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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

點擊：3351  作者：戚本禹    來源：旗幟中流  發布時間:2016-07-05 13:28:40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釣魚臺找我，通知說，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見我們，要我和陳伯達、楊成武三個人必須在明天（13日）一早趕到上海。

 

我是5月1日從上?；氐奖本┑?。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為《紅旗》雜志組織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的。完成組稿后，張春橋傳達中央通知，叫我繼續留在上海，參加由康生、陳伯達、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吳冷西、王力和尹達、張春橋、關鋒、我等人一起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這次文件起草的過程中，中央決定成立新的領導文化革命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我亦被內定為成員之一。接著，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紅旗》雜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說“關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過了五一節，我就去中南海找汪東興，中央辦公廳在原來劉少奇住的甲字樓里給我安排了辦公室。同時，在釣魚臺也為我安排了辦公室。此時中央正在舉行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我也列席了這個會議。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業夫電話后，我就通知了陳伯達。然后又打電話給楊成武，楊成武說，他也接到徐業夫的電話了，并且已經安排好飛機，讓我和陳伯達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區的某軍用機場乘專機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時，楊成武就來電話催我們出發了。我和陳伯達坐車去了機場，與楊成武會合。我們剛登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那是一架中型專機，飛起來很穩，里面還有可以辦公的小房間。上了飛機，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這么緊急地召見我們，究竟是為了什么事？那時正在傳說北京有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這次又有代總參謀長同行，是不是與軍事政變有關？

 

大約飛了三小時左右，我們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徐業夫已在機場等候我們，在去賓館的汽車上，徐業夫把已經印好的林彪轉呈給毛主席的解放軍總后勤部的一個報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為這個報告寫給林彪的信給了我們。在車上，我們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們早幾天從杭州抵達上海的，他給林彪的信應該是在杭州寫的。照例這樣的文件都得由經過審查的專門工廠印制。我不記得杭州有這樣的工廠，上海倒是有的。所以這個文件可能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飛機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點左右，我們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當時主席還沒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們一到就馬上叫他起來。所以護士長吳旭君去告訴主席我們到了。叫我們在客廳里先坐下。

 

客廳不是很大，在客廳的一端是兩張單人沙發，對面是一張三人沙發，在兩面沙發的邊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楊成武硬要讓我坐沙發，他自己坐旁邊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個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發，讓他坐椅子呢？經一番退讓，最后還是我坐椅子。我們坐下后，都埋頭繼續看文件。

 

一會兒我們看到主席穿著睡衣，從客廳旁邊的一間臥室里出來。我們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來后，和我們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時，主席說，好久不見了。主席這樣說，那是因為1964年夏我被調去《紅旗》后，就沒有再見過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時，平日常騎自行車經過主席居室后門出海辦事。偶爾會遇上主席在散步，我遠遠看見主席在散步，都會立即下車，從靠墻一邊悄悄推車過去?？芍飨吹轿?，會向我抬手打個招呼。主席又說，上次討論哲學問題，讓《紅旗》派人來，你沒有來。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會見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作了一次關于哲學問題的談話。我從主席的話中聽出來，主席或許以為我會去參加那次哲學問題談話的。但，陳伯達叫吳江、邵鐵真去了，沒叫我去。

 

主席給大家打完招呼入座后，拍了拍他旁邊的單人沙發，讓我坐在他的邊上。因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邊。原來我坐的那個椅子斜對著主席臥室的門，我總感覺臥室里好像還有人。果然不一會兒，就看見江青也從臥室里走了出來。我馬上起身要讓座給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邊上。江青就坐到對面的椅子上去了。我從秦城出來，聽到中央某領導人的講話傳達，說早在建國時，毛主席與江青就各住各的，實際上已離異。但我親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吃、同住。那時主席73歲，江青52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5歲。當時江青剛從蘇聯休養回國，與主席同吃、同住，兩人感情很好，這是我們大家都知曉的。直到1967年我因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從釣魚臺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見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雖然那時江青住釣魚臺11號樓，主席則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時?；厝タ粗飨?。

 

這時，護士長吳旭君給主席送來了早餐。我看到她拿著一杯乳制品，顏色淡黃。另有一個小碟，上面盛著幾片烤饅頭。后來吳旭君對我說，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歡喝的馬奶，加了點麥片。噯，它就是這位叱咤風云的偉大歷史人物的早餐了。我們剛才在飛機上用的早餐，都遠比它豐富。

 

主席喝了幾口麥片奶，開始講話了。他說，今天找你們來就是為了研究你們手里看的文件。接著又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么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批評哥達綱領等書中講了一些關于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于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只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在張魯那里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費那么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后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可以做工、務農，又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么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為一個特殊階層。我注意到，此前主席雖然說過現在官僚特殊階級已在形成，但這次說的還是特殊階層，主席說，林彪同志有個報告過來，我給他寫了幾句話，請你們來一起修改一下。

 

隨后主席問我們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見？

 

陳伯達首先發言。陳伯達在政治上確實是比較敏銳的。他說，文件剛拿到，雖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這個批示非常重要。他說，我們在大躍進時，探索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模式，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這次的指示非常明確，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說，我們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讀”也是一種探索，不過做起來像是勤工儉學，沒有提到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還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搞得太雜，不大可行。陳伯達的話，讓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讓他和張春橋去看過嵖岈山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他們回來后對嵖岈山也沒有怎么肯定，只是說那個公社的書記挺能吹的，態度明顯有保留。要不是他們當時這態度，恐怕早就宣傳推廣嵖岈山了。陳伯達接著說，嵖岈山的設想沒有主席這個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怎樣做到人的全面發展，完全符合馬克思講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平心而論，陳伯達雖然早年思想龐雜，入黨后在嚴峻的斗爭中，經不起考驗，但他的理論水平，尤其是哲學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陳伯達講完以后，楊成武講。楊成武對理論的東西講得不多，只是說了些具體的問題。他說，部隊搞生產意義很大，照這樣下去，我們都可以不領軍糧了，這對戰備是很有意義的。這時主席插話說，我歷來主張軍隊糧食自給。楊成武接著說，戰士學文化好，這樣軍隊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隊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糧食又能學文化。這個好。他還說，東北有個部隊搞得比總后報告中說的還要好。主席聽了就讓他把材料拿來看看。他回答說，已經送上去了，可能還沒有送到主席這里。

 

接下來就是我講了。我讀過一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且，這之前對主席《張魯傳》的批語就抄過、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詞句已能背誦。因而就從引述主席《張魯傳》的批語開始說，張魯搞了五斗米教，設置“義舍”，窮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飯不要錢，而且都能吃飽；他用草藥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錢。草藥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時也能治病，因為它是一種心理療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強抗病的信心。當我說到張魯統治的地區“不置常吏”時，主席插話說：就是不要當官的，“皆以祭酒為治”。“祭酒為治”就是由群眾公推出的人來管理地方的各種事務。接著，我說起在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勞動的時候，看到工廠邊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來搞農業，工人生活就會大大改善。我聽楊成武講戰士學文化時，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說要戰士學文化，還說要批判資產階級。所以又著重談了對批判資產階級的看法，我說前些天剛去“南京路上好八連”體驗生活，沒想到，我們的戰士也會批判《海瑞罷官》。原來以為那些古代的事情，戰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戰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聽了我復述的戰士的話，然后問，會不會是知道你要去，他們指導員事先請人來跟他們講課，做了些準備？我說，這我倒不清楚，但戰士們有些問題說得很好，比我寫的文章還要好。比如戰士們說，那個“清官”也是壓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壓迫人民更厲害。因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擁護，所以他們鎮壓農民起義往往更沒顧慮，也更殘酷，來了就殺，比貪官更兇狠，曾國藩就是如此。主席聽了說，對！曾國藩殺人厲害，范老（文瀾）說老百姓叫他“曾剃頭”。主席還說，《老殘游記》上也講“清官”殺人厲害，說“清官”的紅頂子是用血染的。

 

陳伯達又說，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康有為的《大同書》，都沒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說，太平天國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層很快就腐敗了，領導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們還會認真去搞什么天朝田畝制嗎？我們讓大家都來批判資產階級，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資產階級來。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要是脫離群眾，不繼續革命，甚至腐化變質，轉過來壓迫人民，那么人民也會起來反抗的，也會出陳勝、吳廣、瓦崗寨。

 

我接著主席和陳伯達的話說，主席的設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樣的活，一邊干活一邊學習，學工的可以學農，學農的可以學工，還要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那樣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發展。如果工廠、公社、機關、學校要都按照主席的這個設想去做，那這個社會就越來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繪的這種社會前景，比陶淵明的“桃花源”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碼它在我們解放軍的部隊里已經實現了。

 

主席聽了笑著對我說，你是年輕人，你們只要貫徹不斷革命的精神，把革命進行到底，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

 

那天的談話，主席的興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講，江青沒說什么話。凡主席在場的時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說話的，那天也一樣，一直是畢恭畢敬地在聽。我曾對主席講話作了個簡單的記錄，這個記錄后來被汪東興他們抄走了，我要求幾次，但至今都沒有歸還給我。因為在秦城監獄時，我?；叵胫飨@次講話，所以至今還能記得一些情況，但也就是這些了。其中對陳伯達、楊成武的談話可能有失記之處，因為我的記憶力有個缺點，就是記自己的多，記別人的少。關于他們的談話，可以參考他們自己的回憶。

 

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主席讓我們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匯報，看看還有什么修改補充的，然后提交中央會議討論一下，通過后，再以中央文件發下去。

 

從主席那兒出來，我們就去了我們住的錦江飯店。吃過午飯，我們三人就一起坐下來討論主席講話和文件。對主席的批示我們沒做什么改動，只是對總后勤部報告的標點、字句做了一點小的修正。接著，我們又討論起草了一個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這種時候，陳伯達往往都是最起勁的，他親自動筆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說過，凡寫給主席的東西，陳伯達一定要親筆寫，好讓主席看到是他的筆跡，知道是他寫的。那天，我和楊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參議，讓陳伯達寫。我記得，楊成武和我只提了一個意見，即在原來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話，說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帝、反修和加強國防戰備有重要戰略意義。陳伯達采納了，后來的中央文件上也是這么寫的。

 

那天總理也到了上海，當晚，魏文伯、曹荻秋請總理和我們吃飯，總理說他晚飯后要去主席那里，陳伯達就讓總理把我們寫的東西交給主席。總理還約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錦江飯店頂樓陽臺上去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晨7點多，我就去了。沒想到，總理已經在那里等著我了。我說，我遲到了，變成貪睡的小張良啦?？偫硇α诵?，談了幾句閑話，就問起我的家庭狀況和工作經歷，然后對我說，在李秀成問題的討論中，他看到了主席對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認識。他很誠懇地對我說：“這件事情我對不起你，周揚開會批判你是我批準的。我其實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伤麄兌家v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準了。幸虧主席及時發現了，不然要犯大錯誤。”當時，我很感動，覺得總理的胸襟寬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來了，說（我們寫的東西）可用，讓我們帶回北京。當天上午我們就坐飛機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陳伯達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匯報，我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傳達，楊成武則去向林彪匯報。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后來正式下發了這個文件，并為全黨習稱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這么緊急召我們去上海，就是因為當時北京正在召開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席要把這個文件也拿到這個會議上去討論通過，并且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

 

“五七指示”在當時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發的。但因為“五一六通知”發出以后，北京又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轉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因此，陳伯達提出要和我一起寫個關于“五七指示”的東西，發個社論什么的。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我非常贊同。在起草社論綱要的時候，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個概念，他認為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我說，這個提法挺好，很有指導意義。陳伯達聽了說，“嘿，你還能欣賞我噢”。我說，那當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陳伯達寫的綱要，由《紅旗》雜志的人寫了一篇文章。當時，在《紅旗》雜志上發表重要社論，是要經過中央討論的，比較慢；而在《人民日報》發社論，一般只要總編看一下就行了，比較快。后來這篇文章就是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的。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還是很不夠的。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系。后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后要構建一個怎么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談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參加過的會議無數，卻很少聽到有哪個領導能像主席那樣不斷地思考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劉少奇平時很少講共產主義，大躍進時，他倒是講共產主義了，可一講就是什么男女分營、消滅家庭等等。但后來卻阻礙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說他言不及義?？偫黼m然不怎么多講共產主義，但我覺得他倒是一個堅信并且身體力行的共產主義者。陳伯達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他倒時常講共產主義，但身體力行的是個人享受，不太關心人民群眾。陶鑄有時也講共產主義理想，而且能把具體問題提到理想的高度來講，在中央辦公廳歸陶鑄領導的時候，我和他接觸比較多，他經常跟我閑談，談書、談理想，態度也是真誠的。但他對文化大革命，卻是抽象的擁護，具體的反對，對一些貪污腐敗、鎮壓群眾的干部，極力保護。其他的中央領導，還有省委書記當中，講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講就是具體工作。地方上的大員，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們都有接觸，卻從來沒聽他們講什么共產主義理想，也許是沒有碰到適當的機會。

 

主席和我們的那次談話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之期了。當年主席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只要繼續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產主義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沒有看到共產主義的曙光，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在很多領域猖獗的復辟，還有美、日帝國主義包圍并企圖把我國分裂為幾大塊，以吃掉我們的不祥之兆。

 

                                  （海青、國志整理）

 

附：毛主席“五七指示”全文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后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做出適當指的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創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以做，使軍民永遠大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