不好，一些專家說要開窗通風，另一些專家又說空氣也會傳播；專家一會兒說病毒是SARS，一會兒又說“是口誤，是與SARS高相似的冠狀病毒”；前天專家說新冠肺炎會通過氣溶膠傳染，昨天專家說除非醫院等高濃度高密閉環境，一般環境下不可能實現氣溶膠傳染，等等，加上微信帖子滿天飛，弄得大家無所適從。于是有學者打圓場，認為群眾恐慌，是因為應該知道的卻知道的不夠多，可以不知道的卻知道的太多，但群眾又怎么分辨哪些該知道，哪些不該知道。所以，要增強群眾戰“疫”信心，樹立群眾自我防控的底氣，領導是關鍵。領導有一種泰山壓頂不彎腰的鎮定自若，群眾就吃了“定心丸”。同時，本著對上級負責與對群眾負責的一致性，就會管住專家和新聞媒體的“嘴”，不能信口開河，隨心所欲誤導群眾。更重要的是，以強有力阻擊疫情擴散的事實，讓不論感染疫情與否的群眾，都能消除顧慮，提高信心，才能夯實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的根基，加快全面勝利的進程。
“僧是愚氓猶可訓”，這些“僧”也包括那些過于看重官帽而不敢擔當的領導干部
這次足以進入史冊的新冠疫情，也足以讓那些心存僥幸的領導干部深刻反省。為什么疫情面前領導總有心存僥幸的傲慢？表面看是官僚主義作怪，實際上是過于看重官帽，被官帽左右下的患得患失，不敢擔當。武漢疫情始初，亦即現在被記大功的張繼先醫生，2019年12月27日就向醫院領導匯報了新冠疫情相關情況，醫院也迅速上報至江漢區疾控中心，武漢衛健委也于2019年12月30日發布“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聯”的內部通知，還有8位醫生在微信群提醒親友同事，這種不明原因肺炎類似非典，需高度警惕，而且這種提醒還被擴大化。可惜這種種提醒，竟沒有引起領導的警覺和重視，沒有寧可信其有的未雨綢繆做好防控，導致疫情大發，蔓延整個湖北，波及全國。而湖北的潛江就截然不同，在元月17日收治、集中管理32位確診的新冠病人同時，潛江市委、市政府就感到這種病的不簡單，果斷在第一時間終止了所有的娛樂活動，第一時間出臺“封城”的通告，迅即切斷病毒的傳播渠道。正是由于市領導對人民極端負責的擔當，使潛江成為迄今除神農架林區之外湖北確診病例最少的城市。如果這個城市的領導一直想著官帽，消極等待上級通知，不敢做出冒風險的決斷，也不會有今天這么好的結果。無獨有偶，還是在湖北，在疫情最嚴重的武漢，洪山區華大家園小區竟無一感染、無一疑似，何以如此呢？因為這個小區1月20號就實施封閉，不僅開展消殺工作，給住戶發放口罩和消毒水，每天對住戶進行體溫測量，嚴禁外來人員和車輛進入，還積極聯系社區志愿者，每天定點給居民送愛心菜，把米面油和菜送到各住戶家門口，確保封閉后居民的正常生活。現在不少地方也進行了封閉，但卻做不到周到服務。這個小區的領導應該是極不入眼的小官，但其敢于擔當的魄力，勝過那些心存僥幸的大領導。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武漢市領導當初對一線醫生的建議足夠重視，像潛江那樣冒著丟官帽的危險，立即進入緊急狀態，采取有力的封閉措施，疫情就不會在全國那么蔓延；如果武漢市領導能夠及早對去過華南海鮮市場這個新冠病毒集中發源地的人群，果斷采取防范措施，也不會有那么多人感染；如果武漢市領導不迷信專家的“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而立即制止再搞什么讓人們放松警惕的10多萬人參加的萬家宴，也不搞那些制造祥和氣氛的諸多大型活動，也不會讓那么多人增加了感染途徑；如果武漢市領導在封城前，特別忠告已經和即將離開武漢的人加強自我保護、堅決遠離他人，更不會有全國那么多人被武漢病毒攜帶者傳染。可事情沒有如果，但足以使這些經常對別人念緊箍咒的唐僧們深刻檢討和反思，故而有人將此事比作《扁鵲見蔡桓公》。扁鵲最佩服他長兄，擅長治未病；也佩服中兄，擅長治初病，自己擅長治重病。而這個千萬人口大市的領導，既談不上扁鵲長兄的事前控制，又做不到扁鵲中兄的事中控制，也沒有扁鵲能有效進行事后控制的本領，導致如今讓黨中央操心、全國人民揪心的嚴重局面。因此說，領導干部不能只會念金箍咒，關鍵要有孫大圣火眼金睛識妖、敢于冒風險除妖的擔當，這應該是新冠疫情給予各級領導的最大啟示。
“僧是愚氓猶可訓”，這些“僧”也指那些看似積極負責實則不敢作為的領導干部
戰“疫”進入決戰時期，也有不少疫情并不嚴重的城市，出現了過度防控的極端傾向。所謂“過度防控”，是指從防控初期警惕性不高的極端，走向防控決戰階段縮手縮腳、不敢抓全面工作的另一個極端，與前述“心存僥幸”的傲慢如出一轍，都是不敢擔當的表現，實則是懶政的另一種翻版。嚴格防控是對的，只要疫情沒有解除，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掉以輕心，但盲目參照疫情嚴重地區的防控措施，發布極其嚴厲的隔離令，搞攀比似的極端防控，乍看來積極負責，骨子里卻還是念念不忘官帽的不敢擔當。為此，2月1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實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對偏頗和極端做法要及時糾正，不搞簡單化一關了之、一停了之，盡可能減少疫情防控對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中新網，2020-02-12），這顯然是對偏頗和極端做法的當頭棒喝。戰“疫”發展到時下階段，領導敢不敢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經濟，就像湖北潛江疫情始初就果斷封閉一樣，需要冒風險的擔當。一些領導為什么會不計后果地極端防控？因為這樣要比“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經濟”保險得多、太平得多，畢竟極端防控不會丟官，開工生產一旦出現防控不到位的紕漏，極有可能丟官帽。可這些領導是否想過，為保險、太平，以積極的面目掩蓋戰“疫”工作中的消極和被動，是在放大疫情的代價和后果，不是共產黨人純粹忠誠的表現。毛主席曾經說過，“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用在此處就是，當官就有可能丟官，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即使丟了官帽也是值得的。所以，領導干部尤其是主要領導要有敢于承擔風險的意識，自覺拋棄自私顧慮，按照黨中央的指示，敢于依靠人民群眾，依靠黨員干部，在認真細致嚴格做好防控、確保疫情不再蔓延的基礎上，及時復工、開業，恢復正常經濟和社會生活。在防控疫情有出色表現的浙江，就率先發布了“在妥善采取防護措施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疫情防控對群眾生活影響”的《疫情防控責任令（2號）》，在這一方面又做出了榜樣。所以說，破除防控中偏頗極端的“懶政”思維，積極全面抓好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損失，應該是新冠疫情給予各級領導的又一個啟示。
“僧是愚氓猶可訓”，這些“僧”還指那些有負于國家和人民期望的誤判專家
專家，是高級知識分子，是某一領域的權威，國家信任，群眾崇拜。作為專家，就應該自重，有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的高度責任感，而不是狂妄自大，甚至借機沽名釣譽。這次世界矚目的新冠疫情，湖北和武漢一些領導官僚主義偏聽偏信、心存僥幸是直接責任者，而第一批專家組的屢屢出現誤導和錯判，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個專家組，代表著權威，肩負著黨中央的重托，可他們不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分析研判，不注意傾聽一線醫生的反饋，盲目依靠SARS經驗，教條地套用判斷SARS標準，導致初期就忽略不發熱無癥狀的新冠感染者，漏掉一大批無癥狀或者輕癥的病人。繼而，又過度信任核酸檢測，忽視核酸檢查呈陰性的新冠感染者，使得大量的感染者沒有確診又漏掉了一批患者。最誤導社會的是人傳人問題，他們從開始判定“未發現明確人傳人”，到半個月后僅判定“不排除有限人傳人”，即密切接觸，如家庭、醫患之間可能傳染，非密切接觸不會傳染。如果他們工作再細心一點，再深入一點，還能查不清楚？他們還把華南海鮮市場定義為唯一傳染源，把這個作為流行病學史的判斷，事實證明華南海鮮市場并非唯一的傳染源。由于他們錯誤的確診標準，錯誤的傳染途徑判斷，錯誤的傳染源定義，導致大幅度低估了感染者的數量，也大幅度低估了新冠肺炎的風險（以上參閱《西西弗評論：談12月31日到1月19日衛健委專家組判斷之誤》昆侖策網2020-02-12）。而武漢舉辦的各種聯歡會、萬家宴等讓人氣憤的愚蠢舉措，正是根據這些專家“有限人傳人”和“可防可控”的研判做出的，這令人非常痛心。毛主席1939年在《五四運動》就指出，知識分子要不斷進步，有所作為，就必須同工農相結合，同實踐相結合。而且告誡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然而，第一批專家組不重視一線醫生的反饋，不重視實際發生的病例，不重視一線醫生多次反饋確診標準過嚴，教條武斷、盲目自信，做出了錯誤的確診標準、錯誤的傳染途徑判斷、錯誤的傳染源定義，讓人們麻痹大意，耽誤了寶貴的防控時間，帶來了武漢新冠疫情大爆發的惡果，確實有負于黨中央重托和人民的期望。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回到北京，不認真總結所作決判是否值得完善，是否有誤，怎樣盡可能彌補和挽回，卻忙著寫論文，忙著在國外著名雜志發表，尤其是這些有引導意義的研究數據與結論，沒有適時向國內公眾公開，也沒有適時地用在抗擊疫情的實際過程中，愈發匪夷所思。針對這些專家不顧疫情競相在權威雜志發表科研成果性文章，國家科技部1月30日發文指出，“各項目負擔單元及其科研職員要對峙國度長處和群眾長處至上，把論文‘寫在故國大地上’，把研討功效使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使命完成之前，不應當把精神放在論文揭曉上”。所以，有專家呼吁中央應該像調查李文亮醫生事件一樣，調查衛健委第一批專家組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0日的所做所為。與這些盲目自信的專家相比，鐘南山帶領的專家組就是本著對武漢人民負責、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態度，判定新型冠狀病毒存在人傳人的征象，及時提出封城建議，避免了更兇惡的疫情蔓延和更嚴重的后果，受到人民的由衷崇敬和愛戴。由此可以看出，專家也要有擔當，不能以自命不凡貽誤黨和人民的事業，給國家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僧是愚氓猶可訓”，這些“僧”還指那些無所謂和自私放縱的人
疫情已經讓14億中國人品嘗了它的可怕和嚴重，但仍然不能驚醒那些無所謂的輕視，依然有人聚眾吃飯打牌、扯談閑逛，依然有任周圍人怎么勸說都滿不在乎的樣子。這些輕視和僥幸的背后，主要是認為自己沒有去武漢，也沒有與武漢歸來的人接觸，便呈現“事不關已”的麻痹和輕視。僅僅戴口罩這么簡單的事，就接連曝出大跌眼鏡的奇聞，如果說群眾是因為無知而抵觸，那么領導干部的抗阻就是盛氣凌人。河南新鄭某自稱醫院副院長的女子，明明手里拿著口罩，保安勸其戴口罩，居然連說16次“不戴”，最后被紀委查處；湖北省黃石西塞山區醫保局女副局長因不戴口罩，與防疫人員爭吵，其丈夫、其父親聽到后也未戴口罩加入與防疫人員吵鬧行列，并發生肢體沖突，結果這位女副局長被免職，兩位助陣的親人也分別受到嚴肅處理。再者，一些媒體從業者，為了博眼球、蹭熱度、賺流量，肆意傳播謠言，什么驚悚就轉發什么，什么標題吸引讀者就起什么標題，完全不顧及文章背后消息的失實性，完全不顧及文章發出后民眾的反映，儼然成為最致命的造謠者、傳謠者，還美其名曰“信息公開”。而一些出于好心轉發謠言的人，看到仇官式、假冒官方、假冒科普諸類謠言，不辨是非，不辨真假，看到后不是轉給親友，就是轉發朋友圈，成了謠言的變相幫兇，無意中給抗擊疫情添加麻煩，不能說不是是愚氓的僧。這些“僧”的“愚氓”還表現在自私和放縱，據“走進科學”微信公眾號披露《一名湖北男子深夜前往西藏，祖國最后的凈土被病毒“感染”！兩列火車的人被連累》，正是因為這名湖北男子的率性而為，使拉薩市進入緊張狀態，緊急尋找與該名男子乘坐同一列火車的乘客們。也正由于這一例病例的出現，西藏全區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代價真是太大了！另有，福建省晉江市一男子，從武漢返鄉卻謊稱菲律賓回來，參加了有3000余人的宴請和婚宴等聚餐，還四處跟人劃拳喝酒，致使除該男子外，7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而4000余人被要求居家醫學觀察。這些人自私放縱，讓更多無辜的人被誤導被傳染，此等行徑害人害己，擴大了疫情蔓延，愚昧而可惡。這等因信仰缺失、道德滑坡、金錢至上衍生的愚僧還有很多，而抗擊疫情強制性的“訓”也只是治標，為今后的思想政治建設提出了重要任務。如今的戰“疫”，是疫情戰，也是思想戰，政治戰。是驅妖戰，也是保國戰，正義戰。當前之戰，是決勝之戰，也是關鍵之戰。我們既不能讓愚僧亂念緊箍咒，更不能讓妖鬼干擾決戰進程，要緊緊依靠驅妖除魔的孫大圣，動員團結一切力量，徹底打贏這場戰疫情的人民戰爭。這就是學習毛主席“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的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