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月革命使人類歷史發展進入新紀元:它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預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變為實際顯示了其真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窮兇極惡的德日法西斯侵略勢力力圖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危急時刻,蘇共、中共和共產國際等率先發動抵御法西斯的號召,為消滅法西斯、捍衛世界和平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戰后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擴展;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傲然屹立世界,使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升華,展現了新的曙光。
1917年發生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過去100年。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歷史發展進入新紀元:它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在20世紀20~30年代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剛剛誕生的蘇聯顯示了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預示了人類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當窮兇極惡的德日法西斯侵略勢力席卷全球、毀滅人類良知、力圖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危急時刻,蘇共、中共和共產國際等率先發動抵御法西斯的號召,并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一起為消滅法西斯、捍衛世界和平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戰后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擴張……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傲然屹立世界,在重重危機的資本主義迷霧中展現了新的曙光。回顧十月革命百年來的世界歷史發展歷程,可以更好地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汲取社會主義興衰的歷史教訓。
一、新世紀的曙光
1.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成為現實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闡明了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當資本主義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強大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適應、不能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發展的地步時,生產力就受到阻礙,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日益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
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代表,最能團結廣大民眾和社會階層,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的最近目標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必須改造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的生產關系,即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對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和生產關系要進行強制性的干涉,采取一系列過渡性措施,并盡可能發展生產力,但這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他們還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將在英、法、德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生。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戰爭使資本主義的鏈條上出現了“薄弱環節”,列寧據此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國家爆發。
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躍居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但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總水平仍然屬于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俄國居民平均壽命僅32歲;由于缺乏受教育條件,俄國居民中文盲占多數,識字的人僅有21.1%。必須改變俄國落后的面貌,盡快融入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潮流,這是當時俄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但野蠻、落后的沙皇專制制度阻礙了俄國生產力的發展。它代表的反動地主農奴主專政阻礙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沙皇政府不顧人民的反對恣意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在戰爭中慘敗,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災難:國內經濟接近崩潰,國庫空竭、物價飛漲、外債高筑。沙皇專制機構還大肆鎮壓革命黨人,壓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封閉進步報刊和出版物……
沙皇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工人農民的強烈反抗:1910年經濟罷工有214次,政治罷工8次,1914年經濟罷工迅速上升到1370次,政治罷工達1034次(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1913年的俄國》,圣彼得堡1995年版,第415、403頁。),參加者近10萬之眾,要求推翻沙皇專制。作為“各民族監獄”的沙俄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銳。1916年中亞和哈薩克斯坦地區爆發了民族起義,參加者達百萬人之眾。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發展,軍事失利加上經濟的混亂使下層人民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沙皇專制走到了盡頭,俄國革命形勢迅速成熟。
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抓住時機,取得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勝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黨的堅強領導。新型的布爾什維克黨是由無產階級中最有覺悟、最先進分子組成的。俄國無產階級由于其所受的殘酷壓迫而最富革命性,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得俄國無產階級在某一時期,可能是很短暫的時期內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頁。)和動搖的資產階級不同,他們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并能抓住歷史機遇,要求革命突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如工廠社會化,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等),使革命形勢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黨為革命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確立了工農聯盟的政策和從爭取革命的和平發展到武裝起義的方針,規劃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形式。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確領導是十月革命勝利的決定性條件。
第二,蘇維埃政權解決了俄國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在全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土地法令,宣布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農民有權分得土地;通過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國退出世界大戰,使飽受戰爭之苦的俄國官兵聽到了自己的心聲;宣布俄國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承認了芬蘭、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國家的獨立,為俄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礎……這一系列措施使得蘇維埃政權很快就在全國范圍“凱歌行進”。
第三,把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與俄國實際結合。在關于俄國這樣一個落后國家能否越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列寧并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個別詞句,而是大膽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列寧當年和以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激烈爭辯而且時至今日史學界仍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列寧的主要思想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十月革命并不意味著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它要解決的仍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但由于俄國所處的特殊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它可以而且應當越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圍,向社會主義過渡,采取社會主義的一些最初步驟,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正在于此。列寧的思想既和那些認為“俄國只能搞資產階級革命”的右傾思想劃清界線,又和認為“俄國當立即實現社會主義”的“左”傾思想劃清界線,奠定了十月革命勝利的理論基礎。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馬克思主義從理論變為實踐,更加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
2.十月革命對蘇聯社會發展的推動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加快了工業化步伐。俄羅斯科學院烏拉爾分院副院長、歷史與考古研究所所長、俄羅斯科學院院士В.В.阿列克謝耶夫指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的步驟就嘗試依賴技術進步。這方面最鮮明的例子就是按照列寧的指示制定實施的國家電氣化計劃。20世紀上半葉的蘇維埃電氣化是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蘇聯最終完成了這一計劃……由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1929~1937年)執行的結果,蘇聯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進展。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末期,工業生產水平為1913年的8.2倍。按照工業總產量,革命前的俄國占世界第五位,工業生產份額占世界總量的2.6%,蘇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末工業總產量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它在世界工業中所占的比重也達到13.7%。到1955年,工業總產量是戰前的3.2倍,同時生產工具的產量幾乎增加到4倍。50年代,工業工人的勞動裝備率是戰前的3.2倍。蘇聯成為世界上僅有的能生產當年人們所能生產出來的任何一種工業產品的兩個國家中的一個。就這樣,蘇聯時期就克服了俄羅斯與世界先進工業發達國家按階段發展的落后局面。”(〔俄〕В.В.阿列克謝耶夫:《俄羅斯的革命與現代化:同一抑或對立》,《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
十月革命加快了蘇聯邁入世界現代化潮流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第一次消滅了失業,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的機會。從1928年開始,逐步開始7小時工作日,在30年代初就有80%的企業實現了7小時工作日,而對有損健康的和地下作業的工種實行6小時工作日。國家十分關心勞動人民的休息和健康,實行了免費醫療、社會保險、退休金制度等。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用于社會保險的開支增加了3倍多,衛生保健開支增加了2倍多,教育開支增加了5倍,助學金增加了13倍。到40年代初,全民的識字程度已超過80%。蘇聯大學生人數已經達到81.2萬,超過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幾個國家大學生人數總和。(周榮坤等:《蘇聯基本數字手冊》,時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頁。)
十月革命保持了俄羅斯的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崩潰,領土被肢解,執政的資產階級和地主聯盟完全喪失能力的情況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民族國家得以保存。俄羅斯科學院波利亞科夫院士2002年在《俄羅斯歷史中的1917年10月》這篇文章中寫道:“舊俄羅斯的落后和軟弱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十月革命后,俄羅斯(蘇聯)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并擺脫了落后性。盡管面臨著被入侵的威脅,蘇聯在30年代末期還是進入了先進國家的行列,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俄〕Ю.А.波利亞科夫:《俄羅斯歷史中的1917年10月》,《20世紀的俄羅斯》第1集,莫斯科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
3.資本主義危機與社會主義的影響
一戰結束后一些國家陷入惡性通貨膨脹。1920~1921年的經濟危機是戰后的首次世界經濟危機。這次危機雖然為期不長,但其破壞性卻相當嚴重。這次經濟危機主要波及美、英、日和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危機期間,美國加工工業產值下降22.6%,采礦業產值下降19.5%,煤、生鐵和鋼產量分別下降27.5%、54.8%和53.1%。英國煤產量下降28.9%,生鐵和鋼產量分別下降67.4%和59.2%,造船(噸位)下降68%。日本工業總產值下降19.9%,采礦業總產值下降48%,煤和生鐵產量分別下降16.1%和16.7%,造船(噸位)下降88.2%,機器制造工業產值下降55.9%。法國因戰時遭受的破壞特別嚴重,恢復工作量較大。德國則因戰敗后割地賠款,戰后初期國民經濟還一直處于殘破混亂狀態,1923年工業生產猛烈下降,最嚴重時只有1/7的工業企業勉強開工,數百萬失業者躑躅街頭;銀行信貸體系瀕于解體,并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貨膨脹危機,貨幣數量比戰前增加17000億倍以上,紙馬克事實上成了廢紙。
每個國家都為巨大的社會不穩定所震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概括當時的恐懼情況是:“普遍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能勝任重建的任務”,“資本主義社會的衰落就在眼前,這是不容置疑的”。(〔俄〕Р.阿姆斯特姆等:《戰后資本主義的大繁榮的形成和破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頁。)
在一段時期內,社會主義蘇聯在加強國家對經濟計劃和調控、消除失業、抑制通貨膨脹、實行社會保障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全新面貌,這也是社會主義蘇聯對人類文明發展所作的貢獻。資本主義國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吸收了社會主義的經驗才得以擺脫了戰后危機。前美國總統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也承認資本主義世界“與此同時已針對和適應某些社會主義關切的問題作為它本身的社會政策”。(〔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頁。)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俄國在沒有任何可資借鑒經驗的情況下艱難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其無論成功或失敗的范式都為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為人類文明進程積累了一筆寶貴財富。
在十月革命影響下,芬蘭、德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等國被壓迫者爆發了一系列革命;在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朝鮮舉行“三一”反日大示威,印度出現民族解放運動新高潮……從根本上震撼了資本主義世界。世界上從此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和不同經濟發展模式的既競爭又共處的新格局。
二、共產國際、蘇聯、中共抗擊德日法西斯的貢獻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產國際和蘇聯、中共在抗擊德日法西斯中的巨大貢獻,在世界人民心中產生了極大影響,迎來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高潮。
共產國際最早認清并揭示了法西斯的反動本質及其對世界的危害,給各國共產黨和民眾與法西斯作斗爭指明了目標和方向。1921年共產國際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指出,“在意大利,資產階級已利用白色法西斯匪幫向無產階級實行進攻”,及時向世人揭示了法西斯的反動本質。此后在共產國際四大、五大、六大上都對各國共產黨和工人群眾發出了和法西斯主義作斗爭的號召。
特別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法西斯加快推進侵略戰爭步伐,促使共產國際反法西斯斗爭進入一個新階段。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提出:各國工人階級要團結起來,聯合廣大民眾,共同反擊法西斯的進攻。這就向全世界發出對法西斯主義危害的警覺,并吹響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進軍號。
基于對法西斯本質的科學判斷和對德、法、西、奧等國反法西斯斗爭經驗教訓的認識,共產國際強調,只有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聯合起來,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法西斯。
共產國際還推動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共產國際支持下,1941年10月,在延安和中國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東方各民族代表建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總部設在延安,有20多個國內外各地區、各民族代表參加,通過了《告日本人民書》。《解放日報》社論指出大會意義在于:奠定了東方各民族團結的政治的組織的基礎,將東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爭和解放運動推上一個歷史新階段。
1941年6月,德國法西斯在橫掃歐洲后開始入侵蘇聯,蘇聯成為抵抗德國法西斯試圖稱霸歐洲、稱霸世界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這場人類正義與邪惡的殊死搏斗中,蘇聯共產黨是蘇聯軍民抗擊法西斯的領導力量和組織核心;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為最終戰勝德國法西斯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證,工業化的成果造就了強大的國防力量。從1942年到1945年,蘇聯工業平均每年生產12萬門火炮,4萬架飛機,3萬輛坦克,19390萬發炮彈。與此同時,德國平均每年只能生產2.6萬架飛機和1.9萬輛坦克。蘇聯飛機的平均年產量比德國多1倍,坦克多將近1倍,火炮多3倍。(〔俄〕薩姆索諾夫主編:《蘇聯簡史》(上冊),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521~522頁。)
蘇聯共產黨員在前方和后方各條戰線發揮先鋒隊的作用。在整個蘇聯作戰部隊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人數遠占到一半的比例;在榮膺蘇聯英雄稱號的人員中,70%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可以說沒有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衛國戰爭的勝利。
蘇德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主戰場。從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1月,德軍共有153~201個師布防在蘇德戰線,大約占德軍總兵力的2/3;同時期德軍在其他戰線只配置了2~19.5個師。Тельпуховский Б.С.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1941-1945;М.1984 с.502.蘇聯軍民共消滅了73%以上的德軍官兵,75%以上的飛機,75%的坦克和強擊火炮。(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4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68頁。)蘇聯軍民對消滅德國法西斯的貢獻得到了當年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世界各國人民及其領袖的公認。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很難抹殺這樣明顯的事實,就是俄國軍隊所消滅的敵軍士兵和武器的數量,比聯合國中其他25個國家所消滅的敵軍總數還多。”蘇聯軍民以傷亡6000萬人,其中死亡人數達2700萬人的代價為奪取衛國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擊日本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兩天后中國共產黨就連續發布關于譴責日本侵略暴行、號召全民抗戰的宣言和決議,最早吹起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沖鋒號,也揭開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華中建立了遼闊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東北、華南,一直到海南島,建立了廣闊的抗日游擊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余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人民日報》2014年9月3日。)。中國抗日戰爭前后歷時14年之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正面戰場國民黨等部隊共進行了22次大規模會戰,200余次重要戰役,殲滅日軍160余萬人。(劉庭華編:《中國抗日戰爭論綱(1931~1945)》,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頁。)日本超過70%的陸軍和1/3的海軍陷在中國戰區,中國戰場是東方主戰場,對穩定東方反法西斯戰局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戰略上策應和支持了盟國作戰,配合了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戰略行動,制約和打亂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戰略配合的企圖。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的影響如日中天,世界形成和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國家宣布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
三、蘇聯解體并非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
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曾使一些人把蘇聯解體歸咎為十月革命的“原罪”,認為是社會主義“時代的終結”。如法國《宇宙》雜志主編讓·埃倫斯坦就曾說過:“1917年俄國革命后在世界各地誕生的、今天在一切領域都證明業已破產的制度”(〔俄〕戈爾巴喬夫等主編:《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頁。),從而直接把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聯系起來;2007年第11期《炎黃春秋》的一篇文章寫道:十月革命“變成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并靠一黨專政來維持。這就造成蘇聯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調,導致最后崩潰”。(何方:《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寫在“十月革命”90周年之時》,《炎黃春秋》2007年第11期。)
可以看出,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觀點認為: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是由于這個體制本身存在的不可救藥的弊端所導致的必然滅亡。但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必須承認,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體制存在嚴重弊端,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其國民收入年增長速度從6.5%下降到4.2%,80年代中期更降至1%~3%;經濟結構不合理,農業輕工業發展嚴重滯后;生產方式單一,不利于多種所有制發展;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阻礙了政治經濟民主化的進程……所以改革舊體制是歷史的必然。
今天絕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盡管蘇聯體制存在嚴重問題,但是完全可以克服。2010年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了由著名經濟學家阿巴爾金主編的《蘇聯經濟史》,這可以看作是俄羅斯經濟學界近年來對蘇聯社會經濟發展最權威的著作。該書沒有回避蘇聯舊體制的缺陷,也反對刻意拔高蘇聯社會發展成就的做法,但特別批判了那些把“蘇聯經濟史看成是一系列的失敗、罪惡和錯誤,這個體制導致了蘇聯不可避免的解體”等論調。該書強調:“毫無爭議,蘇聯在自己的存在時期在經濟發展速度上沒有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該書寫道:到1950年,蘇聯社會總產值已經超過1940年1.6倍,國民收入超過1.9倍,工業產值超過1.7倍。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社會總產值仍然保持了年均6%~7%的增長率,國民收入是6%~8%,工業產值7%~9%,居民收入4%~6%。(〔俄〕阿巴爾金主編:《蘇聯經濟史》,莫斯科信息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頁。)蘇聯在經濟和軍事政治范疇成為世界第二強國,在航天、核能方面成為第一大國。蘇聯的基礎科學、教育體制和干部培養體制客觀上被認為是世界上比較好的。(〔俄〕阿巴爾金主編:《蘇聯經濟史》,莫斯科信息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
2016年1月26日,俄羅斯《莫斯科共青團》、《觀點報》等報刊頭版以通欄大標題《蘇聯解體主要原因》刊登了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巴特魯舍夫關于蘇聯解體原因的訪談,巴特魯舍夫是與普京、國家安全秘書伊萬諾夫、外長拉夫羅夫等四人組成的俄羅斯外交最高決策機構成員。其主要觀點簡單介紹如下:他完全否定蘇聯解體是由于蘇聯體制存在的所謂經濟危機等因素,明確指出蘇聯解體主要原因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失誤,包括沒有制定好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戰略計劃等;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取消蘇共領導而喪失了黨的支柱造成混亂;在關鍵的時刻沒有采取保護國家的措施包括經濟措施;對格魯吉亞、立陶宛等地發生的民族騷亂沒有作為;甚至“8·19”事件中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意志懦弱,等等。
甚至戈爾巴喬夫自己也承認,當時蘇聯社會完全不存在必然滅亡的理由:國內不存在特別大的社會矛盾,國外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毀滅蘇聯。蘇聯解體完全是人為的因素,是所謂改革者們自己所犯錯誤導致。他說:“蘇聯解體并非不可避免……蘇聯是我們自己毀滅的。這是我們的失算和錯誤,是我們的改革者們自己犯了錯誤……”(〔俄〕戈爾巴喬夫:《紀念戈爾巴喬夫改革25周年會議上的講話》,《觀點報》2010年12月10日。)
2016年民調顯示:俄羅斯99.1%的民眾也認同上述看法,反對把蘇聯社會體制、蘇聯模式的垮臺看成必然。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又使十月革命偉大意義升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成立了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吸收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并結合中國實踐,走“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由此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頭30年,我國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僅以經濟發展來看,從1952年至1976年,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我國還成為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正是吸取了十月革命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就在世界上影響日盛。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1987年的1112元后,1992年達到2311元,2003年超過萬元大關,達到10542元,到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934元;扣除價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長近10倍,年均增長8.6%。人均國民總收入也實現同步快速增長,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
今天,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緊緊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銳意進取,開拓創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篇章。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穩步發展。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自2010年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以來,我國經濟總量持續穩步增長,穩居世界第二位。我國經濟總量已遠遠高于日歐等傳統發達國家,黨的十八大初期高于日本22630億美元,到2015年底已高于日本近60000億美元。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增長6.7%,名列世界前茅,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
人民生活水平實現持續改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20.7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居民提高18.5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提高22.5個百分點。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提高19.1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居民提高15.9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提高23.8個百分點。我國貧困地區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人民福祉得到大幅增進。
對比當前西方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社會動蕩不安的狀況,中國的穩定發展使其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這就充分表明:十月革命開辟的“人類歷史新紀元”,以及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運動仍然方興未艾。
(作者:吳恩遠,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來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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