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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關心群眾疾苦反對用官僚主義態度對待群眾來信

1951年4月底，秘書室把當年頭三個月各種群眾來信的情況匯總，給毛主席打了一個關于處理群眾來信的報告。主席很快就對報告做出批示。這個批示現在在黨史新聞網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茲錄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市委，地委，縣委;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區，各專區，各縣人民政府的黨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黨組：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下面是專門處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于處理今年頭三個月信件工作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我認為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封批示是1951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15 年后的 5 月 16 日，標志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中共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這份批示和“五一六通知”之間存在著邏輯聯系，它與群眾路線和黨的干部腐敗變質問題有關。這是后話。

毛主席對黨的干部，無論級別如何，無論遠近如何，都總是嚴格要求的，對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僅三個多月，田家英就因為處理群眾來信不及時，受到主席一次嚴厲的批評。1951 年 8 月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個書記，反映工人工資比較低，工資沒調整，物價又上漲，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難。那信開始是我接手處理的，我整理后給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沒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為當時這樣的信太多，他見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視。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實際困難，還聽工人們說他們給毛主席寫過信反映情況。林老回來后就到主席那里說起這信的事來，主席聽說工人有信給他就查問，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趕緊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來卻不給他就很生氣，批評田家英說，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農民的情況，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難的信，你壓了那么久不送給我看，這是個對工人的感情問題，是立場的問題。

工人的疾苦，就是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黨是干什么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問題的，怎么能掉以輕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主席的這個批評應該說是很嚴厲的，田家英當時就吃不消了。我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跟我們全講，我聽他跟別人講了幾句，知道主席批評得很厲害。彭達彰安慰他說，信是我管，我沒盡到責任。

田家英后來喝悶酒發牢騷，抱怨說，我事情這么多，這么忙，主席也不體諒我，這么一件小事，就這么批評我？！那時候，田家英對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發過什么牢騷，酒醒后就問我。我安慰他說，干嘛發牢騷呢？主席批評你，那是愛護你，這件事我們也都有責任，你把主席的批評趕緊跟大家傳達一下，讓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他說，對，對，對!田家英才氣過人，酒醒后說出的大道理，比我們都好。后來他也向主席寫了檢討，說了“主席的批評是對我們工作很大的推動”之類的一番話。

后來毛主席給那個支部書記寫了信，表揚他關心工人，告訴他中央馬上想辦法解決，而且是整個北京市的工人，全國的工人問題，都要解決。后來彭真他們一起，把石景山鋼鐵廠工人的工資提高了，我們再下去聽反映，無論是支部書記還是工人，都非常滿意。

毛主席從群眾來信洞悉存在干部腐化變質問題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業、對農民征購太重，都是影響全國穩定的大問題，都在毛主席的親自指示下解決了。但群眾來信反映的問題遠不止這些，而是五花八門，什么都有。有群眾來信揭發他們那里有什么干部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壓群眾，還有群眾來信反映說，有干部讓群眾給他蓋房子卻不給工錢，還有的干部強占群眾的土地。此外，還有軍內高級領導干部的家屬來信甚至來訪，反映她們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個部隊高級將領的夫人，也不知道她們是怎樣串聯到一起的，要求見主席，告她們的丈夫進城后生活腐化變質，看不慣她們了，想找年輕美貌的姑娘另結新歡，變成“陳世美”、“牛金星”、“劉宗敏”了；還有哪個首長離了，娶了新娘子；哪個首長暗中有好幾個小老婆；哪個高級干部嫌自己評到的級別低了，不滿意，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喝酒，罵罵咧咧，還摔盆子打碗；還有哪個高級干部怎么樣要部下弄錢、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諸如此類。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情況的。總之，很多黨和軍隊的高級首長，早已忘掉了主席的“兩個務必”、“進城趕考”、“不當李自成”、“不做劉宗敏”的警告了。

 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資格，我叫她們老大姐，其實她們當時的年齡也就四、五十歲，不是真的老了。她們都告到主席這里來了，說明各家情況是相當的厲害了。她們事先擬好了一份名單，我請她們交給我，她們不同意，非要親自見毛主席!我向楊尚昆報告，請他見見這些老大姐。

 楊尚昆圓滑老練，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個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們的丈夫了。出來就要聽，聽了就要匯報，不匯報就是欺騙主席。匯報了，主席批評了那些將軍、首長，就等于還是得罪了那些將軍、首長，也還是得罪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見。 

老大姐們原以為我是收發室傳達，我細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們講清楚，我就是專門負責接訪的，有什么事跟我說是可以的，我去匯報。我進進出出好多次，不斷進去報告，她們卻還是不但見不到中辦領導，更不用說指望毛主席知道她們來了。終于她們明白過來了，說我們來了見不到主席，也不能白來一趟，總這樣跑來跑去也不是辦法。我們也不想為難你，見不到毛主席的話，你拿筆來，好好幫我們記下來。我說，好，好!她們原本不想跟我說的事，這時也都慢慢跟我說了。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很認真地記錄下來。完了，她們千叮嚀萬囑咐：“小同志，這事不能給別人說，信也不能給別人看，我們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匯報啊!我們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說：“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時跟主席匯報。”

我真是認真去整理了。我給主席的報告不能寫得太具體，都是概括性的東西，但是人名都寫上了。主席很認真地看了我的報告，一個名字劃一杠，一個名字劃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長一段話，最后說請劉、周幾個人閱，請羅榮恒同志處理，處理完了將結果報告給他。羅榮桓怎樣處理的，我不知道，因為這個處理不經過我們秘書室，是羅榮桓直接跟主席報告的。但因為是我寫的報告，我很關心這事，我注意到，從報紙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國慶招待會時，也看不到這些人了。

估計羅榮桓處理得很嚴肅，羅榮桓是個很正派的人。這是進城后不久的事。1954 年高崗事發，后來說高崗怎樣腐敗，我就聯想到這些老大姐告狀的事。黨內不只一個高崗啊，“高崗”太多了，情況都跟高崗差不多。

這類問題即使有的看上去沒有什么大不了，其實都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們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干部的變質和黨的形象。這類問題，凡涉及到高級干部的，我們都不寫進綜合報告里，要作專題報告。主席則對這類報告特別重視，有的批示叫大區的書記去查，有的就讓中央有關部門直接查，像老大姐們反映的軍隊高級干部的問題，就是叫羅榮桓開專門會議解決的。還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親自過問。

 我從主席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從那時開始就非常重視防范干部特殊化問題了。由于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出得很多了，1951 年底，毛主席決定發起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運動中，主席想要殺掉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對毛主席的這個決定很多人當時是意見很大的，我記得華北局里面就有人說，這兩個干部功勞很大，不要殺吧，要殺也頂多殺一個；有的說，他們的錢也都沒用，還在那兒，拿回來就算了；還有的說，革命革了一輩子，翻雪山過草地，長征都沒死，革命成功了，倒讓自己人給槍斃了，殺了他們會讓老干部心寒；連黃敬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給這兩人說好話了，說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風時說過一個都不殺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

好像只有劉瀾濤、薄一波等少數人是主殺派，支持主席。我聽李銀橋說，毛主席一晚上都沒睡好覺，翻來覆去想，殺還是不殺，最后下決心要殺，毛主席還說過這么一句話：“唉!他們也算是為革命最后做個貢獻吧! ” 主席這樣做，有點像三國時曹操向監糧官王垕借其項上人頭一樣，迫不得已。當然，曹操是殺了無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殺劉青山、張子善是因為他們貪污腐化證據確鑿。二者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凡是當時涉及到高級干部的專題報告文件，現在也應該都沒有丟，它們是主席批過的，誰敢丟？除非故意銷毀!如果能把這些報告和主席的批語都公開，那是能讓人民更多了解建國以后黨內干部，尤其高級干部腐化變質的過程和嚴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對后來毛主席為什么要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現在出版的主席建國以來文稿就完全沒有主席的有關批示，更不用說原始報告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