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內容提要：20世紀2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對蘇聯的敵視與對立，是斯大林執政初期所處的國際環境，對蘇聯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那種認為在斯大林執政初期，蘇聯不存在戰爭的威脅，是斯大林夸大了面臨的危險；斯大林將資本主義視為對立面，造成了資本主義對蘇聯的不信任，造成了兩制對峙的緊張局面的觀點，本文認為是不符合歷史的。對斯大林的失誤及錯誤進行分析和批評，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對歷史應當保持客觀的認識和理解。評價斯大林，必須尊重歷史事實，才能夠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一種觀點認為，“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力量，使蘇俄完全有可能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一種互利互惠的經濟文化關系”，但是，斯大林“宣傳和夸大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武裝干涉的危險”，對于并不具備必然聯系的事件，蘇聯卻把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似乎面臨著戰爭威脅。“國際形勢被描繪得如此緊張，主要是斯大林有意所為。”筆者認為，當時的歷史并非如此。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建立就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攻。它們發動的武裝干涉失敗后，一些國家承認了蘇聯，但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依然對蘇聯敵視對立，還試圖建立反蘇陣線。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接連發生了一系列針對蘇聯的嚴重國際事件。西方也有學者承認存在著“真實而又持續很久的敵視蘇聯的舉動”。本文對斯大林執政初期西方資本主義對蘇聯的敵視與對立進行回顧，對斯大林的判斷與行動進行分析，相信會有助于人們更清楚地認識歷史并作出全面的理解與評價。

一、2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對蘇聯的態度和行為

20世紀20年代初期，經過艱難的斗爭，蘇聯和世界資本主義終于形成了均勢狀態，雖然是極不穩定的。《英蘇貿易協定》的簽訂、《蘇德貿易協定》的簽訂，蘇俄與挪威、奧地利、意大利、丹麥、捷克斯洛伐克等歐洲國家簽訂的貿易協定，以及蘇聯與一些國家外交關系的建立，標志著世界對蘇維埃政府事實上的承認。但是，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依然持敵視敵對蘇聯的立場，國際上反蘇高潮迭起。在這一時期，盡管未爆發大規模的反蘇戰爭，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摩擦、矛盾卻依然存在。

1.英國對蘇聯的敵對

英國對蘇聯依然持敵對立場。1923年發生了以“寇松通牒”事件為開始的反蘇逆流。在這一年的5月，蘇俄處決了一名以宗教活動為掩護的英國間諜，并扣留了擅自闖入蘇俄領海的英國漁船，英國就以此為借口于5月8日由外交大臣寇松向蘇聯發出最后通牒，稱蘇聯進行反英宣傳，印度、伊朗、阿富汗的民族民主運動就是受了蘇聯的煽動。通牒要求蘇聯停止反英宣傳，召回駐伊朗和阿富汗全權代表，賠償處決英國間諜的損失，釋放被扣漁船等；最后要求不經任何談判，10天內必須答復，否則廢除1921年《英蘇貿易協定》并斷絕兩國間一切關系。這一事件的發展顯示出通牒是英國掀起反蘇行動的信號。英國海軍開始向黑海、波羅的海和白海調動，派遣參謀總長和軍事代表團到波蘭和羅馬尼亞檢查波羅軍隊反蘇武裝干涉的準備工作。5月10日，英國間諜刺殺了蘇聯出席洛桑會議的代表沃羅夫斯基。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普遍登載了“寇松通牒”，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蘇運動。“寇松通牒”遭到蘇聯人民的堅決反對和蘇聯政府的有力反擊。在英國國內也不得人心，群眾廣泛開展了抗議運動。在群眾的強大壓力下，又由于英國統治集團內部存在分歧，最后反蘇逆流開始扭轉。

英國工黨麥克唐納政府于1924年初上臺執政后，當時國內民眾強烈要求承認蘇聯，最終，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并簽訂了條約。但是，在野的保守黨和一些反蘇勢力依然極力反蘇、反共，竭力阻撓英蘇關系正常化。在野的保守黨偽造了所謂“季諾維也夫信件”，對工黨發難。這個事件又被稱為“紅信事件”。事情是這樣的：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的一封公開信在英國正在進行的大選中引起很大影響。在信中，季諾維也夫號召英國共產黨奪取政權，號召他們加強顛覆活動。這封信后來被證實是偽造的，但卻直接影響了選舉結果。這封信對工黨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工黨組成的政府以官方身份承認了蘇聯。最終，在大選中，工黨敗北，保守黨上臺，由鮑里溫組成新政府，他上臺后拒絕批準工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的兩個經貿條約。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還走遍歐洲，采用許愿、壓迫、威脅等手段，試圖建立新的反蘇集團。1926年10月，英國保守黨斯卡伯勒大會就作出決定要撕毀《英蘇貿易協定》，關閉全部蘇聯在英機構，斷絕外交和貿易關系。

1927年，英蘇關系急劇緊張起來。在這一年，英國保守黨在世界范圍內對蘇聯進行了三次公開打擊。第一次打擊是指使中國軍閥在北京襲擊蘇聯大使館，目的是找到證明蘇聯進行破壞和干涉中國內政的文件。蘇聯駐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也遭到了襲擊。第二次打擊是英國策劃了一起襲擊阿爾柯斯和蘇聯駐英國商務代表處的事件。阿爾柯斯是蘇聯合作社代表團于1920年在倫敦設立的股份公司的簡稱。5月12日，英國政府以蘇聯在英國煤礦工人1926年大罷工中曾鼓動罷工為借口，英國武裝警察在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強行占領阿爾柯斯和蘇聯商務代表處大樓，進行非法搜查并毒打、拘留蘇聯外交工作人員。他們試圖發現可以指控蘇聯搞顛覆的證據，同時制造了假材料，引起輿論嘩然。第三次打擊是蘇聯駐波蘭全權大使沃伊柯夫在華沙被暗殺事件。6月7日，波蘭籍白衛分子科維爾刺殺了沃伊柯夫。按照主謀者的計劃，這次暗殺主要是使蘇聯和波蘭發生軍事沖突。挑釁事件激起了蘇聯人民的反對和世界輿論、進步人士的強烈憤怒。波蘭畢蘇斯基政府不得不道歉，并正式譴責這次暗殺罪行。英國挑起蘇波沖突的企圖沒有實現。

1927年，英蘇關系最終破裂。2月，英國政府向蘇聯發出了一份照會，指責蘇聯資助英國罷工的煤礦工人，并威脅要廢除貿易協定和斷絕外交關系。5月下旬，英國議會下院就英蘇關系展開了辯論。5月27日，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宣布同蘇聯斷絕外交關系，并廢除1921年《英蘇貿易協定》。接著，資產階級報刊掀起了猛烈的反蘇運動。在蘇聯有理有節的斗爭下，反蘇事端逐漸平息。在1929年10月，新的英國工黨政府的組建以及在急于與蘇聯進行貿易的工商界人士的推動下，英國與蘇聯的關系才得以恢復。

2.美國對蘇聯的敵視

美國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敵意基本上是毫不掩飾的。美國也有學者認為冷戰現象在1920年就開始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認為蘇聯政府不可能存在下去，蘇俄及其后的蘇聯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整個20世紀20年代，美國從國會到政府都奉行抵制和反對蘇聯共產黨政權及其制度的政策。1921年-1923年，蘇俄遭受嚴重饑荒的時候，美國救濟總署的糧食和藥品援助有助于緩解饑荒造成的困難，但是雙方在合作中也出現了一些摩擦。美國對蘇聯的饑荒援助被認為是“人道主義與政治動機相結合的饑荒援助”。美國政府和人民對蘇聯的人道主義援助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同時，“美國政府試圖利用俄國發生嚴重饑荒，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產生動搖和懷疑之機，通過糧食援助來促使布爾什維克黨政權盡早垮臺”。蘇俄對美國援助機構在俄的活動也抱有高度的戒備。

這一時期美國始終堅持不承認蘇聯的政策，并且采用了外交孤立和國際封鎖等比較隱蔽的手法。蘇聯方面在與美國政府改善兩國關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關系方面比較積極，美國實業界與蘇聯建交的要求也很強烈，但是美國政府堅持以蘇聯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作為關系正常化的先決條件。蘇聯政府曾多次表示愿意以不干涉內政和解決財務問題上的相互要求為前提，同美國政府探討兩國之間的問題。但是當時的美國政府與蘇聯政府在有關承認債務、返還被沒收的美國公民財產或給予其相應賠償問題上存在分歧。美國認為蘇聯拒絕承認國際義務，因此不會同它建立關系。美國還認為，蘇聯一直在進行推翻美國現行制度的宣傳活動。后來，美國政府迫于企業家的要求和壓力也不得不作出調整和讓步。“國務院把對布爾什維克的厭惡同經濟擴張的愿望區別開來，允許發展重要的商務關系”，“1928年，美國占外國在俄總投資的24%”。但是美俄關系是非常不穩定的。胡佛政府時期還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對蘇聯公民前往美國實行更多的限制，進行“反蘇聯傾銷”運動，抵制蘇聯商品、實行貿易歧視政策、凍結蘇聯貨物等。1930年，美國財政部長梅隆走訪歐洲各國，其目的就是把這些國家聯合在美國周圍，共同對蘇聯進行經濟抵制。總之，美國在長達16年的時間里對蘇俄采取不承認政策，兩國關系持續緊張。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由于國際局勢的變化，蘇美才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暫時擱置了分歧和矛盾，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開始了緩和與合作，建交后兩國關系雖然有很大的前進，但是矛盾隔閡依然不少。

在這一時期，美國以“中立”或“不干涉”為幌子，表面上站在一旁，但事實上，它是反蘇行動的幕后鼓勵者，比如，美國沒有參加洛迦諾會議，但它是背后的支持者。美國壟斷集團還在財政上、戰略原料上幫助德國，由此加強對蘇斗爭和鎮壓歐洲革命運動中的軍事力量。美國政府不僅自己不承認蘇聯，在蘇聯努力與其他國家改善和建立關系時還從中阻撓。早在1920年-1921年蘇英進行貿易談判期間，美國就不斷干擾，促使英國工商界對蘇聯采取強硬措施，并竭力支持英國與蘇聯斷絕關系。1923年底，英國和蘇聯建交前夕，美國還在向英國施加壓力，阻止兩國建立關系。美國還干涉1924年蘇聯與法國的外交談判，阻撓兩國關系正常化。美國國務卿休斯毫不掩飾地聲稱，美國不喜歡法國和蘇聯接近。美國還不希望蘇聯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它擔心蘇中建交會加強這兩個大國在遠東的地位，削弱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因而不斷阻撓兩國建交，最終美國如愿以償。美國還阻礙蘇聯同拉丁美洲國家關系正常化。1930年，胡佛政府惡意破壞墨西哥、烏拉圭與蘇聯的關系，在美國的壓力下它們被迫宣布和蘇聯斷絕外交關系。

3.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聯合敵對行動

20世紀20年代，反對蘇聯是很多國家的共同目標。這一時期曾發生了索菲亞爆炸事件。1925年4月16日，保加利亞索菲亞大教堂發生了爆炸事件，當時以亞·燦科夫為首的保加利亞法西斯政府的成員和其他政界人士正聚集在這里。燦科夫發表聲明指責蘇聯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一些國家的反動報刊也掀起了反對社會主義蘇聯的宣傳活動，要求進行反蘇干涉。燦科夫政府還借機大肆迫害人民群眾，有數萬人被捕，數千人被殺害。蘇聯嚴厲譴責了燦科夫政府的暴行，揭穿了反動的保加利亞政府的挑釁性質。

一些國家還采取了聯合反蘇行動。1927年6月，在日內瓦召開的六國外長會議上，英國外長張伯倫提出了“和共產國際作斗爭”的口號，提出了一個反蘇聯合聲明草案。所幸，這個聲明草案未被會議通過。在這一時期，維護凡爾賽體系確立的國際秩序，阻止和破壞蘇徳關系是英國、法國、美國等戰勝國關注的中心。在充滿不安定因素的歐洲局勢下，蘇聯致力于維護和鞏固蘇德關系，但是蘇德關系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英、美等國家并不希望蘇德合作，他們的希望是使德國的經濟力量增強而反對蘇聯。《道威斯計劃》的實施就顯示了他們對蘇聯的險惡用心。這一計劃將蘇聯定位為農業國，定位為提供原料的附屬地，想讓蘇聯的工業依附于西歐，為歐洲提供原料和糧食，同時從德國和其他國家輸入工業品。

英法美還為《洛迦諾公約》而歡呼，認為這一公約是維系戰后秩序的新保證，認為“洛迦諾精神”帶來了和諧與安全，標志著一個和平的時代降臨了。但是，正是《洛迦諾公約》和《道威斯計劃》使德國得到了恢復，最終又形成了新的戰爭策源地。在英國倡議下召開的洛迦諾會議和簽訂的《洛迦諾公約》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維持凡爾賽體系，是法國、德國、英國、比利時、意大利試圖建立安全保障體制。與會國家在會議外交中，竭力發揮“均勢政策”的作用。這一公約同時也反映了帝國主義的反蘇傾向，公約實際上要求這些國家在進行反蘇戰爭時彼此將給予援助。公約的簽訂國還試圖通過對德國作出一些讓步和承諾，將它拉入反蘇陣線。它們意在阻止德國進一步和蘇聯接近，離間蘇德關系，這個公約考驗著蘇德兩國并不穩固的合作關系。洛迦諾會議表明德國已經褪去了戰敗國的外衣，在歐洲事務中重新同英、法、意處于一個平等伙伴的地位。“洛迦諾公約終于讓人舒了一口氣，且被譽為新世界秩序的開端。三位外長，法國白里安、英國張伯倫、德國史特瑞斯曼，一起獲諾貝爾和平獎。但歡欣鼓舞之余，沒有人注意到他們規避了真正的問題；洛迦諾與其說是為歐洲帶來了和平，不如說它已導向下一次的戰場。”在當時國際上危機四伏的時期，蘇聯必然要重視洛迦諾會議及《洛迦諾公約》對自己的威脅。在蘇聯看來，“‘道威斯計劃’奠定了反蘇統一戰線的經濟基礎，而洛迦諾公約則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是反蘇統一戰線的政治組織形式”。

這一時期，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看似想建立和平解決爭端、調節沖突的機制，但是，事實上他們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且它們之間是矛盾重重、難以協調的。比如1928年簽訂的《關于放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非戰公約》，截至1933年，該條約締結國有62個。但這個貌似維護和平的公約其實際作用無非是粉飾太平。條約從國際法上規定了戰爭的非法性，但由于英、法、美等國各自懷著自己的政治目的參與簽約，同時都提出了為保護本國利益各國政府有權訴諸武力、進行戰爭的保留條件，因此公約對締約國并無實際約束作用。比如，在公約中，英國提出“對其政府未被所有國家承認和未能在領土內維持良好秩序和安全狀態的某些國家”，英國不能遵守《非戰公約》的規定。英國的指向就是蘇聯和中國。而且，這些發起國對蘇聯懷有敵意，在長達一年多的籌劃過程中把蘇聯排除在外。蘇聯對未被邀請參加籌劃過程一再表示不滿。1928年8月5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嚴正指責英、法、美等國孤立和反對蘇聯的企圖。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指出，“排除蘇聯參加公約談判一事證明，公約發起國的真實目的，是要把公約變成孤立和反對蘇聯的工具”。蘇聯于9月5日正式簽字加入公約。但是，一直到1928年底，其簽字國除蘇聯外尚無一國批準。1929年7月24日，《非戰公約》最終生效。這個公約的簽訂，在國際社會引起了一陣關于和平的喧囂，一些人認為這將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實際保證。事實上，這一公約在現代國際法的發展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不能有效地制約戰爭，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世界作出了一些努力，試圖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比如，1927年，資本主義國家為達到“經濟利益統一”召開了經濟會議，但是毫無結果。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用和平方法解決市場問題已經行不通了。國際聯盟從1925年起開始召開的裁軍籌備委員會會議，實際上暴露了英法帝國主義假裁軍、真擴軍的企圖。蘇聯提出了一些倡議，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是直到1927年，世界裁軍毫無進展，歐洲再次彌漫著軍備競賽的氣息。最終在1930年，在籌備會的第七次會議上才勉強通過了一個對誰都沒有嚴格約束力的裁軍公約草案。這時的國際局勢實際上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二、斯大林對國際形勢的判斷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斯大林的判斷有所變化。在1924年的執政之初，斯大林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還是很樂觀的。他認為，過去的一年，蘇維埃俄國在國際地位方面發生了新的大變化。一是在歐洲的主要國家里，法西斯化的企圖都已經失敗了，在法國和英國，這些企圖的制造者彭加勒和克遜已經被轟下臺去了；二是好戰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幾次孤立蘇俄的企圖都失敗了，蘇俄在事實上被承認了，蘇維埃俄國在國內國際都贏得了相當的威信。1925年前后，斯大林曾認為世界進入了“平靜時期”，出現了“兩種穩定：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和蘇維埃制度的穩定”。12月，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斯大林依然表達了這樣的認識。1926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包圍蘇聯，政治上孤立蘇聯的行為，對蘇聯的暗中封鎖與報復，削弱蘇聯的國際地位等，給蘇聯造成了極大的外部困難。但是，斯大林還保持比較樂觀的判斷，比如，他認為英國同蘇聯絕交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這對英國沒有好處，只有壞處。

1927年，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蘇聯處于風口浪尖，蘇聯面臨的國際形勢非常緊張。斯大林開始認為，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這些事件雖然都失敗了，但打擊將會更加厲害地重復下去。“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這一問題是現時的基本問題，這是幾乎不能懷疑的了”，存在著“一般新戰爭特別是反蘇戰爭的真正的實在的威脅”。斯大林在1927年6月的《時事問題簡評》中分析了新的國際形勢。“現在的整個國際環境，英國政府反蘇‘業務’中的一切事實，它組織對蘇的財政封鎖，它和列強進行關于反蘇政策的秘密商談，它資助烏克蘭、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蘇聯的這些國家內組織暴動，它資助間諜恐怖集團炸壞蘇聯橋梁、燒毀蘇聯工廠、恐嚇和刺殺蘇聯駐外使節，這一切都無疑地向我們說明英國保守黨政府堅決地走上了組織反蘇戰爭的道路。”斯大林認為，帝國主義陣營中武裝干涉趨向的加強和對蘇聯的戰爭威脅是當時形勢的基本因素。

斯大林揭露了資本主義的企圖，揭露了它們給世界的和平穩定造成的危害。道威斯計劃孕育著德國的革命，洛迦諾公約孕育著歐洲的新戰爭。洛迦諾會議仿佛消除了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矛盾，但實際上并沒有消除，而只是使這些矛盾尖銳化，“洛迦諾精神”的基本內容就是“戰爭精神”。斯大林分析當時存在有兩種戰爭危險。一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危險。“最近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對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對勢力范圍的重新劃分已經‘過時’了。某些新的國家（美國、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國家（英國）落在后面了。在凡爾賽幾乎被埋葬了的資本主義德國正在復活、成長并日益強大起來。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懷著嫉視法國的心理正往上爬。”在這一時期，各戰勝國并沒有友好的和平，只有武裝的和平狀態。各戰勝國加緊擴充軍備，資產階級政府實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總方針，對共產黨人的十字軍討伐，對蘇聯的瘋狂攻擊，在中國的直接干涉，這一切都是準備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戰爭的各種不同方面。另一種是帝國主義國家發動反蘇戰爭的危險。帝國主義和蘇聯的矛盾在加深。帝國主義國家所謂的和平，只是一種用來掩飾列強準備新戰爭的幌子，一種用來欺騙人民、欺騙輿論的幌子。1928年，斯大林進一步認為，國內和國外階級關系的尖銳化暴露得比一兩年前更明顯了。在國內發生沙赫特事件后，斯大林一再提醒黨內外注意危險。斯大林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對蘇聯經濟崩潰和垮臺的幻想破滅了，但是，蘇聯的國際環境比過去更加緊張了，戰爭的危險正在增長，蘇聯安全面臨著威脅，必須準備應付即將到來的戰爭。

三、對斯大林有關決策的簡要評論

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蘇俄即蘇聯的敵對態度和行為對斯大林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斯大林不可能無視一系列敵對事件的指向性及對蘇聯的威脅。對斯大林的某些失誤甚至錯誤進行分析和批評，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是正確的、必要的，但必須保持客觀的認識和全面的理解。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點認識這一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對斯大林的影響及斯大林的意圖。

1.斯大林期望推遲戰爭，維護和平

在這一時期，斯大林的主要意圖是維持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關系，因為只有在和平的條件下才能以較快的速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斯大林希望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戰爭能夠推遲。蘇聯積極謀求和維持和平，改善與英法美等西方大國的關系。斯大林對反蘇事件保持冷靜態度，盡量避免事態的擴大，努力創造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環境。但是，英美的長期敵對、一系列反蘇事件的發生都使斯大林對于能否保持和平狀態充滿了擔憂。而從國內來看，對于和平的樂觀情緒在滋長。當時，蘇聯已經在和平發展的條件下進行了幾年的建設，一些人就產生了樂觀情緒，認為會一帆風順，一直向社會主義前進。斯大林認為，不能這樣樂觀。對于資本主義世界策劃的針對蘇聯的事件必須保持清醒的判斷。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發展過程中也有可能陷于突然受敵的境地，也可能遭到武裝干涉。為了鞏固國防，蘇聯在國內經濟面臨巨大困難的情況下，在建設資金非常緊張有限的情況下，也不得不每年花費數億盧布來供養陸軍和海軍，不得不相應地縮減了在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經費，“不用說，要是沒有武裝干涉的危險，我們就可以把這筆款項，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強工業，改進農業，實行初等普遍義務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斯大林認為，在國內還存在階級對立、蘇聯還受資本主義包圍的時候，加強無產階級戰斗準備這樣一個任務就應該貫穿在全部工作中。

2．斯大林的根本目的是保衛國家的生存與安全

“由于業已形成的戰爭威脅，保衛蘇聯的問題對我們是一個基本問題。”保衛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斯大林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西方也有不少研究者認為，“蘇聯20-30年代活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安全；戰前蘇聯在東方搞軍事平衡也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全”。斯大林一方面極力避免卷入英法挑動的戰爭中去；另一方面，積極為可能面臨的戰爭做準備。斯大林表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險而不作自衛準備，它的人民是不會尊重它的。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竭盡全力保衛住國家，不使任何復辟和攻擊得逞，使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應當肯定斯大林對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生存與安全的偉大貢獻。“從列寧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領袖中也許只有斯大林一個人最徹底、最堅決地維護黨關于確立和加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他沒有那種能取代列寧的天資，但別人也沒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許多人；但在爭取新制度生存的斗爭時刻，極端重要的是目標明確和領袖的政治意志。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列寧，無人能勝過斯大林。”斯大林“只想維護蘇聯的生存。他并沒有主動塑造外交事務，而只是對它們做出被動反應。對于當時的蘇維埃國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視為是對世界上其他強國的挑戰，幾乎沒有可供選擇的聯盟國家，因而這種外交策略無疑是正確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針對蘇聯的‘十字軍’威脅”。應當說，當時斯大林對于保障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安全與生存的目標是正確的，他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3.斯大林對蘇聯的實力有清醒的判斷

斯大林認為將形成兩個世界規模的中心：一個是以蘇聯為中心的趨向于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心。顯然，斯大林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并存與對立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不認為社會主義會迅速取代資本主義。他的判斷是：資本主義和蘇維埃制度都已經穩定，達到了暫時的平衡，這對資本有利，而對革命發展不利。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由于資本主義的穩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緩而面臨很大的困難。蘇聯的力量尚未強大到足以將社會主義擴展到蘇聯一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必須按照新的方式做革命準備，而不能進行世界革命。雖然斯大林有時依然表現出對世界革命的期盼，但是，他不得不把勝利寄希望于未來。斯大林立足于實力制定對內對外戰略。同時，斯大林還一再表達了絕不會軟弱無力的決心，國內外敵對分子希望蘇聯軟弱無力，赤手空拳，向敵人屈服，向敵人投降，蘇聯是絕不會同意的。

4.蘇聯以重工業為核心的發展戰略在當時是正確選擇

資本主義的包圍和敵對使斯大林形成了強烈的孤島意識和危機意識，這是促使斯大林急切地在國內開展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直接原因。斯大林充分認識到了危險：如果蘇聯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附庸，它就將是無以自衛的弱國，這是在葬送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蘇聯必須從一個輸入機器和設備的農業國變成生產機器和設備的工業國，成為經濟上不依賴其他國家、有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內市場的國家。斯大林的認知就是：資本主義的包圍和敵對，使保衛國家的獨立和安全成為首要任務，而不為國防奠定足夠強大的工業基礎，就不可能保衛住國家的獨立和安全。蘇聯必須采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發展強大的工業以增強防衛能力。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發展戰略、農業集體化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輝煌，向世界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的生機和潛力，為人類開創了一條新的通向未來的道路。

5.斯大林對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

斯大林預料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征途面臨無數艱難險阻，同時，他對蘇聯及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充滿信心。他認為蘇聯的存在和發展在動搖和瓦解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這種革命英雄主義熱情和理想支撐著斯大林在艱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不畏艱難，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推進社會主義。1928年，斯大林在《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答弗魯姆金）》一文中，批評了弗魯姆金對蘇聯國際環境的估計。弗魯姆金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進攻蘇聯的基本的和決定的因素，是蘇聯力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削弱。這種觀點在黨內得到了一些人的認同。斯大林批評了這種觀點，他指出，恰恰相反，是蘇聯的勝利發展破壞著世界資本主義基礎，使包圍蘇聯的各資產階級國家出于恐懼而按捺不住要進攻蘇聯。“蘇聯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資產階級希望無產階級專政蛻化這一幻想的破滅，以及蘇聯在國際上的革命影響的加強，是這種尖銳化的最主要的因素。”斯大林同時清醒地指出，不能低估蘇聯的困難，必須消滅蘇聯的落后狀況，展開高速度，早日建成社會主義。他期待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勝利為開端，早日迎來世界革命的勝利。

參考文獻：

[1]秦正為：《斯大林國家利益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李曉江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3]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徳：《蘇聯興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陳之驊、吳恩遠、馬龍閃主編：《蘇聯興亡史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5]苑秀麗：《國際因素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