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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小說《杜鵑花落》引發(fā)的風波，令我想起了“漢奸文藝”這個話題。

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有100多年的時間，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盧溝橋事變之后，日軍又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淪陷的時間既長，投靠帝國主義的無恥文人就比較多，他們在附逆期間搞出來的東西，基本上都屬于漢奸文藝。

這些無恥文人中，名氣比較大的有周作人、胡蘭成、張資平、吳菊癡、王揖唐等。

王揖唐是前清進士，詩文修養(yǎng)不錯。他當了漢奸后，曾去日本參拜“靖國神社”，叩謁日酋裕仁，歸國后又恬不知恥地寫詩：

“八纮一宇浴仁風，

旭日縈輝遞藐躬。

春殿從容溫語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這首詩，是百分之百的漢奸文藝。王揖唐寫這樣的詩，就把他自己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也使他的家族永遠蒙羞。

有人問，張愛玲在上海淪陷期間，寫的那些小說，算不算漢奸文藝呢？

孤立的來看，當然不算，因為她的小說，畢竟沒有像王揖唐的詩文那樣，直接替日本侵略者“頌圣”。

但是，我們要知道，那是什么年代?。?o:p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那個時候，正是中華民族用血肉筑長城的年代。

日軍占領下的淪陷區(qū)人民啼饑號寒，水深火熱，抗日軍民都在浴血奮戰(zhàn)，死不旋踵，到處尸山血海，張愛玲對這一切全不關心，只顧自己吟風弄月，與胡蘭成打情罵俏，爭風吃醋，叫著“出名要趁早”，用自己奇瑰艷麗的文字，裝點日軍刺刀下的“新秩序”——

如果這都不算漢奸文藝，那說得過去嗎？

1945年3月5日下午，在日軍占領下的上海，外灘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為侵略者舉行了一次演唱會。

今天被一些人奉為“歌仙”的音樂家陳歌辛，親自指揮演唱了他為日本神風特攻隊創(chuàng)作的“神鷲歌”。

歌詞是這樣的——

“神風神風兮我武維揚，

百戰(zhàn)百勝兮太平洋。

美虜束手兮戰(zhàn)力強，

威加天南兮黃人之光。

神鷲振翼兮每發(fā)必中，

摧枯拉朽兮戰(zhàn)血紅。

協(xié)力同心兮海陸空，

健兒身手兮個個英雄。”

這里，除了直接恭維為日本軍國主義做炮灰的神風飛行員“個個英雄”外，“黃人之光”是一個關鍵詞。

“黃人”，即“黃種人”。

二戰(zhàn)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為了欺騙占領區(qū)的中國、東南亞人民，把他們正在進行侵略戰(zhàn)爭，說成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戰(zhàn)爭”。

但事實是，日本雖然是黃種人國家，但其侵略、殘害起中國來，一點都不比歐美的老牌帝國主義手軟。

甲午戰(zhàn)爭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時間之長、為禍之重，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犧牲之慘烈，都遠超“白種人”帝國主義。

但漢奸是不管這么多的，既然和日本一樣都是“黃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當漢奸了。

行文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網友會把《杜鵑花落》定性為十足的漢奸文藝。

因為和陳歌辛一樣，作者李佳前找到了“人性”這個共同點——正如某前總編輯為之背書時所言“日軍大佐心疼兒子，要為兒子報仇，人性挺正常的呀”——力圖讓我們相信，日寇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們也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

問題在于，在崗田大佐指揮日軍瘋狂“掃蕩”八路軍的時候，他們根本就沒有把中國人當人。

他們在南京搞大屠殺的時候，在解放區(qū)搞“燒光、殺光、搶光”的時候，在七三一部隊拿中國人做活體實驗的時候……他們拿中國人當人了嗎？沒有！

日寇不拿中國人當人，中國人卻應該相信日寇也有人性，要與他們共情，認同他們——這是一切漢奸的基本邏輯，也是小說《杜鵑花落》的基本邏輯。

說起來，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這么長，出現(xiàn)個把漢奸并不奇怪，只要允許人民群眾口誅筆伐就可以了。但漢奸又是校長、又是書記，漢奸文藝進了教材，還有前總編為之站臺，這就是問題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然來臨，不解決漢奸問題，遲早會出大麻煩，吃大虧！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獨立評論員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