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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蘇聯解體的教訓說開去——系列談

　　【編者按】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前蘇聯自赫魯曉夫上臺到戈爾巴喬夫執政的38年，是怎樣一步一步葬送蘇共的。在這個過程中，蘇共的領導層為什么會制定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且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普通群眾為什么會上當受騙，并且長期受蒙蔽，無法進行決定性的抗爭；青年人為什么最容易被“和平演變”，并且心甘情愿地成為錯誤路線的追隨者；共產主義運動為什么是共產黨領導鬧革命的最好形式，并且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存在的最好載體，等等。本系列文章共分四篇連載，此為第三篇。

　　年青一代為什么容易被“和平演變”

　　——蘇聯解體反思之三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的道理淺顯而又深奧，樹可以活百年以上，但十年就可以定型成林，形成規模效應。人極少活到百歲，但塑一代新人、樹一代新風卻需要百年。社會主義是區別于一切舊制度的新事物，樹人更需時日，成在樹人，敗也在樹人。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上百年的時間是不行的，百年樹人理在其中。要防止重蹈蘇聯的覆轍，關鍵是教育好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青年。要想“紅旗飄萬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培養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高素質的人、形成社會主義的新風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幾十年、幾百年的努力。社會主義過不了百年大關就談不上制度的鞏固，要過百年大關，特別是后五十年困難最大，因此，研究年青一代——第三代、第四代在敵對勢力“和平演變”圖謀中是怎樣變化的以及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至關重要。

　　帝國主義的政治家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們“西化”“分化”的圖謀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在這一點上帝國主義是絕頂聰明的，他們懂得要消滅社會主義，“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只有長期作戰，才能“和平演變”、戰而勝之。我們要對付帝國主義的陰謀，必須有正確的戰略、策略，急了，畢其功于一役不行；慢了，無所謂、不作為更不行。要真正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中大有作為，全面總結蘇聯垮臺的教訓，特別是深刻分析從第三代起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是極其重要的。否則，就是無的放矢。

　　第三代是個時間概念，更是人的概念。正是從赫魯曉夫起，青年人的理想信念走向淡化，這一過程經歷了38年，38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是短暫的一瞬間，而對于人來講，以18歲為成年，整整是兩代人成長起來。這兩代人，沒有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腥風血雨，沒有飽嘗過地主資本家的皮鞭棍棒，要接好老一輩革命家英勇斗爭精神的班就缺乏應有的基礎。

　　人本身的劣根性在于私欲想得到滿足、不斷得到滿足、又不滿足的過程中膨脹。特別是在物質刺激、利益驅動調動積極性的大環境下，青年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性、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對社會的責任感是很容易弱化的。這個弱化又反過來導致物質刺激和利益驅動的強化、導致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強化，使私欲這個大老虎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忍饑受餓多年，一朝出籠，餓虎下山，大量吃人。不走與工農、與實踐相結合的路，只滿足于從家門到校門，從小學到博士，再到西方轉了一圈，又往返于家門與機關門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青年人，是最容易被吃掉的。有的是自入虎口。整個社會都可以感覺到年青人“怎么越來越自私、懶惰了”？“怎么這么愛玩樂、缺乏責任心”？

　　吞噬了青年一代，就葬送了社會主義的未來。欲是火，不遏則燎原；欲是水，不遏則泛濫。青年人成了金錢拜物教，“做夢都想當個有錢人”，“我有了權我也貪”，欲就遏止不住了。革命黨人對這一點認識不清，利用私字調動積極性，無疑是給餓虎添翼。私欲膨脹了，有權的想撈錢，有錢的想“嘗鮮”。一旦跌入權、錢、色交易的怪圈，掌握了一定權力的人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雙軌制卵翼下的個私經濟（影子經濟）象紅了眼的賭棍一樣逞兇狂，年青干部腐敗起來膽子大、貪官污吏前赴后繼就不足為怪了。社會主義被釜底抽薪，資本主義被火上加油，舊制度的復辟也就隨之而來了。

　　降低覺悟，靠人的生物本能、用惡動力調動積極性，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可以，搞社會主義不行。人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但講利益不能只講個人利益、眼前利益，要講人民利益、長遠利益。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打著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去追求個人利益，實際上是拋棄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蘇共正是拋棄了人民利益，人民自然拋棄了它。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講利益只有無產階級的利益，個人利益只能包括在其中，沒有人民利益之外的個人私利。離開了這個大前提去講利益原則，利益就成了連環套，它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面的、不法的本能就凸現出來了。利益成惡魔后會八面威風，獎金掛帥、物質刺激使年青人失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奮斗精神，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時行樂”思想成了時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要我活得好，管它錢是怎么來的”成了人生信條，“管他貪官、清官，只要給我辦了事就是好官”成了評判是非的標準，那么，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就在物質刺激中生根，并長成了參天大樹。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核心——集體主義，以及價值觀的核心——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極大的沖擊。

　　只靠提高思想覺悟調動積極性，對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短時間可以，長時間不行；但是，只靠物質利益原則調動積極性，對多數人是剝奪，使少數人變質。當赫魯曉夫大講利潤、價格、獎金，用物質刺激、獎金掛帥來提高效率，把金錢的作用、利益驅動的作用最大化時，年輕一代就成了沒有信仰迷茫的、失落的一代，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統統拋在腦后，個人奮斗、奮斗為個人成為追求，新社會的叛逆者就應運而生了。社會主義國家靠利益驅動調動積極性，利益投入是“幾何級”，得到的動力是“代數級”，對革命車輪來講不是潤滑劑，而是腐蝕劑，它使車輪大軸銹蝕斷裂。只有以精神動力為主，物質動力為輔，把提高思想覺悟與物質利益原則緊密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才能雙豐收，才能培養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擰了勁，再硬的鋼筋也會扭斷。如果一邊講共產主義，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邊用“私”字調動積極性，政治就成了一個不聽話的“小孩子”。講的是堅持社會主義，用的是擴大私有制去發展生產力，就造成了兩個不夠格：既不夠資本主義的格，也不夠社會主義的格。用資本主義的辦法發展生產力，少數得到好處的人不說好，因你搞得還不是資本主義；多數沒得到好處的人更不說你好，因你的資本主義辦法使他失去了本來應得到的利益。靠腐敗起家的新生資產階級短期內擁護共產黨，是因為你腐敗他發財，一旦羽翼豐滿就會發出“共產D下臺”的狂吠。當戈爾巴喬夫解散蘇共時，見不到年青人的憤慨，沒有人為蘇共喊冤叫屈，也沒有人為蘇共打抱不平，更沒有人用鮮血和生命捍衛蘇共，因為人們已對蘇共徹底失去了信心：既然你搞私有制，十月革命還有什么意義？既然你搞得不是社會主義，共產黨還有什么必要存在？既然要搞資本主義，還掛什么共產黨的招牌？我的一切是我自己努力奮斗的結果，你垮不垮臺與我又有什么關系？試想1953年有人宣布解散蘇共，他肯定會被熱血青年至于死無葬身之地。但到了1991年，蘇共經過38年的漸變，已經威信掃地、名存實亡、爛透了，與人民特別是與青年一代的關系已由列寧、斯大林時期休戚與共的魚水關系變成了油水關系——水火關系。8.19事件失敗后，無論誰來宣布蘇共滅亡，都不會遭到社會的激烈反抗，因無一男兒。只剩下敵人和叛徒彈冠相慶、奔走相告了。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脫胎于舊社會的社會主義，還明顯的帶著舊社會的印記，舊社會的僵尸一直在腐爛發臭，毒菌一直侵蝕著社會主義的健康肌體。第一代、第二代經過革命烈火的錘煉，絕大多數人抗病毒的能力強，社會主義生機勃勃，中國“6.4”風波翻不了船，就是因為老一輩在，份量重。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溫室的花、庭院的馬，不但沒有經風雨、見世面，有的見利忘義，嗅覺失靈，分不清是非、香臭。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者，做錯了事知道是錯，能很快糾正，列寧覺察到了戰時共產主義的弊端，及時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經濟恢復后又洞察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做出了“我們不能再退了”的果斷決策；斯大林承認肅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承認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出了錯誤主意；毛澤東在大躍進剛開始三個月就看到了“左”的錯誤，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主動做檢討，臨終前還反復講文革有兩大錯誤。正是這種有錯必糾的革命胸懷教育了干部和人民，使人們在分清大是大非中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使黨員在憂國、憂民中保持了先進性。新一代卻很容易混淆了錯誤與正確的界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大特性，實踐性和階級性是統一的，離開了階級、階級分析,只講實踐性，實踐就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團，是解釋不清大是大非的。當赫魯曉夫從狹隘、自私、報復的心理出發，做秘密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把領袖說成“暴君”、把此錯說成彼錯、把小錯說成大錯、把已改正的錯說成一直堅持的錯,甚至不顧當時的環境、條件、大局，把正確的也說成是錯誤。其險惡用心就是通過給歷史抹屎，把斯大林搞臭，自己獨攬大權，推行錯誤的路線。歪曲了歷史就扭曲了現實，糾正了正確就為錯誤敞開了大門。割裂了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業務、政治與技術的統一，年青人的敵我界限、是非界限越來越含混，新的成了舊的，舊的成了新的，腐朽成了神奇，舊社會的沉渣也就在“解凍”、“解放”中成了臭豆腐，隨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反斯大林、非斯大林化到非馬克思主義化、非政治化的泛濫，年青一代的精神也就垮了，精神一垮，革命也就完結了。

　　在經濟基礎上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作為過河的船和橋，去達到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用共產主義的道德約束人，用共產主義的理想號召人，充其量是在社會主義跌下萬丈懸崖時系了個降落傘，只能延緩其下降速度，無法改變其態勢。共產黨一黨執政需要培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接班人，而不是豢養為官僚階級服務的、高人一等的公職人員；社會主義不能搞、也搞不了高薪養廉，“高薪養廉”只能是“高薪養變”。人變質，黨才變修，國才變色。青年人，失去了動力就失去方向；執政黨，用錯了社會發展動力，就領錯了路、培養錯了接班人。階級斗爭產生了共產黨，共產黨搞階級斗爭才有源源不竭的動力。“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之所以有很強的號召力，是因為階級斗爭使青年人的階級感情迅速化作巨大的革命熱情，迸發出為本階級的利益而斗爭、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斗爭的“核能量”，再強大的敵人在這摧枯拉朽的颶風面前也只有望風披靡了。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靠什么調動人的積極性去發展生產力問題上，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這就是以提高覺悟為主調動積極性，還是利益驅動為主調動積極性。在改變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靠物質刺激、用私字調動積極性，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短時間可以，長時間不行。公有制和自私自利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運用利益原則這個杠桿，降低了覺悟，就為“私”吃“公”洞開了方便之門，把公平放在被兼顧的位置最終談不上效率，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會越來越慢。革命使革命隊伍內部的人與人之間“滿腔熱情”，金錢則使人與人之間變的“冷酷無情”。利益驅動與降低覺悟結合起來，商品交換的規律侵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則成了交易的砝碼，金錢代替了感情、左右了政治，對新一代的人際關系破壞極大，引起革命隊伍內部的分化瓦解。以犧牲公平換來的效率，在權力資本化、私利最大化、利益的兩極分化中喪失殆盡，因人、因事尋租、設租，利大大辦、利小小辦、無利不辦，好辦的事難辦，難辦的事更難辦，增加了扯皮，降低了效率，腐敗勢必越來越重。當公有制的比重越來越少，私有經濟占了主體地位，生產力成了零增長、負增長，社會主義公有制成了空殼，資本主義就得以借尸還魂了。

　　從“和平演變”的角度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是一條鐵的定律。掛著馬列主義的牌子，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子，走著資本主義的路子是無法長久的，假社會主義騙人騙己，摘牌子、倒旗子是必然的。公有制與社會主義國家與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回事。搞私有化、消解公有制，點的是社會主義的“死穴”。社會主義失敗了，共產黨一定垮臺；共產D垮臺了，肯定是因為搞的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公有制了。既不想搞社會主義、搞公有制，又想共產黨長期執政，那是癡心妄想。如果把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比作“孩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得到的是依靠公有制對這個“孩子”的撫養權、監護權、教育權，要是把“孩子”交給了別人，等“孩子”長大了再堅持社會主義那簡直是幻想。誰養大的孩子說誰好，這個“孩子”的態度直接表現在和它一塊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身上，使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赫魯曉夫從更換拖拉機站站長開始，大肆提拔青年技術干部、搞經濟治國、業務治國、學歷治國的同時，大搞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逐漸地改變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政權就交到了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手里。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崇尚資本主義，崇尚金錢、享樂，不想當好官、當不了好官、當不長好官，整個社會表現為酗酒成風，“敷衍了事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喝酒”，以至于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幾任領導人，多次開展反酗酒運動都無濟于事。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就難以避免。生產力作為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引發的社會變革只能等著下一個輪回了。

　　毛澤東強調，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鄧小平講，要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習近平說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告誡大學生從一開始就要扣好人生的扣子。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