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給遠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回了一封長信，商討新民學會的活動目標和實現方法，表示贊同將“改造中國與世界”確定為學會方針，方法采用“俄國式的”。在一個月后召開的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毛澤東解釋說，確定這個學會方針的理由是，“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方針中的“世界”表明學會主張的國際性，“中國”則體現了學會活動的“下手處”。這意味著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之初，就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思考問題，體現出開闊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人類情懷。

在隨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結合革命和戰爭的時代背景，毛澤東以世界眼光對中國革命的階段、方位、性質、道路、意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進行戰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斷和主張。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作為觀察時代變遷、研究中國國情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對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作了劃分，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分”，帶領中國共產黨人成功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同時，也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準確把握世界歷史的本質、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是處理好本國與外部世界關系，進而找到符合自身實際的革命道路的前提和依據。毛澤東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為指導，結合世界歷史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階段劃分理論，指明了中國革命經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基本路徑和發展趨勢。

（一）革命和戰爭時代的世界主要矛盾和發展趨勢

俄國十月革命是人類求解放征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深刻“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世界歷史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革命和戰爭”成為這個時代的基本主題和主要內容。毛澤東 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斗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時代的變遷和國際局勢的變化，客觀上推動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階段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同時也表明，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想法，已經成了落后于時代潮流的政治幻想。

一方面，毛澤東對革命和戰爭時代的世界矛盾作了分析。《共產黨宣言》指出，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的階級，是資產階級時代的鮮明特點。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兩大階級對立更加尖銳，并隨著壟斷資本的擴張拓展到了全世界，引發的矛盾也更加錯綜復雜。對此，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出發進行了分析。他說：“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占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正是這些矛盾的集中爆發和最高表現。戰爭往往引發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歐洲掀起革命風暴，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帝國主義建立的殖民體系隨之趨于瓦解。

另一方面，毛澤東對革命和戰爭時代的發展趨勢作了判斷。《共產黨宣言》關于“兩個必然”的論斷，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深化和發展了這一觀點，他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以此為理論依據，列寧提出的“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觀點（即“一國勝利論”），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從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此消彼長的態勢日趨明顯。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把資本主義比作“一個四只腳的馬”，實力被不斷削弱：“十月革命，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法西斯資本主義打倒了，法國內部最壞的東西垮臺了，許多小皇帝也垮臺了，小國家起了變化，都進步了，這又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剩下的資本主義比過去“更削弱了”。在1947年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毛澤東分析了二戰結束后國際政治形勢的新變化，進一步提出：“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敵人方面”，“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

（二）世界歷史背景下中國革命的性質轉變和未來走向

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使得“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同時，“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毛澤東關注到了國際關系變化的這一特征，他指出，“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這意味著，一個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可能對其他國家乃至世界歷史進程都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十月革命是世界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對于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十月革命開辟的世界歷史新紀元，正是他們擺脫資本主義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契機。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毛澤東分析指出：“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在這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系，是非常之顯然的。”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和發展階段作了劃分。他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第一步的目的是“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是“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就第一步而言，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算起”，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資本主義的前途在中國之所以不可能，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就國際環境而言，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范疇的世界革命已經宣告終結，從此以后，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中國的民主革命即處在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中，資本主義前途與時代發展潮流相左。帝國主義也“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另一方面，從國內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因素”會有一個相當的發展，包括“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等，這些都表明，中國革命“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后來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證明毛澤東上述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如何處理自身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世界歷史背景下每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面對和回答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共產黨宣言》提出，無產階級“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進而實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種堅持本國階級斗爭與國際主義原則相結合的思想，為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破解難題指明了方向。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是上述思想具有示范意義的實踐。

毛澤東自覺將中國與世界作為一個交互作用的系統整體予以全面把握，深入研究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準確把握中國革命的階段和特征。拋開中國與世界聯為一體的基本事實，很難深刻認識中國國情的來龍去脈和主要特征；而中國接受外部世界影響的方式、程度受制于自身的經濟社會條件、歷史文化因素，必然表現出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色。只有同時注意到這兩個方面，才能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戰略思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世界革命普遍經驗的中國表現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理論，對世界各國的革命斗爭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并豐富和發展了這個理論，其經驗同樣是“有世界的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經驗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產黨人領導本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提供了原則和遵循。然而，遵循普遍規律決不意味著每個國家不應有自己特殊的革命形式。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批駁了拿著世界歷史教科書否定十月革命的錯誤觀點，明確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

同樣，中國革命需要學習別國革命的經驗，但這種學習并不是要求人們去照抄書本上的個別詞句或別國革命的具體公式。毛澤東反對機械運用俄國革命經驗的做法，強調認識中國革命特點的重要性。他提出，“革命的表現形式一定有許多樣子”，中國革命戰爭的許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俄國革命的特點，“不估計到這種特點，或否認這種特點，當然是錯誤的”。

十月革命采取的是首先占領中心城市的形式，這是由俄國當時的基本國情決定的。中國革命有著與俄國革命不同的國情基礎，革命的表現形式必然有著自己的特殊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在于，機械地看待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并將其絕對化，忽視了俄國經驗背后的基本國情。這導致他們用簡單移植的方式解決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看似具有世界眼光，實則缺失了對世界革命經驗的中國表現形式的獨立探索，所以最終必然歸于失敗。

與教條主義者相反，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近代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以上就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主要特點。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中國革命無論在斗爭形式上、還是在道路選擇上都有自己的特點。

武裝斗爭之所以成為中國革命的必然選擇，是因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反動統治者總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來維持其統治，黨要領導人民群眾起來革命，就必須拿起武器進行戰斗。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必須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鄉村，不僅是由于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農民所在的廣大農村應當成為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主要戰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由此也就決定了必須在反革命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建立根據地，以積蓄、鍛煉和發展革命力量，經過長期的斗爭，逐步地爭取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后來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也已經證明了這一革命道路的正確性。

（二）近代中國基本國情是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交互作用的結果

毛澤東對近代中國基本國情的揭示，是運用唯物史觀考察近代以后世界歷史發展和中國社會變遷之后形成的科學論斷。他進一步指出，造成近代中國基本國情的“西方的影響”，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堅船利炮和現代工業生產的廉價商品，在全球范圍開拓商品市場、爭奪勢力范圍，建立起了“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世界體系，東方國家普遍面臨著或者滅亡、或者被殖民地化的命運。中國作為擁有悠久歷史文明的東方大國，還能在近代保持著半獨立的地位，絕不是出于西方列強的憐憫和仁慈，而是中華民族不甘于被侵略、被奴役奮起反抗的結果。

正如毛澤東 1939年指出的：“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

西方列強的入侵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加速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中國革命的進程。毛澤東指出，西方資產階級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即“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這些不斷成長的革命力量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

 盡管中國近代以來，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進行的多種嘗試都失敗了，但救亡圖存的意志愈挫愈勇，戰勝強敵的智慧愈益增長。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刻把握近代中國基本國情的基礎上，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依靠實踐經驗的積累，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而作出的正確抉擇。

（三）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

面對資本的世界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國際聯盟，馬克思、恩格斯發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召，列寧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思想和實踐，是這一號召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以此為理論指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國際統一戰線思想。這一思想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錯綜復雜的國際斗爭中日益完善，主要體現為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主張。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35年 12月，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毛澤東審時度勢，從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相互關系的角度明確提出，“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1940年 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后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

究其原因，一方面，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要求，蘇聯在中國革命不同時期的對華援助正是這一要求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德、意、日法西斯組成的侵略集團威脅著整個世界和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同邪惡、光明同黑暗、進步同反動的大決戰。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敵人是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客觀基礎。毛澤東指出，英、美等國存在的中國抗戰與其無關的錯誤觀點“十分不合時宜”，“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他們自己”。

為建立和擴大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策略原則，主要包括：第一，堅持既廣泛聯合又區別對待的原則。1941年 6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同年 7月，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者均應聯合的指示》，明確指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否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兩個凡屬”充分體現了廣泛聯合的原則。同時，聯合也是有區別的：既不能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又不能忘記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區別，還不能忘記現時與將來的區別。

第二，堅持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相結合的原則。國際援助“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但是，拋開自力更生的方針、完全寄希望于外援也是錯誤的。毛澤東指出，“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勝思想之一種”，但國際形勢不是按照這些人的主觀意愿發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規律”。毛澤東以戰略家的遠見卓識進一步分析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歐洲，東方是環繞著它的重要部分。……無論是各大國間的戰爭前夜或戰爭爆發，西方的各大小國家都將以解決歐洲問題放在議程的第一位，東方問題則不得不暫時放在第二位”。此外，毛澤東還提出了國內和國際兩個統一戰線相結合、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斗爭的堅定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原則。這些策略原則為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發揮了積極作用。

自從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日益加深、密不可分。俄國十月革命開辟的世界歷史新紀元推動中國革命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對中國革命的世界方位和世界歷史意義，毛澤東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眼光作了分析和論斷。

（一）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偉大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毛澤東把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分為新舊兩個階段，兩個階段中國的社會性質沒有變化，但中國革命的世界方位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是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一部分。這一時期的中國同許多其他東方國家一樣，沒有民族尊嚴和國際地位可言。中國人前赴后繼地向西方學習救亡圖存之道，但種種努力最終都歸于失敗。即便是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中國也沒有贏得西方國家應有的尊重。

中國革命世界方位的重大轉變始于十月革命勝利之后。這場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在于，用推翻俄國資產階級的方式打開了資本主義世界統治體系的一個缺口，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鼓舞和推動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爭。這些革命斗爭在革命的陣線上來說，由屬于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就中國來說，“走俄國人的路”成為越來越多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以后，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中國革命便在事實上融進了瓦解統治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偉大進程。雖然這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仍然沒有改變，但中國革命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進一步增大。1940年 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分析指出：“在今天，是在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有能力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中國革命已經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

（二）中國的抗日戰爭具有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而戰的偉大意義

中國革命的世界方位，決定了中國革命承載意義的雙重性：在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同時，具有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偉大意義。毛澤東以抗日戰爭為重點進行了闡述，他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具有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而戰的性質。

早在 1936年 7月，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外交問題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方針等問題時，就揭示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必然規律，并高瞻遠矚地闡述了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和國際影響。他指出，“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毛澤東還分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兩種結局對世界的影響：“如果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這將不僅意味著中國獨立的毀滅，也將意味著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和文化遭到毀滅的威脅，將是一長串可怕的、愚蠢的戰爭的開始”；反過來，如果中國成功戰勝了侵略者并成為一個主權國家，那么，“外國與中國合作的機會將非常之多，因為中國將獲得自由，中國人民將成為獨立的人民，有獨立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組織。這樣的中國將永遠是世界上一支偉大的有益的力量，將是正義事業和世界文化發展的同盟軍，任何國家都不能對這樣一個中國的影響漠然置之”。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是為了捍衛自身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戰，同時也是為太平洋的和平而戰、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而戰。1945年 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也指出：“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盡管日本法西斯的強大和近代中國的貧弱決定了戰爭的殘酷性和持久性，但是，“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為了民族自尊與人類正義，為了中國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決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價而達到其無法無天的目的”。因此，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無疑是必然規律。英勇的中國人民追求的不僅僅是自身的自由解放，而且是全人類的持久和平。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

與此同時，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有助于推動世界范圍的民族解放事業。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要取得勝利，既需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爭，也需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堅定踐行著這一路線。一方面，領導全國人民毅然決然地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另一方面，秉持國際主義原則，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經過 14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此過程中，中國以長期抗戰牽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軍力（主要是陸軍的大部分兵力），中國人民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這對于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反法西斯戰爭起到了戰略配合的重要作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世界意義的論斷和預見變成了現實。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莊嚴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始終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思考問題，順應革命和戰爭時代的發展趨勢，帶領全黨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革命道路，體現出寬廣、博大的世界眼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 20世紀繼俄國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這一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極大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為那些遭受西方蹂躪的國家和民族擺脫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獨立提供了道路選擇和經驗啟示，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革命的勝利，離不開毛澤東以世界眼光對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戰略思考。重溫這些戰略思考，可以為新征程上我們更好地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好地處理中國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提供重要借鑒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