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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月丨二十世紀中華民族偉大人格的化身：毛澤東的人格魅力

點擊：3104 作者：許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fā)布時間:2024-03-30 09:56:49

【摘要】毛澤東是一位偉大領袖，他的非凡人格魅力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和動人感染力，是他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改變自身命運和中國國家面貌并為今人們所懷念敬仰的主觀因素。毛澤東的偉大人格主要包括：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愛國追求、堅定不移的人民立場、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是在實踐中形成的，同時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成長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潤和升華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結合而成的璀璨明珠。毛澤東的偉大人格彰顯出橫亙時空的巨大價值，引領重構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為21世紀中國立于世界舞臺中央奠定了強大精神根基。

一、毛澤東非凡人格魅力是中國人民意志的象征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盡管已做了一定心理準備，但在與毛澤東真正見面交談時，基辛格仍為毛澤東的非凡人格魅力所震撼。對此，基辛格回憶道：“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里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fā)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fā)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fā)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20世紀90年代初，張鼎丞的女兒張延忠回憶道：“1981年《決議》作出后，幾個年輕人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又那么堅定地維護毛主席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請教葉劍英元帥。葉帥對他們說，毛、劉、周、朱、陳、林、鄧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斗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干成了建立新中國并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此類回憶毛澤東的史料浩如煙海，大都在確證一件事：毛澤東是一位偉大領袖，他的非凡人格魅力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和動人感染力，是他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改變自身命運和中國國家面貌并為今人們所懷念敬仰的主觀因素。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20世紀中國最富魅力的偉大人物，是世界歷史上最有人格力量的偉大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典型的卡里斯馬型（Charisma）領袖。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所拍攝的紀錄片《走近毛澤東》，英文名就是《Mao Zedong-A Charismatic Leader》。毛澤東的非凡人格魅力為其共事者和接觸者所共認。

研究毛澤東，“必須看到他異于常人的無比鮮明的個性特征，否則也就難以回答為何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他能夠長期作為最高領袖這一歷史問題”。“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chuàng)造出來”，毛澤東的非凡人格魅力既是毛澤東個人“人格”的體現，也是20世紀中國人民集體人格、歷史發(fā)展意志的時代象征。作為20世紀中華民族不斷覺醒和成長的人格彰顯，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是時代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精華，包含著“民族大我”與“個體小我”的有機結合，釋放出無比強大的歷史力量。毛澤東的偉大人格產生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歷史實踐，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潤和升華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周恩來指出：“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聯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是從中國近百年來和‘五四’以來的革命運動、多少年革命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產生的人民領袖。”在毛澤東誕辰130周年之際，進一步學習了解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深入體會毛澤東的非凡人格魅力，對于深刻認知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在20世紀取得偉大勝利、推動中華民族自信自強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根源，以及提升我們的思維方法和工作能力，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總體上看，可以從四方面概述毛澤東的非凡人格魅力。

二、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愛國追求

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愛國追求，是毛澤東非凡人格魅力的第一要素。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轟擊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此，救中國、救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便成為中國各界有識之士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就是在近代實現這一理想的艱苦卓絕斗爭中產生的偉大人物，他們切中時代脈搏，順應時代航向，響應人民求盼，走在引領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潮頭，成為歷史意志的代表。在20世紀的中國，只有首先稟賦這一特質，一種人格才能深深扎入社會土壤并與時代脈搏形成共振，才能激蕩出最強大的力量。毛澤東便是這一時代人格的化身。

一是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其統(tǒng)治秩序。20世紀的中國要擺脫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支配、開辟順應歷史潮流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就必須進行堅決徹底的社會革命，而這場革命則歷史地、必然地要采取“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方向。這是歷史的要求，誰能滿足這一要求（即堅持科學的革命理論，秉有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領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歷史就把誰推向舞臺中央、置于時代潮頭、推為人民領袖。毛澤東之所以能成為人民傳頌詠唱的“大救星”和“帶路人”，首先就在于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始終相信“無產階級必然能夠戰(zhàn)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必然能夠戰(zhàn)勝資本主義，被壓迫民族必然能夠戰(zhàn)勝帝國主義”。通過為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光輝一生，毛澤東最終領導黨和人民實現了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愿望。毛澤東指出：“凡是愿意為人類解放事業(yè)奮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人，一定會承認馬克思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共產主義社會是全人類最美滿、最愉快、最幸福的社會，絕沒有什么可怕的東西。”“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qū)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歷史進程中，無論面對多大的挫折和困難，毛澤東的革命信念始終未曾動搖。

同時，執(zhí)著追求偉大理想信念賦予毛澤東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胸懷和作風。“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fā)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yè)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yè)，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為了革命事業(yè)和崇高理想，毛澤東顧全大局、胸襟坦蕩、大公無私、堅持真理，心里始終想的是國家、民族、人民。毛岸英犧牲，他強掩悲痛：“打仗總是要死人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zhàn)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戰(zhàn)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即使到晚年，毛澤東仍強調：“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毛澤東獻身理想，革命到底，一生都過著極其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的生活。毛澤東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坦蕩寬廣的無私胸懷、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是其偉大人格的重要構成，是他立于時代的潮頭得以凝心聚力、劈波斬浪的魅力所在，至今仍為人民緬懷景仰。

二是追求民族獨立、維護民族尊嚴。中華民族長期走在世界前列，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受盡外國列強的欺凌和侮辱，被看作“東亞病夫”和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嚴重摧殘。由此，追求民族獨立就成了近代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的夢想。“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立志要把中華民族從近乎絕望的困境中拯救出來，結果，他的確為中華民族實現獨立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毛澤東說：“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這說出了億萬中國人的心聲。經歷過那個災難深重時代的人，都能真切理解其中的時代意義。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國有很好的職業(yè)，他聽說解放軍在解放南京的時候，用江陰炮臺的大炮扣留了英國的‘紫石英號’炮艦，他說：‘好了，中國人站起來了！’他馬上辭職，冒著危險回到中國。‘中國人站起來了！’這是毛澤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的。毛澤東是代表全中國人、整個中華民族說這句話的。……共產黨、毛主席確實是領導中國人民，叫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確實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壓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個的中華民族都相信這一點，真是對于共產黨、毛主席有無限的崇敬和熱愛。這并不是個人迷信，這是像孟軻所說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這并不是迷信，因為這是實踐證明了的。”這在當時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切實感受，而它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賦予的，構成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的精神根基。毛澤東是一位具有極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領袖。他為維護民族尊嚴奮斗終身，多次強調，中華民族是有骨氣、有能力的，是能戰(zhàn)斗的，是一個偉大、勇敢、勤勞的民族。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種種國際壓力和妄想打倒中國的企圖，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非凡的勇氣挺身而出、敢于斗爭，堅決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獨立自主地位，使中華民族不僅站起來而且站穩(wěn)了，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國際地位。

三是致力國家富強。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毛澤東畢生的夢想。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為了保衛(wèi)國際和平和發(fā)展人類進步事業(yè)而奮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階段預期、具體步驟、戰(zhàn)略目標、科學方法等問題進行了艱辛探索。對毛澤東而言，這種探索在理論和實踐、國家和個人層面都蘊含一種“人生易老天難老”的意味：“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fā)展的。”對新中國生產的第一臺拖拉機，毛澤東強調，“拖拉機型號名稱不可用洋字”。晚年做眼科手術時，毛澤東強調，“手術用的全部器械要用國產的，一律不要用進口的”。這些具體而微的事跡無不體現著毛澤東渴望民族富強的執(zhí)著和倔強。面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艱難性，毛澤東縱想“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但也必須“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種悲情更彰顯了他“功成不必在我”和“公者千古”的人格魅力。

四是渴望國家統(tǒng)一。實現國家完全統(tǒng)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應該說，沒能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tǒng)一，是毛澤東一個未了的心愿。1975年，當中國人在新聞紀錄片里看到毛澤東時，并不知道他此時已患白內障，基本看不見東西了。白內障使多年一直堅持每天看書讀報、批閱文件和寫文章毛澤東十分痛苦。為治好眼疾，中央決定由中醫(yī)眼科專家唐由之來為他做手術。令唐由之印象最深的是：“術后有一天，我在主席書房里陪他看書，忽然他大哭起來。當時可把我嚇壞了，手足無措，急得我也想哭。因為他剛動完手術，一哭眼睛要壞的。主席哭了大約一刻鐘，稍微平靜下來。叫我過去，看他手里的書，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詞人悲嘆南北分離不能統(tǒng)一的詞。”毛澤東當時讀的正是南宋陳亮所作《念奴嬌·登多景樓》。這首詞借六朝歷史的慘痛教訓，悲嘆南北無法統(tǒng)一，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統(tǒng)治者“只成門戶私計”即只求偏安自保。于是，陳亮長抒“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以表達其渴求國家的統(tǒng)一的豪杰悲壯之志。毛澤東讀到此詞時慨然淚下，失聲痛哭，大概也是在悲嘆和遺憾暮年之際無法親自實現國家完全統(tǒng)一吧。

三、心系人民的極深感情、堅定不移的人民立場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堅定不移的人民立場是毛澤東最鮮明的人格特質。毛澤東是一位對人民群眾富有極深感情的領袖，是從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偉大領袖，人民立場是毛澤東的根本立場。毛澤東的思想基點與歸宿、情感起伏與波動、目標設定與實現、看問題做工作的視角與定位，都堅定站在人民一方，都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毛澤東生前為人民崇敬愛戴，身后為人民敬仰緬懷，概是因為他始終心系人民群眾，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人民群眾。

一是心系人民，熱愛人民。作為一位出身農家、長期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總是堅定站在人民群眾一方，其感情總是同廣大貧苦農民緊密相連。自青少年時代起，毛澤東就對受苦受難的底層民眾懷有深沉感情。當回憶起影響他一生的長沙搶米風潮時，毛澤東說，當時很多學生“不過把這事當做一個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而他卻“永不忘記它”，深恨對待這些民眾的不公平，因為他覺得這些“叛徒”與他的家人一樣，都是普通農民。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澤東，向毛澤東反映自己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他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這封來信使特別關心農民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以至于流下了眼淚。用他后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里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1973年4月，毛澤東復信說：“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tǒng)籌解決。”1975年夏，工作人員給毛澤東讀有關河南水災的內部報道。當讀到受災某縣仍有大批群眾處于危難之中、解放軍救援隊伍到現場時已有幾十名群眾喪生時，工作人員忽然聽到抽泣聲。這才發(fā)現，毛澤東眼中早已浸滿淚水，面部表情極為傷感。毛澤東當時剛做過白內障手術。為避免術后眼睛感染，工作人員用消毒毛巾為他擦拭眼睛。這時，毛澤東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這種自然流露的對人民的深厚感情貫穿毛澤東一生。這種情感釋放出巨大能量，使毛澤東與中國人民永續(xù)著一種割舍不斷的精神聯系。

二是平易親和，尊重人民。毛澤東是一位出身農家的領導人，尤其尊重人民特別是勞動者，突出表現為在生活態(tài)度上對人民群眾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每個接觸過毛澤東的人都能感觸到他的恢廓大度、尊重親和。毛澤東的談話方式和裝束舉止絕少有拒人千里的客套，更毫無虛情假意的造作。在他身上，一切都旨在表達自己的自然本色，給人以平易近人的親和感。青年時，毛澤東就提出了“堅持真我”的自我要求：“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有此志而已），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愿犧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展現真我，不隱藏、不造作，親和無違，這種品格貫穿了毛澤東的一生。對此，新華社記者徐熊回憶道：“我是在1954年4月間到中南海勤政殿采訪時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在最初的瞬間，我似乎覺得，一個高不可攀的巨人就站在我面前。我內心欣喜若狂，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他那身材魁偉的高大形象，竟然忘卻把自己的激動盈眶的淚水抹掉。然而很快我就發(fā)現，在我眼前的毛主席卻是那么平易近人，他絲毫不想給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覺，他倒像是一位慈祥的一點不使人感到威嚴的長者。因此，我對他頭一個也是持久不變的印象是：他是位受人民無比崇敬的領袖，然而他又有著和藹可親的風度，就像我們在街頭看到的成千上萬的普通人一樣，他也是我們隊伍中的普通一員，只是他有著能夠把人深深吸引的那種超凡的內在力量。”與朋友和同事見面交談，毛澤東從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而總是幽默風趣、平易近人，善于用妙趣橫生的語言使氣氛活躍輕松起來。初見衛(wèi)士李銀橋時，他說：“銀——橋，為什么不叫金橋啊？”唐由之等會診專家回憶見到毛澤東：“我們一一報了姓名，第二個報名的是張曉樓，是同仁醫(yī)院眼科專家。主席很幽默，說，‘那你住的房子永遠大不了了，你是小樓嘛。’這一來，大家的情緒放松多了。”

這種平易近人、真誠相待的交往風格也體現在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和外國賓客的工作中。“毛主席會見外賓時，確實有著這種巨大的魅力：他的熱情而富于幽默感的歡迎詞，常常能夠一下子就使外賓緊張而激動的情緒平靜下來，并且產生一種似乎沒有其他人在場的親切感。毛主席的許多談話的內容雖然氣勢磅礴，卻非常真誠坦率。”1944年6月，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毛澤東平易近人的形象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此，愛潑斯坦回憶道：“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wèi)。當和包括我們在內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后。”毛澤東晚年堅持反對的一點，就是領導干部不尊重人民群眾。“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門有汽車，架子也大了。前四條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點，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車也可以，就是有一條，你不要擺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條，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zhàn)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

三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毛澤東確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提出了勞動者創(chuàng)造世界、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群眾史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944年1月9日，毛澤東觀看了在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上演的平劇《逼上梁山》后，寫信給該劇編導楊紹萱、齊燕銘，指出：“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tǒng)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在中國的封建史書上，人民只作為無意識的集體而出現。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糾正了這一文化傳統(tǒng)，在精神層面恢復了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乃至最終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毛澤東來自人民，屬于人民，把人民推向歷史舞臺中央。于是，人民便在心中把他視為當之無愧的領袖。

四是為人民服務。劉少奇指出，毛澤東“是人民群眾的領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據人民群眾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實的勤務員和最恭謹的小學生”。以群眾史觀為基礎，毛澤東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的根本區(qū)別和顯著標志就是是否堅持人民立場。“我們共產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fā)點。”1951年7月，毛澤東會見周世釗、蔣竹如。在談及自己青年時期的讀書及社會經歷時，他說：“據我看，一般人的生活應該是過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長沙見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凍受餓，目不識丁，做一世的文盲，還常常被地主、豪紳和貪官污吏勒索壓迫，被賣被殺。為什么廣大人民的生活過得這樣痛苦呢？用今天的話來說，只是由于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緣故。在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會變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總覺得我們青年的責任極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極其廣闊，因為要改變社會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這里，就下定這樣的決心：我將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yè)奮斗到底。”此外，在回答蒙哥馬利關于政治領袖的標準問題時，毛澤東也說，“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人民立場是領袖的原則，“他必須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懂事情的。終究還是人民決定問題”。毛澤東一生始終把為廣大人民謀利益當作最崇高的使命，始終忠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偉大領袖毛主席畢生的事業(yè)，是同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聯的。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中國人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翻身作了主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衷心地愛戴毛主席，信賴毛主席，崇敬毛主席。”

四、鮮明高昂的斗爭精神、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

鮮明高昂的斗爭精神、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是毛澤東人格魅力的重要體現。毛澤東是一位敢于同傳統(tǒng)決裂、敢于向不可能挑戰(zhàn)、極富創(chuàng)造力又充滿斗爭智慧的非凡領袖。

一是敢于斗爭、堅決斗爭。“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面對困難壓力，毛澤東從不低頭，而是敢于挑戰(zhàn)，喜歡斗爭；阻力困難越大，他斗爭的興趣愈大，意志也愈堅定。毛澤東的一生是敢于斗爭、蔑視權威、樂于挑戰(zhàn)的一生。面對父親的責罵追打，13歲的他以跳水迫使父親妥協。面對蔣介石要求的“定于一尊”，他說“蔣委員長認為天無二日，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悍然發(fā)動朝鮮戰(zhàn)爭，威脅新中國國家安全，他毅然做出出兵朝鮮的決定，強調：“時間要打多久，我看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后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的將來的什么總統(tǒng)，由他們去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面對蘇聯施壓，他說：“這些俄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許多國家的人，他們以為只要他一句話，人家就都會聽。誰知道，也有不聽的，其中一個就是鄙人。”

毛澤東不僅敢于斗爭，而且有堅定的斗爭意志和決心。毛澤東的一個強烈而鮮明的性格，就是凡是他認準要做的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毛澤東在青年時就認識到：“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yè)之先驅也。”15歲那年，毛澤東和雇工毛連生一起出牛糞，他爭著要推裝了一滿車籮糞、足有三四百斤重的獨輪車，結果因路不好走，糞車翻倒在別人家的水田里。毛澤東將糞重新裝車。毛連生過來幫忙，他卻不肯。勸他挑擔子，他也不同意。帶水的牛糞比原來更重，但他硬是把這車牛糞推到了目的地。195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的講話中對抗美援朝作總結講話。在事先擬的講話提綱里，他特意寫了這樣一句話：“一件事不做則已，做則必做到底，做到最后勝利。”在女兒李訥畢業(yè)時，毛澤東送上自己喜愛的四句話：“1.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這四句話正是毛澤東斗爭品格的最好注解。

“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斗爭風格也融匯于他的日常生活。1958年3月，毛澤東乘船過三峽。王任重在日記里提道：“三月三十日船過三峽，主席、柯慶施、李井泉和我與船長、見習船長閑談。主席問船長，三峽這一段開船是不是最危險。船長說，枯水季節(jié)在這一段開船是困難不小的，有時也會遇到危險，不過走熟了，出危險是很少的。主席說，如果讓我開船，我就喜歡走這險要的地方開。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好？我看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沒有什么意思。”“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游泳，是毛澤東的一種特殊愛好，也是體現他人格和意志的象征。他特別喜歡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國幾條著名的大江，長江、湘江、珠江、邕江、錢塘江都游過了；黃河想游而沒有游成。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歡有狂風巨浪的天氣。與大自然挑戰(zhàn)、斗爭，對他來說好像是一種滿足。毛澤東的斗爭精神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5年歲末，快83歲的毛澤東在書房里會見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和女婿戴維，使兩位客人感到出乎預料的是，毛澤東談話的主題仍是“斗爭”。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不斗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斗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面前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盡，“斗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斗爭”。眼前的事實使這對年輕夫婦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

二是以己之長攻彼之短。毛澤東的斗爭是有藝術、有策略的。毛澤東斗爭藝術的最鮮明特征是：準確定位對方的弱點，利用己方優(yōu)勢長處攻克之。在評價李世民的軍事能力時，毛澤東就指出：“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yōu)勢兵力，以五六倍于敵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以弱當強、以強當弱”的藝術不僅貫穿毛澤東政治軍事斗爭生涯，也是他的一種自覺生活意識。抗美援朝時，針對武器裝備高度現代化的美國軍隊，毛澤東就指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zhàn)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在西柏坡，米高揚要與不善飲酒的毛澤東比試酒力，他選擇“一根辣椒比一杯酒”，結果讓米高揚醉得不省人事。這是毛澤東的斗爭智慧，也是毛澤東人格魅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出表現。

三是以退為進，后發(fā)制人。斗爭需要講究策略，分清時與勢。在斗爭的情境態(tài)勢中，毛澤東慣于扮演挑戰(zhàn)者。“以退為進，后發(fā)制人”是他斗爭的一個重要策略。“戰(zhàn)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yōu)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zhàn)略步驟。”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毛澤東指出：“楚漢成皋之戰(zhàn)、新漢昆陽之戰(zhàn)、袁曹官渡之戰(zhàn)、吳魏赤壁之戰(zhàn)、吳蜀彝陵之戰(zhàn)、秦晉淝水之戰(zhàn)等等有名的大戰(zhàn)，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fā)制人，因而戰(zhàn)勝的。”同時，毛澤東強調：“戰(zhàn)略退卻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轉入反攻，戰(zhàn)略退卻僅是戰(zhàn)略防御的第一階段。全戰(zhàn)略的決定關鍵，在于隨之而來的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中蘇珍寶島沖突時，毛澤東就提出“要準備打仗”。毛澤東強調，“這次沖突不僅是一個珍寶島的問題。他們的胃口很大，是對著整個中國。我們從精神上物質上都要準備打仗。要準備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要進行動員，提高人民的戰(zhàn)斗意志，敵人來了，要給他一點便宜、甜頭，這樣就造成殲滅敵人的有利條件，準備好了，他們不來也不要緊。準備一下有利，我們要后發(fā)制人。”以退為進，為麻痹敵人而進行策略性讓步，接著后發(fā)制人，這種斗爭策略是毛澤東鮮明工作方法和思維方法的反映，亦是其突出個性的反映。

四是“忍”的品格。“忍”是毛澤東斗爭藝術的核心要素，也是毛澤東斗爭個性的關鍵構成。作為毛澤東斗爭藝術的內在辯證統(tǒng)一，斗爭與忍耐相依相存：斗爭有時需要忍耐，暫時的隱忍是為了戰(zhàn)略性的勝利。忍耐是優(yōu)秀政治家必備的素質，而毛澤東本人就是一位忍功極高的大政治家。在土地革命時期，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開始長征，毛澤東的處境一度十分艱難。“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目睹此狀的李維漢回憶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tǒng)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可以說，如果沒有強大的忍耐力、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和鋼鐵般的意志，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延安時期，在處理陳毅和饒漱石的矛盾時，毛澤東寫信給陳毅，特別強調要提升“忍耐”這一能力：“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超人的忍耐力，是毛澤東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鮮明的人格特質。

五是“度”的藝術。毛澤東是斗爭大師，習近平之所以評價他的斗爭藝術爐火純青，除上述幾條斗爭方法和策略外，還在于毛澤東對于斗爭的“度”有著精準把控，是掌握斗爭分寸、斗爭火候、斗爭限度、斗爭程度的大師。毛澤東的一生是斗爭的一生。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方方面面的復雜矛盾，他能夠做到“張弛有度”。例如，抗戰(zhàn)時期，對于國民黨的“聯合”和“斗爭”，他強調：“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如同1927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這里，不容易的是怎樣根據變動著的情況，靈活地處理聯合和斗爭的關系，怎樣恰當地掌握好兩者關系中的‘度’。沒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斗爭經驗，是很難把它處理好的。”又如，在淮海戰(zhàn)役和平津戰(zhàn)役中，毛澤東對形勢進行通盤分析后作出部署：“從本日起的兩星期內（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對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只作戰(zhàn)略包圍，隔斷諸敵聯系，而不作戰(zhàn)役包圍，例如對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個殲敵。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敵都打掉，這將迫使南口以東諸敵迅速決策狂跑，此點務求你們體會。”對此，葉劍英后來評論道：“‘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軍事原則，為一般軍事家所熟知，但毛澤東同志運用之妙，卻超乎尋常。‘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作戰(zhàn)方針，以及延緩華東戰(zhàn)場對杜聿明集團殘部最后殲滅部署的指示，則更表現了軍事指揮上的高度藝術。”毛澤東的斗爭不是亂斗、胡斗、無限度的斗，而是具有高超的辯證智慧和斗爭藝術，由此凸顯出他在波譎云詭的局勢中獨領風騷的人格魅力。

六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毛澤東一貫不信邪、不怕鬼，不僅強調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而且堅信能夠勝利、必然勝利。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領袖，擁有藐視一切困難的英雄氣概和堅信革命事業(yè)必定勝利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著天空中出現烏云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1927年9月，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tǒng)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fā)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這個講話，大大鼓舞了剛剛受到嚴重挫折的起義軍的士氣。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對剛剛進行了改編的部隊全體指戰(zhàn)員做動員。他說：“敵人在我們后面放冷槍，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七百多條槍，還怕干不起來嗎？”這些話在部隊處境艱難、不少人情緒消沉的情況下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在繼續(xù)行軍途中，人們紛紛議論：“毛委員不怕，我們還怕什么？”“賀龍兩把菜刀能夠起家，我們幾百人還不能起家嗎？”毛澤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還體現在他晚年對待自己的病況上。對此，他的醫(yī)療組成員姜泗長回憶道：“我行醫(yī)凡40年，給成千上萬的人看過病，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爭中，有誰像毛主席那樣有著如此堅強的毅力和樂觀主義精神。治療中痛苦是難免的，可毛主席他老人家從未皺過眉頭，更未呻吟過一聲，反而用幽默的言談來寬解我們的緊張和擔憂的心情，總是說：我沒有什么感覺，不要緊，慢慢來。”此外，毛澤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還突出表現在他的諸多詩詞作品中，已為人民群眾所熟知。

五、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

領袖人格魅力的確證主要來自實踐。毛澤東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歷練出的偉大領袖。朱德指出：“我們黨在二十多年奮斗中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這是在歷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不但在中國，而且世界上都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歷史成就的關鍵，也是他領袖魅力的重要彰顯。

一是高瞻遠矚。正確的領導，在于能有預見，“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在紛繁復雜的形勢中抽絲剝繭，直抓要害，斷明形勢的走向，這是一切具有政治敏銳性和預見性的政治家的必備品格。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生動地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fā)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多次把黨從危機中挽救出來,概由于他非凡的戰(zhàn)略預見和戰(zhàn)略遠見。毛澤東高明的一點是每走一步棋要看到第二步、第三步棋，甚至更遠，而且越是關鍵時刻，越有卓越見解。軍事上如此，政治上更如此。

“周恩來總理曾對薄老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對，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后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后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表示反對，但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了。因此，對主席的意見和決策，你可以反對，但不要輕易反對。”在延安，為適應斗爭形勢，毛澤東提出設立紅軍政治學校，認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沒有大批干部不行，當時不解決這個問題，后來會犯罪。他說：“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強調，領導干部要能夠查明風向，要學會從事物的細微變化中看出發(fā)展趨勢。一個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最可貴的就是能在關鍵時刻抓住關鍵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指明前進的方向。毛澤東就是這樣的領導人。當歷史悄悄發(fā)展到轉折點時，毛澤東總能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由新局面帶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并立刻提綱挈領地提出應采取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對歷史局面的周密分析和明確論斷，常使人們頓時有豁然開朗之感。

二是集思廣益，多謀善斷。黨的事業(yè)是集體的事業(yè)。因此，如何最大限度統(tǒng)一思想、凝心聚力，是發(fā)揮黨的戰(zhàn)斗力的關鍵。“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怎樣在集中集體智慧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決斷，使政策、策略更加周密、嚴謹、科學，在領導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特別重視集體智慧，他的很多著作、決斷都是集思廣益的結果，如《論十大關系》就是他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聽取各部門匯報而得出的結晶。這也是毛澤東對自己個人經歷的深刻總結。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身處逆境，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煉，使他更加深切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賀子珍提到，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她感嘆地講：“辦什么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因此，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后，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于團結人了。”毛澤東善于各種意見、“擇善而從之”的民主風格，也充分體現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除了人心向背等因素，他的正確領導也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善于團結、集思廣益，還需要領導者“善斷”，具有強大判斷力，即能夠集中大多數人的意見迅速做出科學決定。在青少年時期，毛澤東就表現出了果敢善斷的性格特質。新中國成立后，在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為了糾“左”，借曹操聽取郭嘉計謀打敗呂布和袁紹的故事強調了“集思廣益、多謀善斷”這一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在吸收多方正確意見的基礎上，抓到問題的實質，作出正確的決斷，打開人們的思想——毛澤東的確有這個本領。毛澤東身上的民主作風、高超的洞察力和概括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決斷力，不能不使人欽佩。

三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是毛澤東非常鮮明的思維特征和個性特征。從城市武裝暴動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從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到對其實行和平贖買，都是對已有道路和經驗的反向創(chuàng)新。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個性鮮明的領袖：善于從既有觀點、認識、思路的反面思考問題。在1921年1月28日給彭璜的信中，毛澤東就對自己性格中的長處和弱點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黃克誠說：“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fā)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于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zhàn)士不發(fā)餉怎么行呢？當兵的發(fā)餉、當官的發(fā)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后來，這個辦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實行一反薪水制慣例的供給制，給人民解放軍發(fā)展帶來了巨大成功。“反其道而行之”也體現在毛澤東的諸多詩詞創(chuàng)作中，如《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的一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一反古代兵法“窮寇勿迫”古訓；“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一反三國孫吳“寧飲建業(yè)水，不食武昌魚”的民謠；“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一反《桃花源記》的烏托邦寓意……這都體現了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的鮮明個性。

四是聽取反對意見，從極壞處考慮問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yōu)楝F實性的一個條件。”在處理各種矛盾時，以長遠戰(zhàn)略眼光堅持底線思維，把各種可能潛在的困難想全、想透，創(chuàng)造應對各種不利情況的充分條件，努力使工作局面向符合自己戰(zhàn)略設想的方向轉化以掌握主動性，這是毛澤東非常鮮明的個性和工作方法。一定意義上看，從極壞處著眼考慮問題，是革命戰(zhàn)爭現實的殘酷性造就的中國共產黨人自為的一種工作方法，毛澤東把這一自在自為的方法提升到了有意識的高度自覺。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他多次指出：“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布置的出發(fā)點。”在黨的七大上做報告時，毛澤東一口氣列出17條困難。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復信柳亞子：“吾輩多從曲折（即困難）二字著想，庶幾反映了現實，免至失望時發(fā)生許多苦惱。而困難之克服，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點深望先生引為同調。”從極壞處考慮問題，是毛澤東應對重大挑戰(zhàn)、處理重大斗爭的重要切入點。例如，面對蘇聯威脅，毛澤東指出：“我請羅馬尼亞同志告訴赫魯曉夫，我們對他們的幾手都已準備好了，不外一是斷絕國交，二是斷絕貿易，三是撕毀中蘇同盟條約，四是開軍隊從東北或新疆來打我們，占領北京。我們都不怕，你來吧!你有核牙齒，我只有手榴彈。”從極壞處考慮問題的要求領導人在決策時要主動聽取反對意見并對之加以分析，“尊重唯物論、辯證法的人，是提倡爭論，聽取對立方面的意見的，這是對立的斗爭”。毛澤東是一位特別善于聽取反對意見的領導人。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就是毛澤東分析農民反對征糧過多意見的結果。對此，毛澤東說：“一九四一年邊區(qū)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qū)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1966年4月，毛澤東在閱覽三峽工程“宜早不宜遲”“有利無弊”的建設報告時，就特別批示：“需要一個反面報告。”只有多聽否定意見、反對意見、批評意見，才能使思慮更周全、決策更穩(wěn)妥。

毛澤東不僅強調要從極壞處考慮問題，而且進一步強調要想好做好應對各種困難的方案。解放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一起向華北軍區(qū)司令員聶榮臻和華北第二兵團第二政治委員楊成武交待“東北打，華北牽”的任務。毛澤東問楊成武有什么困難？楊成武回答：“沒有困難，保證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毛澤東笑了笑，說：“不對，出兵綏遠，困難是很多的！”他一一做了分析：綏遠是傅作義的老窩，他搞堅壁清野，你們去了會吃不上飯；要華北供給支援你們，也是很困難的；還有戰(zhàn)斗可能很不順手。毛澤東要他們把困難想透，想出解決困難的辦法，做好充分準備。楊成武聽后，很受感動，說：“毛主席日理萬機，全國各個戰(zhàn)場都需要他嘔心瀝血，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務，又為部下把執(zhí)行任務的困難想透。他是那樣了解情況，全國的各個戰(zhàn)場上就如同一盤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五是勇于承擔責任。如何對待工作中犯錯誤的同志，非常考驗領導者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藝術。毛澤東對工作的要求是嚴格的。對犯錯誤的同志，他既不是無視縱容、一味遷就，也不是完全否定、棄而不用，而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當認為黨內出現重大錯誤或偏差的時候，毛澤東習慣于大聲疾呼，在犯錯誤的人背上擊一猛掌，使犯錯誤的同志驚醒轉變過來；待他們作了自我批評，又加以鼓勵，繼續(xù)委以重任。他常說一些十分尖銳甚至極而言之的話，覺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注意，不如此不利于解決問題。他說：“對犯錯誤的同志，大喝一聲：你的病重極了，不治將死。然后，病人幾天，或者幾星期，或者幾個月睡不著覺，心煩意亂，坐臥不寧。這樣一來，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在堅定推進重大戰(zhàn)略安排的過程中，毛澤東對引領推動整個事態(tài)有著清晰規(guī)定和堅定決心，也對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偏差和問題有著充分思想準備。他不會因事態(tài)發(fā)展過程中出現局部偏差，就貽誤、耽擱、否定整體戰(zhàn)略部署，也不會對這些偏差置若罔聞。在戰(zhàn)略目標實現后，毛澤東會回過頭主動對此前出現的偏差和錯誤承擔責任。這也是他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在延安整風期間，審干工作出現了偏差，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多次向受到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他說，在審干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fā)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fā)號施令的也是我。”“我是黨校的校長，黨校也搞錯了，如果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因為搞錯了”。毛澤東的自我批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怨憤，重新實現了同志之間不存芥蒂的團結。1959年6月24日，毛澤東在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車到長沙，在之前幾次會議中，毛澤東都談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失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對此，他講到春秋時期秦穆公用大將孟明伐鄭失敗的故事。面對失敗，秦穆公主動承擔責任，繼續(xù)重用孟明，后在討伐晉國的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他對王任重說：“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六是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吃苦耐勞，艱苦奮斗，是毛澤東偉大人格的重要構成要素，也是其領導魅力的重要體現。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于律己，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fā)生了多么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后代。我們的干部，特別是老干部，要以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為榜樣，用實際行動搞好傳幫帶。”毛澤東出生成長于農家，從六歲起就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拔草、放牛、拾糞、砍柴等，識字后還幫父親記賬。特別是十四到十五歲大約兩年內，毛澤東成天在地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農活，他都樣樣在行，還常常搶重活干。這幫助毛澤東養(yǎng)成了山區(qū)農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對農民疾苦體會很深。在飲食方面，毛澤東要求比較簡單，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他仍堅持著原先的飲食習慣，主食吃大米飯多些，幾乎每餐都有炒辣子、辣味腐乳等普通菜品，對飲食無甚要求。在衣著方面，毛澤東亦十分節(jié)儉。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張瀾。為表示尊重，毛澤東想換件好的衣服，李銀橋在他僅有的幾件衣服里選了半天，也沒找到一件沒補丁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對毛澤東訴苦道：“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說：“歷來紈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

不怕苦、肯吃苦、能吃苦乃至樂于吃苦，既是毛澤東的突出人格，也是他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五四時期，25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撰稿工作。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就代筆補白。那時正值酷暑時節(jié)，蚊叮蟲咬，一般人不勝其苦，毛澤東卻總揮汗疾書常至夜半。這種情況，想來不止一夜。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竟為《湘江評論》寫了40篇文章。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他此時的生活異常艱苦。修業(yè)小學給他的薪水除吃飯外就沒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席，身上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穿得也很破舊。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tài)。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澤東接連發(fā)表了《〈共產黨人〉發(fā)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不僅回答了時局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這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章，令人難以置信的，都是在極其簡陋的環(huán)境中寫出來。在艱苦環(huán)境中，毛澤東一面緊張?zhí)幚碇鴳?zhàn)爭年代的繁雜工作，一面堅持進行理論研究，常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工作疲勞時，他就用力握幾下用來當作“鎮(zhèn)尺”的鐵條，舒展一下關節(jié)，算作休息。他習慣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時才睡，上午十時又起來繼續(xù)工作。當時擔任他的保衛(wèi)參謀的蔣澤民回憶道：“毛澤東寫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區(qū)沒有電，夜晚毛澤東寫文章時點兩根蠟燭照明，燭光昏暗而又跳動，很影響視力，容易使眼睛疲勞。毛澤東寫累了，就揉揉酸脹的雙眼，再繼續(xù)寫，一夜之后，他的臉上沾了一層煙塵。”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為應付瞬息萬變的形勢，毛澤東以驚人的精力，夜以繼日地投入工作。他干脆把辦公室搬到棗園的小禮堂，一面處理日常事務，一面接見各地來請示工作的負責人和將領。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個小時。辦公桌是原來的一張乒乓球臺子，中間擺著筆墨紙硯，別無他物。毛澤東餓了，就啃幾口餡餅或面包充饑。這種工作狀態(tài)貫穿毛澤東的一生，極大引領塑造了全黨、全國、全軍、全國人民良好的道德風貌和社會風尚。

六、毛澤東的非凡人格魅力是中華民族性格的標志

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是20世紀中華民族優(yōu)秀精神品質的體現，代表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無數志士仁人的時代意志。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成長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潤和升華于馬克思主義指導。因此，毛澤東非凡人格魅力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璀璨結晶，成為中華民族性格的標志。

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及中華民族優(yōu)秀精神品質的集中體現，是其發(fā)展到20世紀的產物。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強精神、集體主義精神、實踐理性、辯證思維、貴知重行等傳統(tǒng)與中國人民勤勞勇敢、正義公平、同情互助、反抗侵略、愛好和平等優(yōu)良品質，都被整合進了毛澤東的思想及其人格精神。同時，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毛澤東的人格又是經過改造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人格精神，充分汲取了馬克思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人格精神。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及中華民族優(yōu)秀精神品質基礎上，毛澤東實現了真正的人格升華，使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建立了本質區(qū)別。毛澤東是一位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家。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辯證法、群眾史觀等重塑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品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理想信念、追求進步、敢于斗爭、實事求是、人民至上等觀念構成中華民族人格的新內核。例如，對于人民至上，毛澤東指出：“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我們不同，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的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使人民團結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國民黨是對立的，一個要人民，一個脫離人民。”毛澤東是人民領袖，他來自人民，也永遠屬于人民。盡管“蕭瑟秋風今又是”，但還是“換了人間”，“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在風雨如晦的20世紀，毛澤東以其思想改變了中國，更以其偉大人格引領中華民族人格精神從自卑走向自強，從自輕走向自豪，從自餒走向自信。他為重振民族自尊、恢復民族自信努力終身。“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fā)展起來。”“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崇拜外國，叫做親美、崇美、恐美。現在，我們通過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使親美變成了輕美，崇美變成了反美，恐美變成了把美國當成了紙老虎。”可以說，作為20世紀中華民族精神意志的象征和中華民族性格的標志，毛澤東的偉大人格是中華優(yōu)秀文化及中華民族優(yōu)秀精神品質發(fā)展史上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培養(yǎng)起自強自立、不依附于他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的精神品質，將為21世紀中國立于世界舞臺中央，發(fā)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維護國家主權和中華民族的尊嚴發(fā)揮更大的精神支撐作用。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預聘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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