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體》是劉慈欣創作的長篇科幻小說系列，由《三體》《三體2：黑暗森林》《三體3：死神永生》組成，第一部于2006年5月起在《科幻世界》雜志上連載，第二部于2008年5月首次出版，第三部則于2010年11月出版。由于“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沖擊，導致身為知識分子后代的葉文潔向距離太陽系最近的恒星半人馬座α星(中國星名為“南門二”)周圍發展起來的“三體”文明發去表明人類存在的信號，渴望三體人來拯救地球文明，從而引發飽受恒星系統不穩定之苦的三體人向太陽系的大舉入侵。為了避免地球文明淪陷，人類利用三體人不能探知人類心理活動的弱點，任命了四位“面壁者”，在內心中籌劃應對之策。最終，“面壁者”之一的羅輯通過同歸于盡的威脅成功震懾了“三體”文明，使它們達成了和地球文明的暫時和平。這種同歸于盡的威脅基于“黑暗森林法則”——由于無法知道外星文明對自己是善意或惡意，因此宇宙中那些發展出了恒星際攻擊能力的文明，對于能夠確定具體位置的外星文明將采取一概消滅的態度。因此，如果人類向宇宙深處發去能夠確定三體星和太陽系具體位置的信息，三體星和太陽系就會被具備恒星際攻擊能力的外星文明毀滅，從而使三體人一無所得。然而，六十年后，由于地球人選錯了擔負威懾使命的“執劍人”，導致“三體”文明重新取得對人類的戰略優勢。但人類在太空中的一艘飛船“萬有引力號”向宇宙發出了通報太陽系位置的信息。三體人被迫放棄太陽系另覓生存空間，而太陽系也終于被外星文明所毀滅，僅剩下最后兩個人類在宇宙中漂流，等待“宇宙重啟”。時至今日，《三體》已經成為一種影響力巨大的文化現象。《三體》第一部，經過劉宇昆翻譯后，于2015年獲得了世界科幻協會頒發的“雨果獎”，這一獎項，在此之前并沒有中國的作家獲得過。經由“雨果獎”的獲得，《三體》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傳播，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歐美日到亞非拉，形成了十分廣泛的熱銷、熱議和閱讀，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虛構類作品的銷售奇跡。在國內，它被列入“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還被列入教育部“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2年9月，《三體》又入選2021十大年度國家IP。國內總銷售量已達2900萬冊，在電子讀物逐漸取代了紙質書籍的時代，這一銷售量是極其驚人的。更重要的是，《三體》中的一些概念、典故、格言等，已經成為新的流行語、甚至“新成語”，如“黑暗森林法則”、“降維打擊”、“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等等，每時每刻都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隨著《三體》被改編為電視劇、電影、電子游戲等等，其影響力就更是擴大到了無遠弗屆的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三體》進行研究與批判，就變得非常必要，放任自流是不負責任的。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批判并不是簡單的否定或肯定，而通過對現象進行分析，對搜集到的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揭示并把握事物的本質。馬克思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就其本質而言，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多少有些不正常的是，目前在輿論場，對《三體》的態度似乎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粉”，另一種是“黑”。這兩種態度，都是形而上學的態度，都不符合辯證法，批判的態度才是唯一正確的態度。誠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的重要性絕不亞于一般意義上的武器。馬克思終其一生都只使用批判的武器，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最重視的也是批判的武器。從批判的立場上看，目前主流輿論對《三體》的解讀，呈現出一種“頭腳顛倒”的狀態，即頭朝下，腳朝上。就是按照《三體》的敘述與邏輯，認為存在一種凌駕于人類社會之上，不能夠被人類社會的經驗與歷史所證偽的“天道”，如“黑暗森林法則”、“黑暗戰役法則”、“宇宙社會學的兩條公理”等等。由于這些“規律”是屬于“宇宙”的，超越了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經驗，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地被置于不能批判的境地。但是，吊詭之處在于，按照小說不言而喻的設定，人類社會又是內在于宇宙的，所以這些規律也就不言而喻地適用于人類社會。這種解讀路徑，本質是唯心主義的，所以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一種意識形式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文學藝術，包括科幻小說在內也是如此，一定歷史階段的文藝，包括它的產生、內容、性質和功能，都應當而且必須從所屬時代的社會結構和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中去研究，如此才可能得出正確合理的解釋。毫無疑問，任何一位科幻小說家——無論其想象力怎樣天馬行空，狂放不羈——都不是來自太空，他的一切觀念、一切作品，都是他的人生經歷、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反映，都是人類社會內生的，所以也都可以依據人類社會的理論、經驗、歷史等等進行批判。
二
劉慈欣創作《三體》，以氣勢宏大的故事架構、瑰麗新奇的科學想象，寫成了一部帶有悲劇意蘊的太空史詩。從科幻的角度看，《三體》理科結構合理，科技預測腦洞大開，出人意料。其中三體人的生死輪回，三體智子的二維展開，水滴對人類太空艦隊的毀滅，歌者文明對太陽系的降維打擊，用飛刃材料對審判者號的切割等都視覺感極強，是拍影視作品的好素材。
有人說，《三體》中國科幻小說的天花板之作，其獲“雨果獎”名至實歸，這并非全是溢美之詞。然而，《三體》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并不僅僅是因為科幻，更由于劉慈欣在《三體》中將目光投向了道德與信仰等社會問題，而當科幻加入到對這些理念的探討中時，就更顯得獨具一格。在《三體》中，劉慈欣將人類放到危機之下，置于被三體人管控的地球之中，安排到逃入深空失去援助的飛船之內……在各種極端的情景下，人類會表現出何種精神需求？道德與信仰會發生什么變化？劉慈欣在文本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準則嗎？”這是《三體》貫穿全書的問題。由此，劉慈欣的情節構思糾結在兩個向度的道德上：一切為了生存的零道德，與有善惡之分的道德。他鋪陳的復雜敘述，最終展現的情節走向，是有道德的人類無法在零道德的宇宙中生存下去。事實上，《三體》之所以能夠“出圈”，即在科幻圈外獲得廣泛的傳播，主要靠的就是科幻之外的“社會”內容，即黑暗森林法則、弱肉強食、他人即地獄等等，許多對科幻不感興趣的人，看到這些內容也會有所觸動，因為這和他們的生活經驗、直覺等相吻合。在這個意義上說，《三體》與其說是贏在“科學幻想”，不如說是贏在“現實主義”。比如，《三體》第一部結尾的“麥田宣言”，就令許多讀者心有戚戚焉。當發現人類的基礎科學已經被三體人派出的兩粒“智子”鎖定之后，物理學家汪淼和丁儀陷入了沮喪，在一起借酒澆愁。他對兩位知識分子失魂落魄的慫樣相當看不上，決定給他們上一課，于是開車帶他們到河北的麥田看蝗蟲，宣布“（盡管三體人說我們是蟲子，但是）蟲子從來都沒有被戰勝過”，汪、丁頓覺醍醐灌頂，“三個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大片蝗蟲）之中，感受著地球生命的尊嚴。”這一情節，被很多讀者贊為“超燃”，認為“表達了人類面對三體文明沖擊的堅強信心”和“人類的斗志”，云云。但是，我在讀《三體》時讀到這一段，相當不厚道地聯想起一則著名殺蟲劑廣告中的臺詞，“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不禁啞然失笑。其實，這一段的調性和整個《三體》三部曲的調性，相當不搭，顯得突兀、怪異、莫名其妙。因為《三體》的整個基調，是人類遭到外星文明打擊時，沒有反擊能力，只能或引頸就戮，或落荒而逃，浸透整部小說的，是濃濃的失敗主義情緒和悲觀主義情緒。唯有擁抱失敗的逃跑主義者章北海、研制光速飛船為逃跑創造條件的維德、以及在太陽系被二相箔毀滅時甘為人類文明殉葬的羅輯，才是《三體》英雄。此外，從后兩部（《三體2黑暗森林》與《三體3死神永生》）的情節看，大史的“麥田宣言”完全是放了空炮，或者用他本人喜歡的語言說，等于“扯淡”——因為待到二相箔破空而來后，不僅人類被消滅得干干凈凈，蟲子也蕩然無存。所以，從實際閱讀效果來看，作為第一部大結局的“麥田宣言”，構成了對讀者的蓄意誤導。此外，站在純科幻的角度看，人類以蟲子自喻，也屬于不倫不類。蝗蟲是靠本能生存的昆蟲，它們之難以被徹底消滅，也概源于此。“麥田宣言”暗含著“大不了人類也可以像蟲子那樣生活”的判斷，但這純粹是一種荒誕的臆想。人類早就不靠本能生存了，大約從30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開始，人類就已經嘗試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客觀世界以適應自己需要了。幾百萬年來，人類已經走得太遠了，有自主意識的人類完全不可能再退回到依靠本能生存的狀態。如果有一天，人類真的被逼到了像蝗蟲那樣只能依靠本能生存的地步，那么結局一定是人類的滅絕。所以，“麥田宣言”與其說表現了人類的“信心”或者“斗志”，不如說是一種自暴自棄，甚至破罐破摔。在本質上，“麥田宣言”是一種“精神勝利法”，目的是為了讓人類變得麻木，不再去面對有可能被三體人徹底毀滅的痛苦現實。當年，喜歡賭錢卻總是輸的阿Q好不容易贏了一次，卻轉瞬之間被人搶光。他無法面對這樣的事實，只好自己打自己兩個耳光，然后又高興起來，因為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不管名頭是好是壞，總算還是第一個。阿Q的思維方式與大史的“麥田宣言”，在這里具有了相同的精神結構。“麥田宣言”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話，是“蟲子從來都沒有被戰勝過”。這里的邏輯和語言學技巧是，用“沒有被戰勝過”取代了沒有勇氣直面的“蟲子面對人類滅殺只能茍存”難堪現實，并且油然而生了一種悲壯感、豪邁感。科幻小說仍然是社會現實的反映。“麥田宣言”的出現和引起很多人共情的深層次原因在于，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發展，人類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1%VS99%”對立的局面。也就是說，極少數精英高踞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草根階層之上，并通過對優質教育資源和其他資源的壟斷，越來越變成一種“婆羅門”（印度種姓制中的最高種姓）式的新的高種姓，而草根則日漸下降為“賤民”。殘酷的現實是，新“婆羅門”和“賤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難以打破。冷戰結束以來，無論怎么玩，贏的總是精英，精英和草根的博弈，都是以精英的勝出而告結束。現在，新“婆羅門”開始視“賤民”為垃圾人口了，他們已經真的開始動手“清理”垃圾人口了。這種局面是令人窒息的，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僅難以改變，甚至還看不到改變的希望。于是，在《三體》電視劇中，在激動人心的音樂伴奏下和穿過云隙的陽光照耀下，當史強慷慨激昂地宣布“蟲子從來都沒有被戰勝過”時，大家都覺得內心深處某塊敏感的地方被觸動了，這對陷入失敗主義情緒的“賤民”來說，的確是一種莫大的撫慰！“麥田宣言”折射了賤民的絕望，同時也把絕望美化了。“麥田宣言”并不是一顆糖衣炮彈，而是一顆糖衣裹著的糞球，幫助賤民把難以下咽的東西咽下去。總之，在肯定《三體》作為科幻作品價值的基礎上，對其中涉及到的社會人文主題進行分析與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正是這一部分內容，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讀者的價值觀、世界觀，影響到讀者對歷史和未來的看法，甚至影響到他們對歷史走向的選擇。
三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包括電影）開始在中國文壇上興起。“傷痕文學”的名稱，源自盧新華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的短篇小說《傷痕》。隨后，表現“文革傷痕”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潔的青松》《大墻下的紅玉蘭》等等。
從內容來看，初始階段的“傷痕文學”，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到沖擊的干部等在“文革”期間的悲劇性遭遇，其政治上的功能，在于通過控訴“文革”來肯定“文革”前十七年。但“傷痕文學”的發展十分迅速，到了1981年，“傷痕電影”《苦戀》已經發展到了連愛國主義都要否定的地步了，事態的嚴重性迫使日理萬機的鄧小平同志也不得不親自出面對《苦戀》進行批評。《苦戀》事件之后，“傷痕文學”略微收斂了一點鋒芒，但沒有完全消失，并逐漸發展成了“河殤文學”——即認為作為“黃色文明”的中華文明已經衰老，并且不可能獲得新生了，中華民族未來的出路在于走向被稱為“藍色文明”的西方文明。在這樣的社會思潮影響下，甚至出現“中國只有做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希望”之類的瘋狂叫囂。《三體》的作者劉慈欣生于1963年，八十年代“傷痕-河殤文學”最為流行的時候，剛好在上大學，所以深受影響。尤其是《三體》的第一部，可以被毫不夸張地命名為“傷痕-河殤科幻”。這里要指出的是，《三體》的第一部，是整個“三體三部曲”中完成度最高，最接近“文學”的一部，并非偶然的是，正是這一部獲得了“雨果獎”。《三體》第一部中，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葉文潔，另一個是麥克·伊文思。葉文潔，是物理學家葉哲泰的女兒，天體物理學家，擔任過清華大學教授、ETO（地球三體組織）統帥，誘使人類毀滅的一切，皆因她而起。
葉文潔是整部作品的靈魂人物，貫穿了全篇。她完成了人類第一次Ⅱ型文明能級的發射，并與三體文明初次接觸，她在明確知道三體人有毀滅人類，奪占地球的意圖與能力的情況下，仍然呼吁三體人的到來，并故意暴露了地球的方位，由此背叛了全人類。為了加深對劉慈欣塑造葉文潔手法的理解，我們先討論另外一個人物王佳芝。其實在16年前，也就是2007年，王佳芝比葉文潔還要熱，因為她是著名導演李安根據張愛玲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色戒》女主人公。這部電影在國內上映時，獲得了主流媒體和主流文化精英的一致歡呼，當它包攬臺灣金馬獎多項獎項時，央視進行了長達7個小時的直播。但是，當年看了這部電影之后，我卻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只是一時還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在找來張愛玲的小說原著反復閱讀之后，才明白問題之所在：王佳芝是一個叛徒，因為一枚鉆戒，她在最后關頭泄露了整個刺殺漢奸的計劃，同時也把民族大義踩在了腳下。但是，無論張愛玲原著也好，李安改編的電影也罷，卻把所有的同情都給了王佳芝。在《色戒》中，王佳芝是一個單純的女大學生，出于愛國熱情和對男同學鄺裕民的好感，加入了刺殺漢奸易先生的計劃。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她。鄺裕民一點都不憐惜她，為了讓她獲得性經驗，竟然讓一個有嫖娼經歷的男同學和她睡覺；中統特務老吳答應刺殺完成后送她去英國和父親團聚，但轉身就把她寫給父親的信燒掉了。刺殺計劃流產后，所有的人都被槍斃，老吳自己卻逃之夭夭……相比之下，只有刺殺對象漢奸易先生真心對她，送她一個大鉆戒“鴿子蛋”（在當時值好幾根金條），這豈是一個寄人籬下的貧困女學生所能夢見？在這一刻，她一時心動，對他說一句“快走”，難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嗎？張愛玲和李安，就這樣論證了出賣有理，投敵有理，甚至當漢奸有理。其實，《色戒》這篇小說，也是張愛玲寫給自己的?？箲鹌陂g她在上海嫁給漢奸胡蘭成的經歷，是她心中的一個“坎”，她希望通過王佳芝的形象為自己洗白，但難度很大，《色戒》不過兩萬多字，張愛玲居然寫了三十年。在小說中，葉文潔犯下了謀殺和企圖滅絕人類的滔天大罪，如果她的計劃得逞，就連希特勒的罪惡，都不及葉文潔罪惡的萬一。但是，正如張愛玲、李安之于王佳芝那樣，劉慈欣也把所有的同情都給了葉文潔。
她見證了妹妹葉文雪出賣、誣陷父親，不料旋踵又死于武斗，她也見證了冷酷勢利的母親在父親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拋棄了他；葉文潔自己，沒有任何錯誤，卻被流放到了地老天荒的內蒙邊境林場；她帶著對兵團報社記者白沐霖朦朧的好感幫他抄寫稿子，卻立即被他出賣，成了“現行反革命”！在監獄里，數九寒天，她因為不肯作偽證，被一位“四十多歲，披著軍大衣，帶著寬邊眼鏡”（一望而知是江青的形象）的女干部“程代表”用冷水澆得滿身滿床，幾乎被凍死……有了這么多痛苦的、不堪回首的經歷，使葉文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人類之外的力量。”盡管她收到“三體”文明中一位和平主義發來的信息，明確警告地球人“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如果回答，發射器將被定位，你們的文明將遭到入侵，你們的世界將被占領！”但是，她還是義無反顧地回復了如下信息：“到這里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但由此而來，就產生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葉文潔原本是像像羔羊一樣純潔的，她何以會犯下如此驚天大罪？這葉文潔的罪惡？還是迫使她走上反人類道路的那個國家與民族的罪惡？由于作者巧妙精心的鋪墊，無論小說《三體》的讀者還是電視劇《三體》的觀眾，絕大多數都和葉文潔產生了共情。劉慈欣處理葉文潔的手法，和西方科幻作品中，處理這些反人類角色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比如，好萊塢電影中，也會出現一些反人類的角色，但他們要么是一些狂妄的科學怪人，要么就是一個殺毒程序（比如《黑客帝國》中的史密斯）。好萊塢的傳統，是絕不允許把反人類動機的產生，同美國文化聯系起來的，更不允許觀眾產生這樣的聯想：美國的歷史與現實是催生反人類行為的罪惡淵藪！但在《三體》中，葉父葉哲泰在含恨去世前，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的，現實的引力太沉重了。”我一直有一個擔憂，相對于有著殖民主義、種族滅絕、兩次世界大戰原罪的西方來說，中國是沒有原罪的。但是，似乎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一定要給中華民族搞一點“原罪”。《三體》對葉文潔的塑造，等于是中國人自證了是有原罪的，并且這種原罪催生了了人類的自我毀滅行為。
因為在劉慈欣的筆下，只有他的品德最高尚，知行合一，是至善之人。作為美國石油大亨的兒子，他放棄了唾手可得的錦衣玉食生活，跑到中國西北的一座荒山上種樹，忍受著比當地農民還低的生活水平，只為了挽救一種瀕臨滅絕的屬于西北褐燕亞種的燕子。13歲生日時，伊文思告訴父親：“我的理想真的不宏偉，只是想拯救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它可以是一種不漂亮的鳥，一種灰乎乎的蝴蝶，或是一種最不起眼的小甲蟲。后來我去學習生物學，成為一個鳥類與昆蟲學家。在我看來自己的理想很偉大，拯救一種鳥或昆蟲與拯救人類沒有區別，生命是平等的，這就是物種共產主義的基本綱領。”伊文思創立并信仰了“物種共產主義”——這甚至比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人類共產主義”還要“偉大”。伊文思因為他的善良與無私，也的確被當地農民稱為“白求恩”，劉慈欣還怕讀者不明白，便借書中人物之口稱伊文思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這是毛主席《紀念白求恩》中一段膾炙人口的金句。在來中國之前，伊文思雖然目睹了父親的油輪觸礁所導致生態災難，感受了現代人類文明的可怕，但還沒有完全絕望。但是，當中國西北部的“刁民”開始瘋狂砍伐他千辛萬苦種出來的樹林，并充分暴露他們的狡詐、無情和殘忍時，伊文思才徹底絕望了。根據劉慈欣的描述，伊文思一開始到西北的荒山上種樹時，當地的農民是歡迎的，甚至是“好客”的，但這只不過為了“把豬養肥了再殺”，等到他千辛萬苦種下的樹成林了，可以賣錢了，農民就不有分說地動手把他種下的樹砍伐一空。1982年，葉文潔為 “一個大型射電天文觀測基地”選址，來到西北山區，與伊文斯結識。
在已經和三體人取得了聯系的葉文潔的啟發下，伊文思最終走上了創建ETO（地球三體組織），迎接三體艦隊，毀滅人類的道路，并且還是ETO中最堅決反人類的“降臨派”領袖。三體運動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精神領袖葉文潔，一個是實際組織者伊文思。這兩個人，都是善良、有情懷的人，他們走到與人類不共戴天的地步，都是因為在中國的經歷，簡單點說，就是在中國受到了傷害，對人性絕望了。因此，《三體》就成了集“傷痕”與“河殤”之大成的作品。在《三體》第一部中，除了葉文潔和伊文思，“紅岸基地”政委雷志成也令人印象深刻。雷志成領導了第一紅岸基地，伊文思領導了第二紅岸基地，他們互為鏡像。伊文思雖然瘋狂，但卻是一位道德上毫無瑕疵，有守有為，信念堅定的君子。而雷志成則是一個自私自利、虛偽陰險的小人。凡是多少熟悉一點中國革命史的讀者，都不會不明白“政治委員”一詞的含義和分量。在《三體》里，雷政委是“組織”的化身。他決定著葉文潔的命運，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紅岸”計劃的成敗。劉慈欣這樣概括雷志成把葉文潔從監獄調入“紅岸基地”的動機——“以葉文潔的身份，她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沒有任何權利”，“這樣，葉文潔發成果和論文最后都被他占去，使他成了部隊政工干部中又紅又專的典型。”甚至，當雷志成發現葉文潔收到外星人的信息，卻隱瞞不報的這一重大違紀行為后，不是立即展開調查，反而利用葉文潔的歷史威脅她，讓她保持沉默。
“我立刻明白了雷志成的用心：他想成為第一個發現外星文明的人，這確實是一個名垂青史的好機會。”雷志成的貪心和算計害了他自己，由于沒有立即對葉文潔采取措施，他反而被葉文潔謀殺，真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些年，在文藝作品中丑化“政委”似乎是一個潮流。這樣的例子隨手都可以舉出很多，比如《集結號》中的指導員，是一個被炮彈嚇得尿褲子的膽小鬼，馮小剛電影《芳華》中寧政委，也是一個挾私報復的小人。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不是說不能描寫有缺點的政工干部，但在《三體》第一部“地球往事”中，雷志成是葉文潔所能接觸到的最高領導，是唯一一個能夠代表“組織”、代表解放軍政治工作傳統的人，這一形象的指向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
《三體》的后兩部，即《三體2：黑暗森林》和《三體3：死神永生》主要圍繞“黑暗森林法則”展開。這一“法則”在《三體》三部曲中共有四個版本，分別為：葉文潔-羅輯理論、咒語實驗理論、概率理論和宇宙戰爭理論。
不過，雖然版本繁多，但歸納起來，無非一條：自身生存第一，為此可以踐踏一切文明底線！這一“法則”當然不是什么新鮮東西，因為西方近500年來在全世界進行殖民擴張、種族滅絕的歷史，二十世紀法西斯國家到處進行侵略、掠奪的歷史，都遵循了這一“法則”。所以，這一“法則”也可以說是對西方500年來黑暗歷史的概括與總結。“黑暗森林法則”一個主要的理論版本，是葉文潔-羅輯理論，即“宇宙社會學公理”，內容如下：二、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張，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對這兩條公理略加辨析，就會發現，它與納粹德國所奉行的“生存空間理論”如出一轍。“生存空間理論”最早的提出者是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拉采爾從生物學的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理出發，以生物類比的方式研究國家政治。他在《政治的地理學》一書中提出，國家也是有生命的有機體，必須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因此，一個國家透過擴張領土來增加生存空間是必然現象。希特勒則將“生存空間理論”發展到瘋狂的地步。他認為，國家具有擴張本性，如果停止擴張，國家就會消亡。國家為了生存，必須用一切手段進行擴張，包括戰爭，“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寫到：“只有天生的弱種才會認為這是殘酷的……爭取生存空間的斗爭，只能通過戰爭手段來進行（因為地球上已經不存在沒有被其他國家民族所占有的無主土地）。”在《三體》中，三體人對太陽系的遠征，就是一場標準的按照“生存空間理論”所進行的戰爭，就連三體人最高領袖的頭銜都和希特勒一模一樣——“元首”！但是，這還不夠。“黑暗森林法則”的“黑暗”甚至超越了“生存空間理論”，因為這一“法則”認為，由于無法打破“猜疑鏈”以及存在“技術爆炸”的可能性，所以，一個文明必須毫不猶豫地將被自身察覺到的其他文明消滅，這樣才能確保自己不受威脅。關于“猜疑鏈”，用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宇宙中的不同文明，由于相互之間距離遙遠，動輒以光年計算，交流極其困難，所以，與其把另一個文明判斷為善意的，不如將其判斷為惡意的。關于“技術爆炸”，則是指這樣一種判斷：文明進步的速度和加速度不見得是一致的，弱小的文明很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超越強大文明。比如，人類從狩獵時代到農業時代，用了十幾萬地球年時間；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用了幾千地球年；而由工業時代到原子時代，只用了二百地球年；之后，僅用了幾十個地球年，就進入了信息時代。對于“黑暗森林法則”，劉慈欣借書中人物羅輯之口，有一段非常具體的描述，引用如下——“‘真實的宇宙就是這么黑。’羅輯伸手揮揮，像撫摸天鵝絨般感受著黑暗的質感，‘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于林間，輕輕撥開擋路的樹枝，竭力不讓腳步發出一點兒聲音，連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須小心，因為林中到處都有與他一樣潛行的獵人。如果他發現了別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獵人，不管是天使還是魔鬼，不管是嬌嫩的嬰兒還是步履蹣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還是天神般的男神，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開槍消滅之。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恒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這就是宇宙文明的圖景，這就是對費米悖論的解釋。’”如果說，三體人遠征地球，還是以為他們需要地球的生存空間，其為惡并沒有超越納粹德國的話，那么“歌者文明”在拋出一片二向箔毀滅太陽系時，他們并不需要太陽系的生存空間——毀滅就是毀滅的理由，“毀滅你，與你何干？”這比一般的弱肉強食法則還要殘酷——所有人都是不能共存的敵人，“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恒的威脅！”這里需要略加辨析的是，“黑暗森林法則”雖然說得振振有詞，似乎無懈可擊，但其實是一個“偽公理”，或者說是一種偏執的臆想，既沒有得到“宇宙文明史”的證明，也不能從人類的全部文明史（除了近500年黑暗的殖民史）中得到證明。以人類文明史而論，古中華文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早已確知對方的存在，但是，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里，雙方都沒有把對方視為自己的生存威脅，而是樂此不疲地通過絲綢之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明。十月革命后新出現的社會主義文明，把“解放全人類”作為自己的目標，對資本主義文明，并不是簡單地毀滅，而是希望通過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使其升級到社會主義文明。今天，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闊步前行的中國，更沒有毀滅其他文明的意圖，構建不同文明和諧共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中華文明的目標。概括來說，生存是生命體的第一需要，而不是文明體的第一需要，因為生命體只有在能夠生存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展成文明體。而文明體的第一需要是發展，是獲得更多自由，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文明體只有在生存受到威脅時，才會把生存當成首要目標。這種情況下，文明的確具有排他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每個外星文明不可能都像三體文明一樣時刻處于被毀滅的危險當中，所以發展合作才是宇宙文明體的理性選擇。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天發現某星球有外星文明，人類的第一選擇肯定不是想去消滅對方，而是充滿好奇想去了解交流，取長補短，合作共贏。《三體》自身的情節發展，事實上也證偽了“黑暗森林法則”。“黑暗森林法則”假定，宇宙中的一個文明發現另一個文明，唯一的沖動就是毀掉它，但是，《三體》的核心情節卻違反了這一法則，因為三體人發現地球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毀滅，而是殖民，并且立即就明白了地球文明對他們沒有威脅。“黑暗森林法則”認為猜疑鏈是無法打破的，但三體人沒費什么功夫就打破了；“黑暗森林法則”認為技術爆炸無法預測，這個問題三體人也解決了。支撐“黑暗森林法則”的兩根柱子都被抽掉了，還能立得住嗎？再做一個推論：假如三體人的環境相當優越，地球對他們來說等于不毛之地，并且“智子”對地球科技發展的鎖定被證明是無法突破的，三體人還會不假思索地要毀滅地球嗎？所以，“黑暗森林法則”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三體》自己就在反對《三體》。
五
在科幻作品中，表現“黑暗森林法則”，本身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對待這一“法則”，應該持什么態度？《三體》三部曲對“黑暗森林法則”采取了一種冷酷的“客觀”態度，把“黑暗森林法則”作為“天道”呈現給了讀者。
在《三體》系列徐徐展開的恢弘畫面中，“黑暗森林法則”就像星空一樣冷漠、高遠、不可改變，人類的悲歡離合在“法則”構成的星空下，顯得卑微、渺小，微不足道。只是，當我們意識到“黑暗森林法則”不過是對西方500年來殖民擴張、種族滅絕黑暗歷史的概括與總結，那么，當這一“法則”以“天道”的形象出現，既絕對不可更改，也不接受任何歷史評判與道德譴責時，我們心中自然會浮現出一種疑問：這是不是構成了對西方殖民歷史正當性的辯護與洗白呢？難道西方殖民者進行擴張、掠奪、種族滅絕，居然是按照“天道”行事的嗎？如果“黑暗森林法則”即“天道”，則西方殖民主義500年來的黑暗歷史，就既不是一種罪惡，也不是資本對超額利潤的血腥追逐，而是一種“公理”、一種“客觀”、一種“法則”了……是這樣嗎？1977年，好萊塢推出了科幻電影《星球大戰》，產生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星球大戰》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被銀河帝國統治的不同行星上的人們，聯合起來奮起反抗帝國的暴虐統治，爭取自由并且取得勝利。這一主題，當然是好萊塢式的庸俗膚淺。但無論如何，影片并沒有承認銀河帝國的秩序是合理的，也沒有暗示帝國對起義行星的鎮壓是遵循了“法則”，甚至“宇宙公理”。有人說，劉慈欣的科幻世界與現實之間的連接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經驗”。這句話，真不知道從何說起？《三體》令人感到困惑的還不僅僅是對“黑暗森林法則”的客觀呈現，還在于作者通過對人物的塑造，事實上表明了對“黑暗森林法則”欣賞和贊同的態度。《三體》中的三個主要人物，章北海、羅輯、維德，都被塑造成深諳“黑暗森林法則”，毫不猶豫地按照“零道德”原則行動，因而拯救了人類、或接近拯救人類的希臘悲劇式英雄。這三個角色中，最典型的就是維德。他是原行星防御理事會戰略情報局（PIA）首任局長，其氣質、形象、語言都令人聯想起希特勒。他認為獸性比人性更重要，因為要競選執劍人，就不惜刺殺對手，也是部下和同事程心（未遂）。維德的名言包括“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你們認為沒有路，是因為沒有學會不擇手段”，“前進！前進！不擇手段地前進！”等等。可見，排除一切同情心，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是維德的唯一原則。在《三體》中，維德成了普羅米修斯式的受難者，他因為對程心的承諾而放棄了曲率驅動光速飛船的研究，后在太陽系聯邦法庭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人類也因此失去了在遭到降維打擊后逃離的機會。章北海，是《三體2：黑暗森林》中另一位濃墨重彩的人物。他曾是中國海軍航空母艦“唐”號的候任政治委員，在組建太空軍時擔任政治部主任。章北海認為人類未來在與三體人作戰時必敗，所以他是一個徹底的失敗主義者和逃跑主義者，但是，他卻把自己偽裝成堅定的勝利主義者。在劉慈欣筆下，章北海“信念堅定、眼光遠大又冷酷無情，行事冷靜決斷，平時嚴謹認真，但在需要時可以隨時越出常軌，采取異乎尋常的行動”。比如，為了影響未來太空軍的發展方向，他不惜暗殺影響決策的“老航天”，其行事風格與日本昭和時代動輒“下克上”的少壯派軍官非常相似。章北海的高光時刻是黑暗戰役，這是《三體》的經典情節之一。危機紀元205年，章北海利用冬眠技術以支援“末日戰役”的名義來到兩百年后，擔任恒星級星艦“自然選擇號”執行艦長，他借機挾持星艦逃離太陽系，聲稱要為人類文明保留一些種子，太空艦隊派出4艘星艦追擊。不久，太空艦隊主力在與來自三體艦隊的探測器“水滴”作戰中幾乎全部被毀。艦隊主力的覆滅似乎證明章北海的逃跑行動是正確的，于是章北海獲得“自然選擇號”及4艘追擊星艦全體乘員的一致擁戴，成為他們共同組成的“星艦地球”精神領袖，自詡要“延續人類文明”。但好景不長，大家很快意識到“星艦地球”上的資源只夠一艘星艦飛到計劃中的目的地天鵝座。于是，5艘星艦之間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黑暗戰役”，章北海本人也死于非命。最終“藍色空間號”取得了勝利，收集了4艘被毀星艦的燃料和配件，繼續逃往天鵝座的NH558J2恒星。與此同時，太陽系的另一端，在同“水滴”作戰中幸免的“青銅時代號”和“量子號”兩艘星艦也在同一邏輯下發生火并，幸存的“青銅時代號”飛往金牛座。但是，他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避免悲劇發生，反而打算先下手為強，消滅其他4艘星艦，攫取他們的資源，只是比他更為狡詐的對手提前4秒鐘動手，章北海最終命喪太空。在他的筆下，“黑暗戰役”簡直成了一出慷慨激昂的“太空歌劇”，成了人類生存意志與精神的最高體現。章北海則被作者無條件地赦免了，因為他無非是“不惜一切代價去選擇對人類最有益的決定”，他甚至像人類精神的“父親”，永遠沉靜，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更遠的地方，他為此所采取的手段也堅定決絕。在總共只有五艘星艦組成的“星艦地球”上，章北海計劃消滅其中的四艘以攫取其資源。無疑，如果黑暗戰役發生在地球上，則相當于為了確保五分之一的人生存，就可以殺死另外五分之四的人。章北海在黑暗戰役中所遵循的、并且被作者所深深同情的邏輯是：為了保護人類，可以毀滅人類。這聽上去蕩氣回腸，但并不是什么新鮮貨色，而是早已被進步人類所唾棄的納粹主義邏輯。1942年，在臭名昭著決定滅絕猶太人的萬湖會議上，黨衛隊頭子海德里希正是用這一邏輯來論證為什么要搞大屠殺的！希特勒在海德里希的葬禮上贊揚他是“擁有鋼鐵之心的男人”，這一“榮譽”不是也可以毫無違和感地被授予章北海嗎？他何曾有過任何軟弱？第一， 即便按照小說自身的設定，章北海的行為也是一種罪行。因為三體人對地球人雖然享有巨大的技術優勢，但是，三體人的優勢并不是絕對的。就在人類太空艦隊覆滅后不久，羅輯憑一人之力就建立起了對三體人的戰略威懾，迫使三體艦隊轉向。后來，三體人重新占上風，是人類自己犯了錯誤的結果，并不是三體人不可戰勝；從常識的角度看，人類在確知三體人在數百年后將入侵地球后，完全可以一方面準備與三體人決戰的“末日戰役”，另一方面，征集一部分志愿者向其他恒星系移民，以備萬一“末日戰役”失敗，為人類文明保留一部分種子。這兩個計劃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以人類的智慧和能力完全做到這一點，根本不需要章北?；?00年的時間策劃一次逃跑行動。第二， 黑暗戰役爆發前，雖然太空艦隊已經覆滅，但地球仍在，人類仍在。星艦上都是軍人，不是想著在最后一戰中與地球共存亡，履行軍人職責，反而向率先逃跑的章北海發出歡呼，決定一起逃離。試問，如果這種行為得到認可、同情，那么遇到重大危機時，賣國賊不就可以“保留文明種子”為理由大行其道了嗎？章北海的“沒有永恒的敵人或同志，只有永恒的責任”不就成了叛徒和懦夫最好的借口嗎？退一步說，對于組成“星艦地球”的5艘星艦而言，即便資源不足以確保全部飛到天鵝座，自相殘殺也不是唯一選擇。章北海既然獲得全員信任，又像小說描述的那樣信念堅定，目光遠大，就完全可以在與各艦協商后派出一條星艦，攜帶大部分資源繼續飛往天鵝座，其余四艘則重返太陽系，以決死的精神與“水滴”和三體艦隊周旋到底，使犧牲變得有意義，最低限度可以為地球防御爭取時間。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只須一個條件：章北海自己絕不飛往天鵝座，而是親自率領其他4艘星艦參加最后的地球保衛戰。第三， 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作為黑暗戰役的“勝利者”，“藍色空間號”的結局一定美好嗎？當然不會！如果劉慈欣遵循基本的社會和道德邏輯的話，那么，和章北海那一套林立果式的瘋狂臆想相反，“藍色空間號”注定要灰飛煙滅。因為在飛往天鵝座長達兩千年的漫漫長途中，資源不足的問題會反復出現，按照公然踐踏一切人類文明準則的黑暗戰役所確立的原則，“藍色空間號”必然會陷入“黑暗詛咒”——沒有任何人可以信任另一個人，每一個乘員都會成另一個乘員潛在食物。所以，“藍色空間號”最終會毀滅于無盡黑暗中，成為宇宙深空里永遠漂浮的腐肉與微塵。這也沒什么值得惋惜的，因為黑暗戰役結束之后，他們已經不再是人類了。
最后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劉慈欣為了樹立章北海的形象，居然采取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法，不惜否定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且看章北海在逃跑途中與人類太空艦隊的亞洲艦隊司令官的對話——艦隊司令：“你來自一支偉大的軍隊，他們曾戰勝了裝備遠比自己先進的敵人，甚至僅憑繳獲的武器就打勝了一場世界罕見的大規模陸戰。你的行為，辱沒了這支軍隊的榮耀。”章北海：“尊敬的司令官，我比您更有資格談論那支軍隊，因為我家祖孫三代都在其中服役。我的爺爺曾在朝鮮戰場用手榴彈攻擊美軍的‘潘興’坦克，手榴彈砸到坦克上滑下來爆炸，目標毫發未損，爺爺在被坦克上的機槍擊中后，又被履帶軋斷雙腿，在病榻上度過了后半生，但比起同時被軋成肉醬的兩名戰友來，他還算幸運……正是這支軍隊的歷程，使我們對戰爭中與敵人的技術差距刻骨銘心。你們所知道的榮耀是從歷史記載中看到的，我們的創傷是父輩和祖輩的鮮血凝成的，比起你們，我們更知道戰爭是怎么回事。”章北海的意思非常清楚：技術差距是不可克服的，抵抗就是被“軋成肉醬”，抗美援朝勝利的榮耀只是歷史書中的虛構，“比起你們，我們更知道戰爭是怎么回事”，所以，逃跑才是明智和理性的。對于章北海、邏輯、維德這樣的人，作者劉慈欣在《寫在〈三體〉第二部完成之際》一文中寫道，“他們既不敬畏頭頂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卻因此而掙脫了思想的羈絆，抓住了宇宙的真相，并把這種認識毅然決然地用作生存的武器。”“既不敬畏頭頂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這樣的人，歷史上還真的出現過，并且還曾擔任過一個國家的“執劍人”。這個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正是嚴格按照“黑暗森林法則”行事的，突然襲擊、冷酷無情、降維打擊（波蘭戰役時用坦克集群對騎兵集群）……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發動波蘭戰役，拉開第二次世界的序幕之前，對高級將領發表一次秘密演講。他說，“在發動戰爭和進行戰爭時，是非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勝利。心要狠，手要辣，八千萬人民一定要得到他們應得的權利……誰強就是誰對……心要硬，不要發慈悲！要心如鐵石，不要有憐憫，誰若仔細想想這個世界的道理的話，就會懂得它的意義就在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希特勒關于“世界的道理”，和劉慈欣前述“宇宙的真相”的看法，不是完全如出一轍嗎？但是，希特勒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國，雖然號稱要成為“千年帝國”，但還是只存在十二年就灰飛煙滅了，自己也落得了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希特勒居然認為曾經狂熱支持他的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所以下令摧毀德國的一切重要基礎設施，盡管這將導致大部分德國人凍餓而死。可怕的是，希特勒的邏輯居然是自洽的——強者才配生存，德意志民族既然戰敗了，那就證明是“弱種”，理應毀滅。二戰結束時，德意志民族遭到“黑暗森林法則”的反噬，幾乎萬劫不復。可見，依靠“既不敬畏頭頂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這樣的黑暗人格，不僅不能解決“生存問題”，反而可能墮入災難深淵。行文至此，讀者也就不難發現《三體》三部曲的邏輯了：當宇宙被設定為是按照“黑暗森林法則”運行時，不要幻想用光明去戰勝黑暗，而要用更加黑暗去戰勝黑暗。劉慈欣其實也走不出自我設定的“黑暗囚籠”。在《三體》系列中，不僅人類是無望的，宇宙也是無望的，唯一的出路是“歸零”然后“重啟”。但是“重啟”以后又如何呢？無非再次“歸零”罷了。由于具有黑暗人格的章北海、羅輯、維德等被賦予了拯救人類的英雄主義色彩，因此，作為他們的對立面，任何企圖堅守人類文明底線的人，比如程心，就被視為妨害人類生存的“圣母”，“危機來臨先殺圣母”竟成了眾多《三體》擁躉心照不宣的黑話與切口。由于黑暗森林法則在《三體》系列中已經被上升為“天道”，《三體》系列這種“以更加黑暗來對抗黑暗”的主題與氣質，使《三體》已經成為暗流涌動的右翼民粹主義的“神話”和“史詩”，成了他們的“圣經”，這一趨勢，是值得繼續關注與研究的。詛咒是會自我實現的。無論如何，遵循黑暗森林法則，最后就一定會走進黑暗森林！（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郭松民”，原文首發于《左翼文學評論》創刊號，202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