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造謠說什么陳永貴抗戰期間給日本人當過走狗，文章說：“那是在他27歲，即1942年時，陳永貴一邊給侵華日軍辦事，一邊暗中聯絡八路軍，后來日本憲兵隊逮捕了他。日軍投降后，當地知情人稱陳永貴是‘二鬼子’、‘漢奸嫌疑犯’，對于自己這段過往歷史，陳永貴心里一直很虛，他也不敢隱瞞，當軍隊干部嚴肅過問此事，陳永貴痛哭流涕地說道:‘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總之，這些插曲沒有影響陳永貴的仕途……”陳永貴，出生于1915年農歷正月初一。1947年加入共產黨。1950年被第十八軍授予“人民功臣”勛章。1952年至1973年任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曾多次評為省、地、縣勞模，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86年3月26日在京因病逝世，享年72歲。前述文章作者在文中并未對那段內容添加任何注釋，也未給出任何參考資料。經筆者查詢李靜萍編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陳永貴傳》，發現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長期以來，詆毀革命領袖和英烈的謠言時有傳播，如今連抹黑“人民功臣”和“勞動模范”陳永貴的反智謠言也被編造出來堂而皇之發布上網，真的很有必要批駁一下。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很快打到山西。太原失守前，11月2日日軍已占領了昔陽縣城。大寨離昔陽很近，聽說日本人要抓男丁，為躲避戰亂，陳永貴回到了祖籍的石山村。在鄉親的幫助下，做起了小本生意，但由于行情不好，加上自己不會經營，時間不長，便本錢耗盡。后來，他曾牽毛驢販過煤，也曾闖蕩到日軍占領下的太原，但到頭來都兩手空空。無奈之下，只好徒步返回大寨。1941年，在朋友的幫助下，湊了幾斗玉米，吹打一番娶了兩年前被他救下的苦命丫頭李虎妮為妻。石山的鄉親們為他的婚事吃了一頓蕎麥面條，陳永貴便帶著虎妮回到了大寨，繼續住在穩周老人家里。又過了幾年，穩周老人去世，陳永貴披麻戴孝為老人送終，以養子身份完成了應盡之責。雖說日子過的清苦，但還算平淡安穩。可是天有不測風云，1942年，陳永貴被戰亂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日軍占領昔陽縣后，除縣里早有憲兵隊、偽組織外，還要求所有日軍占領村莊都要成立維持會，選出會長、村長或代表，以維持占領區的“治安”，為日本人提供情報和后勤服務等。為日本人做事，出面擔任維持會代表，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所不愿做的，尤其是在昔陽這樣一個群眾基礎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這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當時的太行山區，八路軍和日軍斗爭激烈，掃蕩和反掃蕩、維持和反維持斗爭從未間斷過，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東縣委和抗日縣政府在皋落召開鋤奸反特大會，公審處決大漢奸、日偽縣維持會秘書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東縣委、縣政府在皋落召開萬人大會，公審大漢奸王用賓并處以極刑；1940年4月，日軍在昔西實行內部“清共”，從縣城內的偽機關、學校和附近村的“維持會”中抓走嫌疑人員三百余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東獨立營和民兵在八路軍新十旅二十九團配合下，將東冶頭據點守敵逼退，昔東二區的“維持會”全部肅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縣委先后摧垮廟溝、泉水坪、鴿坪、常溝、巖莊、直峪寺、垴上等村的“維持會”。大寨的大姓是賈家和趙家。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襲，形成盤根錯節的宗族勢力，外來人口不得不依附于他們。日本人命令各村選代表，不然，就進村燒殺搶掠，村里不敢不選，但大姓人家誰也不愿充當偽代表這一吃力不討好的角色。村長賈泰元有糧有錢，他很清楚，日軍來掃蕩，吃虧最大的是他，找個敢說敢做、能言善辯的人出面維持、拖延一下，于村于己都有好處。富人們不愿做，又必須做，于是，就把當偽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來戶又是窮光蛋、既膽子大又能說會道的陳永貴身上。陳永貴此時雖說沒啥文化，又勢單力孤，但他明白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罵的。雖說這時的陳永貴談不上有多高的階級覺悟，但他深受昔陽抗日愛國運動的影響，早在1937年八路軍剛到昔陽時就有參軍的打算，只因八路軍居無定所，他找不著。因此，對偽村長一事，他表示堅決不干，曾準備往解放區跑。就在這時，八路軍獨立營一個經常到大寨一帶賣布、化名叫“老曹”的共產黨人主動接近陳永貴，勸陳永貴說，當偽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面上為日本人干，暗地里為自己人辦事，這也是抗日。那時，陳永貴雖然還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敵占區建立“兩面政權”的政策，還不清楚“從維持到拖延、從拖延到維持”的策略，但他覺得“老曹”的話很有道理，就滿口答應，并和老曹約定了接頭的時間和地點。就這樣，陳永貴于1942年當上了大寨維持會的代表。
陳永貴憑著不怕死的膽量和伶牙俐齒，當上偽代表后，出入日本人的炮樓，打點著來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隊”，糊弄著日偽軍不要殺人，還真使大寨躲過了一些災難。同時，他還謹慎小心地為八路軍做了一些事，或通風報信，或掩護抗日干部。因為長期給我黨偷偷做事，后來，陳永貴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懷疑，1943年送糧進城時被抓進了憲兵隊，差點兒砍了腦袋，是他的妻子四處求情，最后由村里的頭面人物出面，才將他保了出來。出獄后的陳永貴，在縣城里找了個打燒餅的活。一次，他在街上賣燒餅，遇見一家逃荒要飯的農民拖扯著面黃肌瘦的孩子，攔住他央求給口吃的。那孩子可憐巴巴的眼神讓陳永貴動了惻隱之心，他二話沒說，將十多個燒餅一股腦兒地給了這掙扎在饑餓邊緣的一家人。而他的這一善舉，立刻引來店主的不快，自然也丟了一份糊口的生計。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一周后，昔陽縣城從日軍潰退中獲得解放。盡管在抗日戰爭時期，大寨和其他老區一樣，減租減息取得了很大成果，封建剝削有所削弱，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廣大農民依舊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迫切要求突破雙減政策，直接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1946年5月4日，黨中央發出了《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農民通過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等斗爭手段，廢除阻礙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土地制度改革，從地主階級手中取得土地。同時，為了正確指導群眾運動，“五四指示”還規定了一系列原則，如：吸收中農參加運動，并使其獲得利益，決不可侵犯其土地；一般不變動富農的土地，著重減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對于中小地主的生活給以適當照顧等。1946年6月，太行區黨委討論了時局、土地改革及戰爭準備等問題，決定在腹心區立即開展土地改革，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同月，昔陽縣在試點的基礎上，在全縣范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由于有黨組織的領導，大寨的土地改革進行得有條不紊，既轟轟烈烈，又不失原則。大寨近七成共400多畝土地和41間房屋、32眼窯洞、6頭牛、6頭驢，分給了原先無地或少地的貧困農民。中農的利益得到合理保護，只有4戶地主富農受到了限制，保留一定數量的土地，逐步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土改那年，赤貧如洗的陳永貴分到了賈登元的一眼窯洞三間房屋和13畝土地。三十而立的他終于有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一小塊無需租種的土地。陳永貴和千百萬貧苦農民第一次嘗到了當家作主人的甘甜滋味，實現了他們祖祖輩輩渴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當他看到昔日豪華氣派的地主家院轉瞬間易主，當他滿面春風地耕作在新分到的土地上時，終于認識到只有依靠共產黨，依靠毛主席，窮人才有出頭之日，才能過上好日子。從那時起，陳永貴就下定決心要緊跟共產黨，緊跟毛主席。也是從那時開始，陳永貴作為13畝土地的主人，作為一個溫馨三口之家的戶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他鉚足了勁兒伺候著土地，發誓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全面內戰已經爆發，國民黨的部隊從四面八方發起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經過八個月的征戰，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被迫轉入重點進攻。在山西來說，雖然大多處于相對穩定的根據地，但東大門娘子關和出入省境的主要通道正太線，仍然為國民黨閻錫山部所控制。陳永貴懷著翻身解放的喜悅，對前方戰事倍加關注。他分到的宅院底下是共產黨員賈承福、賈進才的家，他有事沒事總往那里跑，想聽聽上級有什么指示，想看看村里有什么工作需要他做。為保護勝利果實，他多次要求支前參戰。不久，“正太戰役”打響，晉察冀部隊向正太線中段蔣閻軍發起攻擊，給陳永貴支前參戰提供了一個機會。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陳永貴參加到全縣一千五百余人的支前民兵隊伍中。在平定前線，炮火連天，槍林彈雨，陳永貴沖鋒在前，出生入死，搶救了一個又一個傷員。由于陳永貴在這次參戰中表現突出，“正太戰役”結束后，在評功會上他被選為模范，受到了上級表彰。
在大寨住了13年的黨報記者段存章在農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黨報記者眼中的大寨人》一書中記載，昔陽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黨員、老干部張懷英同志曾在回憶《陳永貴入黨》一文中寫道他對這段歷史的回憶，可以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版的《陳永貴傳》相互印證：1948 年秋季，區委秘書交給我幾份申請入黨的名單，我看了看，其中有陳永貴的名字。從 1947年冬季開始，為了解決黨內組織不純的問題，在一段時間里不僅不能吸收新黨員，原來的基層組織也都停止了活動。從1948年7月開始吸收新黨員后，其手續比過去嚴得多，必須有兩人介紹，支部大會通過，報請區委批準，并經區委書記簽字才能生效。陳永貴的入黨問題剛在區委傳開，區政府一個秘書說：“陳永貴當過偽代表，1945年昔陽解放的秋天還在群眾大會上挨過批斗，他怎么能入黨呢？”像這樣的問題一般是劃掉就算了。可是陳永貴就不同，他在我記憶里是一個不尋常的人。1946年春季，我調一區任區委會主任，我帶著幾個民兵到虎頭山看地形，從山上下來走到大寨村的半山上，有一個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壯壯實實、身穿白布衫的人說：“張主任，你來做什么？”我說明來意，他邊笑邊指著虎頭山給我說這里的來歷和地形。我問他叫什么名字，他說叫陳永貴，今年三十二歲。我跟他談話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聰明、誠實，講起話來口若洪鐘，叮當有聲，雖然才進而立之年，但是臉上已經布滿了皺紋，顯然他是一個飽經風霜的人。離開以后，我一路想，陳永貴在村里是一個好勞力，到部隊是一個好兵。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1947年4月，“正太戰役”打響，昔陽出動了大批勞動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檢查各村調集來的民兵住宿情況，在縣城街上遇見了陳永貴。我說：“永貴，你來城干什么？”他說：“我來城買點東西，準備參戰。”我說：“你也參戰呀？”他說：“咱不參戰誰參戰。”這一句話在我的思想上產生了強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農民是向著共產黨的。這大概就是我們用小米加步槍打敗蔣介石飛機大炮的根本原因。陳永貴在這次參戰中表現得很好。戰斗結束后，在評功會上他被選為模范，受了獎勵。張懷英同志1926年8月生在昔陽縣丁嶺村一個貧農家庭。十六歲參加抗日活動，十八歲加人中國共產黨，十九歲任區武委會主任，二十二歲任區委書記，二十七歲任縣委書記。他有三個突出：讀書突出，個性突出，本事突出。據張懷英自己說，一個人在領導崗位幾十年辦過的事難以記清，而他卻有三件大事刻骨銘心，陳永貴入黨這事就是其一。由此可見，抗日時期的陳永貴明明是接受我黨地下黨員“老曹”的建議，從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他當上了大寨維持會的偽代表后，也確實是“表面上為日本人干，暗地里為自己人辦事”，為抗日出了不少力，后來還因此被日軍憲兵隊抓捕起來差點弄死，對于這些歷史，黨組織是有明確結論的，陳永貴入黨時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歷史虛無主義寫手，怎么能信口胡謅、憑空誣人清白呢？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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