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儲賀軍：無限風光在險峰——談毛主席的階級斗爭觀（一）
點擊：3497 作者：儲賀軍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11-12 09:39:12
【導語】毛主席的一生波瀾壯闊，充滿了革命的斗爭精神、理論、實踐和藝術，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是毛主席斗爭精神的集中表現。毛主席一生堅持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并將這種信仰轉化為偉大的社會實踐，總是以極富宏達的戰略眼光，完美地詮釋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從一個斗爭邁向另一個斗爭。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時代的戰友們都評價過他一生最大的貢獻，但本文認為，毛主席一生為中國人民做的最偉大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是：1. 堅定地信仰以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靈魂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并將其付諸開天辟地式的社會實踐；2. 在這種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開展徹底的思想改造運動，建立并錘煉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的民族領導核心。毛主席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結合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實際，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并就此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中國人民至今都生活在這種新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成果的紅利之中。
全文共10萬余字，分為五篇連載：第一篇，階級斗爭理論；第二篇，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第三篇，兩條道路的斗爭；第四篇，群眾路線與斗爭藝術；第五篇，奠定中華民族前進的基礎。此為第一篇，就教于廣大讀者并供研究參考。文中括號內凡僅標時間的，均請參閱《毛澤東年譜》；凡注明文章名稱的采用縮寫方式，由于篇幅關系不甚規范，謹致歉意。
第一篇： 階級斗爭理論
毛主席一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并應用和發展了這一理論，正如他在《論聯合政府》里所說的那樣，“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
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是集中了人類思想的大成”(1956.10.4)，針對國內各類懷疑或反對階級斗爭的觀點，毛主席很早就指出：“這是不了解人類進化史的緣故。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斗爭史”(1926.3.18《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
1、堅持、應用和發展核心觀點
年輕時期的毛主席讀了《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史》等書之后，“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發現到了“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并“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1941.9.13《關于農村調查》)。在其早期著作中，階級斗爭曾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如階級戰爭、階級奮斗、階級決戰、階級專政等，但其內涵都是一致的。毛主席在哲學的高度上認識階級斗爭理論，“不搞階級斗爭，搞什么哲學？”要求搞哲學的人，“第一是階級斗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尋找思想武器”(1964.8.18)，“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1955.3.31《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結論》)，講哲學就講“兩個對立的東西在斗爭：世界觀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方法論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斗爭”(1957.1《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匯集》)。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是階級斗爭的學說，這是“經過階級斗爭的實踐”得出來的結論(1963.1.6)。“馬克思的學說，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列寧主義是階級斗爭的學說，不是階級和平的學說”(1960.5.28)，“是階級斗爭推動社會前進”(1964.2.9)，“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的科學社會主義部分所研究的，是階級斗爭學說、國家論、黨論、戰略策略” (1959.12.24-26)。“在階級內部有矛盾、有斗爭，在人民內部有矛盾、有斗爭，就是在黨內也會有糾紛，有矛盾、有斗爭，但都脫離不開階級斗爭”(1966.1.12)。共產黨人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斗爭的學說是革命的理論，即運用這個世界觀來觀察與解決革命問題的理論”(1959.2.14)。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就否定了辯證法(1959.12.18)，“政治經濟學也是階級斗爭的理論”(1965.10.8)，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世界上只有兩門知識，“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 (《改造我們的學習》)，而進行階級斗爭的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論人民民主專政》)。
在中國剛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毛主席總結，“在過去我們幾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階級斗爭工作”(1957.3.17)。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怎樣堅持才能適應新的形勢，就成為一項最為重要的課題，要根據新的社會實踐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同敵人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發展、建立新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學說，不可能沒有斗爭，而且，斗爭是有益的健康的過程，在實際斗爭中才能“發展起來”(《在頤年堂的講話》)。必須遵守馬克思老祖宗的基本原理，也必須“創造新的理論”，“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1959.12.10)，然而，發展不是“破壞性的標新立異，它越出了無產階級軌道，同黨性不一致，是小資產階級的方針、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 (《七大結論》)。
毛主席堅持一貫的階級斗爭觀點，認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七大口頭報告》)，“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必須是一個主張階級斗爭的黨”(1960.9.25《和夏基、狄克遜的談話》)，在任何一個國家里面，都是要分階級的(《世界大會后的談話》)。階級斗爭不是個人恩怨，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斗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階級斗爭過程中，“黨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黨的中央委員會、黨的領導機關，也是黨的工具，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七大選舉方針》)。在國體這一根本問題上，毛主席認為“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而資產階級總是試圖“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 (《新民主主義論》)。
在毛主席看來，階級斗爭是一切問題的最根本要點，種族問題(1963.8.8)、民族問題(1963.8.9)實質上都是階級斗爭，宋玉寫的《風賦》(1958.5.23)、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可以使他聯系到階級斗爭，“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1959-1973《關于〈紅樓夢〉的一組談話》)。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課題中，最主要也是最復雜的困難課題。單有理論和綱領還不夠，還要有具體政策，認識問題的本質需要一個過程，過去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有明確的斗爭對象，這些具體對象在表面上消失之后，階級斗爭的對象是什么？這是毛主席后期探索的問題。究竟還有沒有階級斗爭，如果承認有階級斗爭的話，斗爭對象和性質是什么？這個答案就是道路問題、路線問題。
2、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
中國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斗爭？在新民主革命時期黨內沒有爭論，在建國初期也沒有爭論，但是，在初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毛主席認為“階級還是存在的”觀點(1958.9.5)，卻引來不小的爭論。毛主席將階級分為“經濟剝削的”和“政治思想上的”兩層概念，并認為在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容易消滅，還沒有消滅”(1958.11.21《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并且提出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的觀點(1964.5.15《接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工作者的談話》)。
針對有人說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挑起來的，毛主席說：“什么挑起來的呀，共產黨是反映人民的要求。階級斗爭確實存在，不能把沒有說成有，也不能把有說成沒有”(1964.3.28)。“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處都是矛盾，都在唱對臺戲，但是就不肯承認或者混淆兩種矛盾”(1957.6《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談話》)。發展階級斗爭理論當然要針對和結合實際情況，“觀念，概念，原理，原則，都是從實際中得來的，這叫做唯物論，……實踐是真理的標準”(1941.10.30)。在農村合作化完成之后，形成集體經濟，問題暴露地最早，這些問題有些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封建勢力遺留問題，“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1960.12.23)，但其要害是“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1960.11.15)，所以“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1960.12.23)。在城市，也出現了學術界教育界“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的情況 (1966.3.20)。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要求全黨進行思考這些基本問題，“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共產黨也就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么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1962.8.6) 毛主席十分注意黨內的變化，提出了“官僚主義階級”這一概念，認為這是“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并認為他們“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1964.12.12)。毛主席認為，反對修正主義不僅僅是反對赫魯曉夫的問題，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能“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段斗爭去做。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1966.12.21)。
在毛主席晚年計劃去見馬克思的時候(1962.8.5)，他一再強調“有資產階級存在，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首先要承認階級、階層是存在的，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矛盾”，但矛盾分為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道路之爭本身是對抗性的，“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1962.8.5)。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階級斗爭理論的指引下才完成的，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由于國內國際古今中外的多方面因素，如何理解和運用階級斗爭理論，仍然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二、基本矛盾的爭論
關于我國社會主義階段基本矛盾的認定，在毛主席在世的時期，曾經有過爭論。這場爭論是毛主席階級斗爭理論的形成與不斷發展的過程，回憶這場爭論對于我們理解毛主席的階級斗爭觀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八大與八大二次會議
八大于1956年召開，時隔不到兩年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這兩次會議的層級是一樣的，都是全體會議。這兩次會議最大的變化是對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結論，從發展生產力，改回到階級斗爭。八大召開之前，毛主席在多次同外國黨代表團談話時，就戲稱自己是“跑龍套”(1956.9.24《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也多次批評斯大林晚年階級斗爭擴大化(1956.9.22)，并認為“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1956.9.23)。多年以后，毛主席自嘲：“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舉了手發現不對了”(1963.6.3)。八大對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當然基于很多原因。在那個具體的時段，有馬列主義自身的局限，有國際共運社會實踐的局限，有結束不久的國內戰爭年代階級斗爭形式變化的反差，有剛剛結束對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認知，也有蘇共對斯大林晚年評價的影響，蘇共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林林總總，有很多原因，形成了很多歷史局限。正如毛主席在審閱八大政治報告時所說，這種主客觀之間的矛盾“又是人們永遠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性的原因”(1956.8-9《對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
毛主席率先意識到這個問題，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就在談及中蘇關系問題，提到階級斗爭問題(1956.11.5)。“思想工作是靈魂嘛，這就抓起綱領來了。八大決議關于先進生產關系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犯了個錯誤，理論上是不正確的”(1957.4.4-6)。后來，他又進一步解釋這一問題，“八大講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那是講生產問題，不是講人與人的關系問題”，而且這樣講，并“沒有什么害處”，“這句話是好話，意思是讓我們發展生產，充實我們的物質基礎”(1958.6《關于主要矛盾問題》)。毛主席說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1957.2.27)，這種認識不是調和的結果，而是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方面，當然會有辯證的、不同的側重。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明確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1958.5.5)。不能只看到大規模轟轟烈烈的表面的外在的階級斗爭，要充分意識到還有激烈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1959.12.18)。毛主席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斗爭集中表現在，生產關系和所有制的經濟基礎方面和宇宙觀的上層建筑方面，這種斗爭要求不斷改變一些政治制度(1960.3.24)。
2、階級斗爭的長期性
毛主席并不認為在他有生之年，在經濟上中國就可以實現全面趕超英美的目標，他首先要解決的是根本性問題。毛主席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是為了中國未來的發展做最基礎的謀劃,并非僅僅出于對于理論的執著，更也不是個人恩怨。毛主席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獲得了黨內廣泛的支持，普遍認為政治掛帥很重要(1962.9.26)。
A、“階級斗爭為綱”
毛主席說話很形象很有個性，他經常以綱目之說強調一個中心問題。他曾經說過“以糧為綱、以鋼為綱”(1958.11.10)，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時期要有一個重點，以點帶面，在強調培育畜禽新品種的時候，他還說過“以豬為綱”(1960.2.29)。在確認“綱目”的過程中，不能胡子一把抓，某個階段某個領域，綱只有一個。在政治層面，他主張“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1971.9.12)，就是強調路線的重要性，四清運動期間，當有人提出運動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候，毛主席當即表示贊成(1964.3.29)，認為這是抓住了重點。
運用階級斗爭理論改變中國面貌的過程，肯定是漫長而艱辛的，在毛主席年輕的時候，他就對自己的親友們說，革命還才剛剛開始，“還得三四十年”(1927.1.4)。建國并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毛主席認為這種斗爭將持續“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特別是有一些黨內斗爭”將“具有復雜和曲折的性質”(1959.8.16)。到了晚年，他說，“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1964.12.13)，“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長期的階級斗爭，絕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1966.2.8《關于〈海瑞罷官〉的談話》)。
早在1956年剛剛完成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主席就在給黃炎培先生的信中，談及了后來幾十年革命實踐的大致輪廓。首先是“階級矛盾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不要回避矛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其次，解決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根據具體情況采用不同的方式解決，對于人民內部矛盾，要“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予以解決(1956.12.4)。最后，當時全球化尚未展開，所謂國際交往主要是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之內，即使是在這種外部環境的局限內，毛主席已經充分考慮到“國際間麻煩問題不少”(1956.12.4)。果然，幾十年以后的后來，國際性因素對于中國的階級斗爭形勢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階級斗爭為綱是一個非常宏觀的主線，是指各項工作的指針，不是要替代其它工作。在各行各業都在抓階級斗爭這一基本矛盾的時候，毛主席認為，主要矛盾之外，“還有第二種矛盾、第三種矛盾等等，比如兩條路線，同是想搞社會主義，方法不同，看法不同，這就不是基本矛盾”(1960.3.25)。他反對唯心論、形而上學的一些做法，把階級斗爭理論“用得庸俗了，什么東西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一個商店的營業額多一點就說是毛澤東思想發展了，打乒乓球也說是運用了毛澤東思想”(1960.3.24)。及時提醒“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斗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我們不要受干擾，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1962.9.24)。
B、道路問題和思想問題
毛主席最先發現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后來才聚焦于兩條道路的斗爭，再后來他發現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因此，如果政權被篡奪，“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1975.2.18)。已經被推翻的反動勢力、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總是企圖復辟”，“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斗爭使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1962.9.26)。
中國到底有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典型的歐美式的資本主義階段，所以根本談不上資本主義復辟。這種觀點明顯是錯誤的。首先，在西方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后，歐美式的資本主義早期形態已經不可能復制了，因為帝國主義已經不允許有任何國家復制這種形態了。其次，蔣介石政權固然有強烈的封建色彩，但其本質上是官僚買辦政權，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從階級性質劃分來講，屬于殖民地資本主義模式。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主要是指蔣介石政權下的形態。因而，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黨總是一分為二的，不然為什么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1963.4.21) 對于執政黨而言，自身也可能隨著時代變化而發生悄然變化，毛主席深信建立了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之后，是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關鍵在于領導權，“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資本主義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社會主義的”，而他深信人民向往的是社會主義(1948.9《政治局會議報告和結論》)。中國無產階級具備這樣的領導力，由于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無產階級早于中國資產階級就出現了，他們比資產階級更有資格代表進步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由于受到幾重敵人的壓迫，得到了鍛煉，具備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七屆二中報告》)。
對于如何保持無產階級領導地位這個大問題，毛主席的思考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時期。在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民族的利益，實現了國共合作，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就提出“資產階級追隨無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追隨資產階級”這一根本問題(1937.9.1《中日戰爭爆發后的形勢與任務》)，并及時提醒“統一戰線中，地方黨容易陷于右傾機會主義”(1937.9.14)。建國、土改、合作化“這三件事是緊跟著的，趁熱打鐵，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氣去破壞”(1958.1.3-4)，而且，還不知道能不能破壞的了，再次破壞什么結果。在晚年，毛主席充滿憂慮地擔心下一代會不會“否定革命，干壞事，跟帝國主義講和”(1965.1.9《和斯諾的談話》)，所以，他特別注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不能掌握權力，要繼續“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1967.1.14)。
在和平年代，階級斗爭理論依然是信念建立的根本，是防止和平演變和防止策反的利器。對此，毛主席強調“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的革命仍舊有的”，“思想政治是統帥，政治又是業務的保證”(1958.1.3-4)。雖然斗爭的性質和形式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毛主席堅持“革命戰爭時期那股勁”沒有過時，“現在階級斗爭的形式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1962.8.17)，但是經歷了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階級斗爭的人們，不能“把階級斗爭忘記了”(1962.8.17)。對人們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不但包括階級斗爭問題，而且包括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而且包括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實驗，學會在企業和事業中解決一批問題這樣的工作”(1963.5.9)。
毛主席堅持繼續革命理論，要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上存在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必然反映在黨內(1959.8.16)，這種情況不在少數，他在1958年，就不同意把促退派視為少數，而特意改為許多(1958.1.3)，防止出現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本質上是政權問題(1967.11.3)。由于時代和社會環境的不同，斗爭目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1959.8.16)，由于缺乏搞社會主義的經驗，毛主席主張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高干部和群眾的覺悟”(1963.6.3)。“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經驗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1959.8.16)。他以昔陽大寨經驗具體闡述了“什么是基本矛盾，這就是階級關系、階級斗爭”(1963.5.7)，“社會主義教育的要點，就是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依靠貧下中農，干部參加勞動這樣一套”(1963.5.7)。毛主席非常清楚思想轉變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必須持之以恒，“一下子變不過來”(1959.8.16)，“絕不能著急，一定要搞徹底，不要滑過去”(1964.3.30-4.1)。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堅定地警示：“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產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1976.3.5)。
三、國際化環境下的階級斗爭
在召開八大的時代，國際化、全球化程度尚未達到今天這樣的一體化程度，人們對于階級斗爭的認識，基本上還局限于國內的階級劃分狀況。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基本上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態，國際化階級斗爭的激烈程度，以及對于國內階級斗爭的影響，和今天的形式完全不一樣。當時的國際階級斗爭很大程度上反映在軍事層面，很直接具象，遠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內部滲透程度，盡管如此，毛主席依然看到了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的相互影響，“我們經常感覺杜勒斯跟我們是同志。我們要感謝他。這個人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里，他是比較最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堅決執行階級斗爭的路線”(1958.10.2《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員》)。
1、階級斗爭的國際性
從年輕時期起，毛主席就開始審視全球，在分析中國社會時，緊扣已經變化了的全球形勢，具有人類發展的國際化宏達視野。抗日戰爭急不得，解放戰爭拖不得，這種判斷的背后，是對國際階級斗爭形勢的深刻分析和透徹理解。貫穿于毛主席國際觀的核心理念，正是階級斗爭理論，中國無產階級所對抗的絕非僅僅是本國的反動派，而是全球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中國人民曾經的“落伍”(1949.9.21《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和現在“絕大的變化”(1940.1《新民主主義論》)，無不充滿了國際因素。資產階級內部盡管有矛盾，“但是在對付革命這一點上他們往往是能取得反革命的一致的”(1939.9.18《結成堅固的統一戰線，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自從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面臨的國際問題實質上是美國問題，美國是中國生存發展議題上，無法繞過的話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出現了反美、土改、鎮反三大運動(1951.1.19)，這三項無一不是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1935.12.27《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因此，我們在討論和認識國際問題時，必須牢記毛主席的基本觀點，從階級斗爭理論入手，清醒地認識到國際和國內階級斗爭的一體性(1958.12.12、1961.1.23)，認識到美國的“自由、平等、和平”的階級屬性，比如說，他們的所謂核不擴散，僅僅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核技術封鎖，資本主義國家就不在其限制之內(1964.10.8)。
毛主席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不要指望著美國會發善心，“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1949.8.14《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帝國主義的威脅，并沒有因形式上的退出而終結，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人都從自己的階級立場出發，看待中美關系。70多年來，中美之間經歷了很少來往——密切交流——若即若離的過程，這種“滾翻過山車”似的經歷，深層次原因還是意識形態的斗爭，也是國際階級斗爭的反應。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和限制，其最根本的動因就是美國沒有看到中國接受美國意識形態的動向，封鎖是西方得心應手的手段，目的是迫使對方屈服，不屈服就會被貼上封閉的標簽，而中國可以保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正是因為中國建立并堅持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2、通過其代理人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
帝國主義一直希望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并希望他們的代理人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掌握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的主導權。“有人提出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我看這個提法很對”(《七大結論》)，中國是一塊肥肉，物產豐富、人民勤勞，自從世界進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社會之后，多年來誰都想吃(1972.7.24)。相對后起的美帝國主義，起初反對任何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獨占”中國，希望中國“成為‘門戶開放’的公共殖民地”(1934.4《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后來又企圖把中國納入他們的軌道，成為他們的半殖民地(《七大口頭政治報告》)。
美國西方歷來對中國采取的策略都是要建立一個代理人政府，從《辛丑條約》開始就是這個思路。美國一直在中國扶植親美的半殖民地政府，也就是蔣宋政權，這里之所以不稱其為蔣介石政權，是因為單靠蔣介石，中國政府還只是一個軍閥政府，加上宋美齡才成為一個既可以控制中國人民，又可以“一切依賴美國”，維護美國利益的政權，忠實地履行“洋大人的賬房”這一標本級的親美半殖民地政權段職能(1923.8.29《紙煙稅》)。民族矛盾說到底是階級矛盾。三年解放戰爭實際上是八年抗戰的繼續，美國人支持蔣介石的根本目的在于試圖把維系中國半殖民地的狀態，“美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強迫我們做美國殖民地的奴隸”(1949.7.7《為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十二周年宣言》)。蔣宋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將中國的利益出賣給美國，其中就有堪比《二十一條》的《中美商約》(1946.12.9)，使“中國將被拖進實際上的殖民地地位”(1945.7.8《評蔣介石七七演說》)。當這一老早定了的方針(《時局和方針》)，受到了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人民的抵抗時，美國就支持蔣宋政府發動內戰屠殺中國人民。
直到1949年初，當蔣宋政權在軍事上已經崩潰的情況下，蔣宋政權一方面希冀于美國直接出兵干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方面試圖通過談判，維護美國的在華利益，繼續保持封建官僚資本主義制度(1949.1.15)。這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計劃，當然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絕，美國也只能“站在一旁發干急，深恨其兒子們不爭氣”(1949.2.15《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么還要空喊“全面和平”？》)。即使是在蔣宋政權行將徹底垮臺之際，艾奇遜還在通過《白皮書》夸耀西方在中國的影響，推銷他們的西方唯心主義思維價值理念，他們企圖繼續依靠經濟與意識形態兩個輪子繼續維護美國的在華利益，希望用秩序、“法治”維持自己“西方中心論”的在中國的優勢地位。
從1948年8月14日到9月16日，毛主席連續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斗》《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系列文章(《反美五篇》)，從階級斗爭入手，奠定了中美關系的基調。美國看到國民黨的失敗，就想制造一個新的代理人政府，“甚至不惜用承認人民共和國的方法”使其合法化，繼續進行“內部破壞”(1949.1.8《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以維持其在華利益。毛主席當然不會讓這種妄想成為現實，于是美國就準備“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1948.12.4《對一個美國記者在香港的談話材料的批語》)，美國扶植的一批人，“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系，又同革命陣營有聯系的人們”，“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1948.12.30《將革命進行到底》)。按照艾奇遜的設想，這批人“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c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原因之一是這批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提倡階級斗爭，“因此，必須推翻”(1949.8.14《丟掉幻想，準備戰斗》)。
不要小看了美國的這一戰略，從過往的歷史上看，在前蘇聯得手之后，在中國也幾乎就成功了。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美國的努力之外，還在于美國的計劃在中國的確可以找到一些社會基礎。這也是美國多年以來，不斷對中國進行精神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必然結果(1949.8.30《“友誼”還是侵略》)，大批“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1949.9.16《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就是這種社會基礎的中堅力量。艾奇遜們永遠無法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中國共產黨人，正在履行馬克思主義埋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使命(1949.9.16《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有些人借毛主席的階級斗爭理論為由，攻擊毛主席不懂經濟工作不重視經濟發展，這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不僅很懂經濟而且抓住了經濟工作的核心問題。
1、建國前經濟管理經歷
在蘇區時期，毛主席曾被排擠出紅軍的領導集體，轉為主管地方行政工作。毛主席對于新的崗位充滿了熱情，非常投入地進行各方面的工作，為我們了解和理解毛主席的行政特別是經濟管理能力與思路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史料。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毛主席管理行政、經濟工作很細致很專業(1934.4.10《鄉蘇怎樣工作？》)。經濟工作“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反復強調要動員群眾搞好經濟建設，在群眾中造成經濟建設的熱烈空氣，以此來鞏固工農聯盟，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針對有些人不敢從事經濟工作的情況，他勸說這些同志不要怕被人罵為“右傾”；他大膽地鼓勵金融與商業活動，并有計劃地搞好向白區出口商品，與白區互通有無，對于商業也組織政府積極參與，而不是讓私營商人獨占貿易；針對當時的形勢，他提出了搞好經濟，服務戰爭的相關口號(1933.8.12《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在延安時期，毛主席領導并參與了大生產等多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由于革命斗爭形勢甚為緊迫，毛主席的這方面管理活動已經開始比較宏觀了。毛主席對地方上的干部們說：“希望你們好好地領導這些生產事業，否則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1948.4.1)。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談及外貿管制時，指出外貿管制政策是必須實施的，因為在我們“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以后，才可以放松這種管制(《七屆二中報告》)。他指出，“只看財政不看經濟”，沒有嚴格的對外貿易管制是金融、貿易系統的兩大根本錯誤(1947.7.21《在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在自身尚沒有足夠強大，特別是尚沒有建立了完善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嚴格的外貿管制是必須的，這不是封閉思維，而是為了更快更大的開放積蓄力量。在建國前夜，毛主席要求各級政府機構必須重視“將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將工業生產任務和農業生產任務”放在適當的位置(《一九四八年的工作》)。
在革命戰爭中，毛主席總是在考慮整體戰略問題時，充分考量經濟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且不論三大戰役中，調動無數民工用小車推出勝利，就是在解放戰爭初期，解放軍最為艱苦的階段，毛主席的一些重大決策也都充分地考慮到經濟因素，并且能夠以經濟弱者的地位，向經濟強者發動經濟戰。熟悉解放戰爭的人都知道，蔣介石集團最終的政治崩潰，實際上是軍事失敗和經濟崩潰疊加而成的，二者以軍事失敗為主但又緊密相連，此外，加上美國人對于蔣介石的經濟算計，蔣介石集團的財政經濟很快就垮臺了。蔣介石的經濟失敗起源于劉伯承帥部挺進大別山，毛主席決心將戰爭引向國統區，以大量消耗蔣介石集團的財力物力，挺進大別山對于蔣介石集團最致命的打擊，在經濟層面甚至超過了軍事層面。
2、發展經濟的重要性
毛主席歷來注重經濟發展工作，當有人提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斗爭的排序，是否應當把階級斗爭放在第一位時，“毛澤東說：按社會科學來講，首先是生產斗爭”(1963.5.11)，他認為“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1964.7.14《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毛主席非常清楚在帝國主義橫行于世的世界，經濟不發展，國家就很可憐，別人就瞧不起你(1960.3.25)，身處這個“實力政策、實力地位”的強權時代，沒有實力就會被輕視，“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1960.4.13)。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他非常認同列寧說的“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生死存亡問題的觀點，一定要忍受犧牲，以確保“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1959.12.15)。
在國內發展思路上，毛主席要求要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基礎工業、國防工業”(1963.8.26)。即使是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期間，他也認為，經濟建設是“邊區黨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1940.9.25)，建國前夜，他主張進城之后，要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它勞動群眾，做好“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如果生產建設不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我們就會要失敗”(《七屆二中報告》)。在建國初期，他認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1953.3.19)，一定要“讓全國人民過上好日子”(1953.2.20)。
在四清運動中，毛主席反復提醒運動的步驟，“每一步驟都要緊密結合生產”(1964.3.28)。在“文革”期間，他認為“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的看法是不對”(1966.8.8)，抽調工宣隊“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1968.8.25)。他認為，“文革”“實際上是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1967.12.18)，非常強調“抓革命，促生產(1966.10.24)”，他一向認為，“階級斗爭可以促進生產”(1963.5.8)。只搞階級斗爭，而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1964.3.24)，在同蘇聯修正主義進行斗爭的過程中，“要戰勝修正主義，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經濟”(1960.9.15)，一部分人負責管寫文章，另一部分人管工業(1963.7.23)。毛主席關于生產與政治相互促進關系的觀點，得到了黨內的認同，建國初期，當毛主席講過“以生產為中心，因為生產總是重要的”之后，鄧小平同志說：“有一個問題我想補充一下，就是毛主席昨天晚上交代的要搞統購統銷必須結合總路線來講” (1953.10.13)。
3、政治與經濟管理
毛主席的經濟發展思路與方式，完全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現在很多人熟悉的資本主義思維方式完全不同。在經濟管理依靠誰的幫助誰的問題，也就是立場問題上，他認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七屆二中報告》) ，團結其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定要站穩階級立場，才能避免各種“左”的和右的糊涂思想的錯誤，抓階級斗爭對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核心的促進作用。
A、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毛主席在研究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時，發現他們并“沒有講清楚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什么不同的特點”(1959.12.21)。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其核心在于要改變個體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1956.1.25)。在中國還有一個變革封建所有制的問題，地主階級“代表的是反動的生產關系，政治上打倒蔣介石，目的就是為著在經濟上摧毀封建買辦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在西北野戰軍的講話》)。毛主席在講到斯大林關于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產品的重要性時，認為“如果沒有政治掛帥”，斯大林提出的社會進步是不容易達到的”(1958.11.10)。毛主席認為，只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可以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在工農業方面，進入世界強國行列(1963.9.22)。
世間做任何事情，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單位一個家庭，心氣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運用階級斗爭理論，解決了軍隊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問題，同時，注意解決農民為誰種地的問題，使得農民煥發出無窮的生產與支前的干勁(《富農問題》)。在和平年代，同樣要這樣做，工作者的“勤勉、積極、主動，決定于政治覺悟的高低”(1959.12.24-26)，只管生產“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1964.3.24)，生產也搞不好，相反，“有了正確的政治觀點，從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統帥了業務，迷信破除，胸懷坦蕩，勢如破竹了”(1958.4.25)。整風反右、四清運動(1965.11.12)，都使“階級關系、階級力量對比，起了很大變化”，“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里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的結果”(1958.9.5)。在“文革”期間，他也認為“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1966.7.21)。
毛主席在蘇區的時候，就已經有明確的思路，如果不堅持正確的道路，人民得到的一切都可能會失去，所以，在穩固地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之前，最重要的不是發展生產，而是動員貧農，保護新生的政權(《富農問題》)。生產力發展的脈絡是先有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然后有了社會革命奪取新的政權，才能消滅舊的不合理的落后的生產關系，建立并保護合理的新的生產關系，才能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1959.12.15)，建立“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1959.12.15)，“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 (1963.12.16)。
B、政治與經濟管理的結合
抓階級斗爭就是要抓人的思想問題，1959年，毛主席擔心鋼鐵指標定得過高，鄧小平同志說有軍令狀，毛主席說：“軍令狀有時也靠不住。關云長立了軍令狀，結果華容道上曹操還是走掉了”(1959.3.29)。他曾批評經濟部門不問政治工作，而政治部門不問經濟工作的這種脫節現象”(1955.11.22《對李維漢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發言稿的批語和修改》)。在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之后，就是“要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問題，就是黨政軍干部和群眾”的相互關系問題(1958.2.18)，生產情緒低落造成減產是人為的災害，是主觀主義、強迫命令和組織管理不善等問題所致(1957.2.24)。
毛主席對于管理問題的解決方案不拘一格，他欣賞列寧同志的說法，“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來訓練無產階級管理經濟的能力”(1959.12.19)；也對勞動模范們講，你們“是干部的后備軍”，要起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做“上面的領導人員和下面的廣大群眾之間的橋梁”(1945.1.10《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還鼓勵大家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和措施，“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改善生產隊的經營管理問題” (1962.9.25《關于改善生產隊經營管理問題的批語》)。毛主席非常厭惡那些碌碌無為的惰政閑官，批評他們“無領導，無政治，也不認真管業務的部門-專門吃飯、當官、當老爺的官僚衙門”(1953.4.3)，期待那些敢作敢為，勇于承擔責任的，搞工業的“秦始皇”(1959.3.26)。對待基層干部，毛主席也采用了即嚴格要求又適當寬松的策略。對于犯了多吃多占錯誤的干部，他認為應當退賠，但是，如果“一時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并需要進一步走群眾路線，如果“個別情節較輕，本人檢討也好，家庭生活比較困難，經過群眾討論，認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1963.4.9)。他舉出屈原的例子，要干部們“接近社會生活”(1959.12.24-26)，做出一番大事業。
毛主席要求干部們關心群眾的生活，并認為群眾的衣食住用行安排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全國安定不安定的問題 (1959.7.2)，主張提倡增產節約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1952.8.3)。毛主席非常辯證地看待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強調人民公社基本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要執行按勞付酬的方針，物質刺激與精神教育需要結合起來，兩條腿走路，要以政治教育為主，物質獎勵為輔。“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質太少了”(1959.2.27《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二)》)，物質刺激是“決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但是，“當做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1959.12.24-26)，同樣，精神鼓勵過頭了一樣，也會造成向物質鼓勵一樣的個人主義(1959.12.24-26)。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偏廢了哪一樣，都“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1959.1.27)，必須在進行物質獎勵的同時，提高人們的覺悟，“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1959.12.28)。
很多人常說“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是如果只把“發展”理解為物質發展就片面了，把“發展”僅僅看做是少數人的任務也錯了。毛主席非常看重基層的積極性，如果領導層將經濟發展看成是僅僅是自己的責任，而不去發動“廣大群眾自力更生的積極性”，“結果將是上下交困”，“永遠也不能解決問題”(1945.4.27《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要組織群眾“克服缺乏勞動力、缺乏肥料等困難”(1944.1.10-11)。一個家庭養200多頭豬，在今天看來不算什么，但是，就60年代的水平，這種情況絕對代表了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方向，獲得了毛主席的積極肯定，并認為“應當推廣”(1960.1.26)，并提出了“公養和私養并舉，以私養為主”的方針，將其視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是大集體下的小自由”(1960.12.24-1961.1.13)，以此鼓勵養豬和其它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以及農村集市貿易的發展。
在發動群眾的同時，政府的經濟組織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毛主席積極主張三線建設，這實際上就是開發西部，中國的工業歷來布局在東部，特別是沿海一線。這樣的布局既不合理也面臨著極大的危險性和局限性，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開發西部是從孫中山就開始的夢想，而毛主席將其變為現實。毛主席鼓勵各省都搞工業，“你們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們伸手，搞了就是你們的”(1960.3.25)，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工業還是一張白紙，全面開花調動各地的積極性，是工業化初期的必經之路，也是快捷之路。在科技方面，毛主席也主張黨“可以通過計劃來領導，把科學研究納入整個計劃”(1957.3.13)。
（未完待續；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商務律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向太陽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建言點贊
圖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