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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對待和平與戰爭的基本態度有三條：

第一，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第二，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第三，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

首先，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

這既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也是新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新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積極防御，絕不先發制人”的戰略方針。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強調：“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29頁。)

毛澤東不光是這樣說的，實踐中也是堅持這樣做的。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高舉和平的旗幟，與好戰的美國作斗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賞。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在日內瓦，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就是我們要和平。而美國人就不抓這個東西，它就是要打，這樣，它就沒有道理了。現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們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56頁。)

同年8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以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有一段對話，很能反映毛澤東的和平意愿。毛澤東說：

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

艾德禮問毛澤東：中國能不能和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毛澤東說：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頁。)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還多次對外賓說過：“誰說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贊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47頁。)

針對帝國主義污蔑中國是“好戰分子”的言論，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說：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和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頁。)

其次，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

和平是良好的愿望，但能否實現和平，并不決定于這種良好的愿望，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這個道理，毛澤東多次闡述過。他說：

 “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這是從資產階級的本性不能改變而來的。只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時期，一個相當時期能夠避免，這是可能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10頁。)

他對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說：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這個世界上是有帝國主義存在，俄國也叫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就醞釀著戰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頁。)

既然世界上還存在戰爭，我們就得正確應對。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63頁。)

“它(帝國主義)要打，你有什么辦法？只有打。怕打仗解決不了問題，不怕打仗也許好一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0頁。)

1959年3月，美國著名黑人學者、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訪問中國。杜波伊斯問毛澤東：“為什么中國人不那么害怕戰爭？”毛澤東回答：“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澤東還告訴杜波伊斯：“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國主義要打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32頁。)

1963年，毛澤東還告訴外賓：“我們熱愛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們的獨立，我們的天性就是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83頁。)

第三，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有強烈的底線思維意識。他從不打無準備和無把握之仗，考慮問題總是從出現最壞情況設想，做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爭取最好的前途和結果；他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點，在他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和應對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戰爭與和平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特別是戰爭的危險大于和平時，毛澤東的應對是：“寧可放在這個‘打’字上，第二個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喪失警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98頁。) 這樣，也才能做到有備無患。“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2頁。)毛澤東這段話總結的是規律。

1970年7月29日，毛澤東會見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部部長約尼查時說：“別人打我們，我們就要打，就是要有準備。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他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4頁。)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了一大段話：“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頁。)“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這就是毛澤東的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