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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偉平｜智能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基礎和條件

點擊：3628 作者：孫偉平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4-12 09:34:59

【內容提要】技術社會形態與經濟社會形態之間往往存在著內在的聯系，與智能社會這種最新技術社會形態相對應的，可能是一種先進的經濟社會形態——共產主義社會。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智能社會的到來，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為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需分配”，為打破舊式分工、令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建設“自由人聯合體”等提供了可能性。當然，共產主義社會不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自動到來，它的實現有待進行系統的社會變革，其中的關鍵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的邏輯”，建立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有制社會。

【關鍵詞】社會形態技術社會形態經濟社會形態智能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作者簡介：孫偉平（1966- ），上海大學特聘教授、社會科學學部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44）。

人工智能是基礎性、開放性、革命性和顛覆性的高新科學技術。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普及性應用對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休閑娛樂方式都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成為促進社會制度變革和社會形態變遷的巨大推動力。本文擬立足智能科技對社會的全方位改造和重塑，從唯物史觀的視角扼要分析作為“技術社會形態”的智能社會與作為“經濟社會形態”的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嘗試探討智能時代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和條件。

一、技術社會形態與經濟社會形態之間的內在聯系

對時代方位和社會性質，可以從不同視角、依據不同理論進行分析和判斷。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創立的唯物史觀，學界提出了多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劃分方法，其中的根本方法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以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為標準劃分社會形態，即列寧所說的“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 ”，據此判斷其“經濟社會形態”。“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按此，人類社會經歷了一個從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自然歷史過程”。當前，我們正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斷言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其低級階段）逐步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時代。

不過，如果我們立足社會生產力，特別是立足生產力中的革命性因素——科學技術——對時代和社會進行判斷的話，那就不難發現另一種劃分社會形態的方法，即“技術社會形態”。從“技術社會形態”的角度看，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依次大致可以劃分為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智能社會。

馬克思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原始的漁獵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人使用極其簡陋、粗糙的生產工具，如石器、木器、骨器等，以狩獵、捕魚、采集果實為生，是一種“靠天吃飯”、低水平、欠發達的自然經濟形態。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資源是土地，是以畜力和人自身的自然力為能量，以在土地上種植、養殖以及家庭手工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態。工業社會，主要依靠資本和市場驅動，以開發和使用自然資源（原材料、能源）、建設工廠、開動機器，通過專業分工、規模化生產標準化的工業產品為主要生產方式。智能社會是一種“后工業”的技術社會形態，是以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發展和應用為核心的高科技社會，腦力勞動、知識創新、萬物互聯、大數據、云計算、智能系統（機器人）是智能社會區別于其他社會形態的典型要素。智能經濟加工處理的“原料”主要是信息或知識，通過信息的采集、加工、傳播和共享，特別是高科技含量的知識創新，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生產力水平。丹尼爾·貝爾指出：“如果工業社會以機器技術為基礎，后工業社會是由知識技術形成的。如果資本與勞動是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識則是后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征。”其中，“理論知識處于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馬克思早就深刻地洞察到：“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與不同科技含量的生產資料、特別是生產工具相適應，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技術社會形態。隨著勞動創造人、“人猿相揖別”，人類逐漸學會使用石器、木器之類簡陋的生產工具，邁入原始的漁獵社會；隨著鐵器的使用和農耕技術的發明，人類從漁獵社會逐漸邁入農業社會；以機器的發明和大規模使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將人類從農業社會快速推進到工業社會；而信息、智能科技革命的興起，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突破性發展，又正在把人類從工業社會導向智能社會。從時代和社會變遷的角度看，當今世界總體上處于從工業時代向智能時代、從工業社會向智能社會過渡的歷史轉折階段。當然，受制于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的差距以及文化、政策取向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極不均衡，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往往也存在巨大的差異。例如，中國雖然通過改革開放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新型工業化社會、同時向智能社會邁進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中國同時向兩個更高層次的技術社會形態躍遷，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創新意義的跨越式發展，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偉大歷史進程。

智能社會誠然是一個“新事物”。它因其特有的生產方式，特別是信息化、智能化的勞動資料或生產工具，具有與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迥然不同的基本特征。智能社會建立在高度發達的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基礎之上，是信息科技、智能科技廣泛應用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重建或“再結構”整個社會的產物。

如果說土地在農業社會、資本在工業社會具有支配一切的權力，那么，信息、知識特別是創新性知識就是智能社會最為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資源。智能科技革命催生了新興的信息產業、智能產業，要求對傳統的農業、制造業等進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促使經濟結構發生根本性調整，形成了新的產業結構、勞動方式與就業結構。在社會生產方式日趨信息化、智能化的過程中，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工業逐漸讓出主導產業的顯赫位置，信息產業或智能產業以令人暈眩的速度快速擴張；腦力勞動相比體力勞動的增加值不斷上升，發達國家的“白領”人數早已超過了“藍領”；勞動主體不再是單純的體力勞動者或者機械的操作者，知識型勞動者“閃亮登場”，智能系統或智能機器人開始大量承擔勞動任務。基于信息加工、知識生產的特點，全日制工作方式正讓位于“自由”、彈性的工作方式，但勞動強度越來越高，對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勞動機會競爭日趨激烈。“數字鴻溝”、信息貧富差距日益加大，“技術性失業”“社會排斥”等凸顯為尖銳的社會問題。

智能社會是一種“虛實結合”的高科技社會。基于數字技術特別是虛擬技術，人們創造了一個奇妙的“虛擬時空”，展開了各種各樣的虛擬實踐和虛擬交往活動；各種智能系統（包括智能機器人）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走進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人的主體地位、傳統的人機關系都面臨沖擊；智能機器人的功能日益豐富、強大，甚至開始趨向“生命化”，越來越具有“類人智能”，正在對“什么是人”或人的本質構成挑戰……基于智能科技革命，人類正遭遇歷史上最奇特的一場生存方式革命，開始一種前所未聞的“虛實結合”的生活。包括虛擬族群、虛擬家庭、虛擬企業、虛擬社區、虛擬城市、虛擬國家在內的各種虛擬社會組織大量崛起，社會治理體系、治理方式和政府的治理能力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與以上劇烈的社會變遷相適應，智能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也正在發生引人矚目的變化。一方面，思想文化領域的組織形式日益信息化、智能化，在意識形態宣傳、道德教化、法治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越來越多地運用信息、智能技術和手段；另一方面，傳統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法律法規、倫理道德和文化價值觀遭受直接沖擊，面臨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如何適應時代變遷進行深層次變革，創新思想文化理論，構建新型的人機文明，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課題。

雖然人工智能的發展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智能社會的表現還不太充分，它的未來也不那么確定，但是，它越來越不像是“工業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而是對工業社會的革命性、顛覆性的超越，是比工業社會更先進的一種新型的技術社會形態。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模式、新的社會形態，智能社會仍然處于高速發展過程之中，它將把社會改造、重構成什么樣子，還有待其自身發展的可能性展開和人們的選擇性應用。當然，智能社會的到來并不意味著與傳統技術社會形態的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決裂，并不是要排斥乃至消滅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一切。不過，邁入異質性的智能時代，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一切，包括這些社會形態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都必須經過暴風驟雨般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洗禮，進行徹底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造。這就如同從農業社會跨入工業社會并沒有消除農業部門，但農業必須全面實現機械化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一樣。

歷史地看，智能社會的全面建構尚“在路上”，它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但很明顯，智能科技正在成為塑造社會的基本技術力量，成為社會發展、社會變革的基本動力。雖然我們總體上并不認同“技術決定論”，而且深知科學技術的變革力量受制于社會主體等因素，需要依靠相應社會主體的認知、行動和意志力才能發揮出來，但是，我們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無視智能科技范式的“內在邏輯”，無視它相比以往科學技術更為強大的革命性和推動力，無視它對于整個社會正在進行的改造、重塑和“再結構”。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說：“雖然技術就其本身而言，并未決定歷史演變與社會變遷，技術（或缺少技術）卻體現了社會自我轉化的能力，以及社會在總是充滿沖突的過程里決定運用其技術潛能的方式。”

此外，還應該著重指出的是，技術社會形態與經濟社會形態之間往往存在著內在的關聯。考察人類有文字記載的社會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古代社會建立在漁獵社會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原始的、不發達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建筑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人們有時稱之為“封建小農經濟”或者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建筑在工業社會的機器生產基礎之上，人們也稱之為“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胸懷全局，早就高屋建瓴地洞察到了技術社會形態與經濟社會形態之間的這種內在關系。他形象地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今天，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我們是否可以循著馬克思的思路，大膽地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智能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是否也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或者說，在“電子磨”產生的智能社會的基礎之上，是否有可能誕生一種嶄新的更先進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社會？如果這一大膽的假設成立，那么就合理地解決了共產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共享”一種技術社會形態、在同一個技術社會形態的層次上“糾纏不休”的問題，從而令共產主義社會擁有更為先進的技術社會形態基礎，令共產主義社會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和超越性顯得理所當然！

二、智能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奠定了基礎

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智能社會的到來，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條件。如果我們立足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理論，對智能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深入的學理分析，那么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頗具深意的內在聯系，存在著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基本特征。

第一，隨著智能科技的指數式發展和在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智能產業橫空出世，傳統產業的信息化、智能化不斷增強，這極大地提升了經濟活動的科技含量和勞動生產率。以之為基礎，人類正在邁入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超級富裕社會。這一切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超越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而且為徹底消除貧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所暢想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提供了可能。當然，對于這里所說的“按需分配”，我們不應作出隨意、夸張的闡釋，而要明確它主要指根據人的“需要”組織訂制型生產，依據人的“需要”合理分配產品和服務。人的“需要”作為人的社會本性，體現著“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絕不能將它簡單地等同于人的“欲望”甚至“貪欲”；“按需分配”絕不能理解為隨意地“滿足所有人的所有欲望”，特別是不包括那些不健康、不合理的欲望，那些試圖主宰世界、奴役他人的欲望。

第二，無形的信息或知識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并以其可共享性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開辟了道路。與農業時代（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資本（包括貨幣資本、物質資本等）相比，智能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信息、知識具有鮮明的異質性，即它是無形的，具有可分享或可共享的特性。也就是說，土地、資本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具有明確的排他性、不可分享性，而無形的信息、知識則可以跨時空地甚至無限地被人們分享、共享。任何人掌握的信息、知識分享給他人，為無數的人所共享，都不會令任何相關的人失去對它的占有。信息、知識甚至具有“共享增益”的特點：壟斷的程度越高，時間越長，價值就越小；反之，共享的程度越高，時空范圍越廣，價值就越大。信息、知識等核心生產資料具有不排他的可共享性，至少從理論上消除了實現更高層次“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障礙，令“生產資料公有制”在人類歷史上變得前所未有地簡便易行。

第三，信息化、智能化的技術基礎設施以及先進的智能分析工具為高度發達的計劃經濟提供了可能。誠然，在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后，被迫讓位給了市場經濟體制，但這是否說明市場一定比計劃更合理、更先進呢？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經典作家的論述中，我們都不能得出肯定這一說法的結論，甚至僅憑常識判斷，也應該是計劃比市場更合理、更進步。當然，成功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滿足相應的前提條件，即必須能夠快速、準確地采集、整理、分析生產、消費以及流通領域的詳盡信息（大數據），依據科學方法、經濟模型制定合理的計劃，并且能夠因應各個方面情況的瞬息變化快速地進行動態調整。如果不能滿足上述技術條件，計劃就可能滯后于市場、“趕不上變化”，變成“瞎指揮”，也可能過度集中，以致束縛各市場主體的手腳，窒息各市場主體的生機和活力，從而還不如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有效。在智能時代之前，在蘇聯、中國這樣龐大、復雜的市場環境中，囿于農業或工業時代的理論儲備和技術手段，計劃所要求的上述基本條件不可能得到充分滿足。然而，在社會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通過互聯網、物聯網即時獲取市場大數據，通過高速電子計算機運用云計算進行加工處理，建設并不斷完善基于市場的計劃模型就具有了現實的可行性。這樣一來，以往計劃的諸多弊端和被動局面完全有可能被徹底改變：通過對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等環節的全方位監測，相關部門可以全天候捕捉市場大數據，圍繞消費者豐富、多變的需求，組織、調配各種生產資源，開展有針對性的訂制型生產，利用發達的智能物流系統快速配送，并根據市場反饋動態地進行調整。這樣的計劃經濟體制既可以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經濟要素，對市場需求作出靈敏反應，大幅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及時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又可以加強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主動抑制市場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減少因市場的無序波動而導致的浪費現象。

第四，隨著生產的信息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特別是智能系統或智能機器人的廣泛使用，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一些又苦又累、單調重復、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者有毒、有害、危險環境中的工作，正大量地交由智能系統或智能機器人去做；一些曾被認為“專屬于人類的工作崗位”，如教學、診療、斷案、寫詩、繪畫、作曲、彈琴、跳舞等，相應的專用智能系統也正在初試身手。由于智能系統或智能機器人越來越聰明能干，制造成本不斷降低，加之它們從不“計較”工作環境、工作時間和勞動待遇，預計人類將漸次“交出”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雖然這可能導致洶涌的技術性失業潮，但如果社會頂層設計合理的話，也可能產生巨大的正向效應，即由智能系統承擔人們沒有興趣、不愿意從事的工作，將人從被強迫的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如此一來，就可以消除“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將必要的勞動崗位和工作職責分配給真正有興趣、由衷熱愛它的人，讓人們自由、自主、自覺地“各盡所能”，讓勞動在人類歷史上“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切實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

第五，隨著經濟活動的信息化、智能化，越來越多的工作可以由智能系統代替人來做，這就大大節約了人力和人的勞動時間，增加了人的自由活動時間，為人的勞動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機遇。自由時間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可能性。在原始的漁獵社會中，由于生產工具簡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不得不將全部時間都用于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出現了剩余產品，或者說出現了剩余勞動和以剩余勞動為基礎的自由時間。少數人通過占有剩余產品，成為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和特權階層，強行占有了整個社會的自由時間，而大多數人則被迫承擔全社會的勞動重負，淪為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因其創造的自由時間被野蠻剝奪，喪失了自由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而智能時代的到來，不僅通過生產工具的革新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滿足了人們生存、生活所必需的各種消費需求，而且將“勞動階級”從不合理的社會分工和強迫勞動中解放出來，普遍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自由時間。人們可以利用普遍增加的自由時間，培養自己的興趣和愛好，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不斷向自由全面發展邁進。

第六，邁入智能社會，由于生產力極大發展，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特別是由于消除了給每個人造成片面性的舊式分工和異化人的強迫勞動，人們得以自由、自主、自覺地參加生產勞動，“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且，基于智能社會民主化的技術結構、經濟結構和組織結構，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都可以是平等、公正的，因為每個人并不需要占有他人的自由時間，并沒有必要剝奪、奴役他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并不妨礙任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甚至“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由這樣“自由全面發展的個人”所構成的“自由人聯合體”，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暢想的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晚年在《資本論》中指出，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

智能社會與智能科技一樣，目前仍然處在高速發展過程之中。如果我們解放思想，深入地、系統地進行挖掘和分析，它可能提供的社會條件、導致的社會變化、產生的社會后果還有很多。毋庸置疑，其中的許多變化內涵豐富，意味深長，令人驚喜。立足歷史進步論綜合來看，智能科技的發展、智能社會的到來，確實是具有革命性的、影響深遠的社會進步。至少它讓我們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理想并不是遙遠、渺茫的“烏托邦”，而是日益具備真切、扎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我們身邊的共產主義因素正日漸增多，我們離共產主義社會也越來越近，換言之，實現共產主義所需要的一系列關鍵性條件正在得到滿足。

三、實現共產主義需要進行系統的社會變革

雖然智能社會為共產主義社會奠定了基礎，準備了條件，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共產主義社會絕不會隨著智能科技的進步、技術社會形態的演進而自動地實現，不會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社會財富的迅猛增加而自動地到來。我們必須摒棄消極的觀望、坐等心理，主動順應歷史潮流，做歷史的促進派，按照共產主義原理開展系統的社會變革。

旨在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變革的關鍵，在于破除“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鏟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扼制“資本的邏輯”和被資本或公開或隱蔽宰制的“技術的邏輯”，建立全體人民當家作主、共建共享的新型公有制社會。畢竟，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的逐利本性絕不會自動地改變，資本的擁有者和代言人仍將一如既往地貪婪和無恥。歷史與現實無數次領教過“資本的邏輯”的殘酷無情，它將一切高尚的、無利可圖的元素通通視為沒有價值的，拋在一邊，而為了高額利潤“就鋌而走險”，甚至“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敢犯任何罪行”。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包括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期間，已經一再重演這樣荒唐的一幕：為了保住牛奶的利潤，資本家寧愿往河流里傾倒牛奶，也不愿意免費提供給有需要的底層民眾！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的邏輯”統治下，“技術的邏輯”常常呈現出宰制、異化人的猙獰面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如果失去社會控制權，就必然重蹈歷史上被剝削、被奴役的悲慘命運。因為在智能社會，如果仍然實行資本和社會資源的私有制，那么，真正掌握先進的核心技術、擁有雄厚經濟勢力（資本）的僅僅只是金字塔塔尖的少數人，技術資源、信息資源、社會財富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到他們手上，社會貧富分化將日益嚴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民眾由于“數字鴻溝”等原因，將缺乏基本的收入來源，陷入相對貧困狀態；社會生產也將由于整個社會的消費力不足，失去消費的有力拉動而停滯不前。“數字窮人”在缺乏基本收入的情況下，還要承擔昂貴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險等費用，生存環境、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必將每況愈下，不得不接受“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實。

在日益嚴重的數字鴻溝、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化情形下，如果不進行系統的社會變革，聽憑“資本的邏輯”和“技術的邏輯”橫行霸道，廣大民眾的命運甚至可能比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更加悲慘，不得不接受被經濟和社會體系所“排斥”、被徹底邊緣化的命運。因為，隨著社會的信息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越來越多的工作將交給智能系統、智能機器人去做，大量文盲、科盲之類的“數字窮人”將被迫加入“技術性失業”的大軍，整個社會的勞動機會和勞動參與率可能不斷創出新低。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寧愿雇傭“聽話的智能機器”，而不愿理睬權利意識、社會福利要求不斷高漲的“數字窮人”。所謂“數字窮人”被整個社會的技術邏輯和經濟邏輯所排斥，甚至喪失勞動的價值和被剝削的價值，失去生活的方向和存在的意義。一旦社會發展到這樣荒謬、極端的地步，廣大被“社會排斥”的民眾的不滿和憤怒不斷累積，他們無所事事、無所適從，他們不再沉默、奮起反抗，必將引發嚴重的社會沖突和社會動蕩。

直面“資本的邏輯”和“技術的邏輯”及其可能的聯姻，直面可能出現的空前嚴峻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社會制度——共產主義制度。因為，只有在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下，才能阻止“資本的邏輯”和“技術的邏輯”為所欲為，令科技進步、社會進步的成果為全體人民共有、共享。當然，如何立足智能科技的發展和應用，具體地做好共產主義社會的頂層設計，促進社會開展全方位變革，是又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課題，目前并不存在現成的模式和可資借鑒的思路。或許，以下幾個方面是基本而必要的。

第一，倡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理念，落實“全民終身教育”制度，為智能社會的發展、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提供不竭動力。智能科技是智能社會的基本技術支撐，科技和教育是人們成為智能社會合格勞動者的“敲門磚”。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立國”發展方略，推動智能科技的研發和應用，不斷提升整個社會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堅持“教育立國”基本國策，全面提升人口素質和教育水平，為科技發展提供高端人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培養合格的“知識勞動者”；通過“知識勞動者”的創新性勞動，發展智能經濟，實現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切實滿足全體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

第二，審慎地處理信息、知識的所有權問題，根據信息、知識的特點重建一種“新型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一方面，可以在尊重科技發展規律和“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建立合理、但有限的知識產權制度，切實尊重科技工作者的勞動，保護科技工作者的創造積極性，從而讓最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創新性知識——不斷涌流；另一方面，從制度上禁止信息、知識的私有化和惡意壟斷，利用創新性知識具有的可分享、共享特性，讓這種最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總體上能夠為廣大人民所公有、共享。在科技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當今世界，只有實現創新性知識的公有、共享，才能防止資本所有者和技術精英壟斷、操控技術攫取超額利潤，拓展數字鴻溝，加速社會分化；才能保證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方向，讓全體人民共享智能社會建設的成果，過上有保障、有質量、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第三，基于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構筑靈敏反應市場需求并呈現動態變化的經濟模型，實現經濟和社會有計劃地“又快又好”發展。這種基于智能科技的新計劃經濟模式，既能夠實現“人財物”“產供銷”的優化配置，又能夠針對客戶的個性化需求組織訂制型生產，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既經濟又高效的勞動組織方式。它運用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和云端的智能分析工具，將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顯性化”，同時又避免了資本主義盲目的市場運作所造成的浪費，以及通過廣告、影視作品等刺激出來的虛假需求的滿足。當然，這種新計劃經濟模式的控制權必須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因為它一旦被具有技術優勢的超級大國、利益集團或者具有自主性的超級智能系統所掌控，就可能異化成為統治、剝削、奴役廣大人民的新工具。

第四，探索基于共產主義原則、符合智能社會特點的公正、合理的分配方式，維護和拓展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私有制社會中按照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分配方式既不符合智能社會的特點，又不斷加劇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必須基于共產主義原則和智能社會的特點進行系統的改革。一方面，立足宏觀調控，通過累進制稅率等稅收方式，對初次分配進行必要的調節；另一方面，通過設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健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舉措，在再次分配時對社會財富進行“按需調節”，保障全體人民的民生需求、生存質量和合法權益。此外，必須落實“全民終身教育”制度，保證全體人民的勞動權、發展權以及作為“勞動者”的尊嚴。在當前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數字鴻溝的背景下，必須開展制度化的免費義務教育、免費職業培訓和人才資源開發，保證廣大人民的文化素質、科技素養和勞動技能不斷提高，跟上智能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為智能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源源不斷地提供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源，同時避免廣大民眾因無法提升自身素質、獲取必要的勞動技能，而難以實現就業和再就業以及向上流動。

第五，與智能經濟發展相協調，建立公正合理的社會分工體系。在社會信息化、自動化和智能化背景下，工業時代確立的異化人的舊式社會分工既不合時宜，又不合理，而且，大量的工作崗位已經或可以為智能系統、智能機器人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立足智能社會治理的價值原則，建立基于科技人才和勞動力大數據庫的“智能分工模型”，按照全體社會成員的興趣、愛好、才干和意愿進行社會分工，并建立適時動態調整的體制和機制。在這種社會分工“新常態”中，勞動將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不再是被迫承擔的“苦役”，而真正成為人們積極的存在方式，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

第六，基于“智能分工模型”，大幅減少全體社會成員的必要勞動時間，普遍增加其積極存在、自由全面發展所必需的自由時間，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勞動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自由時間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但它也僅僅是條件，關鍵還在于如何運用自由時間。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人們都有機會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能夠將自由時間用來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在自己最感興趣、最為熱愛、最富才干的勞動領域作出創造性貢獻，將個人價值的實現、自由全面發展與社會生產的繁榮、社會文明的進步有機統一起來。如果每個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富有個性的自由全面發展，那么，整個社會就可能建設成為全體勞動者“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人聯合體”。

總之，歷史進程常常是由科技革命所觸發、由科技內在的“再結構”力量所驅動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作為一種能夠革新生產工具、拓展生產領域、激活生產要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高新科學技術，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經濟和社會的智能化，已經引起或者正在觸發一系列重大的社會歷史變遷，催生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共產主義社會。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信息科技、智能科技領域的開拓創新，智能經濟、智慧城市等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為資本家賺取了超額利潤，擴大了既有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另一方面也重筑了社會基礎設施，重構了社會組織方式和社會治理體系，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準備了條件。在這一變革性的歷史關頭，廣大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堅定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旗幟鮮明地批駁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即共產主義失敗論）”“共產主義烏托邦論”“共產主義渺茫論”等錯誤觀點；應該像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當年所做的一樣，對科學技術的革命性進展感到“衷心喜悅”，善于發掘重大科技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意蘊，善于運用科技的力量進行社會改造，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早日實現創造有利條件、貢獻智慧和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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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1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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