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題記】
雷潔瓊同志在韶山的題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道出了千千萬萬個熱愛毛主席的人的心聲。她的這個說法，完全說得通，那是歷史的結論。
她的這個題詞，放在韶山毛主席紀念館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器，每一位觀者，都能由器而道，感悟出題詞者那看不見摸不著的道，然后會心一笑，此乃悟道，悟到了，心有靈犀一點通——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道器變通了。
雷潔瓊同志接受學者馬社香采訪時說：“多年的職業習慣，我自然習慣于從人類社會學的角度來學習、理解毛主席對中國的貢獻。”
馬社香認為雷老的題詞“既是贊頌性的，又是感慨性的，既是理性的思考，又是歷史的反思，比較特別”，這也是說得通的，所以這個題詞流傳越來越廣了。雷潔瓊見過毛主席，親耳聆聽過偉大領袖的精辟說法，她還親歷過著名的“下關事件”，對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有著理性的深刻的比較研究。雷潔瓊用“瞻仰韶山”這樣的說法，也是十分獨特的，同時也是發人深省的，梅蘭芳先生也是這么用的，那是基于理性思考之后的感性表達。瞻仰，就是懷著敬意的看。這個敬意，不是敷衍的，是發自肺腑的，由道而器的過程。就瞻仰者而言，自己的想法說法做法，對自己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下面介紹一下“下關事件”和雷潔瓊聆聽毛主席教導的場景。
1946年6月23日，下關事件即“下關慘案”發生。當天，由中國民主促進會（民建）等組成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的代表去南京進行和平請愿，上海5萬群眾集會送行，并舉行反對內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示威游行。
當代表團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其成員包括馬敘倫（曾任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長）、閻寶航、雷潔瓊等均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圍攻和毆打，造成“下關慘案”。
1946年4/5月間，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在西安、北平、南通等地制造了多起綁架并暗殺民主人士和愛國學生的慘案。下關事件之后，國民黨特務還暗殺了著名愛國人士李公樸、聞一多。
電視劇《解放》第一集里有下關事件的再現，雷潔瓊當時大義凜然的身影，令人敬佩。同時也要指出的是，下關事件發生時，正是蔣介石派重兵圍剿李先念領導的中原地區的部隊，當然蔣介石的狼子野心沒有得逞，著名的“中原突圍”打破了老蔣的如意算盤。自古以來，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道層面這是與“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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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學教書，接到馬老（馬敘倫）從香港寄來的親筆信，委托我代表‘民進’到西柏坡參加毛主席的一次邀約。
“當時北平還沒有宣布和平解放，我和丈夫嚴景耀穿著呢大衣裝扮著探親離開北平，再經解放軍沿途保護到達西柏坡。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處感到熱氣騰騰。我們被引到一個大會議室，毛主席一大排中共領導人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來（總理）站在旁邊一一介紹。
“晚上中共中央請大家一起吃飯，像老朋友一樣邊吃邊聊，主要談當前局勢以及建立新中國問題。吃飯時，我主要是聽大家談。毛主席幾次用目光鼓勵我。飯后，大家言猶未盡，仍聚在一起繼續談話。氣氛非常熱烈。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只有答疑和討論之別。
“我向毛主席提出一個問題：美國和蘇聯都贊同中國‘劃江而治’，在國際和國內有不少擁護者。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怎樣看‘劃江而治’的社會基礎？毛主席笑了，笑聲很大，很鼓勵人。
“毛主席笑著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幾十年來我總忘不了毛主席那種洞察歷史的思考。歷史再次證明了毛主席這種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的深刻思想和認識，給我們國家和人民像太陽一樣帶來了光明，也做出了立國大計“公者千古，私者一時”的榜樣。建國以來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你是學歷史的，應該認真研究。
“90多歲了，時常聯想到二戰后巴基斯坦從印度分出來，1971年孟加拉國又從巴基斯坦分裂出來，還有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分裂，這些都令我常常想起毛主席當年的話。”
雷潔瓊是大學者，她熱愛毛主席和工農兵群眾崇拜毛主席有什么區別？
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華羅庚、鄧稼先，等等，都是大學問家，他們也都崇拜毛主席。所有熱愛毛主席的人，都認為毛主席是一心一意為公，毛主席必定流芳百世。而那些為一己私利而欺世盜名者，也許會得逞一時，但那樣的做法終究不可能長久得逞的。我們中國人講的做人，主要是指道德方面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道德水準高，那么此人做人謂之好；反之，則不好，或者很差。至于道德水準高低，那是比較而言的——有比較才有鑒別。就毛澤東本人而言，他成為主席的前后，其道德水準也是有細微區別的。如果作為個人，毛澤東做的事情，道德水準相當高了。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作為人民領袖，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他依然保持著做人的道德準則，并且對自己要求更嚴，從他對自己的親人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見的。一般的道德水準可以靠個人的好心好意來衡量，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領袖，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保持那么高的道德水準，那就不是簡單的事情了，那是需要超強的意志品質來保障的。如今我們看到一些本來還是很不錯的人，一旦坐到了領導崗位就經不起誘惑而走向墮落，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毛主席恰恰就是一個具有超強意志品質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道德水準高，體現在公道上。
1976年2月24日，毛主席又一次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并同他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廣泛的交談。尼克松這次訪華，是他辭去總統職務后第一次公開露面。這次訪問，令尼克松振作起來了。毛主席的大公無私，令他的資本主義對手不得不折服。1、天無私覆。這是說，天覆蓋天下，沒有私心，不會蓋一部分，不蓋一部分。天，對天下一視同仁，此為天公。2、地無私載。這是說，大地承載地上的一切，不會對那一部分情有獨鐘，而對另一部分恨之入骨。地，對地上一視同仁，此為地公。3、日月無私照。太陽和月亮的照耀也是一視同仁的，不會顧此失彼。此為日月之公。所以，天下為公，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規范。既是個人修養之要旨，也是社會公德的最高原則。它所要求的是關心他人、扶危濟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在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親緣關系的老人。在撫養教育自己的小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的小孩。追求平等、公正，視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義利相矛盾、相沖突的情況下，以“義”為重，“先義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自我犧牲。早在《尚書》《左傳》等典籍中，就有“以公滅私”，“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臨患不忘國”的規范性要求。孔子主張“忠恕”——忠，謂盡心為人；恕，謂推己及人。墨家主張“舉公義，辟私怨”，法家強調“無私”、“背私”。明末清初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續通鑒論》中，以“天下為公”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張，認為“天下非一家之私”。當時另一位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也主張“天下為公、君為客”，指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與王、黃齊名的思想家顧炎武進一步指出，“國家”是屬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則是匹夫所共有。近代梁啟超把顧炎武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把“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轉化成為個人的道德要求，激勵著后代無數志士仁人為中華民族的盛衰興亡大業而奮斗不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康有為針對中華民族出現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提出了維新變法主張，在其所著《大同書》中，再次勾畫出了一個“公天下”的理想社會：“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繼承了我國傳統道德倫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規范同時，念念不忘“天下為公”這一傳統思想。時常把《禮運》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據統計，在孫中山的題詞中，有受主姓氏的“天下為公”就達32件。其中有贈馮玉祥的，有贈張學良的。1924年，孫中山在題為《三民主義》的著名演說中，曾談到“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 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禮記》一書中《禮運》篇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的“公”字，按照東漢經學家鄭玄的解釋， 即是“共”的意思。講究“天下為公”的孫中山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許可以這樣說，他的理想。他的目標，他的思想體系的基本精神，都濃縮在“天下為公”這四字之中。二、毛主席及其領導的黨和軍隊是有史以來最講究“公”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就深諳中國文化的公道，就通過對自己近乎苛刻的鍛煉，練就了一副堅強的體魄，和堅毅剛強的意志品質，而這兩者的基礎，就是他那顆公心。毛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成為人民軍隊的統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難道不是天意？說到底，說到根本點上，還是他最懂公道的重要，他也最講公道。毛主席做的每一件重大決策，其宗旨，始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一直忽視毛主席對人民的界定，其實他對人民的界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革命時期，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都是人民的范疇，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時期，包括國民黨蔣介石都是統一戰線的成員。進入到社會主義時期，人民民主專政逐漸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那么，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起點，怎樣做到公平？成為無產階級，同時又有基本生活的保障，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平！這是舉世公認的公平，其合理性，其合法性，難道有錯嗎？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其公平性，尼克松曾經評價為世界之最。毛主席對于結果的不公正，必然是義無反顧的給予糾正。對于戰爭年代，“左”和右傾的錯誤，他在延安整風時給予了全面系統的糾正，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給予了梳理。沒有延安整風，也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穩定發展，沒有根據地的鞏固，也就沒有新中國的建立。對于和平年代，毛主席對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生活作風，工作作風，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誰敢明目張膽搞腐化？所以，社會主義時期就必然，就必須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以前我們認識不清，甚至有疑惑，如今還有什么可懷疑的嗎？從道德上講，他從不徇私情，一視同仁，從來就是對事不對人。這樣的公平，這樣的公正，難道不是我們中國人發自內心渴望的公道嗎？1956年，當他成功地領導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那么他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從此他的公道更加有力，更加有效。何炳棣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首位被聘為講座教授的華裔史家，是國際史學界泰斗級的人物。1973年，何炳棣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準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準。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一直到1970年代，毛主席的所作所為逐漸為世界所認同，連資本主義世界的首腦，也都紛紛前來學習研討。他不僅為中國人民他會公道，他不僅為第三世界國家主持公道，不僅為把壓迫民族和人民主持公道，而且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公平，不公正，主持公道。最著名的就是當美國總統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野，連門都出不了的時候，最早為這位美國政要出來說公道話的人，不是尼克松的盟國領袖，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主席。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華盛頓水門大廈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安裝竊聽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黨尼克松競選班子的成員。尼克松雖以壓倒優勢連任總統，但“水門事件”越鬧越大，最后，大陪審團把尼克松定為“水門事件”的同謀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關錄音帶。尼克松雖然一直否認自己參與策劃“水門事件”，但有口難辯，他將面臨被國會彈劾的威脅。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辭職，由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尼克松被迫辭職后，帶著落寞和疲憊回到加利福尼亞。幾天后，他意外收到了周恩來的電報，電報表達了中國總理對尼克松始終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時，周恩來還希望尼克松再次訪華。兩個月后，當尼克松因患靜脈炎住院時，毛澤東親自打來了電話。毛澤東通過翻譯告訴尼克松，他認為尼克松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他還說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歡迎尼克松來訪。這讓心緒不佳的尼克松感到無比溫暖。1975年12月31日深夜，毛主席接見了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孫子戴維，并且邀請那位下野的美國總統來中國訪問。1976年2月6日，新華社播發了一則《公告》，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訪問4周年之后，再次訪問中國。他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1976年我再次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經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聽起來就像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是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戰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顫性麻痹癥的襲擊使毛澤東的動作全部僵化了。……在我們會晤結束時，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攙著他陪我走向門口。在電視燈光和攝像機要記錄我們最后的握手時，他卻推開了助手們，自己站在那里向我們告別。”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憶錄里記述道：
“他的思維依然敏捷，但一次嚴重的中風使他失去將思想化作語言的能力。這位富有領導魅力的共產黨領導人曾運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動了一個國家并改變了這個世界，但他現在卻連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難……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們兩國實現新關系方面起到無可比擬的作用。在會談中，我說，我們必須繼續合作，不僅在我們兩國之間，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之間尋求和平……在他剛嘟噥出半個字時，他的臉就憋得通紅。他的譯員試圖將他那含糊的話譯成英語。毛澤東掌握的英語足以使他明白她沒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氣地搖搖頭，一把抓過她的筆記本，用中文寫下他的話。她大聲地用英語念道：‘和平是你們唯一的目標嗎？’我沒有料到他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稍稍停頓之后，我答道：‘我們應該尋求正義的和平。’”
“我們在同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時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他們是革命家，相信他們的利益和理想應是值得為之戰斗和犧牲的，如果我們用一種一味強調需要和平的說教來回答毛的問題，中國人會認為我們犯了錯誤，甚至更壞，他們將會把我們看成白癡。最終，他們會說，加入和平真是我們唯一的目的，那么我們隨時都可以用投降來達到我們單純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國人重申，我們也有我們為之奮斗的價值……”
大家想一想，在1980年代末期，當西方國家制裁中國時，尼克松是怎么做的？他為什么要那樣做？在1993年，毛主席誕辰100周年時，西方很多著名的政要，包括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法國的，日本的，他們對我們的毛主席評價如此之高，世所罕見。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不看你對我怎樣，我看你對人怎樣。那些西方的政要，看到毛主席對失魂落魄的尼克松那樣的態度和行為，難道他們會不動心？事實證明，毛主席做的多么有遠見，那是公道的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那時文化的力量。毛主席的道德水準舉世公認。毛主席把馬列主義和中國文化完美結合，創造了新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他本人身體力行，以身作則，這種道德力量，誰又能否定的了呢？最后要指出一點，所謂道德優勢，不是一般的經濟上的優勢，而是心理上的優勢，這是壓倒一切的。正所謂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創造奇跡。毛主席的道德實踐，就是這樣的，我們要永遠學習他，不管客觀環境怎樣變，因為那是古今中外最杰出的。雷潔瓊屬于那種深入社會，了解民情，體察民意的學者，這與她研究的學科性質有關，更與她的人品有關，她是公道正派的學者，自主自信的社會活動家。雷潔瓊和陳叔通屬于同一種類型的人，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在道層面，他們對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領悟得很深，很透。本來在解放初期，大批民主人士覺得民主黨派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準備解散民主黨派，后來還是毛主席從蘇聯訪問回來，得知此事，及時說服大家，才使得民主黨派得以保存下來。毛主席總是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還是要搞反對派的。與其讓他們秘密活動，不如讓他們公開。毛主席常說幾句口頭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紅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黨，有點反對意見好!！毛主席活著的時候，梁簌溟先生一直在全國政協里工作，這還不說明問題嗎？再回過頭來看雷潔瓊同志韶山題詞，那是有學術深度的，也是經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跌宕起伏的社會實踐得出的結論，難道還想不通嗎？還說不通嗎？這些民主人士，對毛主席的道器變通，感悟得比某些自以為是的人，要深刻得多。經歷了毛主席逝世后的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勞動人民總結出這樣一個簡潔明快的方法，以此來判斷某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這個方法是——不看你對我怎樣，看你對毛主席怎樣。你對毛主席好，那你這個人就值得我信任，我至少把你當做一個不壞的人，可以把你當做自己人。由此，勞動人民當然就把雷潔瓊這樣的人當做自己人看待了，她的題詞自然就會流傳開來。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濟學”，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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