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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憶錄》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組的日日夜夜

第四章  毛主席做“五七指示”

主席那么緊急地召我們去上海，就是因為當時北京正在召開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席是要把這個文件也拿到這個會議上去討論通過，然后馬上下發給全黨。

“五七指示”在當時也確實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發的。可是隨著中央緊接著又發出“五一六通知”，北京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這樣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轉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陳伯達提出要和我一起寫個關于“五七指示”的東西，發個社論什么的。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我非常贊同。在起草社論綱要的時候，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個概念，他認為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我說，這個提法挺好，很有指導意義。陳伯達聽了說，嘿，你還能欣賞我噢。我說，那當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陳伯達寫的綱要，我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后來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至于文章發表前是否請其他中央領導人看過，我記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傳的關鋒、王力是看過的。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還是很不夠的。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系。后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后要構建一個怎么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談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參加過的會議無數，卻很少聽到有哪個領導能像主席那樣不斷地思考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劉少奇平時很少講共產主義。大躍進時，他倒是講共產主義了，可一講就是什么男女分營、消滅家庭等等。但他后來卻阻礙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說他是言不及義?？偫黼m然不怎么多講共產主義，但我覺得他倒是一個堅信并且身體力行的共產主義者。陳伯達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他倒時常講共產主義，但他身體力行的則是個人享受，不太關心人民群眾。陶鑄有時也講共產主義理想，而且能把具體問題提到理想的高度來講。在中央辦公廳歸陶鑄領導的時候，我和他接觸比較多，他經常跟我閑談，談讀書、談理想，態度也是真誠的。但他對文化大革命，卻是抽象的擁護，具體的反對，對一些貪污腐敗、鎮壓群眾的干部極力保護。其他的中央領導，還有省委書記當中，講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講就是具體工作。地方上的大員，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們都有接觸，卻從來沒聽他們講什么共產主義理想。也許是沒有碰到適當的機會。

主席自己對“五七指示”是很重視的。他一直都在考慮怎樣才能既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又不使差別擴大。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主席問我，現在工人的工資是多少？我告訴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塊錢。他說，哦，我是四百多塊了，相差十倍了，離巴黎公社的原則還很遠。他對我們說，工資差別這么大，這個問題要研究怎么解決？他特別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決。我趕緊找了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孟祥才等人，組織了一個小組去作調查研究。后來也提出了一個方案，主要內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資，增加工人的工資。孟祥才后來在山東大學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訴我，當年我們作調查研究的材料現在都還在他那里。我記得我們所提出的方案，大約是把主席這一級的工資降到三百多塊，這樣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實十倍應該還是比較合理的。這個方案一提出來，陳伯達看了就反對，他說按你這樣的方案搞，我們都不能生活了。陳伯達是四級還是五級，記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點。按當時的物價水平和陳伯達的生活開支，他的確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的。所以我們研究的方案有待進一步推敲。后來文革運動發生大變動，這個方案就拖下來了。

文革期間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據“五七指示”來的。但大多數人都把它看作是臨時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作是“牛棚”，是“勞改”，是一種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脫離群眾、脫離勞動、防止產生特權利益階級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間，農村搞工業，發展社隊企業（后來的鄉鎮企業的前身）也是根據“五七指示”來的。現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蘇的華西村，也就是這樣搞起來的，有農業，有工業，又有學校。

主席和我們的那次談話過去半個世紀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當年主席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只要堅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產主義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產主義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在很多領域猖獗地復辟，還有美、日帝國主義包圍并企圖像瓦解蘇聯那樣，演變與分裂中國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