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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解體距今已1/4個世紀了。這一事件的發生，對于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的歷史觀有很大影響。無論福山本人是否承認，他得出“歷史已經終結”的結論，顯然與這一事件的發生有直接關系。然而，這一事件對于福山等人似乎又是一個“突發事件”，這導致他們的認識因為沒有充足的資料而顯得缺乏現實感和歷史感。今天的情況不同了，隨著相關資料的不斷披露和后續效應的不斷顯露，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人們越來越能夠冷靜而客觀地認識這一事件了。

一、蘇聯解體是因為“制度合法性危機”嗎？

在福山看來，蘇聯之所以解體，主要是因為其政治經濟制度缺乏合法性。他認為，蘇聯解體盡管還有其他重要原因，如經濟危機、現代化危機等，但合法性危機才是根本原因。福山說：

【“如果我們僅從經濟危機來理解后來的改革，也許會犯錯誤……為了了解蘇聯這個國家的致命弱點，就應該把經濟問題放在一個更大的危機中來理解，這個更大危機就是整個制度的合法性危機。”】

什么是制度合法性呢？福山在不同場合指出制度合法性具有兩重含義，即合民意性和合人性。所謂合民意性，就是一種制度是否能獲得群眾的高度信任。在他看來，蘇聯之所以解體，就是因為蘇聯社會制度不能合乎蘇聯人民特別是統治階層的民意。而一種制度要具有這種合民意性，就要踐行西方的市場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合法性“只具有一個標準，即自由民主，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生產率及民主政治的自由”。除西方市場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外，其他所有社會制度都不具有合法性。

福山不滿足這種“實證層面”的政治學上的滿意或不滿意，他又提出了“哲學層面”的人性內涵。他說：

【“我們不能只看到英國和美國民眾對現實社會的不滿的實證，而應當尋求理解人的本質，即從作為人始終具有但不是每時每刻都表露出來的人性，并按該標準來確定當代民主國家的合法性。”】

福山所謂不變的人性，是一種永恒不變的不怕死的“追求別人承認”的屬性，凡是能夠滿足“追求承認”人性并合理處理這種相互矛盾的制度就是合法的制度，而這種人性的永恒性決定了合乎這種人性的社會制度也具有絕對穩定的不變性，它并不隨著具體歷史事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社會制度的合法性一旦生成，就會成為一種維護國家存在、抵御各種危機的中堅力量，會像用來抵御金融危機的不斷支取的“一種現金儲備”那樣發揮持久的作用。相反，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一旦面臨政策失敗，就會因無法求助于政治合法性這一“更高級的原則”而破產。這樣，合法性的內涵就被從政治學層面推進到了哲學層面。

然而，合什么樣的人的民意、人性才是合民意、合人性呢？這是要害之處。馬克思、黑格爾等早已指出，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社會的、具體的、歷史的，處于不同社會地位中的人的人性也呈現多樣性。特別是當社會仍然圍繞核心生產資料的占有而區別成不同利益集團，它們之間的沖突構成社會軸心矛盾時，一個超越根本政治經濟利益沖突的普遍民意就只能是一個道具或者一個說辭。對此，一方面，福山因為不承認美國存在階級，試圖用“合多數人”來處理這個問題。然而他一旦這樣做，就立刻面臨十分棘手的問題：蘇聯制度原本就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然而希特勒上臺也得到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按照合多數人原則這些現象也應該是符合合法性概念的。這樣，福山用合法性概念批評蘇聯制度的做法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于是，另一方面，他又發明了一個新的說法：“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他指出，蘇聯制度、納粹制度原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因而曾經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種處理方法貌似可以緩和自相矛盾，但實際上加深了這一矛盾。因為他既沒有說明蘇聯制度原本就有的這種合法性是如何喪失的，也忽視了另一個矛盾：他既然承認蘇聯制度也曾經具有合法性，那么導致它失敗的原因就不再是有無合法性的問題，而是如何保持合法性的問題。

為了緩和這一矛盾，福山重新處理了合法性與正義性的關系。他把合法性與合民意捆綁在一起，把合人性與民主捆綁在一起，并在合法性與正義的關系問題上做文章。他認為，一種社會制度是否合法，主要看民意是否支持，不再與人性、正義有必然聯系，它完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他強調說：

【“合法性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與正義的實質性原則有關，但與正義不是同一回事”；

“人們認為一系列機構是合法的，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機構是公正的，但合法性始終是相對于授予合法性的人們而言的”；

“這些強國最有可能被摧毀的致命弱點，是其政治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即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危機。合法性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正義或是正確，它是一種存在于人們主觀理解之中的相對概念。”】

合法性被福山看作一種純主觀的、相對的概念，只要人們認為一些國家機構或國家制度具有合法性，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至于它是否正義，那是不能確定的。按這種相對主義邏輯來重新解釋合法性，即從純粹主觀的民意角度解釋合法性，那么“多數人偏好專制”現象也是合法的。

合乎民意未必就要合乎正義，希特勒時期的政治制度就是如此。所以，所謂合法性危機，就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民眾思想控制的危機，只要能控制住民眾思想并使民眾對政權和制度不提出異議，就根本沒有合法性問題，也不會發生合法性危機，無論這種合法性是合乎民主還是違背民主的。蘇聯“這樣一個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并且肯定在當權的精英中已經贏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反映出俄羅斯社會對專制的自然偏好”。

【“希特勒和他的余黨們，在柏林的地堡中直到臨死還依然相信納粹事業屬于正義，希特勒的獨裁是合法的。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納粹的感召力已逐漸消失，其原因是他的戰敗。”】

合法性已經完全變成一種相對的價值，不再以是否合乎福山原本認可或真正認可的那種人性作為標準，而是以一種“以成敗論英雄”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庸俗歷史價值觀為標準。這就完全否定了民主與合法性的原本邏輯關系，也否定了“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邏輯”的合法性，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

實際上，福山采用的多數原則也不是真正的多數，并不能掩蓋他骨子里起決定作用的意識形態標準或階級立場。福山的合法性概念因為有時堅持了多數原則，所以他在國際關系中強調堅持自由民主國家聯盟基礎上的多邊原則。他認為，美國入侵伊拉克就違背了這一多邊原則，因而遭到了大多數北約國家的反對，不具有合法性。然而，他的多邊原則不是立足于世界所有主權國家一律平等基礎上，而是有政治和意識形態前提條件的，那就是這些結盟的國家必須是合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他認為，北約就是這樣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聯盟，而聯合國則不是，因為聯合國的基本原則是主權原則，而非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原則。實際上，他批評美國入侵伊拉克，與新保守主義撇清關系，一是因為美國主要不是為了自由民主目標，而是為了國家實際利益；二是美國搞單邊主義，一開始沒有拉著北約盟國一起上陣，遭到了它們一致的批評和質疑。

再看看被福山用來論證蘇聯制度喪失民意的證據都是些什么：安德烈·紐金《蜜蜂與共產主義理想》，肯·凱西1962年出版的小說《飛越瘋人院》，法國旅行家卡斯廷的話，一位蘇聯朋友在1988年對他說的話。這些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著作和小說以及個別人物的話能夠成為代表蘇聯人民民意的證據嗎？顯然不能。實際情況是，當時的大多數蘇聯人民并不贊同蘇聯分裂。1991年3月17日，蘇聯對是否保留蘇聯而舉行的全民公投的結果是：全蘇參加投票的148,574,606人中，同意保留蘇聯的113，512，812人，占76.4%。俄羅斯科學研究院綜合社會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2001年做過調查，占調查者66.5%、63.2%、57.6%的俄羅斯人認為蘇聯解體是可以避免的。2005年12月俄羅斯全俄民意調查中心對俄羅斯46個州邊緣區和共和國153個居民點進行了民意調查，57%的人同樣認為蘇聯解體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說明多數俄羅斯人并不同意“當時的蘇聯社會制度必然滅亡”的觀點。由此看來，福山提供的那些論據沒有太多說服力，這與他在理論分析上謹慎小心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二、蘇聯解體是因為不能實現后工業化嗎？

福山根據自己的經濟技術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要經歷三大階段，即輕工業階段、重工業階段、后工業信息化階段；要實現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即要實現經濟的后工業信息化，需要具備一個基本條件，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福山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只解決了第一個階段的問題，列寧斯大林只解決了第二個階段的問題，第三個階段的問題只有資本主義能解決，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無法實現后工業化。他說：“所有希望成為后工業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向決策權下方和市場化方向發展。雖然中央計劃經濟能緊跟資本主義經濟進入煤鐵和重工業時代，但它們遠遠跟不上信息時代的要求。實際上，我們也許可以說，馬列主義作為一個經濟體，高度復雜和充滿活力的后工業經濟世界就是它們的滑鐵盧。”

福山認為，實現經濟的后工業化階段之所以需要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是因為計劃經濟具有四個方面的缺陷：（1）不能有效鼓勵技術創新；（2）在信息獲取和定價機制上不科學；（3）不能自覺參加國際分工，不能產生規模效益；（4）損害了工人的工作精神。而在這四個原因中，第一個原因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市場經濟才能為科技人員提供一個自由環境，為他們提供自由思考的制度條件和激勵機制，而且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實現技術的全面革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雖然也能在高科技領域促進科技發展，但在普通的日常生活領域無法實現科技創新。因此，“中央計劃經濟的失敗說到底與技術創新問題有關”，“面對現代經濟的復雜性，中央集權化的官僚制度無論技術有多先進都無能為力”。

對于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需借助市場機制的力量，這毫無疑問是合理的。但是否僅借助市場機制就能實現經濟現代化和信息化呢？當然不是。毫無疑問，福山將蘇聯解體歸結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錯誤的，他給出的幾個理由也不能成立。雖然在特定歷史階段和領域，福山的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整體而言，是不符合事實的。

第一，關于信息技術，它最初恰恰是在國家軍事戰略指導下形成的，后來才轉向民用領域，由市場和國家相互配合來推動。世界上最早的電子計算機跟“二戰”的戰火緊密相連。隨著“二戰”火炮的發展，彈道計算越來越復雜，原有的計算機已經不能完全滿足這種需要，迫切需要有一種新的快速的計算工具。在此背景下，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誕生了。后來經過美國貝爾實驗室、IBM公司等市場化手段的參與合作，創造了現代意義上的微型電子計算機。但這一過程仍然借助于國防戰略的推動?？梢?，沒有國家發展戰略的推動，就不可能發展出現代信息技術?，F代信息技術也不僅是為滿足市場需求而創造的，它自始至終還是一種國防戰略技術。

第二，與福山所講的不同，相對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不是顯示出更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相反，這種科技創新能力正在逐漸喪失。比較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常用案例是中國和印度的比較，因為二者無論在人口、地理位置、資源稟賦還是建國時間上都基本相當。印度獨立后保持了原先的市場經濟，中國則一半是計劃經濟、一半是市場經濟。經過比較，最終結果是：中國無論在生活質量、經濟總量、環境保持還是技術含量上，都遠遠超過印度。這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在技術革新上并不比資本主義差，相反，更有優勢。同樣，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技術創新的能力在逐漸喪失，其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資本家的企業家精神，包括技術創新功能不斷喪失，最終會為“受過訓練的專家小組”所替代。而受過訓練的專家小組并不以自由競爭的方式運作，而是“以可以預計的方式運行”。由于企業家職能的不斷喪失，他們最終會淪落為賺取工資的“日常行政”工作者，使得自己“變得多余”。這樣的社會結果是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替代。二是計劃經濟相對于市場經濟具有許多優越性，最重要的優越性是增強了經濟的調節和理性，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大大縮短了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時間和流程。這是因為“每一項改進理論上能夠以法令加以推廣，而低標準的做法就能很快被消滅”。

第三，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已經證明，它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并不亞于資本主義，相反，它在很多歷史階段和很多方面的科技創新能力遠超資本主義。例如，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再如，在國家發展規劃和技術引進相結合的方式下，中國高鐵已經在技術、總量、種類、運營、成本、施工效率等很多方面領先世界，走出國門，成為中國經濟、文化輸出的一種新名片。俄羅斯媒體對此稱：北京的學習速度快得驚人，它以歐洲及日本的成就為基礎，迅速掌握了相關技術及知識。在借鑒外國經驗的同時，北京也致力于自主研發；中國不僅有實力、有意愿與俄開展高鐵合作，還能給出更為經濟的方案。在工業總產值上，蘇聯僅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就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而中國經濟總量從2009年開始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這些成就告訴我們，片面地迷信市場和資本是不正確的。只有市場而沒有計劃，沒有國家調節和引導，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發揮技術優勢的。社會主義在工業化上占有優勢，為什么在信息化上就沒有優勢？福山講社會主義只能通達工業階段，無法實現后工業化，這沒有任何依據。

第四，關于經濟運行的定價機制和工作精神的培養，資本主義也沒有表現出比社會主義更明顯的優勢。資本主義的定價機制靈活多變，但也缺少宏觀理性的約束，無法避免類似于美國新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之類的災難。

【“在某些情況下，資本主義行業處于價格和產量在理論上不確定的環境中……資本主義經濟要做到萬事事先決定也比社會主義經濟困難得多，代價也大得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無窮無盡的運動和反運動是必然的，決策必定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出，這就使行動遲緩拖宕，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存在那樣的決策和行動，不存在那樣的不確定性。”】

同時，既然福山認為真正的工作精神并不是基于經濟人的利己動機，那么認為只有市場才能形成工作精神的說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只有超越了經濟人邏輯，建立在共同占有而不是少數壟斷生產資料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是能夠真正產生具有奉獻精神的工作精神的土壤。福山一邊堅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邊又要資本家不利己、有奉獻精神，要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怎么可能呢？

第五，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因為不能參加國際分工而無法形成規模效益，也是毫無根據的。首先，這純粹是一個經濟問題，與后工業技術的形成沒有必然聯系。其次，市場經濟的效率可能在特定階段具有明顯的提高，但就從生產整體的可協調性和生產周期的可規劃性來看，并不比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優越。再次，參與國際分工也未必能形成規模效益。相反，拉丁美洲近代踐行華盛頓共識的教訓一再告訴我們：參與國際分工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否則只能淪為中心國家的經濟殖民地，在產業結構上被鎖定在低端位置，難以形成獨立自主的和高技術、高資本含量的產業結構。東南亞“四小龍”和“四小虎”是福山曾經高捧的榜樣，它們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狀況，則完全推翻了福山之前的結論。這種完全依靠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僅適用于某些海洋性小國，僅適合于特定歷史階段的國際背景。如果夸大為世界性的普遍的經驗，就可能變成一種經濟欺騙和掠奪工具，而不是促進經濟后工業化的動力。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以自己的切身經驗披露了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如何利用市場學說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盤剝的陰謀。

三、蘇聯解體是因為采用了“蘇聯模式”嗎？

福山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不能實現后工業化，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將蘇聯解體歸咎于蘇聯模式。這種做法起初在國內外都比較流行，中國一些學者也認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弊病太多，已經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動力機制。應該承認，蘇聯模式或者斯大林模式的確存在嚴重缺陷，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缺陷是否一定會導致蘇聯解體？是否采用這種模式或者學習這種模式的國家一定都會解體？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否就是蘇聯模式？應該看到，這種觀點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被提出來并不奇怪，但放在今天來看就是片面而錯誤的了，因為繼續堅持這樣的觀點將面臨一系列問題的挑戰。

第一，蘇聯解體前，蘇共的指導思想已不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它的失敗恰恰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的失敗，不應將責任歸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解體前，其社會政治制度已經蛻變為“民主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是一種資產階級社會制度，其失敗恰恰是一種資本主義制度模式的失敗，不應將責任歸結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解體前，蘇共的指導思想集中體現為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指導思想，而當時的戈爾巴喬夫無論從世界觀還是從政治信仰上都不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主社會主義者”。1989年11月，戈爾巴喬夫發表了《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變革》一文，這是他的思想發生根本性蛻變的標志。他認為，

【“社會主義思想，據我們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且是指這樣的自由，它依據人的理智，依據關于在同其他人相處中具有個人權利的人道主義觀念”，（所以）“社會主義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類的理想和價值觀的體現者和捍衛者”。】

在人類世界整體仍然處于資本主義階段的時代，在由于生產資料的少數人占有和壟斷而將這個人類社會區分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從而存在兩極鴻溝的時代，一切普世自由、普世民主都只能是一種烏托邦，這一思想已經由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和繼承者強調過多次了。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的上述重新界定實質上是在偷換概念，將馬列主義偷換成了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偷換成了資本主義，稍微具備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常識的人都能理解和得出這個結論。就連不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也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回憶錄中說：

【“我讀了這篇文章，戈爾巴喬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講話和《改革》一書發表的兩年來，思想變化之大深深打動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堅持‘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把這個詞的內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內容與其說是屬于列寧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毋寧說更接近西方的社會民主。”】

1990年7月，在戈爾巴喬夫推動下，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件。“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些思想實質上是赫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思想的繼承發展，是第二國際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當代變種。爾后，戈爾巴喬夫親自組建俄羅斯統一社會民主黨并自任主席，后來又于2000年11月與其他十多個社會黨合并成為新的統一社會民主黨，公開宣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這些事件則完全印證了上述看法。在政治和組織制度上，蘇聯解體前也不再是社會主義了。戈爾巴喬夫等已經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對蘇聯進行了改造。一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來改造黨，放棄了黨的領導制度，采用總統制度。1990年3月，根據蘇共的建議，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取消《憲法》第六條的決議，這一決議是保障蘇共領導地位的核心條款。二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確定干部標準，這一標準的改變導致非馬克思主義干部進入并控制蘇共領導崗位，無法得到監督和更換。戈爾巴喬夫以干部年輕化和改革為名，采用一種“干部的逆向選擇機制”，更換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批干部，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或立場模糊的干部。三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放棄了蘇聯社會主義聯盟制度，不顧全民公決大多數人民對終結聯盟制度的反對，主動背棄聯盟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江澤民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重要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

第二，中國、古巴、朝鮮、越南等國也學習過蘇聯模式，如果蘇聯模式必然導致失敗，那么它們也無法逃避蘇聯的歷史命運，但事實恰恰相反，它們今天仍然存在并且整體發展不錯。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蘇聯，因而后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效仿其制度模式。但蘇聯模式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踐行和命運完全不同，它演化出多種不同結果和道路。學界通常認為，這些道路整體上可以區分為三類：一是以中國和越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道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二是以古巴、老撾和朝鮮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適當改良的道路，仍然以計劃經濟和權力集中為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市場和分權機制；三是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代表的全面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認為只要采用蘇聯模式就必然導致崩潰和解體，那么除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外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就必然崩潰和解體，但這根本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最終走向崩潰和解體的只是走第三類道路的國家。應該承認，蘇聯模式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方面的確存在很多問題，而且很多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必須將蘇聯模式的根本制度和運行體制、機制做必要的區分。存在弊病的不是根本制度，而是具體體制、機制和政策，需要做的是改革體制、機制而不需要改變社會政治經濟制度。這些體制、機制層面的弊病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也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它們就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這些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因素，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所有矛盾中的次要矛盾，我們必須承認這些矛盾及其影響的客觀性，但絕不能將其夸大為主要矛盾。

第三，盡管蘇聯模式存在很多問題，但其實質仍然是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模式，比資本主義模式具有社會優越性。蘇聯模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具有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這包括經濟上堅持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體制，政治上實行共產黨執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模式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制度模式，它存在的問題再多，也比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先進性和優越性。盡管它過于強調權力集中，完全否定市場的作用，不注重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權力的監督，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和改革，但絕不應以偏概全，用其存在的問題否定其成就。

【“一種解釋是，蘇聯垮臺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缺乏生機造成的。按照這種解釋，蘇聯的計劃經濟已經失敗，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資本主義才是可行的選擇。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那時就有文章聲稱計劃經濟無法運行。這種有關蘇聯垮臺的解釋何以不能自圓其說的證據，在于蘇聯社會主義在垮臺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雖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來越多的經濟難題，但它還在推動經濟增長，盡管在80年代速度有所減慢。”】

實際上，現實中的資本主義諸種模式盡管也在不斷革新，但馬克思早已揭示的致命性缺陷一直存在而無法革除。連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都驚呼“美式資本主義的滅亡”，曾經為歐美自由民主主義做宣傳并將西式民主稱贊為“樂土”的美國學者福山也認識到美國政治制度正走向“衰敗”、“只有死路一條”。資本主義在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之間擺來擺去而無法擺脫危機糾纏的歷史事實證明，它已經拿不出新的解決危機的方案，其制度局限性已經完全顯露無遺。資本主義制度的這些缺陷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比較起來，要大得多、致命得多。

四、蘇聯解體的根源在于背離社會主義道路

既然福山的上述觀點及其變種難以成立，那么導致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隨著相關材料的不斷披露，人們開始從直覺和猜測中走出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越來越全面、理性和深刻。綜合分析各方面原因，我們越來越明顯地感到，導致蘇聯劇變的禍首指向已經蛻變的官僚集團：從赫魯曉夫官僚集團發展而來，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執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的蘇共領導集團。

蘇聯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與蘇聯模式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蘇聯模式的嚴重缺陷是導致蘇聯出現官僚利益集團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政治上的“等級授職制”，層層任命干部而不是選舉產生的制度。然而，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認為它必然導致蘇聯解體，仍然將其視為導致蘇聯解體的諸多原因中的一個潛在的可能的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必然因素。這是因為官僚特權制和等級授職制度既然與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和分配公正相沖突，那么只要真正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可以通過人民監督機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將其去除；這種官僚利益集團的破壞作用要由潛在變為事實，還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執政黨的路線錯誤；二是國外破壞勢力的滲透和演變，與之相互勾結，形成破壞力量?；蛘呖梢哉f，蘇聯高度集權而缺乏監督和糾錯機制的政治權力制度、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以及英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和破壞，這三個條件或因素加上蘇聯官僚利益集團這個主體力量條件，至少這四個條件或因素直接導致蘇聯劇變和解體。在這四個條件或因素中，第一、第二和第四個在蘇聯劇變后就已經有較多研究分析，第三個則是隨著新的資料的披露而逐漸引起人們重視的。

這些新資料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對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的采訪記錄；二是撒切爾夫人1991年11月美國休斯敦演講內容以及對其真實性的多次相關考據；三是蘇聯前總理雷日科夫《大國悲劇》一書披露的美國情報資料；四是美國學者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關于蘇聯高層“亦官亦商”現象的相關分析。從上述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團已經在信仰上基本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蛻變為追求個人利益的資本主義者；關于蘇聯解體的過程，我們發現了一條非常清晰的線索，那就是外國顛覆勢力聯合利用內部官僚利益集團，實施對蘇聯的瓦解和破壞，最終導致蘇聯自上而下解體。

外部敵對勢力從十月革命勝利后始終存在，他們能夠將自己的顛覆目標變為現實，必須通過內部勢力才能實現。為何是官僚利益集團而不是其他集團成為這個被顛覆勢力利用的對象？為何這個集團能夠完全顛覆蘇聯而不是只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因為官僚利益集團無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還是在實踐上，已經整體蛻變為追求自我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民利益的集團，蘇聯的解體可以為他們獲取更多利益提供機會。外國顛覆勢力正是利用這一點，或者通過拉攏脅迫，或者通過洗腦演變，將其轉變為叛賣勢力。而他們又是掌握黨政軍大權的精英人物，他們的權力和蘇聯社會基本制度的維持互為表里，因而他們叛賣的直接結果必然是社會基本制度的顛覆。

對于蘇東劇變發生的原因，鄧小平給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時提出要重視蘇聯歷史教訓，防止和平演變在中國發生。1989年東歐事件開始時，鄧小平就指出：

【“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今年的動亂也是遲早要出現的。其中也有我們內部的問題。你知道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

蘇聯解體后不到兩個月，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很清楚，在這里，鄧小平是從領導集團的政治立場角度看待蘇聯解體的原因的，因而強調中國從第三代領導人團體開始，就要警惕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

然而，蘇聯官僚集團自上而下顛覆蘇聯制度，為何沒有遭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反對和制止？很多人由此得出官僚利益集團的這一做法得到了廣大人民和黨員的支持，甚至還有人看不清官僚利益集團實際上已經叛賣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把他們被國內外資產階級勢力及其思想家最終拋棄，看成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拋棄。關于蘇共廣大黨員“竟無一人是男兒”以及人民群眾聽之任之的表現，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認為：由于大眾傳媒的失控，由于失去了同群眾的聯系，黨和國家領導層的代表們未能借助這一非常強大的支持；群眾性表示支持蘇聯政權的游行示威可以讓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很正常，但當時同志們已經不再會或者忘記了到街頭去發動；因此，我們大家又汲取了一個教訓——共產黨人不能喪失果斷行事的技能和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動的準備。所以，歸根到底，這個問題是因為蘇共沒有真正貫徹群眾路線、搞官僚主義極權體制，喪失了作為一個革命黨的覺悟和組織能力，以及蘇共缺乏對意識形態和信息傳媒高度負責的態度，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局面致使許多黨員和普通群眾喪失了基本判斷能力。

五、深入理解蘇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源

導致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這一官僚利益集團產生的根源又是什么？無論對于解體了的蘇聯，還是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都必須搞清楚這一重要問題。筆者以為，這個根源至少包括下面三個方面。

第一，理想信念的蛻變。盡管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但絕不應將其機械化、教條化，認為社會主義消滅了私有制，私有觀念就永遠隨之消滅而不存在了。價值觀相對于其他觀念形態是最難改變和消除的。它相對于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言，具有強大的遲滯性和反動（反向而動）性，即使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它也可能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將這一經濟基礎“拉回”到歷史前期狀態，這就是所謂的“復辟”。蘇聯盡管經過了社會改造、消滅了私有制，但私有觀念始終存在，這包括沙皇時期傳統習俗和觀念的殘余、新經濟政策時期資本觀念的殘余，以及蘇聯時期違背按勞分配原則的工資福利特權觀念的殘余。馬克思認為，按勞分配也會產生“資產階級權力”，何況這種違背按勞分配而按等級權力進行分配的制度？為何出現這種等級制分配關系和分配觀念？這仍然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盡管蘇聯的生產關系已經實現了公有制，但這種公有制的管理權仍集中在權力部門，進行著自上而下的泰勒式層級管理，缺乏經濟民主。所以，公有制本來應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含義并沒有真正實現。這種私有觀念在戈爾巴喬夫搞私有化改革、外國新自由主義理念熏染背景下，在一些領導者的頭腦中發展為追求個人私利和享樂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念就成為一種必然。

第二，階級立場的轉變。階級首先是一個經濟概念，盡管依靠政治權力在分配關系上搞特權為官僚集團蛻變提供了條件，但僅具備這一條件未必能導致官僚利益集團的政治蛻變。只有具備了階級形成的基本條件，即在生產資料上成為資本所有者，才能徹底使其階級身份和階級立場發生根本變化。根據大衛·科茲的研究，戈爾巴喬夫時期創造了新資本主義企業的人，主要包括技術專家和“黨—國精英”兩個部分，“黨—國精英”包括共青團員、外交部官員、內閣成員、產業部或國有企業領導、國有銀行職員、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員等，他們因為有廣泛的社會聯系且更易獲取信息、抓住機遇而成為創造新私有企業的主體力量。有人分析說：

【“早在1987年，某些黨—國精英就把自己變成資本家了。到1989年，這一現象已是遍地開花了。”】

這些“黨—國精英”的蛻變也有一個過程，他們的蛻變不是沒有阻力的，但到了改革后期，他們也和反對派一唱一和，蛻變為反政府力量，直到1991年完全變成親資本主義聯盟的骨干力量。例如，曾擔任中央委員會部長會議副主席的西拉耶夫回憶說：

【“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似的”；“我們向往財產私有化……我們向往的不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業企業在內的私有制”；（在這個蛻變過程中）“不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終結，黨—國精英才拋棄舊體制。真正的事實與之相反：是由于黨—國精英拋棄了舊體制，舊體制才終結”?！?span lang="EN-US">

舊體制存在問題，但導致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不是舊體制，而是“黨—國精英”。“黨—國精英”拋棄舊體制，把自己變成為資本家提供歷史機遇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行為。

第三，外部因素轉化為內部因素。應該說，當時的蘇聯與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有人以此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就是不如資本主義。這種不做具體分析而簡單比較和下結論的現象今天仍然存在。在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交往過程中，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干部因為理論水平差，認識不到這種差距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客觀原因，開始對資本主義國家少數人占有大量社會財富產生羨慕之情。這種羨慕之情與自身依靠等級制所形成的利己主義觀念相疊加，就成為導致后來理想信念動搖和蛻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如果西方發達國家的相關部門利用這一弱點，對一些關鍵人物進行主動地、方式多樣地滲透和收買，這一蛻變就會演變成相互強化、相互依賴的順水推舟之勢。據戈爾巴喬夫助手瓦·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100多萬美元。而2003年9月20日，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亞·麥德維杰夫也承認：

【“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個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錢。我的一本厚書，在英國出版，得了兩千英鎊稿酬；在美國出版，得了一萬美元。據我所知，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300萬美元的稿酬。葉利欽的第一本書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萬馬克；在英國出版，得了10萬英鎊。”】

這些蘇聯國家領袖人物、高級干部，帶頭收受西方帶有賄賂和收買性質的錢財和贈品，這本身不僅是思想信念上的叛賣行為，而且在組織上和政治立場上也開始動搖。這種行為的惡劣影響和腐蝕作用也許一次兩次不能立刻顯現出來，然而久而久之他便可能喪失任何反思和批判能力，成為徹底的蛻變和叛賣分子。到那時，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就成了他的真正領導，也就是通過他的大腦和行為，成了該國的領導。在所有受外國誘惑的蘇聯官員中，戈爾巴喬夫的影響力是最大的。盡管我們并不認為一個戈爾巴喬夫就能葬送蘇聯，但如果由他帶領官僚利益集團主動叛賣，那這個過程的阻力就變得小多了。據戈爾巴喬夫自己承認，他思想最徹底、關鍵性的轉變，發生在1986年10月他和里根總統在雷克雅未克的密談之后。關于密談的主要內容，他自己于1993年在法國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重頭大戲，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上述內容在布熱津斯基的回憶中得到了印證：“美國確實在蘇聯解體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蘇聯的解體是長達40年的兩黨共同努力的結果,跨越了從哈里·杜魯門到喬治·H.W.布什等總統任期，“幾乎每位美國總統都以不同方式為此結果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而且做出貢獻的還有其他一些人物，比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萊克·瓦文薩（波蘭團結工會的領導人）以及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造成蘇聯解體的‘新思維’的提出者）。”

劉仁營，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胡月慶，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