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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石根據中共中央文獻室《毛澤東年譜》整理于2017年9月9日前夜

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同日，毛澤東與潘心源途經瀏陽張家坊時，被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在被押送去團防局處死的路上，毛澤東機智脫險，死里逃生。

1935年9月9日，著名的“草地密電”事件發生，當晚，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在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縣阿西茸鄉牙弄村召開，決定連夜率軍委縱隊和紅一、三軍團孤軍北上，執行中共中央“北出陜甘”的戰略方針。

1941年9月9日，與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聯名致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陳毅、劉少奇、陳光、羅榮桓，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各聞應向各重要交通線予以可能的襲擊，配合國民黨之作戰，同時停止對國民黨敵后各部的攻擊性行動，僅在彼方舉行攻擊時，取防衛手段。同時并向國民黨各部發出通知，要求配合對敵。

1943年9月9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檢點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944年9月9日，與劉少奇復電張云逸、饒潄石、曾山：“機場筑好后，大批美軍人員陸續飛來軍部及各師，我們應表示歡迎。”“雖可能引起日寇‘掃蕩’，但比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

1945年9月9日，在紅巖村會見并宴請郭沫若夫婦，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6年9月9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請草復粟裕、譚震林關于撤圍海安北上泗陽穩定兩淮局勢電：“同意放棄海安，休整十天，準備向北機動”。

1948年9月9日，在西柏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的任務。

1949年9月9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于攻殲白崇禧部部署致林彪、鄧子恢電，提出大迂回大包抄的戰略方針。

1950年9月9日，審閱并批復周恩來報送的羅瑞卿關于建立中央警衛局的報告。

1951年9月9日，為轉發賀誠關于全國防疫工作的報告，起草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并轉發至縣委一級的指示，要求“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

1952年9月9日，審閱修改習仲勛7月15日在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上的報告，刪去“封建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們創造了宗教。因之，宗教不會隨著封建剝削階級制度的消滅而消滅”一句。加寫“宗教在階級社會更加發展，并為剝削階級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滅，只有在人類消滅了階級并大大發展了控制自然和社會的能力的時候，才有可能。”并批示：“習仲勛同志的報告很好。惟有在說到宗教的時候 ，他說，‘封建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們創造了宗教’，這和歷史情況不全合適，故將這一段作了一些修改。其他地方，作了一些小修改。”

1953年9月9日，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1954年9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四會議。討論并修正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晚上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鄧小平、陳迫達、胡喬木、田家英會議，討論劉少奇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稿。

1955年9月9日，起草、轉發和批示了關于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文件。晚上，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討論元帥軍銜問題和陸定一關系肅反中一些政策的請示。劉少奇、陳云、彭真、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羅瑞卿、宋任窮、陸定一、周揚、張際春等出席。

1956年9月9日，審閱修改中共八大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957年9月9日，乘專機從長沙到南昌。晚上與江西省委負責人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白棟才，撫州地委書記王敬民、吉安地委書記朱繼先、南昌市委書記郭光州座談。

1958年9月9日晚，接見少年時的私塾老師毛宇居。

1959年9月9日，對彭德懷當日來信寫批語：“此件即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印發在北京開會的軍事、外事兩會議各同志。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60年9月9日，讓機要秘書打電放話給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轉告鄧小平，《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通知的答復書》寫得很好，沒有多少意見，有幾處小的修改。

1961年9月9日，作《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1963年9月9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當天下午在人民大會黨一一八廳接見新西蘭共產黨主席威廉斯，說：我們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階級斗爭。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整風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變質了，只有發動群眾才能整掉，單靠中央和各級黨委本身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1964年9月9日，致信康生：“請你向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找一些美國歷史給我。不要大部頭的，如《美國全史》之類，只要幾萬字的，十幾萬字的，至多三十萬字為止。其中要有馬克思主義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不知能找到否？費神為盼。”

1965年9月9日上午，同周恩來談話。

1966年9月9日，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編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問題情況簡報》第9號，該號登載了一位奧地利人寫給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的信，對中國派駐維也納有關人員的衣著和用車過于豪華提出批評。毛澤東批示：“退陳毅同志，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很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請酌定。”

當晚，讓機要秘書給賀龍打電話：經過和林彪還有其他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1967年9月9日，在上海虹橋賓館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估計有兩個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從此天下分裂。如果統一不起來，這樣會不會象辛亥革命以后那樣全國出現混亂狀況？長期分裂？當在座者認為可能性不大并提出“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理由時，毛澤東說：你們強調這一點，講思想還可以，對個人不要多講，講多了你們要吃虧的。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辦？一個人的出現是帶偶然性的，離開也是帶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講話我看了，他講的兩點，頭一點不能強調（注：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1968年9月9日，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當天關于提前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七卷（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至十二中全會）時，批示：待商。

1970年9月9日，在廬山接見為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服務的會務人員后，當天回到南昌。

1971年9月9日，閱周恩來9月5日報送的林彪8月16日關于戰備工作的談話記錄，批示：同意。

1976年9月9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