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為學生做了一個有關“五四運動”的講座。這是應主辦方的要求而做的。我問過主辦方,為什么要講“五四運動”,主辦方的回復是,他們領導認為,講“五四運動”可能會讓學生愛聽。我也不知道主辦方的領導是如何考慮的。他所說學生愛聽依據是什么。不管怎么樣,咱們還是要聽從領導的安排。在準備講座的過程中,遇到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例如,在五四當天,學生們怒火沖天,就來到今天建國門內當年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憤怒的學生找不到曹汝霖,就點火燒了趙家樓。我所遇到的疑難問題在于,如果聽講座的學生們問起,為什么學生要燒趙家樓,這是不是一個違法的行為,甚至是觸犯刑法的行為,我要怎么回答?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曹汝霖本人的。我查了一些資料,說曹汝霖這個人本質并不壞,做過律師,為一些弱勢群體中的個人主持過公道。所以,有的觀點就認為,五四運動時的學生說曹汝霖是大漢奸,是賣國賊并不公平。對這個問題,我也思考了一段時間。今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早已將趙家樓遺址確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有點意思。如果說當年學生游行,跑到曹宅燒了趙家樓,究竟是一種魯莽非理性的行為,還是一種革命行為,似乎現在的歷史書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回答。但是,在我看來,我們看問題,認識問題,還要從更大的范圍、更高的視野之上。如果只從一個個別的事件來下一個涉及到更宏觀領域的事件,往往就會造成偏頗。從歷史記載中來看,五四當天,學生們是到天安門前游行示威,要找北洋政府官員提出他們的抗議,反對把青島的權益轉交給日本。但北洋政府無人出面,學生的怒火就開始燃燒起來。曹汝霖只是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表面上看,與參與巴黎和會沒有直接的關系。不過,當中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王正廷、顧維鈞表示強烈反對列強支持日本無理要求的做法時,曹汝霖非但沒有支持中國參會代表的正當要求,反而指責兩位中國代表是自己的擅自行動。這樣的做法當然不能原諒。另外,當年,在日本與袁世凱談判二十一條的時候,曹汝霖是談判代表,他最終還是基本承認了二十一條,并代表袁世凱在上面簽了字。這件事被當時的國人認為,曹汝霖就是在出賣中國的利益,他就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在對歷史人物的分析與評價中,我們不能只看這個歷史人物個人的素質、品格,更要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場和態度。在這最關鍵的時刻,即使這個歷史人物在其他方面有多少閃光點,但只要在這個時刻、在重大問題的態度和做法上錯走了一步,那么他在歷史上就一定會受到很大的負面評價。這樣的評價并沒有錯。這就是歷史的觀點。至于火燒趙家樓。首先,這個行動不是學生游行示威的組織者事先有過任何規劃的。即這個行動并不是學生游行示威計劃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學生要求見曹汝霖,而曹躲了起來,不見學生代表。學生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他們的火氣很大,也是很正常的。第三,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在他們那個年齡上,很難不會產生強烈的激情,從而做出某些過火的行為。第四,在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時刻,學生們做出這種過激的行為也是難以避免的。第五,這個行為只是證明了學生們高漲的愛國熱情,以及對出賣祖國利益的漢奸們的痛恨。五四運動就是一場革命運動。在革命運動進行的過程中,這種過火的行為幾乎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如果五四運動的組織者們能夠事先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件,肯定會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阻止。但是,五四運動這樣的革命行動,在當時的中國都是第一次,年輕的組織者怎么可能就能預測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件? 要求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事先都能做好周密的計劃,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是絕對不現實的。在革命進行的過程中,確實需要必要的有效政策,盡最大力量避免不應該發生的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因為出現了這些出乎意料的事,就來指責革命運動,甚至反對革命行動,就是完全錯誤的。中國革命的發生,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五四之后的興起,這個大勢是不可阻擋的。這是關乎國家救亡和民族復興的大勢。在這個大勢面前,那些無足輕重的小小浪花,是不可能阻擋大勢的前進的。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火燒趙家樓,或許我們就會有另外的認識。一方面,我們應該盡可能避免在群眾運動中采取這樣的非理性行為,因為這樣的行為容易失控,從而會給革命群眾造成不可預料的犧牲和損失。但另一方面,革命本身就是要打碎舊世界的一切上層建筑。所以沖擊舊世界的法律本身也是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曹汝霖的親日行為給國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學生們義憤填膺,曹又閉門不見。這種行為激怒了學生,學生出于義憤才燒了趙家樓。國家都讓這樣的奸賊害成這個樣子,你曹汝霖還住在這樣的豪宅里享受,當然令人感覺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從宏觀上看,這樣的革命行動又確實代表了青年學生們真摯與熱烈的愛國熱情。對于這樣的愛國熱情,我們需要以正確的引導,但絕不能搞迎頭痛擊或者潑冷水的做法。那種傷害革命熱情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反對革命。毛主席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既然是暴烈的行動,怎么可能沒有磕磕碰碰,怎么可能一點毛病都不會出?推翻一個舊世界,這樣的行動不可能不暴烈,不可能太過細致,更不可能太過溫和。五四運動也就是這樣的一個革命行動。在這個革命行動總的認識和評價上,只要大方向是正確的,那些細枝末節的細節上的小毛病,可能留待之后再來做更精細的考察,但也不能在整體上對革命總趨勢的否定。那些大搞歷史虛無主義而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喜歡在革命的這些細枝末節上挑毛病,并且以這些小毛病的存在來從根本上否定中國革命。在這些小毛病的細枝末節方面,可能有某些部分確實具有歷史上的真實性,而另外有些所謂的小毛病都還是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自己編造的。即使有些有毛病的細節在歷史上是真實發生過的,但那也只過不是在革命洪流中所難以避免的小旋渦,不是大潮流。對五四運動,在總體上當然是要基本肯定的。而火燒趙家樓又是五四運動中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但我們似乎不需要只對火燒趙家樓這個事件單獨做出評價。我們只從大的方面、從總體上認識五四運動愛國主義的本質,這就足夠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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